AC 建筑创作专访 | 陆轶辰谈米兰世博会中国馆
上个世纪的中国，存在了几百年的匠人行会逐渐销声匿迹。此后，在探索“中国性”这条道路上，几代中国建筑师从未停步，追根溯源，辗转难以落笔。米兰世博会中国馆这样一个代表中国的项目更是将“中国性”这个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毫无遮拦地摆在每一个探索中的建筑师的面前，逼迫你不得不思考、不得不表达，不管是以赞扬的口吻还是以批评的视角。
作为70后建筑师，陆轶辰在接到这个项目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这个沉重而压迫的命题。怎么理解“中国性”？什么建筑才能称之为“中国建筑”？
2015年8月27日，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电话采访了陆轶辰。彼时，为了参加中意建筑师世博会学术研讨会，他身在米兰，坐在一个小咖啡馆里，不知不觉地聊了两个多小时。
本文节选自《世界的中国：专访陆轶辰》，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全文刊载于《AC建筑创作》2015年第4期《从时代图景到建构表达：2015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建筑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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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盖里和霍尔：在大师光环下的理想工作
《建筑创作》：在美国耶鲁大学建筑学院留学之后，您先后加入了弗兰克·盖里和斯蒂文·霍尔的事务所，和这两位大师一起工作对您有哪些影响？让您的工作方法和建筑的理念产生了哪些不同？
陆轶辰：
出国留学前，我先后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和非常建筑事务所工作过年，我是带着“房子是怎么盖”的问题出国的。毕业的时候，本来有几个选择：OMA，墨菲西斯事务所和让·努维尔事务所，我也希望去欧洲或美国东岸工作。但是盖里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你在我的工作室学的是如何表达你自己，但你来我的事务所，我教你如何“控制你的表达”，把房子盖出来。这在当时对我来说，几乎是没法拒绝的。因为以前的所有工作经验，多是在办公室里，没有真正了解造房子的过程。于是我去了洛杉矶，跟着盖里做阿布达比古根海姆美术馆。这是一个所有建筑师梦想的那类项目，业主仅方案设计就给了3年，在时间、造价、结构空间上都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支持。我沉浸于微妙的空间推敲上，完全不用考虑其它因素，不管空间拿捏成什么样，都有很强的团队实现出来。能为自己事务所的建筑师提供这样的设计环境，正是盖里的强大之处。在这个项目上“玩”得很开心，同时又觉得非常不真实，我很怀疑以后自己开业或是回到中国执业，是否有这样的业主或是这样的项目。
2010年霍尔请我负责两个在中国的美术馆项目。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了解中国建筑市场、参与更加现实的项目的机会，就回到纽约加入霍尔。和盖里事务所相比，霍尔的事务所规模更紧凑，形成了以霍尔为核心的、流动的工作方式。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以霍尔的这个年纪和身份，会亲力亲为地做所有设计，从概念方案到后期细节，扶手、门把手，甚至地毯的编织方法，他都亲自作决定—这对我还是很有冲击力的，从他那里我学到如何让小设计团队围绕着一个核心，真实地、真诚地做设计。
很明显这两个建筑师对我的影响都很深刻。后现代也好解构主义也罢，都只是表象或者是对建筑的分类而已。盖里和汤姆·梅恩都被认为是解构主义或圣·莫尼卡学派，但其背后的工作方法和设计依据完全不一样。
▲ 阿布达比古根海姆美术馆模型图片，弗兰克·盖里事务所
二 动态的过程：Link-Arc的三年成长
您在这两个事务所分别工作了2年，时间都不长，是什么契机让您觉得一切成熟、可以建立自己的事务所？
时机永远没有绝对成熟的时候。好的建筑师就像宝库一样，能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但同时，没有待很长时间也未必不好，做的建筑会有更多自己的内容。而且我还有一个想法，在40岁之前给自己和团队留一些摸爬滚打、犯错误的时间。
选择开事务所是在2012年。当时霍尔要我作为总监之一负责北京的事务所；同时深圳有一个委托项目，甲方要求在纽约做。虽然在纽约开事务所的压力要比在国内大得多，但这样的挑战可能会变得很有意思。如果一件事多数人都这么做，就没有新鲜感了，反而所有人觉得做不成的事你做成了，会更带劲。于是当时推辞了霍尔，在曼哈顿开设了Link-Arc建筑师事务所。
这和我们做设计一样，开始只有一个大方向，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想清楚。是一个动态的决定。
您成立事务所的时候，怎样定义事务所的特征和DNA，使之能够区别于其他相似的小型事务所？现在的定位有变化吗？
