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西亚的情书吕令子和双子塔：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作为全球化的又一重击
波德里亚在《恐怖主义的幽灵》（或译“恐怖主义的精神”、“恐怖精神的鬼魂”）中把以9/11作为导火线登上历史舞台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视为“一场世界战争——不是第三次世界战争，而是第四次并且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全球战争。”十二年之后，从哈德逊河上空转战查尔斯河畔，这场世界战争中的两方又历经一次惊险的交涉。
为什么说此次才是真正的“世界战争”呢，“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岌岌可危的正是全球化本身⋯⋯头两次世界战争符合战争的经典形象。第一次战争结束了欧洲的霸权和殖民的时代，第二次战争终结了纳粹主义。而第三次战争的确发生了，它采取了冷战与核威慑的形式并终结了共/产主义。每一次战争过后，我们都向单一的世界秩序迈进了一步。今天，这一秩序事实上已经到达了顶峰，而它也在当下的一切震动里，发现自己与各种分散在全球中心区域的对抗性力量扭打在了一起。这是一场不规则的、碎片化的战争，所有的细胞、所有的独特性都以抗体的形式进行反抗。”
去年的13届卡塞尔文献展策展人Carolyn Christov-Barkagiev在展后的“全球”巡回演讲上特地表示，她本人很不喜欢用“全球的”（global）这个词来形容诸如艺术的对象，她提出一个替代词，叫“世界的”（worldly）。她没说为什么，但原因很显然，global以及其一切衍生（globalism, globalization, etc.）已经被批评家置于俎上许久。相较于“世界的”，“全球的”更具目标性。政治正确的Christov-Barkagiev为文献展13撰写的政治正确的前言中有这么一句：“文献展（13）是受着一种整体观的、不以理性为中心的视线所驱动，这种视线对以经济增长作为信仰的坚持表示全盘怀疑。”这正是Christov-Barkagiev自己对取“世界”舍“全球”的最好解释。（dOCUMENTA(13) is driven by a holistic and non-logocentric vision that is skeptical of the persisting belief in economic growth.）然而，这句话却有个与其本愿相反的效果：当一群人集体发声对某种意识形态作出抵抗，难道这不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长成？为了抵抗一股力量，你采取与这股力量相同的战斗机制，这种战略是可怕的（在艺术中尤甚），和“全球”这个词所暗示的目的论一样可怕。
当然，用艺术来抵抗总比以自杀性爆炸来抵抗要美好一万倍。
所以发生在波士顿两天多的持械抗衡，不是波士顿警方与两名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车臣青年的对抗，而是美国以其摇摇欲坠的西方头头的身份，和全球化（又被理解为西方霸权主义）敌人中最聪明也最顽固的一个的又一次交锋，自然是一场持久战。
当第二个嫌疑犯于民居院中的停船上被发现并逮捕时，波士顿警方赢了。但这不代表他们身后所象征的美国和全球化秩序赢了，至少波德里亚不会这么认为；因为这场战争只要有人阵亡了，不管是哪一边的阵亡，都是恐怖主义的胜利。因为“恐怖主义的精神”正在于伊斯兰男人们以“赴死为荣”这个武器致命性地去挑战目标为“零死亡”的敌人。
双子塔的倒塌意味着全球化秩序单方面美好愿望的崩塌，或者，波德里亚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双子塔所象征的秩序的崩塌导致了其后它的物理倒塌，成全一场壮烈的自戕。
相对于有信仰的穆斯林，不知从何时丢失了信仰的中国人对于全球化总体来说还是热烈欢迎的。在当代中文里，“现代化”几乎等同于“西化”；在还没见惯后现代批判的黑色眼睛中，“现代化”仍是玫瑰色的。某一代的黑眼睛们在经历了一系列与“现代化”的复杂纠葛后，积累起一部分财富，为了将儿女送上十几小时的飞机，为民族大我和家庭小我争取一次更缓慢但更科学的“现代化”，轰轰烈烈地亲自加入到全球化队伍中。儿女们不负所望，自信地出入名校，继而名企，时而名店，一切正如预期，“现代化”的马拉松似乎已看到了终点的方向，可未想到飞来横祸，恐怖主义将那个终点线炸为了一场悲剧。
在1961年的小说《两难的历险》（Ambiguous Adventure）中，从一个来自塞内加尔的年轻革命者的父亲和一位法国的教师的对话中我们读到：“你们和我们，并不拥有相同的过去，但严格来说，我们应该有相同的未来。命运歧路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此来说，世界末日也降临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因为没人再能够只是作为他自己在这世界上活着了。”《两难的历险》说的是一个塞内加尔人被派到法国，学习“白人掌权”的秘密，但身在西方资本主义中心，主角却迷失了：他被困在自己原本一根筋忠诚的信仰与同样头脑简单的西方物质文明之间，在身份认知的河流中两边都靠不上岸。
