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和JNBY的自然世界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苏杭，历来被人们当做“天堂”相提并论。我却总觉得两地大不同。连接两地的高铁快速便捷，甚至能让人产生行为“时差”。
比如，“七十码”事件后，杭州以“重典”实现了马路上机动车让行人。以至于每次到杭州，走在路上都要适应一下，把自己从对机动车的胆战心惊中调试为“杭州模式”：不徐不疾地从在我面前减速下来的车辆前信步而过。等到习惯了这种模式，再回到苏州，又来不及改回来，对着“目中无人”的车辆横冲直撞。
再比如，作为电子商务重镇，杭州几乎能实现无货币生活。到水果店买几个苹果，老板都会推荐你刷二维码支付；打车软件这一两年几乎改变了我对杭州“打车难”的印象。在苏州，出租车司机却苦恼地告诉我，政府怕打车软件扰乱市场，禁止使用。
也是这样的差别，导致杭州这座南宋古城却鲜见百年建筑，那些沿街的2000年后建筑也遭遇了拆迁；而苏州，2500年前的城址还是那个城址，街道还是那条街道。
人，自然也非常不同。从杭州离开时，租房尚未到期，房东同意我们退房走人，此外二话不说，临到要走之前，才礼貌地说：“那个，押金就不退了，你们是提前走的。”他们对商业精神的尊重到了不讲情面的地步。
在苏州买房，房产证、土地证均已办完，临到交房时，房东突然坐地起价，不愿交房，全然不顾合同与程序，约定俗成的人情世故才是生存律。
“江浙”两字，也曾像“苏杭”一样被惯性连接在一起。其实也如此不同。以乡镇企业也核心成长起来的苏南模式，将个体深深捆绑在官家身上，人的思维模式也官本位许多；以个体作坊发展而成的温州模式，却让个体更向往独立自由，小政府大商会，人们更容易接受便捷和文明的生活方式。
直到遇见江南布衣的李琳，我想到的却不再是两地的反差，而是某种相似的精神内核。她那么怕麻烦，根本不愿接受采访。一个企业老总，若非达到自认“神”的地步，大多不推却采访。她反复推却，反倒让我贱兮兮地产生了些好感。
“我就是太怕麻烦，化妆，说那些车轱辘话，一弄就是一天，太浪费时间了。”她这么说时，为了完成约访任务，我当即允诺：拍摄不用化妆，只是采访过程中的抓拍。
到了见面那天，脑中已经有了一个“文艺女神”的模样，好像唯此才能与她的品牌风格相匹配。想象太高的结果是，她站在我们面前时，仍不认为那是她。全身上下灰不溜秋的黑。“那不是个公司会计，就是去菜场买菜的大妈，再不然就是服务员。”摄像师说。
这个貌不惊人还不肯悉心打扮的老总，还要带我们参加劳斯莱斯俱乐部的活动。我们一辆勉强塞下摄像机的丰田雅力士，开在她的大奔驰G550前，号称为她开路。这样一路开进一字排开的劳斯莱斯之间，下车的时候都看见一身华服的礼仪小姐面无表情的鄙夷了，李琳却微笑地等着我们下车。
能想见，在那个高大上的交际场，所有的男女都是一身大牌现身，他们相互寒暄，谈论着包括劳斯莱斯在内的各种奢侈品，对于当日讨论的艺术话题似乎并不真关心。尤其是中途，连续两辆劳斯莱斯载着花蝴蝶般浓妆的女孩们，在门口停下来，车门打开，高跟鞋先落地，然后叽喳落座。在如此鲜花丛中，李琳如同一位隐士，气定神闲地应对各种目光，对艺术家的作品发表看法。
        这时，我竟想起苏州老街巷里藏着的古籍世家江澄波，在观前街闹市口居住的章太炎弟子朱季海……他们走出家门可能是别人眼中的“糟老头”，关起家门都谨守着自己的精神“天堂”。
                
                
                
                
                
                
                
                
                
                
                
                
                