没有什么定位，就是想盖房子、把房子盖好。和很多纽约的年轻事务所一样，我们作好了前三年只投标、不中标的准备。转眼已经第三年，再回顾2012年，所达到的已经远远超过了预期。像刚才说的，做事务所和做设计一样，是动态的。不管以后怎样，每一步都需要做扎实。
从霍尔那里离开的第二天即赴国内出差，开始事务所的第一个投标：南京的一个市民中心。没有预算，就自己做模型、剪辑动画；动画里需要鼎沸的人声，就去中央火车站录音；没有预算做3D打印，就买了个电动的钻头，像牙医看牙一样用手“雕”出有机玻璃的模型……完全是用以前在事务所做投标的标准和经验去做的。结果还是输了。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在网上进行的市民投票中，我们方案的票选率是其他两家加起来的两倍之多。
那一次的体验，非常深刻。我这样的年轻建筑师，在研究生院、大师事务所时都是意气风发，谁都看不上；一旦离开了大师的光环，真的是完完全全从零开始。之前提到的深圳委托项目也丢了，但也因此得到了参与另一个规划项目的机会。你问我们这个事务所有什么特质，最开始都没有时间想，完全是在投标、委托项目的过程里摸爬滚打，动态成长。
我们真正意义上做的第一个项目，是在广东惠州的一个地产规划，35万平方米的二期、三期设计（一期为诺曼·福斯特的作品）。前期和业主沟通得非常好，所以业主决定把这个项目委托给我们，还到了纽约的事务所考察。当时事务所刚搬去一个非常小的办公室，只能坐8个人。业主当时被一帮听不懂中文的外国建筑师围着，看我们做的方案介绍PPT，我猜业主心里应该都发毛了。但我们自己感觉非常良好，觉得这个方案一定能感动业主。我很怀念当时的状态，心无旁鹜，所有人都集中在这一件事上，一群年轻建筑师一起想如何突破自己。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最后终期汇报完，业主说，从头到尾的逻辑非常严谨，所有能想到的都想到了，开始盖吧。
从这个项目开始，我们之前预设的轨迹开始变化，真正从一个年轻的小型事务所的角度去考虑应该考虑的问题：设计只是一部分，我们必须接地气而不妥协，用更聪明的方法实现自己的建筑理想。
三 “世界的中国”：中国馆的世博会“角色”
您怎么评价赫尔佐格为米兰世博会做的规划理念？
2009年，赫尔佐格和斯蒂法诺·博埃里、瑞奇·伯德特、威廉·麦唐纳一起，提出了基于古罗马东西与南北正交路网的世博会规划方案，希望通过这种强烈而简单的正交几何规划，让参展国从往届独立建筑形态的竞赛中解脱出来，更好地将注意力转到世博会的主题上。整个规划的东西主轴线—世博轴，将成为分享食品和农作物的“市场”；沿着世博轴，所有参展国的场馆都均匀展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没能完全实现这样一个激进的、“去物化”的规划策略，而仅仅留下最初规划中的正交路网、东西向的世博轴，以及参与场馆的容积率和高度限制。
▲ 米兰世博会规划图 （红色为中国馆地段）
前天我在米兰参加了一个中意建筑师参加的世博会学术研讨会。中方参与者有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总建筑师何镜堂院士，以及上海世博会的总建筑师、规划师；意方有米兰分管城市规划的副市长亚历山德罗·巴尔迪齐以及建筑师博埃里，他们都曾参与赫尔佐格的总体规划。
中意双方在对世博会的认知和目的上，关注点大相径庭。中方的讨论从规划尺度和有效开发的角度，集中在如何推动世博后期的土地开发、使用率、资源整合等。当时我旁边的意大利建筑师不停跟翻译说，怎么可以这样，密度太高了，太反人性了；而意方上去讲的时候，内容完全是另一回事，强调在对他人和后代尊重的基础上开发世博、使用资源，甚至提出把对人的关怀延伸到对动植物上……两种不同的观点，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说，加上磕磕绊绊的即时翻译，很有意思。这其实体现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从不同角度对世博会的理解。
单纯从建筑师的角度看，赫尔佐格的观点完全没有问题，但凡有责任心、对环境和民主有意识的建筑师，看法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西方精英建筑师和规划师对世博会的论断并不公平。不管是展现科技实力、表达国家形象，还是着重物质文明和贸易发展，都是发达国家创办世博会初期的目的。而现阶段，欧美国家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对未来和环境的关怀上，而发展中国家还是有更直接的需求。从这点来说，赫尔佐格的规划立场更激进，不够多元化、不够有包容性。
作为中国馆的建筑师，从参与者的角度说，在世博会开幕之初，我们也期望是一个更高级、单纯的世博会。但随着越来越多游客的到来，我们也在观察和思考，世博会应该能够体现世界上不同发展阶段、矛盾、多元化以及不平衡发展状态的舞台，应该让世博会能表达和反映这样的问题，让各个国家在不同层面献出他们的判断，这正是世博会存在的意义。如果那么单一、那么精英，完全不用参加世博会了。
意大利建筑师伊塔洛·罗塔说得好，米兰世博会的总体规划体现了物理上的优势，意即，必须要亲身到世博会，才能有不同的感受，吃到不同的食物，接触到不同国家的人，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些感受是在社交媒体上不能完全体会到的。
▲ 世博轴实景
这体现了世界发展水平和中国发展水平的落差和矛盾？
