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风尚:白银时代/独立音乐及艺术的新时代
采访者:张倩,编辑:米玉雯
受访人——六九,DDC黄昏黎明俱乐部创始人
「时代一直在进步,而人们却总留恋过去。」
Q:从中科大计算机系硕士毕业,怎么就想到跑去厦门开客栈?这其间有过什么其他过渡或诱因吗?
A:大学是这样一个地方:一群学霸从高中来到本科,有一大半就立刻被比成渣。我本科学物理,除了进研究所几乎没有就业机会;所以硕士改考计算机,但并没什么卵用,改变不了那个“很难找工作”的结局。而且我又不想要一辈子写代码。混酒吧是研一开始的事,学校里本身就有几个不错的乐队,常常一起去“革命者”(合肥),研二去苏州实习,又是跟已经在当地混熟的几个哥们儿跑现场,给乐队拍照之类的。
然后我其实很享受那种状态。虽然大家当时都很穷,但人都是有趣的人,而且跟音乐在一起,那么炫酷,就觉得那是我想要的。
Q:从音乐转到客栈,听起来还是有点距离的,发生了什么?
A:也没什么,后来快毕业时被另外一个校友诱惑,“去厦门开客栈”这六个字当时听听就觉得“不错啊”。云南,有很多人都去了,但我没有,因为我是福建人,厦门离家比较近。最开始在集美大学附近租了住处,等,然后刚好遇到“梦旅人客栈”转让。
Q:你离开的时候,合肥的整个音乐环境如何?包括酒吧风格。
A:“革命者”是最重要的现场,除了它之外,红星路上还有一家“花童”,偶尔做做小型演出。坦白说,环境比现在要好。痛痒、PK14、AK47这样的乐队都在“革命者”发声,再后来李志去“牧云人”比较多,但“牧云人”太小。再再后来,几乎都搬去“on the way”了。场地还是太少、太小,容不下更多文化,许多乐队的演出都没办法安排……现在“on the way”好像还不错。在它出现之前,合肥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live house,“革命者”也只能算是一个拥有摇滚精神的文化聚集地。
Q:你印象中当时当地最著名的是哪支乐队?
A:“凌迟”,主唱兼贝斯手韩快,风格跟巴西的“埋葬”非常接近,重金属摇滚,非常牛逼,不论是乐器技术还是编曲,各方面都能达到国际化水准。后来他们有在欧洲出过一张EP。
Q:后来他们去哪里了?我是说,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气氛大不如从前?
A:每个圈子和群体的发展大概都会经历类似的过程,就像大学我们会毕业,旧的人走了,没有新的人进来——又或者新人有新的圈子,我们并不知道。于是我们会看到,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每个时代都会怀念上一个时代,时代一直在进步,是人类自己总喜欢活在过去,那些人有的去做别的事了,而有的是去了更好的地方。
Q:你个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步入现在的理想范畴的?
A:……那还是从“梦旅人”开始。我不是投资人,但算是经营者,守着旅店的咖啡馆和小舞台,有很大的自由度去接触独立音乐,做与其相关的事情。
Q:那时候的客栈文化如何?
A:文化环境并没有现在这样好——虽然现在有些过度商业化,但至少在生存上有路可寻。那时候对很多做音乐做文化的人来说生存是困难的。
Q:那么,最令你觉得愉悦的是什么?
