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人老羊《高仓健，去了》
《高仓健，去了》
高仓健10日因病去世 享年83岁。
为了缅怀，为了自己童年中被《追捕》激发，和伙伴们玩了几百遍的“昭仓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寻找一部旧作看看！
在中国，刘德华拍过150多部电影，基本已算最高产的演员；但相比之下，高仓健一生拍过超过204部电影，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主演，在亚洲无人能出其左右。
选择具有代表性，且我未看过的，不难！
1、《南极物语》
工作犬是主角，人，其实多余！
或许当年--1983，看，还有很多情愫要宣泄在巨大白色世界的黑点上，现在～～
高仓健，在此片，也多余了！
故事本身。
来源真实历史。发生在1958年2月，讲述的是日本派遣到南极昭和基地的越冬观测队，与15只负责拖雪撬的桦太犬所发生的故事。
电影里，导演只能运用所有已知的数据，加上他的想像，来推测两只狗是如何幸存下来的。
故事主角。
桦太犬
是一种产于日本的雪橇犬。此犬种是尖嘴类型，与其最接近的为日本秋田犬。
桦太犬有许多颜色，形态也有很大差别。桦太犬肩高在56-70cm之间，成体体重为30-40kg。
这个犬名，直接翻译就是--库页岛的狗！
因此,这提供了品种的地理来源。该犬是日本唯一的雪橇犬，分布于库页岛、日本北海道以及附近的少数岛屿，但在日本北部在青森省，也有少量家庭饲养。
这个品种出名来自20世纪50年代日本南极科考活动。1957年日本在南极建立了该国的第一个南极科考站“昭和基地”，随行的除了科考队员外，还有15只桦太犬作为雪橇犬进行运输。由于天气恶劣，条件有限的情况下。15只桦太犬在人员撤离时被无奈舍弃在南极。1年后科考队重返南极，其中名叫太郎与次郎的两只桦太犬竟奇迹般存活。
当时北海道约有1000只桦太犬，当中适合拉雪橇的仅有40至50只左右。最后共集合到23只桦太犬，并在稚内进行训练。当中有3只是兄弟，它们的父亲也在其余的20只之中，后来三兄弟中的三郎在训练期间病死。
（本片拍摄期间，由于调配不到桦太犬，所以使用南极观测最常用的爱斯基摩犬顶替。）
图：次郎的标本（2012年摄影于国立科学博物馆）
这些工作犬的关系图。
2、《萤火虫》
二战神风敢死队员，幸存者！
当1989年，随着昭和天皇逝去，他们的时代也结束了！
让高仓健，代表这些过去的历史，也飘逝吧。
3、《铁道员》
再次展示了日本人心中的铁道情节！
这是为何存在的呢？无论大小城市，无论年龄与履历，全日本那么多铁道迷！
关于铁道迷的影片，也是不胜数计。
我想，铁道承载着日本近代现代化崛起的重任，慢慢就成为象征；
铁道更体现日本人追寻世界第一的渴望（很久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铁路第一国）。
当然，这些是我臆断的！
高仓健，在片中主要展示其，作为失去妻子、女儿的一位临退休小站站长之个人处境、生活！
总而言之，属于他们的时代结束了，因此～～～～～～
90年代的日本，少有的情怀一面！
4、《八甲田山》
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在俄、法、德三国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将辽东半岛归还给清政府。这三国干涉弄得日本和沙皇俄国之间关系很紧张，就因此埋下了日后日俄战争的种子。日军从此以俄军为假想敌，严格地训练自己的陆军。
明治34年（1901年），日俄战争前夕，日军进行战前准备。战场的设计地为我国东北及涉及俄国的北满等地！
为了应付可能的西伯利亚寒流，为了引导日军在冰雪季节作战，第四旅团组织青森的二个联队部分官兵，进行一次跨越八甲田山的冬季雪原山地翻越训练！
演习队伍分成两支，分别由弘前第31连队的德岛大尉（高仓健 饰）和青森第5连队的神田大尉（北大路欣也 饰）领导。德岛具有丰富的雪原行军经验，他和神田仔细研究了行军路线，并相约在目的地会合。然而神田的上司山田少佐（三国连太郎 饰）一门心思击败友军，不仅擅自扩编行军人数，还粗暴地打乱既定的计划。他的颟顸将第5连队引向了死亡之途，在军事训练中出现意外，遭遇山中的暴风雪袭击造成神成部队210人阵亡199人，几近全军履没，而队长山口少佐虽被救出，在医院也因咎开枪自杀。
虽然代价巨大，但，事实证明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军能够在自己不熟悉的中国东北的冬天打败俄国人，八甲田山行动功不可没。
本片汇聚全日本最著名演员，耗资巨大完成 了这部日本电影史上著名的史诗巨片，在日本上映时引起轰动，获奖无数。
1901年，经历了甲午战争、庚子事件的日本军队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地准备和它在中国大陆扩张的新敌——俄罗斯好好干一场了。然而且不说当时的沙俄军队从体制与装备和晚清军队拉开的差距，就说老毛子长期在寒冷的北方生活习性，这就是日本军队比不了的，一旦与实力悬殊的俄军作战，日军必然会陷入在中国东北极寒地带的泥潭中，而这个时候的日本军队，还没作好极寒地带作战的准备，严格地说，日军还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成建制地进行极寒训练，更不用说作战了。因此大本营的参谋们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极寒行军演习。
经过筹划，大家一致认为青森县的八甲田山无论从海拔、还是气候条件来说，与中国东北的环境比较相似，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第八师团的身上，第八师团是个年轻的师团，成立时间不过五年，也是关东军的前身，第八师团一辈子碌碌无为，就靠这个八甲田山出了大名。