对，落差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世博会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工业化阶段、文化交流阶段、国家形象阶段。按这个分类，米兰世博会处在第三个阶段，最多元的阶段。走在世博园里，最让人兴奋的不是国家馆本身，而是各个国家馆所表达的差异和丰富，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和谐，就像我们所处的世界一样。面对现状，建筑师除了抱怨、抗争、妥协，还应该更积极地做些什么。例如，英国馆由艺术家设计，完全没有表达国家形象，但是这种貌似不在乎的态度，反过来对其国家形象做了正面包装。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建筑师设计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馆，是应该调和这种世界水平和中国水平的差距与矛盾，还是像您说的，鉴于世博会现在已经到了多元化的阶段，应该体现多样性、突出这种矛盾？作为建筑师如何用建筑语言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主张建筑只应承担建筑需要承担的部分，而不应附和太多的政治解释或与建筑性无关的表达，否则会造成建筑自身逻辑的矛盾。一方面这些矛盾容易将建筑师自己带进去，让设计过程无比纠结；另外一方面，建筑师要主动超越这些内容，在了解政治经济诉求的前提下，最终依然有意识地回到建筑的基本问题。在推动解决建筑问题的同时，有效地进行适当表达，做建筑师应该做的事情。
设计中国馆，首先我们团队对中国有自己的理解，然后才能将这个理解体现到设计中。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深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我只能代表团队谈一下看法。中国在历史上和地域上都是一个内陆大国，因此形成了以本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在中国，类似奥运会、世博会、APEC这样的大型国际事件中，最重要的是内部对自己的评价和交待，重心在“内”不在“外”。在内部形成正面评价的基础上，才会顾及世界的评价。举一个例子，米兰中国馆沿世博大道处设有一个大屏幕，循环播放各个省市的广告，完全是中文的，没有英文也没有意大利文，明显是放给中国游客或官员看的。中国首先介意的是自己内部对参与世博会的看法，首先满足内部各类诉求。这个心态可称为“中国的中国”。
另外，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只是发展中国家，永远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因此中国需要将自己看作世界的一部分，考虑世界对自己的看法，关注自己作为一个平等的成员，如何契合到整个世界中，为人类和未来作出贡献。这称为“世界的中国”。
“中国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这两个不同的世界观，在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一直是纠结和矛盾的。五年前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是“中国的中国”；而这届的中国馆在意大利，我们的设计团队也有更多的海外背景，因此想表达的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不是中心，未来也没有必要成为中心，在未来世界大同还是终极结果。因此，我们希望中国馆表达的不是高大上的中国，而是更加朴素、真实和亲切的中国。
▲ “希望的田野”意向图：自然与人的和谐
四 水平向和“空”：中国意象
这一次中国馆完全摆脱直白、具象的中国符号的表达，您觉得这样一个中国馆究竟是怎样传递中国感的？而不会令人误解为代表亚洲某地区的自然农业社会，不是代表越南或泰国？
首先，清华美院的设计团队和我们建筑设计团队，从一开始就很明确，不做具象的中国符号，并在设计中坚持贯彻。我们希望将中国馆的设计在更抽象的精神和哲学层面去表达，而不是停留在具象的视觉层面。所谓“中国元素”的符号性表达很片面，中国很难用一种颜色或符号代表，非要这么做就是以偏概全，最后导致众口难调。如果中国馆以后能像英国馆一样，不用在乎是否表达中国的任何形象，超越国家的概念，而只是传达中国的某种艺术观念、对某种材料的认识、对未来的认识，或者请某个艺术家做个装置。只要我是一个中国建筑师或艺术家，我做的东西就是中国的。如果有一天中国有这种自信，那就真的做到了。
中国馆和奥地利馆是世博会里两个正好能够拿出来比较的国家馆。从场地策略上讲，奥地利馆相对封闭，外面一个灰色的盒子扣着，景观从盒子下延伸到场馆内部，这是一个外部平静、内在又异常丰富的场地策略；中国馆则相反，完全开放，东南西北都没有立面，虽然只能从南北面进入，但从开放的东、西立面都能看到内部。
从建筑与主题的应和上，奥地利馆的主题是“呼吸”，表达的是“向上”的概念，形式上强调墙体的围合，内部庭院中自然光从天上下来，是向上的对自然的致意；而中国馆的主题是“田野”，建筑表达的是“水平向”的、对大地的亲和。所有的景观，不管是人工的LED 灯麦秆还是植物的顶端标高，都控制在+1.00米。屋面结构的最低点在大约+1.70米的位置，所以在建筑标高+1.00米的高度看中国馆，会发现整个屋面和下面的景观是脱开的，形成了“一线天”。这其实是在强化水平概念；东西向37根异形梁的渐变，形成向南无限延伸的感受，也暗示了结构次序在水平向上的演变。