A:坦白说,就是我成为了音乐行业中的某一个角色。去做一场演出,策划、统筹、执行,与艺人们亲密接触……对,亲密接触很重要,参与感很重要。最初有一次印象很深,李志和“痛痒”来厦门演出,在“梦旅人”三楼的小天台上排练,我一边跟他们聊一边拍照,表面上还是云淡风轻的,但心里的感觉很难形容。大概就两个字“哇靠”这样。其实这种事现在几乎每天都在DDC上演,但第一次还是不一样。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今我仍对此拥有热情。
Q:所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玩得还挺开心的。
A:获得了非常多、非常强烈的认同感。“梦旅人”所在的那个村子原本非常原始古朴,视野也非常窄,我给他们带去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一些活跃的艺术文化元素。
「音乐分地域,有的人驻守原地,有的人来来往往」
我们毕竟是经营者,客栈也好,文化也好,人来人往并不值得感慨,本身大多数人都是过客。来了,可能聊得来,聊一整晚,即使再深情,也可能就是这一生唯一的一次相遇。
阿雷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从十年前他就在“梦旅人”,是第一个驻扎在村子里开客栈的人,一直经历着厦门和曽厝垵的各种变化。大家现在都叫他村长,荣誉村长。“梦旅人”从最初在一个小院子的地下室,到现在也没什么大规模,经营不温不火,也被外面的市场环境影响,甚至吞噬,但他就愿意待在原地,安静地做他的小买卖、小文化。
那个村子就像是一个文艺青年避难所。有很多诗人、画家、做音乐的,总之就是有点怀才不遇的人,常年混在里面,有种避世的感觉。那种气氛说好也好,说不好的话,其实只是那个环境不再适合后来的我。厦门很不错,但是文化市场的受众以及他们能接受的风格还是非常窄,永远的小清新、古典民乐,一些实验类型的音乐、重金属朋克等都不会被允许存在。云南的大理、束河,也都有类似的问题,“规避”与“思考”理论上是对立面;文化的“避难之地”不会愿意接受新生事物的存在,他们惧怕未知、拒绝不可控的未来。
北京与上海相比,我选择北京。上海的“排外”与“崇洋”成就了它在某种程度上的“狭隘”,却也成就了它的风格——爵士乐几乎大于一切,这是老任(任宇清)的功劳。上海接触西洋文化其实非常早,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流行的“靡靡之音”是最初形态,但继承之后的发展非常有限,真正的现代爵士文化是在十年多以前由老任一手创立的。关于老任这个人,你可以随便百度到他的介绍:从20世纪90年代北京摇滚乐队的成员,崔健、张楚的贝斯手,到如今上海JZ Club的老板、亚洲第二大爵士音乐节的创始人;二十年音乐征途,成功地从一名乐手转型为一个城市的爵士乐策划者和造梦师。
阿雷和老任,都是走在理想道路上的人。每个人的理想不一样,所以很难从你看到的去讲出大家有什么差别。
比如说,人们常常把崔健和窦唯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争论他们谁是内地摇滚第一人,争论他们在音乐道路上的成就,那其实没什么意义。先不说他们在时代上隔着一段距离,我们都说崔健是“摇滚教父”,所以他是被符号化的,一个名字背负了太多的东西,环境在约束他。而窦唯则更轻松,更我行我素——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实际上呢?大家都在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只是要单纯从音乐的意义上来讲,窦唯更能把自己活成一个没有标签的人,脱离了标签才能尝试更多,做很棒的影视音乐、实验音乐,一切发自内心想做的都是纯粹的。
说悲剧也悲剧,去年因为前妻的新恋情而被无聊的人们八卦出蓬头垢面乘地铁的照片,窦唯永远都是窦唯,但人们只会在意现在看到你的样子那么落魄,不会知道你这么多年一直这样活着,更不会了解你这么活着只是自己高兴。悲剧的不是理想主义本身。
「从江湖到DDC的黄昏黎明」
Q:你进入“江湖”之前,“江湖”是什么样子?
A:这个问句听起来有种香港老电影的感觉。过去的“江湖”与你在南锣鼓巷里或鼓楼大街上见到的其他酒吧、小咖啡馆走的路线很类似,慢慢做一些独立演出,慢慢往专业音乐场地做,我去的时候,“江湖”已经在做一些文化演出的排期,但刚好其中一个主力成员离开北京去了大理——对,又去了大理。这对“江湖”的整个团队来说影响非常大,令他们走到一个精疲力竭的瓶颈期,老板天晓甚至考虑打包转让。然后我去跟天晓聊,把转让聊成了合作,一是因为一拍即合,二是因为我没钱。
Q:合作了三四年,为什么又抽身离开?
A:是对未来的认识与规划的问题。我是个理想主义的人,但我又认为理想需要强大的理性来支持,所以对未来我有许多新的想法,那是在“江湖”受到局限的。天晓也是个理想主义的人,但他可能更愿意沉浸在现状构建的理想局面里面,随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拒绝或者说没有能力去主动引导一些变化。这样的人需要另一个人来辅佐,所以当我与他有共通的目标时,我可以是那个人,但当我有更多的追求时,我们的梦就只能分开来做。所以说“江湖”与“DDC”现在完全走在两条不同的路上,而我想要尝试更多“新”的可能性。
Q:离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放不下?
A:没有,我看得很开,好的东西可以在其他地方延续。而且放不下的情感本身就应该是相互的。
Q:所以从“江湖”延续到“DDC”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A:最好的东西永远离不开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模式,是热血的,相互信任依靠的。这是我在“江湖”感受到的最好的东西,在DDC也没有变化。
Q:那你创立了DDC,更希望能在这里实现的新的东西是?