经过挑选，决定由两名精壮的日本大尉福岛泰藏与神成文吉各带两个中队的鬼子，分别从八甲田山的西边与东边横穿八甲田山，这一年是1902年1月23日，正值八甲田山气候最恶劣的时节。
其中福岛泰藏是一个比较谨慎，有过雪山行军经历的军人，因此他深知老天爷的暴脾气，在自己的中队挑选了三十七名精壮而又有雪山生活经历的鬼子组成一个特别小分队。在行军前，福岛作了充分周密的准备，基本上留下了所有的辎重，带足一周的干粮，每个鬼子只带上步枪，子弹也不多带，带足保暖用具，十足的轻装上阵。
而神成文吉大尉虽然也是一个热血的军人，但是因为年轻气盛，同时还有那么一些小小的私心，认为雪山并不可怕，这次行军只是一次比平时强度更高一些的行军而已，准备工作就没福岛那么细致啦。而好死不死，神成的上司山口鋠少佐更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官僚，认为既然极寒作战演习，那么就要大部队行进嘛，而且炮兵还要跟上，否则像福岛那样几个人算什么作战嘛。结果这一行人硬是从几十人的小分队，膨胀成一百多人的中队，而山口认为部队机关的军官在雪山中接受点教育也好，于是又有了十几人的军官考察团，带上所有的辎重，两百多号人吹吹打打地就出发了。
福岛泰藏的小分队虽然人少，但是由于都是精壮青年，熟悉雪山的习性，同时福岛非常注重与当地百姓的沟通，通过拿钱收买当地人作向导，不但能够通过捷径穿过八甲田山，而且还可以从向导那里学到很多在雪山生存的知识。然而福岛小分队依然遇上了八甲田山少有的风暴。其中一名士兵的腿部受了轻伤，被迫返回，而小分队则继续前进。
反观神成文吉这边，不仅人多物也多，而且还有一个指手划脚的山口少佐随时干扰他的指挥。神成原本也想像德岛那样请当地人作向导，然而自大的山口少佐一听居然给皇军带路还要收钱，就八嘎八嘎地把向导一古脑赶跑了，面对这种情况神成也只能苦笑不得。
而后的情况就不像山口想的那么简单，八甲田山的山神可不管你什么皇军，很快天气越来越恶劣，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14摄氏度，大雪刮得皇军们连路都看不清。一行人举步维艰，却还要死撑着推着辎重前进，这些负重就平时的训练来说，日本军人还是可以应付的，然而在八甲田山的大雪里人连行走都困难，更别说负重前进了，士兵们的体力下降很快，而他们带的干粮因为没有采取保暖措施，在行军的路上就成了一块块的冰陀陀，完全不能食用。
这个时候神成恐惧地发现——居然迷路了。神成向山口请求返回，而固执的山口却坚决反对，也是，人家小分队都突进去了，你两大两百个活口居然还迷路了，这不是千古笑话吗？山口强行接管神成的指挥权，要求部队继续前进。
更糟糕的是，山口为了挽回迷路的时间损失，居然要求大部队夜间行军（连路都没找到，就一古脑地往前奔）。结果一帮子人晚上也没休息，累得人仰马翻的，太阳一出来，全傻眼了，眼前的雪山根本没在地图上标注过，已经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这个时候，极寒作战的所有可怕的事都发生在神成部队上，因为缺乏保暖设施与食物，大部分官兵已经无法前进，沿途的扔辎重，而山口这个时候也无力阻止了，因为他自己也快自身难保了。接着，一部分的官兵因为寒冷，无法脱下裤子小便，于是便在裤子里，而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情况下，混漉漉的裤子又迅速冻成冰块，与肉相连，很多官兵的下体完全被冻坏，不断地有人因为极寒而发疯脱衣而死。
不过就算到这个时候日本人还是把枪背着的，只是部队不断减员，从两百人算来，基本上已经折半了。就在这个时候神成文吉总算头脑还比较清醒，不断地派还有体力的侦察兵侦测地形，终于找出了大致的方向。而这个时候，整个中队加军官观察团只剩七十人不到了。
一月二十七日，经历了五天冰雪肆虐的福岛小分队终于开进了目的地，而第八师团的参谋们在庆贺他的成功的时候，神成文吉的部队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状态。
神成部队残存的官兵已经知道不能幸免了，所有人只能凄凄惨惨的围成一团，山口等长官在最里面，按阶级递层向外，最外面的士兵不断地被冻僵跌落在地。还好神成有一丝清醒，命令神志比较清醒的几个伍长各自找出路去，在命令下达后的几分钟，神成文吉气绝身亡。
一名叫后藤房之助的伍长在走到离最近的兵营仅一公里的路时，已经灯枯油尽了，然而为了让巡逻兵发现他，后藤伍长硬是死撑着枪杆僵立在雪中死去，后来果然路过的巡逻兵发现一个杵着枪的雪人，顺着往里搜寻过去，发现了只剩一口气的山口少佐，和十几个跟他同样的官兵。
由于后藤房之助这一义举，日本人还专门为他修了座铜像。
八甲田山事件中，神成部队210人阵亡199人，几近全军履没，而山口少佐虽被救出，在医院也因咎开枪自杀。由于此次演习之惨烈，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了，据说明治天皇也颁下了御旨安魂。八甲田山事件，既极端成功的案例又极端失败的案例，可以说给了年轻日本军队很好的经验与教训，而不光光是极寒作战的。两年以后，日军带着这些经验教训与俄国在中国东北混战，可以说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而福岛等人也悉数毙命于日俄战争。
八甲田山事件距近有一百零七年的历史，虽然时间久远，但是在军事上却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研究它更有意义。因为在该事件的三十年后，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也是几进雪山，几过草地，从几万人走成了几千人，和八甲田山不同的是，长征并不仅仅是一次战术性的作战运动，更是战略性的转移，其中还有大量的辎重和妇女儿童跟随，历时一年多，其艰难程度远超过了八甲田山。
我拿八甲田山事件作案例，主要是想分析一下小分队作战在军事上的意义与价值。