▲ 奥地利馆与中国馆方案之“竖向”与“水平向”的对比
两个国家馆同样都是表达“场域”，但一个是竖向，一个是水平向。伍重在他的文章《台基与台地》中提出身体是以文化为条件的观点，他说：“西方文化对墙体厚爱有加，而东方文化对地面情有独钟”。中国馆最特殊的一点就是对水平向剖面关系的重视，体现了在这个农业文明历史悠久的国家、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对土地的深刻情感。如果深究，奥地利馆的幽静、节制和孤独，似乎也和卡夫卡、布罗德这些出生在布拉格的奥地利作家笔下的神秘基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中国馆里面所感受到的，能让你知道这就是中国馆，既不是日本馆也不是泰国馆。这很微妙。在场地策略上，反复强调水平向；而在设计上，则涉及到对材料和空间的表达方式。
另外对中国元素表达得比较充沛的是空间里的“空”的概念。结构工程师曾经给出一些曲面结构形式打破东西向梁的渐变，但是我们把这些过于自我强调的结构方案否决了。因为从南到北的结构剖面本身就是概念在结构上的真实体现，每一个异形梁都是这个建筑的剖面，每一个剖面之间都是一个延续，就像一个动画一样，每一帧画面都脱不开，每一桢的微妙变化导致了最后连续的动画的产生。另外这样做的好处是，整个空间变得非常纯净。不管是空间的节点、材料的使用，还是结构的设计，我们的原则都是让这些技术和材料消失到空间里，让空间自己走出来。我们的结构工程师霍尔格认为这很“亚洲”。我们并非刻意这么想，但是中国的文化背景和思考方式让我们作出了很“亚洲”的判断。
这些也是很“中国式”的，甚至有一点中国的文人情怀在里面。
米兰世博会期间代表中国参展的一共有三个场馆，除了中国国家馆外，还有由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设计的中国企业联合馆，以及由李伯斯金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万科企业馆。这三个场馆业主背景的差异导致了委托的建筑设计单位的类型也不同，从高等院校与建筑师事务所的合作（中国馆），到国有大型建筑设计院（中企馆），再到境外明星建筑师（万科馆），暗合了中国现有建筑产业的三种主要设计模式。中、小型事务所的好处是能够以更柔软的姿态与各方面协调，开展工作，可以按项目情况灵活地选择不同的技术顾问，对设计市场是有效的补充。这也是我们事务所开设在纽约的优势之一。身处不同的体系之间，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反思现状，在实践中验证各种问题，用全球性的眼光看待未来。
远离中国，也有机会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国家，也许可以使我们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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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中国馆的设计建造是业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清华大学和美术学院、北京清尚建筑设计研究院、意大利建造企业博蒂诺Bodino Engineering，工程公司F&M Ingegneria、ATLV以及EFC幕墙顾问等多方努力合作的结果。与本刊编辑更为密切的是Link-Arc建筑师事务所的所有参与者以及Ivi Diamantopoulou，尤其是陆轶辰、蔡沁文、邓一泓等，为此次专辑提供了大量设计素材和专业论文。最后要感谢以张维宸和杨寯为代表的AC外聘翻译团队在有限的时间里给予的高质量专业化中英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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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建筑创作》2015年第5期总第186期
从时代图景到建构表达
2015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建筑实录
作为70后建筑师，陆轶辰在接到这个项目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这个沉重而压迫的命题。怎么理解“中国性”？什么建筑才能称之为“中国建筑”？
2015年8月27日，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电话采访了陆轶辰。彼时，为了参加中意建筑师世博会学术研讨会，他身在米兰，坐在一个小咖啡馆里，不知不觉地聊了两个多小时。