A:一切新的可能性——挖掘更多新的独立音乐类型、寻找更多的文化融合模式、为一切理想化的艺术元素建立更适合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举个例子,之前单向街的朋友说,我们要做一个吉姆·莫里森的主题活动,我就跟他说,你们是不是可以不要总是用你们诗人、文学家的角度去做,我们可以直接做“大门”(吉姆·莫里森的乐队The Doors是20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乐队之一),既有文学又有音乐,是不是很棒。于是就定了主题,“大门”北京执行专场,接下来需要找乐队,刚好我知道有几个唱“大门”唱得非常在行的外国人,四个人,四个不同的国家,用十天的时间找到他们,只需要一天来排练,因为他们对此太熟悉了。最终的活动相当不错,单向街负责文学策划与主持,加上我们的音乐,两种艺术融合的感觉就是新鲜的。
「从音乐,到不只有音乐」
Q:你觉得“绝对的理想主义”注定是与现实脱节的吗?
A:任何事情一旦绝对化,就只能是单一的,单一的物种容易灭绝。所以我一直把“理想化”保持在压抑的状态,艺术与商业,理想与现实,都必须结合。理想
本身也不应该排斥现实因素,像“中国好声音”里面出现的一些民族原生态的音乐,非常有灵气、非常脱俗,但是在它站上那个舞台之前,没有多少人能感受到它的魅力。而反过来看,即使它以商业化的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仍然没有被污染,没有改变最初的音乐状态——这就是我认为最理想的结果。然而也有一些观点要求更纯粹的东西,这些电视选秀栏目本身就被视为一种功利行为,它的参与者有一大部分怀有功利的目的;另外一小部分真正对音乐抱有理想化态度的参与者,在参与后接着被签约、被束缚,而迷失自我、无法坚持更纯粹的艺术,那的确也是一种不幸。
Q:做成过什么原本最不可能完成的事?
A:结束一段长久的旧关系,开始一段合适的新关系。这是很大的挑战。在环境、文化、圈子、家庭都不允许的情况下执意去做这件事,那段时期每一天都很黑暗,虽然心里知道黑暗过去就是光明,但仍然觉得特别黑暗。当然也包括事业上的问题,事业也一样发展到一个枯竭的瓶颈阶段,我内心非常渴望求变。
Q:支持你仍然坚持毁掉过去的原因是?
A:对我个人来说,只要熬过去就算是一次重生。
Q:给目前以及你预期中的DDC下一个定义。
A:不只有音乐。DDC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独立的、多元文化平台,希望能让更多绝对的、理想化的艺术形式在现实的环境里生存。
受访人——六九,DDC黄昏黎明俱乐部创始人
「时代一直在进步,而人们却总留恋过去。」
Q:从中科大计算机系硕士毕业,怎么就想到跑去厦门开客栈?这其间有过什么其他过渡或诱因吗?
A:大学是这样一个地方:一群学霸从高中来到本科,有一大半就立刻被比成渣。我本科学物理,除了进研究所几乎没有就业机会;所以硕士改考计算机,但并没什么卵用,改变不了那个“很难找工作”的结局。而且我又不想要一辈子写代码。混酒吧是研一开始的事,学校里本身就有几个不错的乐队,常常一起去“革命者”(合肥),研二去苏州实习,又是跟已经在当地混熟的几个哥们儿跑现场,给乐队拍照之类的。
然后我其实很享受那种状态。虽然大家当时都很穷,但人都是有趣的人,而且跟音乐在一起,那么炫酷,就觉得那是我想要的。
Q:从音乐转到客栈,听起来还是有点距离的,发生了什么?
A:也没什么,后来快毕业时被另外一个校友诱惑,“去厦门开客栈”这六个字当时听听就觉得“不错啊”。云南,有很多人都去了,但我没有,因为我是福建人,厦门离家比较近。最开始在集美大学附近租了住处,等,然后刚好遇到“梦旅人客栈”转让。
Q:你离开的时候,合肥的整个音乐环境如何?包括酒吧风格。
A:“革命者”是最重要的现场,除了它之外,红星路上还有一家“花童”,偶尔做做小型演出。坦白说,环境比现在要好。痛痒、PK14、AK47这样的乐队都在“革命者”发声,再后来李志去“牧云人”比较多,但“牧云人”太小。再再后来,几乎都搬去“on the way”了。场地还是太少、太小,容不下更多文化,许多乐队的演出都没办法安排……现在“on the way”好像还不错。在它出现之前,合肥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live house,“革命者”也只能算是一个拥有摇滚精神的文化聚集地。
Q:你印象中当时当地最著名的是哪支乐队?
A:“凌迟”,主唱兼贝斯手韩快,风格跟巴西的“埋葬”非常接近,重金属摇滚,非常牛逼,不论是乐器技术还是编曲,各方面都能达到国际化水准。后来他们有在欧洲出过一张EP。
Q:后来他们去哪里了?我是说,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气氛大不如从前?