虽然在那个年代并没有特种作战的思想，甚至连大兵团作战的思想都还不成熟，但是德岛的战术模式却揭示小分队作战——这一未来作战的趋势。
从人数上来看，德岛部队仅37人，相当于日军三个班的编制，而神成部队则有210人，相当于日军一个标准的中队，是德岛部队的6倍多。从火力上来看，德岛部队仅装备一次作战的弹药和步枪，而神成部队则携带大量的辎重、机枪与火炮。火力与人数，神成部队占绝对优势。
双方的比较也很简单，就像下跳棋一样，双方尽量跑到对方的老家去，就算赢，而从量上来看，如果神成部队能够与德岛部队同时到达双方的目的地，很明显，神成部队行军的军事价值更大，因为意味着更多兵力与火力的部队能够完成极寒作战的目标。
但神成与山口过于追求战争中的量，却没想到质的问题。
从作战指挥体系来看，双方都属于无线电屏蔽状态，与外界通信隔绝，无法联络到指挥部，因此都是孤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官的作用就相当大，他除了要完成军事任务，还需要维持部队的士气，军需，甚至要约束部队的纪律。
然而在指挥架构上，神成部队与福岛部队则大相径庭。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243443-1.shtml
5、《海峡》
一个人。
一生。
真的，只能干好一件事啊！
片中主人公，25年，完成了指挥青函隧道贯通的工作！
经过12年的施工，1983年1月27日，南起青森县今别町滨名，北至北海道知内町汤里，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隧道—青函隧道的先导坑道终于打通了。1988年3月13日，青函隧道正式通车，从而结束了日本本州与北海道之间只靠海上运输的历史。
隧道横越津轻海峡，全长54公里，海底部分23公里。青函海底隧道1964年动工，1987年建成，前后用了23年时间。
而高仓健饰演的主人公即原型，粕谷逸男。
最先设想修建一条海底隧道勾通两地的，不是日本政府，而是一位年轻的铁路工程师粕谷逸男。1945年，粕谷逸男由于日本战败，从军中退役归来，他想为日本人民造福，他认为如能开凿一条从本州到北海道的海底隧道，就能把全国人民连结在一起。
1946年，粕谷逸男争取到一笔小额经费和国家运输省少数赞助者的支持，开始初步的勘探和取样，钻孔机钻至海床下90米的深度，取得了一些数据。但由于战后日本资金短绌，有许多更迫切的事要办，筑隧道之议便拖延下去了。
1954年，津轻海峡渡轮“洞爷丸”在中途遇台风翻沉，溺毙1,155人，粕谷逸男那几乎被人遗忘了的筑隧道梦想，经此沉船惨剧后，重新引起了注意，但由于耗资巨大，此议又被搁置了若干年，直到1964年5月，青函隧道才正式破土动工。
1964年5月，青函隧道开始挖调查坑道。4年后，粕谷逸男因患癌症去世，但他梦寐以求的工程毕竟艰难地起步了经过7年的各种海底科学考察，专家们才最终选定了安全的隧道位置，并于1971年4月正式动工开挖主坑道。
高昂代价
修建这条青函隧道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1971年主隧道动工兴修时，预算工程的全部费用为8亿3千万美元，但后来多次追加费用，估计到隧道竣工，整个工程需用27亿美元，平均每公里5千多万美元。
由于工程极其复杂，施工条件又非常差，自隧道动工以来，已有33名工人丧生，1,300人伤残。隧道两度被海
水淹没，第一次发生在1969年，海水将岩缝冲大，每分钟涌入11吨，水在斜井里上升了150米。工人们花了近5个月时间将积水抽出，后来在整个隧道周围灌上一层厚达4.5米的水泥浆，并用钢板把岩缝堵住。1976年，海水再次以每分钟70吨的流量冲入供应隧道，工人们又足足奋斗了5个月才控制住这次水害，共死亡20余名工人，仅后一次水害的影响，整个工程至少被推迟了两年。
为何愿意支付如此高的代价，仅仅是便民？
不！
军用
日本七凿青函隧道，不只是方便民用，还有军事上的考虑。日本的北方四岛，二战后一直被前苏联（俄罗斯）占领。如何维护北海道的安全，一直是日本当局十分头痛的事。一旦有事，津轻海峡被封锁，北海道将成为孤岛。有了这条隧道后，在任何情况下日本都可保证本州和北海道交通畅通，军需品可源源运往北海道。
意义
海底隧道不占地，不妨碍航行，不影响生态环境，是一种非常安全的全天候的海峡通道。
6、《致亲爱的你》
我只能说，这是一部关于日本男人中：丧偶、逃避、外遇，三合一的故事体！
当然，由导演: 降旗康男 出面组合，影片阵容不会低！
上映日期: 2012-08-25，高仓健先生足足81岁了，不容易啊！
非常非常非常敬佩！
致81岁的高仓健先生！
啊，已经看了6部了，再看2部吧！
7、《兆治酒馆》
少年棒球手不成功，转而就职造船业，刚或许成功，不忍心做开除人的总务，离职当小酒馆老板！
之后，本片就其外刚内柔，从经营、待人到旧情难忘，剖析认真，说来道去。
结论是，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吧，别扭扭捏捏。
8、《野性的证明》
初以为，是执行野外生存任务的自卫队特别队队员高仓健，砍杀了 八甲田山中的农民一群。
其实是那群农民中某人因为微生物侵入脑部导致疯狂，从而砍杀村民，被高仓健遇见而干掉。
神明的日本警视厅与科学院，是正确的。
至于唯利是图的地方政客、XX组，那是剧本浮尘！
对了，本剧再现杜秋与真由美，哈哈！
ok
看了八部影片，再见了高仓健先生！
您的敬业，您的爱业，让我牢记终身！
附录：
“日本电影史(转抄)”
第一期（1896～1918）：电影传入日本
1896年，爱迪生发明的“电影镜”传入日本，而真正的电影是从1897年由稻胜太郎及荒井三郎等人先后引进了爱迪生的“维太放映机”和卢米埃尔兄弟的“活动电影机”开始的，其时，小西六兵卫也购入摄影机。在这一两年间输入了放映机和影片，并在全国巡回放映，称为活动照相，并沿用这一名称至1918年。
从1899年开始，日本自己摄制影片，以纪实短片为主。《闪电强盗》将当时社会上流传广泛的新闻话题搬上银幕，被认为是最早迎合时尚的故事片。主要演员横山运平遂成为日本第一个电影演员。