本文节选自《世界的中国：专访陆轶辰》，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全文刊载于《AC建筑创作》2015年第4期《从时代图景到建构表达：2015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建筑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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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盖里和霍尔：在大师光环下的理想工作
《建筑创作》：在美国耶鲁大学建筑学院留学之后，您先后加入了弗兰克·盖里和斯蒂文·霍尔的事务所，和这两位大师一起工作对您有哪些影响？让您的工作方法和建筑的理念产生了哪些不同？
陆轶辰：
出国留学前，我先后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和非常建筑事务所工作过年，我是带着“房子是怎么盖”的问题出国的。毕业的时候，本来有几个选择：OMA，墨菲西斯事务所和让·努维尔事务所，我也希望去欧洲或美国东岸工作。但是盖里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你在我的工作室学的是如何表达你自己，但你来我的事务所，我教你如何“控制你的表达”，把房子盖出来。这在当时对我来说，几乎是没法拒绝的。因为以前的所有工作经验，多是在办公室里，没有真正了解造房子的过程。于是我去了洛杉矶，跟着盖里做阿布达比古根海姆美术馆。这是一个所有建筑师梦想的那类项目，业主仅方案设计就给了3年，在时间、造价、结构空间上都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支持。我沉浸于微妙的空间推敲上，完全不用考虑其它因素，不管空间拿捏成什么样，都有很强的团队实现出来。能为自己事务所的建筑师提供这样的设计环境，正是盖里的强大之处。在这个项目上“玩”得很开心，同时又觉得非常不真实，我很怀疑以后自己开业或是回到中国执业，是否有这样的业主或是这样的项目。
2010年霍尔请我负责两个在中国的美术馆项目。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了解中国建筑市场、参与更加现实的项目的机会，就回到纽约加入霍尔。和盖里事务所相比，霍尔的事务所规模更紧凑，形成了以霍尔为核心的、流动的工作方式。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以霍尔的这个年纪和身份，会亲力亲为地做所有设计，从概念方案到后期细节，扶手、门把手，甚至地毯的编织方法，他都亲自作决定—这对我还是很有冲击力的，从他那里我学到如何让小设计团队围绕着一个核心，真实地、真诚地做设计。
很明显这两个建筑师对我的影响都很深刻。后现代也好解构主义也罢，都只是表象或者是对建筑的分类而已。盖里和汤姆·梅恩都被认为是解构主义或圣·莫尼卡学派，但其背后的工作方法和设计依据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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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达比古根海姆美术馆模型图片，弗兰克·盖里事务所
二 动态的过程：Link-Arc的三年成长
您在这两个事务所分别工作了2年，时间都不长，是什么契机让您觉得一切成熟、可以建立自己的事务所？
时机永远没有绝对成熟的时候。好的建筑师就像宝库一样，能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但同时，没有待很长时间也未必不好，做的建筑会有更多自己的内容。而且我还有一个想法，在40岁之前给自己和团队留一些摸爬滚打、犯错误的时间。
选择开事务所是在2012年。当时霍尔要我作为总监之一负责北京的事务所；同时深圳有一个委托项目，甲方要求在纽约做。虽然在纽约开事务所的压力要比在国内大得多，但这样的挑战可能会变得很有意思。如果一件事多数人都这么做，就没有新鲜感了，反而所有人觉得做不成的事你做成了，会更带劲。于是当时推辞了霍尔，在曼哈顿开设了Link-Arc建筑师事务所。
这和我们做设计一样，开始只有一个大方向，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想清楚。是一个动态的决定。
您成立事务所的时候，怎样定义事务所的特征和DNA，使之能够区别于其他相似的小型事务所？现在的定位有变化吗？
没有什么定位，就是想盖房子、把房子盖好。和很多纽约的年轻事务所一样，我们作好了前三年只投标、不中标的准备。转眼已经第三年，再回顾2012年，所达到的已经远远超过了预期。像刚才说的，做事务所和做设计一样，是动态的。不管以后怎样，每一步都需要做扎实。
从霍尔那里离开的第二天即赴国内出差，开始事务所的第一个投标：南京的一个市民中心。没有预算，就自己做模型、剪辑动画；动画里需要鼎沸的人声，就去中央火车站录音；没有预算做3D打印，就买了个电动的钻头，像牙医看牙一样用手“雕”出有机玻璃的模型……完全是用以前在事务所做投标的标准和经验去做的。结果还是输了。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在网上进行的市民投票中，我们方案的票选率是其他两家加起来的两倍之多。
那一次的体验，非常深刻。我这样的年轻建筑师，在研究生院、大师事务所时都是意气风发，谁都看不上；一旦离开了大师的光环，真的是完完全全从零开始。之前提到的深圳委托项目也丢了，但也因此得到了参与另一个规划项目的机会。你问我们这个事务所有什么特质，最开始都没有时间想，完全是在投标、委托项目的过程里摸爬滚打，动态成长。