A:每个圈子和群体的发展大概都会经历类似的过程,就像大学我们会毕业,旧的人走了,没有新的人进来——又或者新人有新的圈子,我们并不知道。于是我们会看到,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每个时代都会怀念上一个时代,时代一直在进步,是人类自己总喜欢活在过去,那些人有的去做别的事了,而有的是去了更好的地方。
Q:你个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步入现在的理想范畴的?
A:……那还是从“梦旅人”开始。我不是投资人,但算是经营者,守着旅店的咖啡馆和小舞台,有很大的自由度去接触独立音乐,做与其相关的事情。
Q:那时候的客栈文化如何?
A:文化环境并没有现在这样好——虽然现在有些过度商业化,但至少在生存上有路可寻。那时候对很多做音乐做文化的人来说生存是困难的。
Q:那么,最令你觉得愉悦的是什么?
A:坦白说,就是我成为了音乐行业中的某一个角色。去做一场演出,策划、统筹、执行,与艺人们亲密接触……对,亲密接触很重要,参与感很重要。最初有一次印象很深,李志和“痛痒”来厦门演出,在“梦旅人”三楼的小天台上排练,我一边跟他们聊一边拍照,表面上还是云淡风轻的,但心里的感觉很难形容。大概就两个字“哇靠”这样。其实这种事现在几乎每天都在DDC上演,但第一次还是不一样。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今我仍对此拥有热情。
Q:所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玩得还挺开心的。
A:获得了非常多、非常强烈的认同感。“梦旅人”所在的那个村子原本非常原始古朴,视野也非常窄,我给他们带去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一些活跃的艺术文化元素。
「音乐分地域,有的人驻守原地,有的人来来往往」
我们毕竟是经营者,客栈也好,文化也好,人来人往并不值得感慨,本身大多数人都是过客。来了,可能聊得来,聊一整晚,即使再深情,也可能就是这一生唯一的一次相遇。
阿雷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从十年前他就在“梦旅人”,是第一个驻扎在村子里开客栈的人,一直经历着厦门和曽厝垵的各种变化。大家现在都叫他村长,荣誉村长。“梦旅人”从最初在一个小院子的地下室,到现在也没什么大规模,经营不温不火,也被外面的市场环境影响,甚至吞噬,但他就愿意待在原地,安静地做他的小买卖、小文化。
那个村子就像是一个文艺青年避难所。有很多诗人、画家、做音乐的,总之就是有点怀才不遇的人,常年混在里面,有种避世的感觉。那种气氛说好也好,说不好的话,其实只是那个环境不再适合后来的我。厦门很不错,但是文化市场的受众以及他们能接受的风格还是非常窄,永远的小清新、古典民乐,一些实验类型的音乐、重金属朋克等都不会被允许存在。云南的大理、束河,也都有类似的问题,“规避”与“思考”理论上是对立面;文化的“避难之地”不会愿意接受新生事物的存在,他们惧怕未知、拒绝不可控的未来。
北京与上海相比,我选择北京。上海的“排外”与“崇洋”成就了它在某种程度上的“狭隘”,却也成就了它的风格——爵士乐几乎大于一切,这是老任(任宇清)的功劳。上海接触西洋文化其实非常早,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流行的“靡靡之音”是最初形态,但继承之后的发展非常有限,真正的现代爵士文化是在十年多以前由老任一手创立的。关于老任这个人,你可以随便百度到他的介绍:从20世纪90年代北京摇滚乐队的成员,崔健、张楚的贝斯手,到如今上海JZ Club的老板、亚洲第二大爵士音乐节的创始人;二十年音乐征途,成功地从一名乐手转型为一个城市的爵士乐策划者和造梦师。
阿雷和老任,都是走在理想道路上的人。每个人的理想不一样,所以很难从你看到的去讲出大家有什么差别。
比如说,人们常常把崔健和窦唯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争论他们谁是内地摇滚第一人,争论他们在音乐道路上的成就,那其实没什么意义。先不说他们在时代上隔着一段距离,我们都说崔健是“摇滚教父”,所以他是被符号化的,一个名字背负了太多的东西,环境在约束他。而窦唯则更轻松,更我行我素——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实际上呢?大家都在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只是要单纯从音乐的意义上来讲,窦唯更能把自己活成一个没有标签的人,脱离了标签才能尝试更多,做很棒的影视音乐、实验音乐,一切发自内心想做的都是纯粹的。
说悲剧也悲剧,去年因为前妻的新恋情而被无聊的人们八卦出蓬头垢面乘地铁的照片,窦唯永远都是窦唯,但人们只会在意现在看到你的样子那么落魄,不会知道你这么多年一直这样活着,更不会了解你这么活着只是自己高兴。悲剧的不是理想主义本身。
「从江湖到DDC的黄昏黎明」
Q:你进入“江湖”之前,“江湖”是什么样子?
