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图表汇新加坡为何一再被学习
与中国的国资委相比，淡马锡还利用自身收益在亚洲展开了大量投资
新加坡政府还把公房制度作为促进民族融合的一种手段
2014年4月，我们课题组一行四人到新加坡调研访问。带着问题来一个地方游历，本就会观察得更细致，再加上几位前辈师长的娓娓道来，更加深了我们对新加坡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的认识。虽然新加坡是弹丸之地，中国是泱泱大国，但新加坡在若干领域，的确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值得中国参考借鉴。本文是篇小文章，不可能展开详细论述，只能记录下笔者头脑中的吉光片羽，以便抛砖引玉。
主权财富管理的三驾马车
我们之所以选择新加坡进行调研，是由于新加坡在主权财富管理领域很有独到之处，不仅产生了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与淡马锡(Temasek)两家全球知名的公司，而且很早就形成了“三驾马车”的格局。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负责管理新加坡的外汇储备，GIC是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而淡马锡是新加坡的主权战略投资者。三者的分工，从风险谱系来看，MAS外汇储备投资的风险最低，投资主要考虑流动性与安全性；淡马锡承担的风险最高，涉及对各种公司的战略性投资；GIC承担的风险介于二者之间。从投资目的地来看，MAS外汇储备基本上投资于国外，淡马锡的投资可内可外，而GIC的投资原则上在国外，投资国内需要经过投资委员会批准。
新加坡三驾马车的分工优势，可以在与中国主权财富管理的比较中看出来。中国目前主权财富管理主要依赖于外管局(SAFE)与中投公司(CIC)。新加坡的优势之一，在于GIC与淡马锡分别扮演着不同角色，GIC努力在全球扮演财务投资者，而淡马锡在全球扮演战略投资者。这就使得GIC在各国投资，遭遇的疑虑与阻力较小。而考虑到新加坡是个小国，淡马锡在全球战略投资受到的阻力也有限。与此相比，尽管中投公司努力在全球扮演财务投资者的角色，但因为中投旗下有家100%控股的中央汇金公司，而中央汇金公司是国内四大商业银行与一批证券公司的控股方，一度被称为“金融国资委”，因此中投公司在全球的投资遭遇了很大的疑虑与阻力，尤其是当投资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较高时。
因此，对中国政府而言，更加合理的格局，是将中投公司与中央汇金彻底分离开来，这样既能让中投公司继续扮演全球财务投资者，也能让中央汇金将战略投资的触角伸及海外。然而，中投公司未必愿意这么做，理由很简单，中央汇金实在太能赚钱了。中投公司自成立以来的资本扩张，绝大部分来自中央汇金的国内盈利，而非海外投资收益。因此，要实现中投与汇金的分离，就必须进一步明确未来如何扩充中投资本金的规则。
这就涉及新加坡主权财富管理构架的第二个优势，即MAS、GIC与淡马锡各自之间主权外汇资产的分布较为均衡，而不像SAFE（外汇储备接近四万亿美元）与中投公司（目前总资产四五千亿美元）规模相差迥异。对两个规模相差太大的机构而言，是很难站到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的。因此，中国政府应仿效新加坡政府，就如何定期充实中投公司资本金，制定一个明确的、公开的、可衡量的规则，通过这一规则来激励中投公司更有效地管理全球资产，同时也对外管局的外汇储备投资绩效构成新的竞争。
淡马锡模式
淡马锡的故事就更值得玩味了。当年新加坡政府成立淡马锡时，并未给淡马锡注入任何外汇资产，而是将新加坡若干国有企业的股份交给淡马锡持有。淡马锡从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等国有企业的上市过程中淘得了第一桶金，之后开始在亚洲范围内展开各类投资（例如企业股权投资、房地产投资等），取得了不菲收益。
如此来看，淡马锡就是新加坡版本的国资委。但与中国国资委仅是央企股份的被动持有者相比，淡马锡还利用自身收益在亚洲展开了大量投资，不仅获得丰裕的中长期收益，还盘活了自身的资产组合，可谓一举两得。
正因为如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之一就是组建国有控股公司与国有投资公司，允许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相互交叉持股，这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有意效仿“淡马锡模式”的举动。未来十年，中国国内有望出现一批国有金融控股公司，它们可能在国内以及全球范围内进行多元化投资。淡马锡模式在中国的前景究竟如何？顺风顺水，还是水土不服？魔鬼在细节中，一切还有待观察。