                
                
                
                
                
                
                
                
                
                
                
                
                
                
                
                
                
                
                
                
                
                
                
                
                
                
                
李琳 隐匿浮华的自在
李琳到来的时候，没人发现。虽然大家都在等她。
黑框眼镜架在一张邻家姐姐的脸上，长发马尾拢起，单肩挎包看不出什么质地，灰黑的无肩T恤袖口耷拉在双臂上，双手顺势插在裤兜里，笑盈盈地与我们打招呼。
她的现身形式与她所创的服装品牌——江南布衣之间，有耐看的契合，却总有距离。她怎么不文艺？她怎么像个公司会计？想起身边那些“布衣粉”，她们都温婉踏实，不愿引人注目，可以在人群中与李琳归到一类。
李琳不爱抛头露面，每次面对媒体总是扭捏着说：“我们就是聊聊吧，别登。”退一步又说：“不拍照啦！”但她又总不善于拒绝。
好像在灰黑色调的掩盖下，才能实现她的自在。对着镜头，她总是浑身不舒服，话语打结。任何重要场合都素颜，一旦黝黑娇小的身躯躲进黑色保护壳——庞大的奔驰G550里，就淹没在一片黑色中。大概是因为之前的mopar在杭州的马路上显得太特别，她又换回了低调的黑色大吉普。
这哪里像一个20年品牌的创始人！你在心里质问，她的笑就化解了这种疑惑：“我喜欢这样，我设计的第一件衣服也是因为我喜欢这样穿，而商店里却买不到。”这种不事经营的创业之心，竟然也能在20年里大行其道。
 
为自己的设计
“运气好吧！”李琳反复感叹运气，“换成现在，也不过是一家有点风格的淘宝店。”
这是一个随遇而安的老板，身上几乎没有半点“生意人”的迹象，“这可能是因为我很少管经营的事”——经营大多由其丈夫管理。她对江南布衣来说，是设计师核心。这个意义上，她更像个艺术家，却又没有自认“艺术家”的装腔作势。
关于穿衣打扮，李琳相信“每个女孩子都有点自己的心得，我要问你，你肯定也能说出很多你适合穿什么，不适合穿什么，哪些东西你从来不碰，为什么？都这样。”
李琳最初设计服装时，并不了解服装的基础知识，“连上面的线我都不懂”。她选择了对她来说最简单的方法：图案。李琳的同学朋友都记得，李琳做了无数“非常没有技术含量的花型裙子”：一根橡皮筋勒在腰上，出门的时候一套就穿上了。只因为她小时就喜欢穿，直至我们见面时她依然穿着这样的裙子，“就这样，简单、舒服。”
此后，从印花、设计风格，彩色的花、彩色棉布、绣花都是在图案上下工夫。“比方说绣花会去少数民族地区学习，然后把它改良，但坚决不照搬。”
这位深爱黑色的女子，就像农民爱着土地一样，深深依赖于黑色给她带来的安全感，“其实我只是不穿花衣服。”这让很多人都觉得她并不识穿衣，“其实我是个挺喜欢穿的人，但是又总不太愿意招摇，很难准确地描述我的穿着观，对很了解我的朋友来说，她们可能觉得我其实挺不在乎穿的，因为总是穿得差不多，但我其实又蛮喜欢。”
李琳深省过这点，最后的症结在“恋物癖”：“大概是因为特别迷恋材质，有时在别人眼里看来差不多的，在我看来就是不太一样。”
李琳被认为环保主义者，但她常想起自己爱开大车的癖好，觉得愧对此称号。“刚开始做服装时，去广州进面料，很多国产面料用的染料都有一种成分，按德国或欧洲标准，出口是不合格的，但是不用这个染料色牢度上面会差一些。用了这种燃料，洗涤以后对环境有影响，虽便宜”，但李琳决定全部按欧洲标准执行。对面料，李琳更是苛求自然，原生态。
 “我喜欢的东西是猛看不要太扎眼，但是品质要非常好。”在李琳眼中，材料只有两种：一种是越用越好看，一种是越用越难看。“不经时间的材料都不是好材料，木头也是这样，任何一样东西经过时间越变越好看那都是好材料。”
李琳说起江南布衣一位德国设计师的父亲，他穿来一件50年的衬衫，袖子底下已经破了，把它剪了，但是整件衬衫的棉布看上去还是细腻光洁的，“那就是好材料！”看到好材料，李琳总是想拿来“为我所用”。
在服装行业开道，李琳其实从开始到现在，都是为了实现“什么都是自己的”占有欲，“都是为了我自己。”她上一次去伦敦看Anthony Gormley的工作室，“他做了很多很多雕塑铁块，有的是打散的”，有人告诉李琳：他做的每一具雕塑都是他自己，他是把自己的人体扫描下来了。
李琳觉得有意思，“理论上来说，你最了解的还是你自己，要揣测别人其实蛮难的。”于是她认定，自己爱穿什么，应该也会有跟我一样的需求。
1995年底，李琳设计了第一件外套，接近黑色的灰，面料挺括，穿起来精神。这件衣服后来卖得很不错，她还记得那时零售价是200元。
所有的创业艰辛都相似。李琳认为的难题是一次房屋纠纷。
那是江南布衣的第一家门店，在杭州延安路医科大学的围墙边，房子是从医科大学转了两个房东后到她手中的。李琳把半年的房租交给她的房东，但这位房东没有给医科大学。半年快过了，学校来找李琳要房租，把电都断了，交涉了几回。收她房租的人说老板欠他工钱，只能拿房租抵了。
那个夏天，店里没有空调，也没办法做生意。李琳找学校的人商量，对方也很同情他，李琳给他看凭证，说，你看半年的房租，六个月已经过去四个月了，这四个月也不可能再招一个人来租，也不可能把那四个月的损失要回来，我现在在这里用着，要不我先把后面两个月再多承担一份交给你，先把电给我供上。
最后李琳多付了那两个月的房租，“在当时也蛮多了，半年的钱是15万，90年代对我来说确实也是巨款了。”
李琳开店几年后，才挣下第一笔十万元，那是她的第一桶金，她一攒够就去欧洲旅行了。“开始做生意是没有钱出来的，钱总是又不够了，又不够了……”
    