日本最早的正式影院是1903年建立的东京浅草的电气馆。最早的制片厂是1908年由吉泽商行在东京目黑创建的。《本能寺会战》（1908，牧野省三执导）为日本第一部由解说员站在银幕旁用舞台腔叙述剧情的无声影片。牧野省三因此被称为“日本电影之父”，但这类影片只是连环画式的电影。
1912年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简称日活公司）成立，拍摄了尾上松之助主演的一系列“旧剧”电影。松之助原是巡回演出的歌舞伎演员，1909年被牧野省三发现，他的第一部作品《棋盘忠信》问世后，使他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武打演员，有“宝贝阿松”之称。1914年，天然色活动照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活）成立，最初以摄制彩色电影为目的，但因仅有两种颜色，只能改拍普通的黑白电影，并且仍以拍摄“旧剧”影片与日活相抗衡。当时日活的向岛制片厂已在拍摄现代题材的“新派剧”。
第二期（1918～1931）：默片、倾向电影
1918年，由归山教正主持的电影艺术协会发起纯电影剧运动。归山在1919年摄制的《生之光辉》、《深山的少女》，为纯电影剧运动的试验性作品。这两部影片几乎全部利用外景拍摄，让演员在自然环境中表演，从而使电影从不自然的狭隘的空间解放出来。该协会主张启用女演员，以废除男扮女的传统做法；在影片中插入最低限度的字幕说明故事情节，废除解说员；采用特写、场面转换等电影技巧；通过剪辑使影片形成完整的堪称电影的作品。上述两部影片的实践虽然还不很成熟，但迈出了第一步，并为更多的电影工作者所接受。1920年，日本又创建了大正活动照相放映公司（简称大活）和松竹公司。大活聘请谷崎润一郎为文艺顾问，并从好莱坞招回了栗原喜三郎（托马斯），由喜三郎执导了谷崎编剧的《业余爱好者俱乐部》（1920）。松竹则请小山内熏指导，由村田实执导摄制了《路上的灵魂》（1921），这部影片被认为是日本电影史上的里程碑。松竹还在蒲田建立了制片厂，并采用了好莱坞的制片方式，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拍片制度。这种革新促使日活公司急起直追，拍出了由铃木谦作导演的《人间苦》（1923）和沟口健二的《雾码头》（1923）。从此，“旧剧”影片改称“时代剧”影片，“新派剧”影片改称“现代剧”影片。
1923年9月1日，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发生强烈大地震，在东京的拍片基地濒于崩溃，不得不转移到京都。由于震灾后社会的动荡和经济萧条，一种逃避现实的所谓“剑戟虚无主义”的历史题材影片应运而生。这时苏联的电影蒙太奇理论以及德国的表现主义电影在日本已有一定影响，日本也拍出了一些强调视觉感的先锋派性质的电影。震灾后的电影复兴是从电影《笼中鸟》（1924）开始的，其主题歌带有浓重的感伤、绝望和自暴自弃的色彩，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心理状态，因此大受欢迎。另一方面，由伊藤大辅导演、大河内传次郎主演的《忠次旅行记》三部曲（1928）是历史题材影片高峰时期的代表作；而现代题材影片的代表作则是阿部丰的《碍手碍脚的女人》（1926），1928年，五所平之助拍摄的《乡村的新娘》则是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抒情影片。当时的优秀影片还有小津安二郎拍摄的《虽然大学毕了业》（1929）、《虽然名落孙山》（1930）和《小姐》（1930）等，被称为“小市民电影”。
在这一时期，以佐佐元十和岩崎昶为代表的倾向进步的电影工作者，成立了日本无产阶级电影同盟，拍摄了一批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短纪录片，如《无产阶级新闻简报》、《孩子们》、《偶田川》、《五一节》、《野田工潮》等。影响所及，一些制片厂推出了有进步倾向的故事片，被称为“倾向电影”，如伊藤大辅的《仆人》（1927）、《斩人斩马剑》（1929），内田吐梦的《活的玩偶》（1929）、《复仇选手》（1930）等。由于政府对电影加强检查，倾向电影只持续了两三年便被扼杀了。
第三期（1931～1945）：有声电影
日本的有声电影始于1931年，而银幕的全部有声化则到1935年才完成，第一部真正的有声片是五所平之助导演的《太太和妻子》（1931）。此后，被认为是有声电影初期代表作的影片是田具隆的《春天和少女》、稻垣浩的《青空旅行》、岛津保次郎的《暴风雨中的处女》和衣笠贞之助的《忠臣谱》。在《忠臣谱》中，衣笠贞之助具体运用了爱森斯坦，..的“视觉、听觉对位”理论，成功地采用了画面与声音的蒙太奇手法。
由于有声电影的出现，日本电影界出现了东宝、松竹和1942年根据“电影新体制”而创办的大映公司之间的竞争，形成鼎立局面。
这一时期最初五六年间，是日本电影艺术收获最多的“经典时代”。重要影片有内田吐梦的《人生剧场》（1936）、《无止境的前进》（1937）、《土》（1939），沟口健二的《浪华悲歌》（1936）、《青楼姊妹》，小津安二郎的《独生子》（1936），田具隆的《追求真诚》（1937），岛津保次郎的《阿琴与佐助》（1935）、《家族会议》（1936），熊谷久虎的《苍生》（1937），伊丹万作的《赤西蛎太》（1936），清水宏的《风中的孩子》（1937），山中贞雄的《街上的前科犯》（1935），衣笠贞之助的《大阪夏季之战》（1937）等等。其中《浪华悲歌》、《青楼姊妹》属“女性影片”，被视为这一时期现实主义作品的高峰。影片《土》，是第一部接触到封建剥削制度的现实主义的农民电影。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统治者加紧对电影的控制，禁止拍摄具有批判社会倾向的影片，鼓励摄制所谓“国策电影”。一些不愿同流合污的艺术家便致力于将纯文学作品搬上银幕，以抒发自己的良心，并在名著的名义下逃避严格的审查。1938年达到鼎盛。