我们真正意义上做的第一个项目，是在广东惠州的一个地产规划，35万平方米的二期、三期设计（一期为诺曼·福斯特的作品）。前期和业主沟通得非常好，所以业主决定把这个项目委托给我们，还到了纽约的事务所考察。当时事务所刚搬去一个非常小的办公室，只能坐8个人。业主当时被一帮听不懂中文的外国建筑师围着，看我们做的方案介绍PPT，我猜业主心里应该都发毛了。但我们自己感觉非常良好，觉得这个方案一定能感动业主。我很怀念当时的状态，心无旁鹜，所有人都集中在这一件事上，一群年轻建筑师一起想如何突破自己。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最后终期汇报完，业主说，从头到尾的逻辑非常严谨，所有能想到的都想到了，开始盖吧。
从这个项目开始，我们之前预设的轨迹开始变化，真正从一个年轻的小型事务所的角度去考虑应该考虑的问题：设计只是一部分，我们必须接地气而不妥协，用更聪明的方法实现自己的建筑理想。
三 “世界的中国”：中国馆的世博会“角色”
您怎么评价赫尔佐格为米兰世博会做的规划理念？
2009年，赫尔佐格和斯蒂法诺·博埃里、瑞奇·伯德特、威廉·麦唐纳一起，提出了基于古罗马东西与南北正交路网的世博会规划方案，希望通过这种强烈而简单的正交几何规划，让参展国从往届独立建筑形态的竞赛中解脱出来，更好地将注意力转到世博会的主题上。整个规划的东西主轴线—世博轴，将成为分享食品和农作物的“市场”；沿着世博轴，所有参展国的场馆都均匀展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没能完全实现这样一个激进的、“去物化”的规划策略，而仅仅留下最初规划中的正交路网、东西向的世博轴，以及参与场馆的容积率和高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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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兰世博会规划图 （红色为中国馆地段）
前天我在米兰参加了一个中意建筑师参加的世博会学术研讨会。中方参与者有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总建筑师何镜堂院士，以及上海世博会的总建筑师、规划师；意方有米兰分管城市规划的副市长亚历山德罗·巴尔迪齐以及建筑师博埃里，他们都曾参与赫尔佐格的总体规划。
中意双方在对世博会的认知和目的上，关注点大相径庭。中方的讨论从规划尺度和有效开发的角度，集中在如何推动世博后期的土地开发、使用率、资源整合等。当时我旁边的意大利建筑师不停跟翻译说，怎么可以这样，密度太高了，太反人性了；而意方上去讲的时候，内容完全是另一回事，强调在对他人和后代尊重的基础上开发世博、使用资源，甚至提出把对人的关怀延伸到对动植物上……两种不同的观点，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说，加上磕磕绊绊的即时翻译，很有意思。这其实体现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从不同角度对世博会的理解。
单纯从建筑师的角度看，赫尔佐格的观点完全没有问题，但凡有责任心、对环境和民主有意识的建筑师，看法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西方精英建筑师和规划师对世博会的论断并不公平。不管是展现科技实力、表达国家形象，还是着重物质文明和贸易发展，都是发达国家创办世博会初期的目的。而现阶段，欧美国家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对未来和环境的关怀上，而发展中国家还是有更直接的需求。从这点来说，赫尔佐格的规划立场更激进，不够多元化、不够有包容性。
作为中国馆的建筑师，从参与者的角度说，在世博会开幕之初，我们也期望是一个更高级、单纯的世博会。但随着越来越多游客的到来，我们也在观察和思考，世博会应该能够体现世界上不同发展阶段、矛盾、多元化以及不平衡发展状态的舞台，应该让世博会能表达和反映这样的问题，让各个国家在不同层面献出他们的判断，这正是世博会存在的意义。如果那么单一、那么精英，完全不用参加世博会了。
意大利建筑师伊塔洛·罗塔说得好，米兰世博会的总体规划体现了物理上的优势，意即，必须要亲身到世博会，才能有不同的感受，吃到不同的食物，接触到不同国家的人，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些感受是在社交媒体上不能完全体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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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博轴实景
这体现了世界发展水平和中国发展水平的落差和矛盾？