“健美裤时代”的异类
李琳是深度旅行爱好者。某种程度上，做生意是为了让自己行走地更自在。她也在旅行中获得很多学习机会。
“我有很多不同年龄的，尤其是年纪很大的朋友，八九十岁的朋友中老外蛮多的。”这些人都是她在旅途中结识。“这类人有个共通的特点：年龄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他们每天还在自我学习。”
旅行是李琳从小就向往的事，真正意义上的旅行直到高中毕业才成行。“我妈带我去了一趟北京、大连，这是第一次。”第一次就开启了她旅行的瘾。上大学后，只要有空就跑出去旅行，“住同学学校的寝室，各种蹭。那时去南昌玩一趟，总共就花几十块钱。”
这样的旅行给了李琳全新的人生体验。“爱旅行的人一般来说都挺宽容，因为见到了各种不同，兼容度会比较好。”
去年，父亲帮李琳算了下，一年中有170多天在外旅行。父亲并不喜欢她到处乱跑，“他是个焦虑症患者，最好看见你在眼前，每一天安安稳稳，他就高兴了。”
父亲是数学老师，为求稳妥，他希望女儿读一个安稳的职业，出来还能当公务员。那时的李琳“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比如每天一样的生活。我爸还希望我当老师，我不想像他那样生活。”
“有的事情去做的时候，就知道不是永远的未来，比如说考大学。”填写大学志愿，父亲要求在李琳填完后，由他加第一志愿。浙江大学化学系，成了父亲强加给女儿的未来。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李琳在家哭了一天，她跟父亲说：“我以后干的活，肯定跟化学没关系。”
她想象不出这个专业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化学唯一让人产生点浪漫联想的，就是巫婆，炼金术。”
李琳当时热爱的专业是生物，她对生命科学充满好奇，她至今都是个植物狂热爱好者。这门她不喜欢的专业，最终让她对衣物的面料有了专业见解。后来她发现：“小时候上过的每一门课都有用，连体育课都有用，当你扛个包要去赶车时，你就觉得跑八百米也好有用。”
上了大学，李琳仍不死心，试图转系。但转系的要求是：你得在系里特别特别出色，本专业学得特别优秀，才有机会转。“那我显然就不行，我根本不感兴趣，所以后来就放弃了。”
读着不爱的专业，李琳在静听内心的呼唤。那是健美裤流行的年代，全中国几乎人手一条。李琳想：肯定有人和我一样想穿得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做一点跟别人稍微不一样的东西就很容易生存，那时候也没有大把从海外归来的独立设计师。”
李琳想着自己要穿的衣服，却买不到，只好四处去淘外贸尾货，但是出口单回来的都是男款，男式T恤或者西装短裤。她就用自己的方法配，觉得很好玩。“总之，同龄女孩穿的衣服好像都不是我想要的。”很多年后，同学想起李琳来，都会记得她穿得松松垮垮却与众不同的样子来。
1996年，江南布衣创立第三年，她接触到了山本耀司，“他可以算是我的一个老师”。每次出国，只要有机会，李琳都会去看他的设计展。
她欣赏这位日本设计师，多年来他始终以一个概念贯穿作品，虽然线路很窄，用的颜色也很少，但每一年的作品发布都会让人关注。李琳说：“我看他的东西，总是感觉到和他的距离，感到无法超越。”喜欢山本耀司的设计师很多，把自己和他比较的，也许只有李琳。
 
