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放战争中的女性——读《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
一次与一位挪威的朋友聊天,他谈到在北京很少见到女出租车司机,我解释说,在中国流传着很多关于女司机的笑话,很多人认为女人天生不擅长开车。他立刻否认了这个观点,说在他们国家,女出租司机占到一半,很多女人很“强大”,和男人做一样的事情。我想想,大概真的是这样,你觉得不行,那就不行了,就算真行也要装作不行,不然就是个异类,而成为异类是需要勇气的。先天的性别是一个标签,被后天地赋予了社会性的含义。
谈到战争与女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符号就是“女英雄”。而多数的战争涉及到利益集团的冲突,因此,“女英雄”前面往往又加上了“民族”两个字变成了“民族女英雄”。文艺作品中塑造的这类女性屡见不鲜:穆桂英、刘胡兰、圣女贞德、红色娘子军。另一类让人想起的女性则以战争受害者的角色出现。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美丽且爱幻想的女兵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让人格外揪心。
可以说,“女英雄”和受害者两种形象分别代表了两种标志性的性格特质。女英雄的形象受到赞颂是因为她们在战争中展现出的“男性特质”:勇敢、坚强、果断、冷静等等。而与之对应,“女性特质”的美丽和柔弱是最合适的受害者形象,以反衬战争的残酷。
有趣的是,相关的学术研究,其关注角度也可大体对应上述两种艺术形象。《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前言中,作者总结了早期“性别与战争”史的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第一是秉承‘国家兴亡,匹妇有责’的逻辑,着重于妇女对抗日战争贡献的探讨”;第二是“战争中女性受害者问题,尤其是慰安妇问题”。而近些年来,一些突破性的研究相继出现。陈雁的《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正是一本反对简单二分的著作,作者“关注的正是郑苹如或王佳芝这样无法置入民族国家抗战英雄史的历史叙事将于何处安放”。
全书包括十一章,除导论和结语外,每一章都有一个单独的主题,章节相对独立,可读性很强。书中关注了很多既非“女英雄”也非“受害者”的女性,战争使得她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却早已根植于普通生活之中。
在张爱玲身上曾经发生过一起“灰钿”之案,她作为“一位‘作家’,而又是‘女’”,因一千元的稿酬被出版人平襟亚冷嘲热讽。在战时物价飞涨的上海,提高稿酬这件事本就在圈内有过讨论。对战时社会经济环境的分析之外,陈雁更关注的是“战争时期上海写作圈的性别变化”。凭借才能获得名利,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是一个女人凭借才能获得名利,就会受到一些非议。就战时上海的文艺圈来说,就存在着这样一种逻辑:“女作家走俏,不过是因为生理原因;而男作家当红,却是凭借实力”。甚至对女作家的培训也采取了一些旁门左道的方式。女作家争取一点点的基本权利也会受到道德上的非议。女作家所遭受的不正当的排挤有一部分原因是女性作家打破了上海文坛的固有结构。大量“小姐作家”取得了话语权,从多种全新的角度关注性别问题,挑战原有性别秩序。因此,这场“性别之战”其实积蓄已久。
“女作家”是一个职业群体,并不代表她们处处分享一样的价值观,但是在大体脉络上,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陈雁在第七章对比了苏青和张爱玲两个人关于妇女、家庭、婚姻问题的看法。两个人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往往表现出对立的看法,但是相通的地方在于,“她们并不认为男女平等,就只是意味着男人和女人的一切都应该一样”,而是“只要男女同样做事就该同样被尊重,固不必争执所做事情的轻重”。
除了女作家、女演员这样的“名女人”,普通的女性也面临着各种性别问题,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在几十年前的上海也存在。在第四章,陈雁关注了上海邮政局拒招女职员事件。风波起于1939年《上海妇女》杂志刊登的女职员投诉。投诉者认为上海邮政局拒招女职员的原因是有人倡导“女子回到家族中去”。随后,“已婚妇女是否应该工作”、“婚姻与职业的关系”等相关话题在《上海妇女》杂志中展开了连续讨论。就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民国时期的职业妇女在法律上获得了地位,但是随着革命带来的政治不稳定,女性职员面临的裁员压力要远远大于男性。《女生》杂志对“上海职业妇女”有过数据统计,上海职业妇女比例最大的群体是女工和女佣,她们的工资“高的不过20余元,少的仅五六元”。从中可以看出,女性在职业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现出不同面貌,特别是战争期间对女性的特殊需求而传递的特殊规训。
《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以这样一种从人物和事件切入的方式,以点到面展现了其时其地的女性生存状况、她们所面对的主流价值观、所要承担的社会角色期待等等问题。书中参考了大量的报刊资料,特别是刊登于其中的大量漫画,形象地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正如书中所说,“妇女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范畴”。对于学术研究是这样,对于每一个女性也是如此。相比战时的上海女性而言,当下的女性面对着更加多元化的价值观,恰恰是她们自己所作出的选择成就了她们每一个特殊的个体。但仍然有很多女性,在各种标签之间徘徊,在选择的过程中受到很多性别压制。女性可以有无限种可能性,什么时候女性可以自由发挥任何一种可能性,而不会招致异样的眼光,那才是女性主义完全没必要存在的时候吧。