对，落差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世博会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工业化阶段、文化交流阶段、国家形象阶段。按这个分类，米兰世博会处在第三个阶段，最多元的阶段。走在世博园里，最让人兴奋的不是国家馆本身，而是各个国家馆所表达的差异和丰富，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和谐，就像我们所处的世界一样。面对现状，建筑师除了抱怨、抗争、妥协，还应该更积极地做些什么。例如，英国馆由艺术家设计，完全没有表达国家形象，但是这种貌似不在乎的态度，反过来对其国家形象做了正面包装。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建筑师设计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馆，是应该调和这种世界水平和中国水平的差距与矛盾，还是像您说的，鉴于世博会现在已经到了多元化的阶段，应该体现多样性、突出这种矛盾？作为建筑师如何用建筑语言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主张建筑只应承担建筑需要承担的部分，而不应附和太多的政治解释或与建筑性无关的表达，否则会造成建筑自身逻辑的矛盾。一方面这些矛盾容易将建筑师自己带进去，让设计过程无比纠结；另外一方面，建筑师要主动超越这些内容，在了解政治经济诉求的前提下，最终依然有意识地回到建筑的基本问题。在推动解决建筑问题的同时，有效地进行适当表达，做建筑师应该做的事情。
设计中国馆，首先我们团队对中国有自己的理解，然后才能将这个理解体现到设计中。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深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我只能代表团队谈一下看法。中国在历史上和地域上都是一个内陆大国，因此形成了以本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在中国，类似奥运会、世博会、APEC这样的大型国际事件中，最重要的是内部对自己的评价和交待，重心在“内”不在“外”。在内部形成正面评价的基础上，才会顾及世界的评价。举一个例子，米兰中国馆沿世博大道处设有一个大屏幕，循环播放各个省市的广告，完全是中文的，没有英文也没有意大利文，明显是放给中国游客或官员看的。中国首先介意的是自己内部对参与世博会的看法，首先满足内部各类诉求。这个心态可称为“中国的中国”。
另外，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只是发展中国家，永远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因此中国需要将自己看作世界的一部分，考虑世界对自己的看法，关注自己作为一个平等的成员，如何契合到整个世界中，为人类和未来作出贡献。这称为“世界的中国”。
“中国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这两个不同的世界观，在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一直是纠结和矛盾的。五年前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是“中国的中国”；而这届的中国馆在意大利，我们的设计团队也有更多的海外背景，因此想表达的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不是中心，未来也没有必要成为中心，在未来世界大同还是终极结果。因此，我们希望中国馆表达的不是高大上的中国，而是更加朴素、真实和亲切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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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的田野”意向图：自然与人的和谐
四 水平向和“空”：中国意象
这一次中国馆完全摆脱直白、具象的中国符号的表达，您觉得这样一个中国馆究竟是怎样传递中国感的？而不会令人误解为代表亚洲某地区的自然农业社会，不是代表越南或泰国？
首先，清华美院的设计团队和我们建筑设计团队，从一开始就很明确，不做具象的中国符号，并在设计中坚持贯彻。我们希望将中国馆的设计在更抽象的精神和哲学层面去表达，而不是停留在具象的视觉层面。所谓“中国元素”的符号性表达很片面，中国很难用一种颜色或符号代表，非要这么做就是以偏概全，最后导致众口难调。如果中国馆以后能像英国馆一样，不用在乎是否表达中国的任何形象，超越国家的概念，而只是传达中国的某种艺术观念、对某种材料的认识、对未来的认识，或者请某个艺术家做个装置。只要我是一个中国建筑师或艺术家，我做的东西就是中国的。如果有一天中国有这种自信，那就真的做到了。
中国馆和奥地利馆是世博会里两个正好能够拿出来比较的国家馆。从场地策略上讲，奥地利馆相对封闭，外面一个灰色的盒子扣着，景观从盒子下延伸到场馆内部，这是一个外部平静、内在又异常丰富的场地策略；中国馆则相反，完全开放，东南西北都没有立面，虽然只能从南北面进入，但从开放的东、西立面都能看到内部。