想象力实验
将公司管理交与丈夫的李琳，如今往返于工厂和设计师团队之间。她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小孩是你的老师。”李琳低头沉思后说。
孩子们每天、每一分钟都在学东西，李琳不停被问：“妈妈这为什么，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孩子快速地学习，快速地表达，“如果半夜醒来看见你，他第一句话就是：妈妈我爱你！我觉得只有小孩才会这么直接地表达自己。”
孩子也时刻提醒李琳，不要去教化他人。她试图像大多数年轻妈妈一样去打扮女儿，但她买不到想给女儿穿的衣服，这促使她开始设计童装。于是，有了江南布衣的童装。
待到童装上市的时候，她发现两岁的女儿开始决定自己要穿什么，孩童的眼睛看不进灰暗的衣服，“她总是更爱色彩鲜艳的，带有卡通的。”只在女儿体贴她，为了照顾她感受时，才会主动说：“妈妈我今天穿了你做的衣服。”理解这一过程，李琳花了点时间。
一次，李琳跟朋友一起打保龄球，认识了两位中国美术学院的艺术家：耿建翌和张培力。他们很快成为打开李琳视野的重要启蒙老师。“我的审美体系是他们俩培养的”。李琳时常跟着他们一起去淘碟，从VCD时代淘到DVD时代。
李琳隔三差五与他们凑在一起打牌、聊天，“他们俩之间的对话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说他们聊电影、聊艺术，因为培力做影像，他推荐了好多好枯燥的电影，包括伯格曼的电影，我跟他说我都看得睡着了。他们说，你还太年轻。”十年时间里，李琳跟着他们疯狂看电影。他们聊天说起一些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看法，“让我发现了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
与他们聊天，他们讲到有意思处，李琳起初是陌生的，但她回去找书来读，这样的90年代中期，李琳读了很多世界美术史的书，这让她受益颇深。
“如果他们想的话，可以做很富有的艺术家，但他们都不在意，我觉得那种品质让人特别稀罕，有时候甚至感觉到灵魂的高贵。”跟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李琳觉得人真不该在意财富，“他们的很多乐趣完全是另一个层面的，那才是有意思的。”
此后，作为公益事业，李琳支持这两位交往20多年的艺术家朋友办了“想象力学实验室”，这也成了江南布衣的艺术中心，希望让艺术接地气。“有想象力的人未必是一个专门的艺术家，如果年轻人有想法，但只是有想法，没有人支持，很多东西就消失了。”
这些年，想象力学实验室赞助了不少年轻人的展览，以及一些艺术家的创作项目。其中杭州音乐人李剑红，就是受益人，“我们支持他们一年的生活费，这样他们可以专心做他的音乐。
杭州劳斯莱斯俱乐部的一场艺术讲座上，李琳作为嘉宾受邀，她是讲座中两位中国美术学院老师的朋友。
我们的丰田雅力士引领着她的奔驰G550一路驶入排列着劳斯莱斯的停车场，难免遭遇迎宾小姐的冷眼，李琳从大奔驰上蹦下来的时候，看我们的眼神竟有些怜爱，她欢快地一一介绍，仿佛戏谑地配合一场表演。
在她对两位老师的艺术设计发表意见时，陆续有几辆劳斯莱斯在门口停驻，车上相继下来数位浓妆艳抹，低胸礼服出席的女孩。她们娇媚地相互打招呼，在会场中央坐下来讨论衣着，偶尔娇嗔，看起来对艺术和李琳的发言并不感兴趣。盛妆的她们与黑镜框、黑T恤、黑肤色的李琳在这处上流交际会场里相映成趣。
 