在此前后，被搬上银幕的名著除了尾崎士郎的《人生剧场》和石川达三的《苍生》外，还有山本有三的《生活和能够生活的人们》（五所平之助导演，1934）和《路旁之石》（田具隆导演，1938），矢田津世子的《母与子》（涩谷实导演，1939），岸田国士的《暖流》（吉村公三郎导演，1939）等一系列影片，维系了日本电影的一线光明。
随着1939年电影法的制定、1940年内阁情报局的设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所有影片几乎都被限定配合战争的叫嚣。至1944年，拍摄了诸如《五个侦察兵》（1938）、《土地和士兵》（1939）、《坦克队长西住传》（1940）、《夏威夷•马来亚近海海战》（1942）、《加藤战斗机大队》（1944）等。
在阴云密布的岁月里，能够在创作上始终坚持自己意志和风格的艺术家寥寥无几。小津安二郎和沟口健二被认为是其中的佼佼者。小津未按照军部的意愿行事，拍出了《户田家兄妹》（1941）和《父亲在世时》（1942）两部体现他独特的澹泊风格的影片，与鼓吹战争背道而驰。前者反映了家族制度行将崩溃，后者是小津作品的永恒主题，即父子问题。沟口健二则有意识地逃避到歌舞伎等古典艺术中去，从而避开现实的战争问题，拍摄了《残菊物语》（1939）、《浪花女》（1940）、《艺道名人》（1941）“艺道”三部曲。此外，稻垣浩导演的《不守法的阿松的一生》（1943）以描绘社会底层的人生深受观众欢迎。这些作品给处于窒息状态的日本电影带来一股新鲜空气。
为了推行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加强了新闻、纪录电影（当时称为文化电影）的工作，于1941年成立了官办的日本电影社（简称日映），拍摄了《空中神兵》等战争纪录片。但是一批纪录电影工作者却始终坚持摄制科教片，特别是大村英之助领导的艺术电影社，如厚木高、水木庄也、上野耕三、石本统吉等人，选择具有社会性的主题进行创作，拍摄了石本的《雪国》（1939）以及由厚木编写剧本、水木导演的《一个保姆的纪录》（1940）等影片，维护了由无产阶级电影同盟创始的追求真理的创作原则。
在日本电影黑暗的40年代，青年导演黑泽明以处女作《姿三四郎》（1941），木下惠介以处女作《热闹的码头》（1943），冲破种种不利条件脱颖而出。
第四期（1945～1960）：战后及走向国际
日本投降后，电影法虽已废除，而严格的检查制度依然存在，只不过是由美军占领当局取代了政府的检查。受到战争和占领状态切身教育的日本有良心的电影艺术家，为了保卫民族民主权利，提出了电影民主化的要求，1946年，木下惠介和黑泽明首先分别拍出具有民主思想的影片《大曾根家的早晨》和《无愧于我们的青春》。这两部影片的剧本都是出自在战争期间遭到迫害的久板荣二郎之手。与此同时，在法西斯黑暗时代积极从事学生运动的今井正，也根据山形雄策和八住利雄的剧本拍出了《民众之敌》，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另一方面，作为组织上的保证，各电影制片厂相继成立了工会，不仅提出提高工资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要求在经营管理和拍片方面的民主权利。然而，美国占领者和电影垄断资本是绝对不允许民主势力有所发展的。1948年，东宝公司以整顿为名，准备解雇1200名职工，将企业中的共产党员及倾向进步的人士清洗出去。这一企图遭到东宝工会的反对，全体职工举行大罢工，并得到进步文化团体的支持。罢工持续了195日，最后在美国占领军的指使下，出动大批装备有飞机、坦克和机枪的军队，包围了东宝工会作为斗争据点的砧村制片厂，进行镇压。这次大罢工以20名工会干部自动退出东宝公司而告结束，其中包括制片人伊藤武郎、导演山本萨夫、龟井文夫、楠田清、剧作家山形雄策等。工会方面终于争取到使裁减人员止于最小限度。
战后，日本独立制片运动蓬勃兴起，50年代中期为鼎盛时期。上述退出东宝的山本萨夫等一批艺术家，创办了新星电影社；为了寻求创作自由而离开松竹公司的吉村公三郎和新藤兼人组织了近代电影协会。这两个组织成为战后独立制片的先驱，拍摄了一系列被称为社会派的现实主义电影。主要有：今井正的《不，我们要活下去》（1951）、《回声学校》（1952）、《浊流》（1953）、《这里有泉水》（1955）、《暗无天日》（1956）、《阿菊与阿勇》（1959）；山本萨夫的《真空地带》（1952）、《没有太阳的街》（1954）、《板车之歌》（1959）；家城已代治的《云飘天涯》（1953）、《姊妹》（1955）、《异母兄弟》（1959）；关川秀雄的《听，冤魂的呼声》（1950）、《广岛》（1953）；龟井文夫的《活下去总是好的》（1956）；吉村公三郎的《黎明前》（1953）；新藤兼人的《原子弹下的孤儿》（1952）、《缩影》（1953）；山村聪的《蟹工船》（1953）。及至50年代末期，日本的电影市场完全由东宝、松竹、大映、东映、日活、新东宝六大公司所垄断，独立制片拍出的影片面临无法与观众见面的困境，经济上损失严重，整个独立制片运动濒于绝境。一些具有才华的艺术家重新被大公司所吸收。