公房与民族问题
在房地产问题上，新加坡取得的成就远高于香港。超过70%的新加坡居民，居住在公房里。新加坡政府利用公积金制度，成功地帮助了几乎全部有努力工作意向的居民都能够“居者有其屋”，而不论他的收入高低。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他能够在二级市场上通过买卖公房，改善居住条件。但每个新加坡家庭都只能享受一套公房待遇，如果他还想持有多套住宅，就必须在商品房市场购买，而商品房价格完全放开。
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解决社会中大部分居民的住房问题，再通过商品房市场来解决中高收入人群的额外住房需求，这是新加坡政府的成功之处，也是大陆和香港在住房领域存在的较大问题。例如，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往往成为高收入家庭的囊中之物，廉租房发展则严重不足，近年来的房地产调控导致城市房租快速上涨，这极大地影响了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政府与市场这两股力量如何在房地产市场中达成有机平衡，既能实现低收入阶层的居住理想，又能实现较有效的资源配置？中国政府在此方面可以从新加坡经验中获益良多。
更令人赞赏的是，新加坡政府还把公房制度作为促进民族融合的一种手段。新加坡是个多民族国家，70%左右为华人、20%左右为马来人、10%左右为南亚人以及其他人群。新加坡政府在新建一个公房社区时，就会按照国家的民族构成来分配社区的房屋，比如70%的房源给华人、20%的房源给马来人、10%的房源给南亚人以及其他人群。这就使得不同民族的人群混居在一起，促进了相互了解与交流，从而消融了民族隔阂与矛盾。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用混居而非分割的方式来促进民族融合，这也是新加坡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独到之处，值得其他多民族国家借鉴。
撰文/张明（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
新加坡政府还把公房制度作为促进民族融合的一种手段
2014年4月，我们课题组一行四人到新加坡调研访问。带着问题来一个地方游历，本就会观察得更细致，再加上几位前辈师长的娓娓道来，更加深了我们对新加坡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的认识。虽然新加坡是弹丸之地，中国是泱泱大国，但新加坡在若干领域，的确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值得中国参考借鉴。本文是篇小文章，不可能展开详细论述，只能记录下笔者头脑中的吉光片羽，以便抛砖引玉。
主权财富管理的三驾马车
我们之所以选择新加坡进行调研，是由于新加坡在主权财富管理领域很有独到之处，不仅产生了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与淡马锡(Temasek)两家全球知名的公司，而且很早就形成了“三驾马车”的格局。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负责管理新加坡的外汇储备，GIC是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而淡马锡是新加坡的主权战略投资者。三者的分工，从风险谱系来看，MAS外汇储备投资的风险最低，投资主要考虑流动性与安全性；淡马锡承担的风险最高，涉及对各种公司的战略性投资；GIC承担的风险介于二者之间。从投资目的地来看，MAS外汇储备基本上投资于国外，淡马锡的投资可内可外，而GIC的投资原则上在国外，投资国内需要经过投资委员会批准。
新加坡三驾马车的分工优势，可以在与中国主权财富管理的比较中看出来。中国目前主权财富管理主要依赖于外管局(SAFE)与中投公司(CIC)。新加坡的优势之一，在于GIC与淡马锡分别扮演着不同角色，GIC努力在全球扮演财务投资者，而淡马锡在全球扮演战略投资者。这就使得GIC在各国投资，遭遇的疑虑与阻力较小。而考虑到新加坡是个小国，淡马锡在全球战略投资受到的阻力也有限。与此相比，尽管中投公司努力在全球扮演财务投资者的角色，但因为中投旗下有家100%控股的中央汇金公司，而中央汇金公司是国内四大商业银行与一批证券公司的控股方，一度被称为“金融国资委”，因此中投公司在全球的投资遭遇了很大的疑虑与阻力，尤其是当投资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较高时。