从建筑与主题的应和上，奥地利馆的主题是“呼吸”，表达的是“向上”的概念，形式上强调墙体的围合，内部庭院中自然光从天上下来，是向上的对自然的致意；而中国馆的主题是“田野”，建筑表达的是“水平向”的、对大地的亲和。所有的景观，不管是人工的LED 灯麦秆还是植物的顶端标高，都控制在+1.00米。屋面结构的最低点在大约+1.70米的位置，所以在建筑标高+1.00米的高度看中国馆，会发现整个屋面和下面的景观是脱开的，形成了“一线天”。这其实是在强化水平概念；东西向37根异形梁的渐变，形成向南无限延伸的感受，也暗示了结构次序在水平向上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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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馆与中国馆方案之“竖向”与“水平向”的对比
两个国家馆同样都是表达“场域”，但一个是竖向，一个是水平向。伍重在他的文章《台基与台地》中提出身体是以文化为条件的观点，他说：“西方文化对墙体厚爱有加，而东方文化对地面情有独钟”。中国馆最特殊的一点就是对水平向剖面关系的重视，体现了在这个农业文明历史悠久的国家、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对土地的深刻情感。如果深究，奥地利馆的幽静、节制和孤独，似乎也和卡夫卡、布罗德这些出生在布拉格的奥地利作家笔下的神秘基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中国馆里面所感受到的，能让你知道这就是中国馆，既不是日本馆也不是泰国馆。这很微妙。在场地策略上，反复强调水平向；而在设计上，则涉及到对材料和空间的表达方式。
另外对中国元素表达得比较充沛的是空间里的“空”的概念。结构工程师曾经给出一些曲面结构形式打破东西向梁的渐变，但是我们把这些过于自我强调的结构方案否决了。因为从南到北的结构剖面本身就是概念在结构上的真实体现，每一个异形梁都是这个建筑的剖面，每一个剖面之间都是一个延续，就像一个动画一样，每一帧画面都脱不开，每一桢的微妙变化导致了最后连续的动画的产生。另外这样做的好处是，整个空间变得非常纯净。不管是空间的节点、材料的使用，还是结构的设计，我们的原则都是让这些技术和材料消失到空间里，让空间自己走出来。我们的结构工程师霍尔格认为这很“亚洲”。我们并非刻意这么想，但是中国的文化背景和思考方式让我们作出了很“亚洲”的判断。
这些也是很“中国式”的，甚至有一点中国的文人情怀在里面。
米兰世博会期间代表中国参展的一共有三个场馆，除了中国国家馆外，还有由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设计的中国企业联合馆，以及由李伯斯金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万科企业馆。这三个场馆业主背景的差异导致了委托的建筑设计单位的类型也不同，从高等院校与建筑师事务所的合作（中国馆），到国有大型建筑设计院（中企馆），再到境外明星建筑师（万科馆），暗合了中国现有建筑产业的三种主要设计模式。中、小型事务所的好处是能够以更柔软的姿态与各方面协调，开展工作，可以按项目情况灵活地选择不同的技术顾问，对设计市场是有效的补充。这也是我们事务所开设在纽约的优势之一。身处不同的体系之间，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反思现状，在实践中验证各种问题，用全球性的眼光看待未来。
远离中国，也有机会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国家，也许可以使我们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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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中国馆的设计建造是业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清华大学和美术学院、北京清尚建筑设计研究院、意大利建造企业博蒂诺Bodino Engineering，工程公司F&M Ingegneria、ATLV以及EFC幕墙顾问等多方努力合作的结果。与本刊编辑更为密切的是Link-Arc建筑师事务所的所有参与者以及Ivi Diamantopoulou，尤其是陆轶辰、蔡沁文、邓一泓等，为此次专辑提供了大量设计素材和专业论文。最后要感谢以张维宸和杨寯为代表的AC外聘翻译团队在有限的时间里给予的高质量专业化中英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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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米兰世博会中国馆的详细解读，请阅读
AC《建筑创作》2015年第5期总第1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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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代图景到建构表达
2015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建筑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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