日本投降之后，由于社会动荡和物资匮乏，电影的质量提高缓慢，直至1949年才逐渐走上复兴的道路。尽管大公司对于摄制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采取排斥态度、热衷于大量拍制纯娱乐影片，但也不能完全置作品的艺术性于不顾。小津安二郎的《晚春》、吉村公三郎的《正午的圆舞曲》、木下惠介的《破鼓》、今井正的《绿色的山脉》，均摄于1949年。尤其是《破鼓》一片以讽刺喜剧的样式，为日本电影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此外，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1950）在1951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从此，日本电影开始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继《罗生门》之后，衣笠贞之助的《地狱门》（1953）、沟口健二的《西鹤一代女》（1952）和《雨月物语》（1953），也分别在戛纳或威尼斯电影节上得奖，为日本电影进入国际市场创造了条件。1951年，木下惠介导演的《卡门归乡》是日本第一部彩色电影。
1949年以后约10年间，日本电影最明显的倾向是文艺片的复兴和描写社会问题的作品增多。成濑巳喜男的《闪电》（1952）、《兄妹》（1953）、《浮云》（1955）、《粗暴》（1957）被誉为文艺片的佳作。同时，六大公司也迫于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不得不约请一批有成就的编导人员拍摄一些有意义的艺术作品。如小津安二郎的《麦秋》（1951）、《东京物语》（1953）、《彼岸花》（1958）；沟口健二的《近松物语》（1954）；黑泽明的《活下去》（1952）、《七个武士》（1954）、《蛛网宫堡》（1957）；木下惠介的《日本的悲剧》（1953）、《二十四只眼睛》（1954）、《山节考》（1958）；吉村公三郎的《夜之河》（1956）；今井正的《重逢以前》（1950）；市川昆的《胡涂先生》（又译《阿普》，1953）、《烧毁》（1958）；五所平之助的《烟囱林立的地方》（1953）；丰田四郎的《夫妻善哉》（1955）等等，均获得很高的评价。因此，电影评论家们认为，这些影片加上独立制片的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影片，形成了日本战后10年电影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1956）还出现了太阳族电影，主要作品有：《太阳的季节》、《处刑的房间》、《疯狂的果实》等。此类作品都是根据青年作家石原慎太郎的小说改编，描写一批“太阳族”（战后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青年）的流氓生活，他们既没有明确的理想，也没有起码的道德观念，只有无目的的反抗和对一切都表示不满的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影片的中心内容不外乎是表现“性和暴力”。这些影片对青年一代产生的不好影响受到了严厉的舆论谴责。因此，风行一时的“太阳族电影”很快便衰败下去。当然，它的暴露社会问题的影响在以后的某些作品中仍被保留下来。
第五期（1960～1980）：日本电影新浪潮
战后至60年代中期，日本故事片的生产、发行和上映，几乎完全由大公司所控制。独立制片虽曾一度很活跃，但毕竟为数甚微，各公司之间竞争激烈，出现了以量制胜的局面，最高年产量达到过547部（1960），1958年的观众人次高达11.27亿。1960年以后情况急转直下，整个电影事业处于动荡、混乱和低落状态。原来的六个大公司中，新东宝和大映两家公司分别于1961年及1971年倒闭，产量大为缩小，转为经营发行、经营影院或扩大其它附带事业。尽管大映后来又重整旗鼓恢复经营，而重点已不放在影片的制作方面。当时，观众人次仅有1.6亿，不及1958年的1/7，影片产量维持在300部左右，其中独立制片的作品占2/3。然而此刻的独立制片已非昔比。50年代的独立制片以拍摄具有进步民主思想的影片为主，如今的独立制片除少数仍保持过去的优良传统外，大多数独立制片单位已成为大公司的承包单位，拍出的影片须靠大公司发行和上映，而且有半数以上系色情片，甚至有的专拍黄色影片。
60年代以后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而电影不仅没有得到发展，相反却走向衰退，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受到电视普及的影响。电影界为了抗衡电视的猛烈冲击，采取了银幕大型化、彩色化和巨片对策，然而却带来作品质量下降的严重问题。
日本是电影产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使年轻的新人有机会显露头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为大岛渚，他的作品《青春残酷物语》（1960）、《太阳的坟地》（1960）、《日本的夜与雾》（1960），被认为系受法国新浪潮影响的日本新浪潮电影，大岛被评论界称为新浪潮派的旗手。日本的新浪潮在追求新的表现手法上与法国新浪潮有共同之处，但前者较之后者更侧重于政治性。与大岛同时期的新人还有吉田喜重和筱田正浩，他们三人先后脱离松竹公司，同日本艺术剧院协会（创办于1963年，简称ATG）合作，大岛拍摄了《绞死刑》（1968）、《仪式》（1971），吉田拍摄了《爱神十虐杀》（1970），筱田拍摄了《情死天网岛》（1969）、《沉默》（1971）。评论家们将ATG作品的特点归纳为“抛弃古典的电影技巧，对现实明辨是非，探讨人的精神，特别是探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这类影片在电影界内部虽受重视，但不为一般观众所欢迎。
在新人的作品中还有羽仁进的《不良少年》（1961）、《她和他》（1963）、《安第斯的新娘》（1966）；今村昌平的《猪和军舰》（1960）、《日本昆虫记》（1963）、《红色的杀意》（1964）；使河原宏的《陷井》（1962）、《砂丘中的女人》（1964）等，均被认为在题材上和表现形式上有所突破的60年代创新之作。