这部小说是一个反全球化乌托邦的案例，但吕令子可不这样认为，湍急的河流在年轻女孩的眼中仍是新奇的宝地。在其父母给波士顿大学的一封“令人心碎”的信中，我们读到：“她在这里时，深深爱上了波士顿的城市和居民，她爱上了她的新朋友、她在波大的教授，她开始想要以应用数学的特长参与到国际商务中，她努力学习为达到自己的目标。”吕令子和其他吕令子们无疑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无辜者没看到全球化龇牙咧嘴的那一面，多元化是他的忠臣，出色地执行着命令。
吕令子的父母还说：“她的梦想还未实现，我们希望鼓励那些和吕令子同样揣抱负的梦想的人，不要放弃向前，把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话虽这么说，但在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号角被吹响之后，第一个牺牲者牺牲了之后，世界还能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吗？
同样白发送黑发，再看另一边，波士顿马拉松事件嫌疑人兄弟俩的父亲透露，他与儿子的最后一次通电话是在爆炸之后，儿子们对他说：“一切都好，老爸，一切都很好！”他形容19岁的小儿子不过是个普通孩子，聪明，“天使一般”，正如我们形容花季的吕令子。心碎的父亲，我们再次心碎，然而，父亲在电视中乞求儿子自首并配合调查的同时还说了一句：“如果他们杀了他，地域的阀门将被打开。”（“If they killed him, then all hell would break loose.”）警方赢了，父亲心碎了，但恐慌持续。
美丽的吕令子成为了权力抗争中的一个再无辜不过的牺牲者，她在波士顿马拉松上遇难，包括波士顿大学公开的父母的信，以及她的照片连同她的名字和国籍之后一同出现在红袜队赛场上受人纪念，这些都验证了“没人再能够只是作为他自己在这世界上活着了”的全球化进程，验证了波德里亚的“真正的世界战争”之说。那如果他的“恐怖主义的精神”——那在当前看来可以永不败的死亡战术——也同样颇具见解的话，能够逆转战情的，能解救未来的吕令子和双子塔，是否只剩下缴让全球化这个对策了？
从父母的信看来，吕令子的梦想是个美国梦（或一个以美国梦为代表的全球梦），在千方百计跨越太平洋的中国独生子女眼中，美国梦所象征的在其本土早已生锈的“平等”、“自由”又闪起了霓光。美国人的美国梦早就破灭了，而波士顿马拉松之后，在这个世界上还做着美国梦的人群之代表的中国人，也翻转了一个迎接黎明的沙漏。
仅愿这个黎明不是另一场乘虚而入的白色恐怖。
波德里亚原文发表于2001年11月2日Le Monde，中文翻译参照@lightwhite的豆瓣日记 (http://www.douban.com/note/151465689/)
吕令子父母信件翻译自：http://shanghaiist.com/2013/04/19/heartbreaking_letter_from_family_of.php
为什么说此次才是真正的“世界战争”呢，“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岌岌可危的正是全球化本身⋯⋯头两次世界战争符合战争的经典形象。第一次战争结束了欧洲的霸权和殖民的时代，第二次战争终结了纳粹主义。而第三次战争的确发生了，它采取了冷战与核威慑的形式并终结了共/产主义。每一次战争过后，我们都向单一的世界秩序迈进了一步。今天，这一秩序事实上已经到达了顶峰，而它也在当下的一切震动里，发现自己与各种分散在全球中心区域的对抗性力量扭打在了一起。这是一场不规则的、碎片化的战争，所有的细胞、所有的独特性都以抗体的形式进行反抗。”
去年的13届卡塞尔文献展策展人Carolyn Christov-Barkagiev在展后的“全球”巡回演讲上特地表示，她本人很不喜欢用“全球的”（global）这个词来形容诸如艺术的对象，她提出一个替代词，叫“世界的”（worldly）。她没说为什么，但原因很显然，global以及其一切衍生（globalism, globalization, etc.）已经被批评家置于俎上许久。相较于“世界的”，“全球的”更具目标性。政治正确的Christov-Barkagiev为文献展13撰写的政治正确的前言中有这么一句：“文献展（13）是受着一种整体观的、不以理性为中心的视线所驱动，这种视线对以经济增长作为信仰的坚持表示全盘怀疑。”这正是Christov-Barkagiev自己对取“世界”舍“全球”的最好解释。（dOCUMENTA(13) is driven by a holistic and non-logocentric vision that is skeptical of the persisting belief in economic growth.）然而，这句话却有个与其本愿相反的效果：当一群人集体发声对某种意识形态作出抵抗，难道这不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长成？为了抵抗一股力量，你采取与这股力量相同的战斗机制，这种战略是可怕的（在艺术中尤甚），和“全球”这个词所暗示的目的论一样可怕。
当然，用艺术来抵抗总比以自杀性爆炸来抵抗要美好一万倍。
所以发生在波士顿两天多的持械抗衡，不是波士顿警方与两名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车臣青年的对抗，而是美国以其摇摇欲坠的西方头头的身份，和全球化（又被理解为西方霸权主义）敌人中最聪明也最顽固的一个的又一次交锋，自然是一场持久战。