因此，对中国政府而言，更加合理的格局，是将中投公司与中央汇金彻底分离开来，这样既能让中投公司继续扮演全球财务投资者，也能让中央汇金将战略投资的触角伸及海外。然而，中投公司未必愿意这么做，理由很简单，中央汇金实在太能赚钱了。中投公司自成立以来的资本扩张，绝大部分来自中央汇金的国内盈利，而非海外投资收益。因此，要实现中投与汇金的分离，就必须进一步明确未来如何扩充中投资本金的规则。
这就涉及新加坡主权财富管理构架的第二个优势，即MAS、GIC与淡马锡各自之间主权外汇资产的分布较为均衡，而不像SAFE（外汇储备接近四万亿美元）与中投公司（目前总资产四五千亿美元）规模相差迥异。对两个规模相差太大的机构而言，是很难站到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的。因此，中国政府应仿效新加坡政府，就如何定期充实中投公司资本金，制定一个明确的、公开的、可衡量的规则，通过这一规则来激励中投公司更有效地管理全球资产，同时也对外管局的外汇储备投资绩效构成新的竞争。
淡马锡模式
淡马锡的故事就更值得玩味了。当年新加坡政府成立淡马锡时，并未给淡马锡注入任何外汇资产，而是将新加坡若干国有企业的股份交给淡马锡持有。淡马锡从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等国有企业的上市过程中淘得了第一桶金，之后开始在亚洲范围内展开各类投资（例如企业股权投资、房地产投资等），取得了不菲收益。
如此来看，淡马锡就是新加坡版本的国资委。但与中国国资委仅是央企股份的被动持有者相比，淡马锡还利用自身收益在亚洲展开了大量投资，不仅获得丰裕的中长期收益，还盘活了自身的资产组合，可谓一举两得。
正因为如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之一就是组建国有控股公司与国有投资公司，允许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相互交叉持股，这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有意效仿“淡马锡模式”的举动。未来十年，中国国内有望出现一批国有金融控股公司，它们可能在国内以及全球范围内进行多元化投资。淡马锡模式在中国的前景究竟如何？顺风顺水，还是水土不服？魔鬼在细节中，一切还有待观察。
公房与民族问题
在房地产问题上，新加坡取得的成就远高于香港。超过70%的新加坡居民，居住在公房里。新加坡政府利用公积金制度，成功地帮助了几乎全部有努力工作意向的居民都能够“居者有其屋”，而不论他的收入高低。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他能够在二级市场上通过买卖公房，改善居住条件。但每个新加坡家庭都只能享受一套公房待遇，如果他还想持有多套住宅，就必须在商品房市场购买，而商品房价格完全放开。
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解决社会中大部分居民的住房问题，再通过商品房市场来解决中高收入人群的额外住房需求，这是新加坡政府的成功之处，也是大陆和香港在住房领域存在的较大问题。例如，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往往成为高收入家庭的囊中之物，廉租房发展则严重不足，近年来的房地产调控导致城市房租快速上涨，这极大地影响了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政府与市场这两股力量如何在房地产市场中达成有机平衡，既能实现低收入阶层的居住理想，又能实现较有效的资源配置？中国政府在此方面可以从新加坡经验中获益良多。
更令人赞赏的是，新加坡政府还把公房制度作为促进民族融合的一种手段。新加坡是个多民族国家，70%左右为华人、20%左右为马来人、10%左右为南亚人以及其他人群。新加坡政府在新建一个公房社区时，就会按照国家的民族构成来分配社区的房屋，比如70%的房源给华人、20%的房源给马来人、10%的房源给南亚人以及其他人群。这就使得不同民族的人群混居在一起，促进了相互了解与交流，从而消融了民族隔阂与矛盾。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用混居而非分割的方式来促进民族融合，这也是新加坡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独到之处，值得其他多民族国家借鉴。
撰文/张明（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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