以维护50年代独立制片优良传统而著称的山本萨夫，始终以其饱满的创作热情拍摄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作品。他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纪录性的故事片，一种是寓揭露于娱乐之中的政治片。前者有《没有武器的斗争》（1960）、《松川事件》（1961）、《证人的椅子》（1965）；后者有《遍体鳞伤的山河》（1964）、《日本小偷物语》（1965）、《战争和人》三部曲（1970～1973）、《华丽家族》（1974）、《金镮蚀》（1975）、《不毛之地》（1976）、《阿西们的街》（1980）等等。
当时深受观众支持的导演首推山田洋次，他的代表作品为喜剧系列片《男人难当》，这部多集影片从1969年开始拍摄至1985年已连续拍了36部。主人公名叫寅次郎，描写他的各个阶段的历史经历，通过笑对他身上存在的弱点给予善意的批评，同时也揭露了某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因而每一集影片均深受欢迎，开创连续剧经久不衰的历史纪录。山田除喜剧片之外，也拍了数部反映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其中最受到称赞的是《家族》（1970）、《故乡》（1972）、《同胞》（1975）、《幸福的黄手帕》（1977）和《远山的呼唤》（1980）。这几部影片主要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结合得较好。
与山田洋次同时代的熊井启，是60年代中期脱颖而出的中年导演，他的第一部作品《帝国银行事件》（1964）及第二部作品《日本列岛》（1965）一经问世便引起电影界的重视，这两部影片均涉及到美国占领军及情报机关在日本的罪恶活动，特别是后者，在当时说来是一部非常大胆的作品，因而获得导演协会的新人奖。熊井还拍摄了表现青年人之间纯洁爱情的影片《忍川》（1972）；1974年，又拍摄了《山打根八号妓院·望乡》；1980年，根据井上靖的原作完成了表现鉴真和尚东渡的颂扬中日友好的影片《天平之甍》。在暴力和黄色影片充斥市场的情况下，这些影片无疑使观众耳目为之一新。
尽管日本电影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但老一辈的艺术家以及战后成长起来的有作为的中年艺术家，仍在不断地为日本电影的复兴而奋斗。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作品有：小津安二郎的《秋高气爽》（1960）、《秋刀鱼的味道》（1962）；黑泽明的《恶人睡得香》（1960）、《保镳》（1961）、《红胡须》（1965）、《影子武士》（1980）；内田吐梦的《饥饿海峡》（1964）；市川昆的《弟弟》（1960）、《我两岁》（1962）；田具隆的《五号街夕雾楼》（1963）；今井正的《婉的故事》（1971）；木下惠介的《笛吹川》（1960）、《永远的人》（1961）、《冲动杀人，儿子啊》（1979）、《父亲啊﹗母亲啊﹗》（1980）；新藤兼人的《裸岛》（1960）、《一位电影导演的生涯》（1975）；小林正树的《怪谈》（1964）、《化石》（1975）；今村昌平的《诸神的欲望》（1969）、《楢山节考》（1982）；中村登的《古都》（1963）、《纪之川》（1966）、《生死恋》（1971）；丰田四郎的《恍惚的人》（1973）；野村芳太郎的《砂器》（1974）等等。这些作品体现了日本电影题材的多样化，保持了导演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与民族传统，均被列为日本电影史上的佳作。黑泽明的《影子武士》还在第3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
70年代以来，日本与外国合拍影片之风盛行，黑泽明和市川昆均分别与美国合拍过影片，其它艺术家也与欧洲及澳洲等国家合作拍片，这与日本电影事业不景气不无关系。当然，也有纯粹出于友好和文化交流的目的而合拍的，如长期从事中日电影交流的德间康快与中国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即是一例。这部影片真实地反映了中日两国历史上的一段坎坷经历，赞扬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引起日本广大观众的极大兴趣。
第六期（1980～2000）：世纪末的日本电影
日本电影经过长期衰退后，从7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出现复苏的趋势。其原因可归纳为3点：
日本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下降，对需要花费较高费用去旅游的能力锐减，不得不将兴趣转向城市娱乐场所，电影观众也随之有所增加。 尽管电视每天均播放电影，但观众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希望看到大型影片，电视屏幕的尺寸毕竟是有限度的。 出现了电影事业体系化的新倾向，即电影、电视、出版三部门采取联合作战。
这一时期的日本重点影片，大都是根据畅销小说或通俗文艺作品改编，影片一经拍出，立即利用电视大肆宣传，并结合主题歌的唱片、录音带和原著来动员观众。尤其是出版部门，如日本一家颇有影响的角川书店，作为制片人闯入了电影界。它所出版的横沟正史及森村诚一的推理小说，几乎都拍成影片，并获得巨大经济效益，如市川昆的《犬神家族》、佐藤纯弥的《人的证明》、森谷司郎的《八甲田山》（1977）等作品，票房收入均超过20亿日元。民族化及由此而产生的怀古思想与现代性相结合，赢得一批观众的青睐。在50年代中期，日本电影是作为主要娱乐形式而存在，如今，这种娱乐性又被重新加以强调。同时，现代的大型电影也从只学外国电影的皮毛回到从内容到形式尽量走向民族化，并以时代精神来分析和判断早期的文艺作品。