当第二个嫌疑犯于民居院中的停船上被发现并逮捕时，波士顿警方赢了。但这不代表他们身后所象征的美国和全球化秩序赢了，至少波德里亚不会这么认为；因为这场战争只要有人阵亡了，不管是哪一边的阵亡，都是恐怖主义的胜利。因为“恐怖主义的精神”正在于伊斯兰男人们以“赴死为荣”这个武器致命性地去挑战目标为“零死亡”的敌人。
双子塔的倒塌意味着全球化秩序单方面美好愿望的崩塌，或者，波德里亚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双子塔所象征的秩序的崩塌导致了其后它的物理倒塌，成全一场壮烈的自戕。
相对于有信仰的穆斯林，不知从何时丢失了信仰的中国人对于全球化总体来说还是热烈欢迎的。在当代中文里，“现代化”几乎等同于“西化”；在还没见惯后现代批判的黑色眼睛中，“现代化”仍是玫瑰色的。某一代的黑眼睛们在经历了一系列与“现代化”的复杂纠葛后，积累起一部分财富，为了将儿女送上十几小时的飞机，为民族大我和家庭小我争取一次更缓慢但更科学的“现代化”，轰轰烈烈地亲自加入到全球化队伍中。儿女们不负所望，自信地出入名校，继而名企，时而名店，一切正如预期，“现代化”的马拉松似乎已看到了终点的方向，可未想到飞来横祸，恐怖主义将那个终点线炸为了一场悲剧。
在1961年的小说《两难的历险》（Ambiguous Adventure）中，从一个来自塞内加尔的年轻革命者的父亲和一位法国的教师的对话中我们读到：“你们和我们，并不拥有相同的过去，但严格来说，我们应该有相同的未来。命运歧路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此来说，世界末日也降临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因为没人再能够只是作为他自己在这世界上活着了。”《两难的历险》说的是一个塞内加尔人被派到法国，学习“白人掌权”的秘密，但身在西方资本主义中心，主角却迷失了：他被困在自己原本一根筋忠诚的信仰与同样头脑简单的西方物质文明之间，在身份认知的河流中两边都靠不上岸。
这部小说是一个反全球化乌托邦的案例，但吕令子可不这样认为，湍急的河流在年轻女孩的眼中仍是新奇的宝地。在其父母给波士顿大学的一封“令人心碎”的信中，我们读到：“她在这里时，深深爱上了波士顿的城市和居民，她爱上了她的新朋友、她在波大的教授，她开始想要以应用数学的特长参与到国际商务中，她努力学习为达到自己的目标。”吕令子和其他吕令子们无疑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无辜者没看到全球化龇牙咧嘴的那一面，多元化是他的忠臣，出色地执行着命令。
吕令子的父母还说：“她的梦想还未实现，我们希望鼓励那些和吕令子同样揣抱负的梦想的人，不要放弃向前，把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话虽这么说，但在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号角被吹响之后，第一个牺牲者牺牲了之后，世界还能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吗？
同样白发送黑发，再看另一边，波士顿马拉松事件嫌疑人兄弟俩的父亲透露，他与儿子的最后一次通电话是在爆炸之后，儿子们对他说：“一切都好，老爸，一切都很好！”他形容19岁的小儿子不过是个普通孩子，聪明，“天使一般”，正如我们形容花季的吕令子。心碎的父亲，我们再次心碎，然而，父亲在电视中乞求儿子自首并配合调查的同时还说了一句：“如果他们杀了他，地域的阀门将被打开。”（“If they killed him, then all hell would break loose.”）警方赢了，父亲心碎了，但恐慌持续。
美丽的吕令子成为了权力抗争中的一个再无辜不过的牺牲者，她在波士顿马拉松上遇难，包括波士顿大学公开的父母的信，以及她的照片连同她的名字和国籍之后一同出现在红袜队赛场上受人纪念，这些都验证了“没人再能够只是作为他自己在这世界上活着了”的全球化进程，验证了波德里亚的“真正的世界战争”之说。那如果他的“恐怖主义的精神”——那在当前看来可以永不败的死亡战术——也同样颇具见解的话，能够逆转战情的，能解救未来的吕令子和双子塔，是否只剩下缴让全球化这个对策了？
从父母的信看来，吕令子的梦想是个美国梦（或一个以美国梦为代表的全球梦），在千方百计跨越太平洋的中国独生子女眼中，美国梦所象征的在其本土早已生锈的“平等”、“自由”又闪起了霓光。美国人的美国梦早就破灭了，而波士顿马拉松之后，在这个世界上还做着美国梦的人群之代表的中国人，也翻转了一个迎接黎明的沙漏。
仅愿这个黎明不是另一场乘虚而入的白色恐怖。
波德里亚原文发表于2001年11月2日Le Monde，中文翻译参照@lightwhite的豆瓣日记 (http://www.douban.com/note/151465689/)
吕令子父母信件翻译自：http://shanghaiist.com/2013/04/19/heartbreaking_letter_from_family_of.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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