A:这个问句听起来有种香港老电影的感觉。过去的“江湖”与你在南锣鼓巷里或鼓楼大街上见到的其他酒吧、小咖啡馆走的路线很类似,慢慢做一些独立演出,慢慢往专业音乐场地做,我去的时候,“江湖”已经在做一些文化演出的排期,但刚好其中一个主力成员离开北京去了大理——对,又去了大理。这对“江湖”的整个团队来说影响非常大,令他们走到一个精疲力竭的瓶颈期,老板天晓甚至考虑打包转让。然后我去跟天晓聊,把转让聊成了合作,一是因为一拍即合,二是因为我没钱。
Q:合作了三四年,为什么又抽身离开?
A:是对未来的认识与规划的问题。我是个理想主义的人,但我又认为理想需要强大的理性来支持,所以对未来我有许多新的想法,那是在“江湖”受到局限的。天晓也是个理想主义的人,但他可能更愿意沉浸在现状构建的理想局面里面,随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拒绝或者说没有能力去主动引导一些变化。这样的人需要另一个人来辅佐,所以当我与他有共通的目标时,我可以是那个人,但当我有更多的追求时,我们的梦就只能分开来做。所以说“江湖”与“DDC”现在完全走在两条不同的路上,而我想要尝试更多“新”的可能性。
Q:离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放不下?
A:没有,我看得很开,好的东西可以在其他地方延续。而且放不下的情感本身就应该是相互的。
Q:所以从“江湖”延续到“DDC”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A:最好的东西永远离不开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模式,是热血的,相互信任依靠的。这是我在“江湖”感受到的最好的东西,在DDC也没有变化。
Q:那你创立了DDC,更希望能在这里实现的新的东西是?
A:一切新的可能性——挖掘更多新的独立音乐类型、寻找更多的文化融合模式、为一切理想化的艺术元素建立更适合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举个例子,之前单向街的朋友说,我们要做一个吉姆·莫里森的主题活动,我就跟他说,你们是不是可以不要总是用你们诗人、文学家的角度去做,我们可以直接做“大门”(吉姆·莫里森的乐队The Doors是20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乐队之一),既有文学又有音乐,是不是很棒。于是就定了主题,“大门”北京执行专场,接下来需要找乐队,刚好我知道有几个唱“大门”唱得非常在行的外国人,四个人,四个不同的国家,用十天的时间找到他们,只需要一天来排练,因为他们对此太熟悉了。最终的活动相当不错,单向街负责文学策划与主持,加上我们的音乐,两种艺术融合的感觉就是新鲜的。
「从音乐,到不只有音乐」
Q:你觉得“绝对的理想主义”注定是与现实脱节的吗?
A:任何事情一旦绝对化,就只能是单一的,单一的物种容易灭绝。所以我一直把“理想化”保持在压抑的状态,艺术与商业,理想与现实,都必须结合。理想
本身也不应该排斥现实因素,像“中国好声音”里面出现的一些民族原生态的音乐,非常有灵气、非常脱俗,但是在它站上那个舞台之前,没有多少人能感受到它的魅力。而反过来看,即使它以商业化的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仍然没有被污染,没有改变最初的音乐状态——这就是我认为最理想的结果。然而也有一些观点要求更纯粹的东西,这些电视选秀栏目本身就被视为一种功利行为,它的参与者有一大部分怀有功利的目的;另外一小部分真正对音乐抱有理想化态度的参与者,在参与后接着被签约、被束缚,而迷失自我、无法坚持更纯粹的艺术,那的确也是一种不幸。
Q:做成过什么原本最不可能完成的事?
A:结束一段长久的旧关系,开始一段合适的新关系。这是很大的挑战。在环境、文化、圈子、家庭都不允许的情况下执意去做这件事,那段时期每一天都很黑暗,虽然心里知道黑暗过去就是光明,但仍然觉得特别黑暗。当然也包括事业上的问题,事业也一样发展到一个枯竭的瓶颈阶段,我内心非常渴望求变。
Q:支持你仍然坚持毁掉过去的原因是?
A:对我个人来说,只要熬过去就算是一次重生。
Q:给目前以及你预期中的DDC下一个定义。
A:不只有音乐。DDC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独立的、多元文化平台,希望能让更多绝对的、理想化的艺术形式在现实的环境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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