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
陈雁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5
作者王曦赫 学者,转引自南都网
谈到战争与女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符号就是“女英雄”。而多数的战争涉及到利益集团的冲突,因此,“女英雄”前面往往又加上了“民族”两个字变成了“民族女英雄”。文艺作品中塑造的这类女性屡见不鲜:穆桂英、刘胡兰、圣女贞德、红色娘子军。另一类让人想起的女性则以战争受害者的角色出现。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美丽且爱幻想的女兵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让人格外揪心。
可以说,“女英雄”和受害者两种形象分别代表了两种标志性的性格特质。女英雄的形象受到赞颂是因为她们在战争中展现出的“男性特质”:勇敢、坚强、果断、冷静等等。而与之对应,“女性特质”的美丽和柔弱是最合适的受害者形象,以反衬战争的残酷。
有趣的是,相关的学术研究,其关注角度也可大体对应上述两种艺术形象。《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前言中,作者总结了早期“性别与战争”史的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第一是秉承‘国家兴亡,匹妇有责’的逻辑,着重于妇女对抗日战争贡献的探讨”;第二是“战争中女性受害者问题,尤其是慰安妇问题”。而近些年来,一些突破性的研究相继出现。陈雁的《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正是一本反对简单二分的著作,作者“关注的正是郑苹如或王佳芝这样无法置入民族国家抗战英雄史的历史叙事将于何处安放”。
全书包括十一章,除导论和结语外,每一章都有一个单独的主题,章节相对独立,可读性很强。书中关注了很多既非“女英雄”也非“受害者”的女性,战争使得她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却早已根植于普通生活之中。
在张爱玲身上曾经发生过一起“灰钿”之案,她作为“一位‘作家’,而又是‘女’”,因一千元的稿酬被出版人平襟亚冷嘲热讽。在战时物价飞涨的上海,提高稿酬这件事本就在圈内有过讨论。对战时社会经济环境的分析之外,陈雁更关注的是“战争时期上海写作圈的性别变化”。凭借才能获得名利,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是一个女人凭借才能获得名利,就会受到一些非议。就战时上海的文艺圈来说,就存在着这样一种逻辑:“女作家走俏,不过是因为生理原因;而男作家当红,却是凭借实力”。甚至对女作家的培训也采取了一些旁门左道的方式。女作家争取一点点的基本权利也会受到道德上的非议。女作家所遭受的不正当的排挤有一部分原因是女性作家打破了上海文坛的固有结构。大量“小姐作家”取得了话语权,从多种全新的角度关注性别问题,挑战原有性别秩序。因此,这场“性别之战”其实积蓄已久。
“女作家”是一个职业群体,并不代表她们处处分享一样的价值观,但是在大体脉络上,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陈雁在第七章对比了苏青和张爱玲两个人关于妇女、家庭、婚姻问题的看法。两个人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往往表现出对立的看法,但是相通的地方在于,“她们并不认为男女平等,就只是意味着男人和女人的一切都应该一样”,而是“只要男女同样做事就该同样被尊重,固不必争执所做事情的轻重”。
除了女作家、女演员这样的“名女人”,普通的女性也面临着各种性别问题,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在几十年前的上海也存在。在第四章,陈雁关注了上海邮政局拒招女职员事件。风波起于1939年《上海妇女》杂志刊登的女职员投诉。投诉者认为上海邮政局拒招女职员的原因是有人倡导“女子回到家族中去”。随后,“已婚妇女是否应该工作”、“婚姻与职业的关系”等相关话题在《上海妇女》杂志中展开了连续讨论。就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民国时期的职业妇女在法律上获得了地位,但是随着革命带来的政治不稳定,女性职员面临的裁员压力要远远大于男性。《女生》杂志对“上海职业妇女”有过数据统计,上海职业妇女比例最大的群体是女工和女佣,她们的工资“高的不过20余元,少的仅五六元”。从中可以看出,女性在职业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现出不同面貌,特别是战争期间对女性的特殊需求而传递的特殊规训。
《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以这样一种从人物和事件切入的方式,以点到面展现了其时其地的女性生存状况、她们所面对的主流价值观、所要承担的社会角色期待等等问题。书中参考了大量的报刊资料,特别是刊登于其中的大量漫画,形象地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正如书中所说,“妇女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范畴”。对于学术研究是这样,对于每一个女性也是如此。相比战时的上海女性而言,当下的女性面对着更加多元化的价值观,恰恰是她们自己所作出的选择成就了她们每一个特殊的个体。但仍然有很多女性,在各种标签之间徘徊,在选择的过程中受到很多性别压制。女性可以有无限种可能性,什么时候女性可以自由发挥任何一种可能性,而不会招致异样的眼光,那才是女性主义完全没必要存在的时候吧。
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
陈雁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5
作者王曦赫 学者,转引自南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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