“受欢迎时，就要担心了”
人物周刊： 20年里，很多服装品牌出现又消失，但是像江南布衣好像一直都在，刚开始会给我们耳目一新，但是后面这种款、型越来越多，雷同也越来越多，怎么来避免？
李琳：这个你没法避免，服装行业里头有一句话，我觉得也算是自我安慰，有人学你说明你成功了。
 
人物周刊：你在旅途中有过一些自己觉得比较受益的经历吗？
李琳：旅行有很多，主要是看，看展览也好，博物馆也好，那个肯定是很宝贵的经历。另外是跟人聊天，我小时候是个英语特别不好的人，英语一直是个老大难，一直到大学都不好，大学四级考了三次才过，因为我老觉得那跟我没什么关系，然后好像也没什么学语言的氛围，后来开始出去旅行以后，碰到一些人非常有趣。
但是又觉得语言很费劲，那个时候我痛恨二手笑声，因为我得带个翻译，人家哈哈一场都笑完了，跟我说什么意思，我就笑第二场，所以就学英语。
   
人物周刊：出去旅行的这些经历对您自己有产生过哪些设计上的灵感吗？
李琳：那肯定很多。具体的，我不太说得出来，但是有的时候你出去，会见到某一个人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就记得9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里还会觉得穿西装，再穿双旅游鞋是件很奇怪的事，但是在那里你会见到一个人就那样穿，穿得非常好看，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突然是个改变，就会觉得哪有那么多框框，只是自己不会弄而已，这些改变是肯定会有的。
 
人物周刊：所以觉得你创业过程简直跟玩一样。
李琳：其实有些东西是跟玩一样的，做设计其中有一个部分，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玩出来的，有时候那种设计，大家在一起瞎闹的时候发现这样不错，那是最好玩的。
 
人物周刊：总有压力呀，来自哪里呢？
李琳：我不太有，我从来也不太有，以前公司年年增长都很快那些年头，我经常跟他们说，你们应该要有危机感，这样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问题。哪个款式，原来我一直觉得我们还蛮超前的，人家老觉得你太前卫了，他不买的，突然变成很受欢迎时，就意味着你已经变成主流了，这时候就是要担心的时候。
人物周刊：很多人做东西就是要为了让大众接受，为什么你不是？
李琳：我不是刻意要做一个东西是大众不接受的，但是我就觉得当你的东西太受欢迎的时候，是要问一下自己的，你的东西还有什么领先的地方吗？如果都没有，就是要担心了，品牌就要担心了。
本次推送文字转自《南方人物周刊》（微信号：peopleweek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