日本评论界认为，80年代以后，日本电影在题材的选择及表现手法方面，均有较显著的变化，从而带来电影事业复兴的征兆。这一时期主要的作品有：降旗康男导演的《车站》（1981）、《兆治酒馆》（1983）；市川昆的《细雪》（1983）；泽井信一郎的《野菊的墓》（1981）、《早春故事》（1985）；小粟康平的《泥河》（1981）；深作欣二的《蒲田进行曲》（1982）、《上海浮生记》（1984）；山本萨夫的《啊，野麦岭·新绿篇》（1982）；藏原惟缮的《青春之门》（1982）、《南极故事》（1983）；野村芳太郎的《疑惑》（1982）；森谷司郎的《海峡》（1982）；田村孟的《濑户内少年棒球队》（1984）；浦山桐郎的《梦千代日记》；森田芳光的《从那以后》（1985）；柳町光男的《火祭》（1985）等等。这些影片大都被列为该年度的十大佳作。
1985年，日本首次举办第一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有来自世界42个国家的137部影片参加展映，观众达10余万人次。这一年电影界涌现出不少初露锋芒的年轻导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为相米慎二，他导演的《台风俱乐部》（1985）及《雪的断章──热情》，均系采用长镜头摇拍的独特手法，技巧难度较大。尤其是《台风俱乐部》生动地刻画出中学生在台风经过时的复杂心情，为此，相米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青年导演奖，引起世界影坛的注目。此外，一些久负盛名的老导演锐气不减当年，如黑泽明导演的《乱》（1985），被认为系集其过去影片之大成，无论从内容或场景规模来说，都堪称日本电影史上惊人之作。黑泽明并因长年对电影艺术作出的贡献而在电影界第一个被授予文化勋章。
高仓健10日因病去世 享年83岁。
为了缅怀，为了自己童年中被《追捕》激发，和伙伴们玩了几百遍的“昭仓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寻找一部旧作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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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刘德华拍过150多部电影，基本已算最高产的演员；但相比之下，高仓健一生拍过超过204部电影，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主演，在亚洲无人能出其左右。
选择具有代表性，且我未看过的，不难！
1、《南极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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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犬是主角，人，其实多余！
或许当年--1983，看，还有很多情愫要宣泄在巨大白色世界的黑点上，现在～～
高仓健，在此片，也多余了！
故事本身。
来源真实历史。发生在1958年2月，讲述的是日本派遣到南极昭和基地的越冬观测队，与15只负责拖雪撬的桦太犬所发生的故事。
电影里，导演只能运用所有已知的数据，加上他的想像，来推测两只狗是如何幸存下来的。
故事主角。
桦太犬
是一种产于日本的雪橇犬。此犬种是尖嘴类型，与其最接近的为日本秋田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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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太犬有许多颜色，形态也有很大差别。桦太犬肩高在56-70cm之间，成体体重为30-40kg。
这个犬名，直接翻译就是--库页岛的狗！
因此,这提供了品种的地理来源。该犬是日本唯一的雪橇犬，分布于库页岛、日本北海道以及附近的少数岛屿，但在日本北部在青森省，也有少量家庭饲养。
这个品种出名来自20世纪50年代日本南极科考活动。1957年日本在南极建立了该国的第一个南极科考站“昭和基地”，随行的除了科考队员外，还有15只桦太犬作为雪橇犬进行运输。由于天气恶劣，条件有限的情况下。15只桦太犬在人员撤离时被无奈舍弃在南极。1年后科考队重返南极，其中名叫太郎与次郎的两只桦太犬竟奇迹般存活。
当时北海道约有1000只桦太犬，当中适合拉雪橇的仅有40至50只左右。最后共集合到23只桦太犬，并在稚内进行训练。当中有3只是兄弟，它们的父亲也在其余的20只之中，后来三兄弟中的三郎在训练期间病死。
（本片拍摄期间，由于调配不到桦太犬，所以使用南极观测最常用的爱斯基摩犬顶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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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次郎的标本（2012年摄影于国立科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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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作犬的关系图。
2、《萤火虫》
二战神风敢死队员，幸存者！
当1989年，随着昭和天皇逝去，他们的时代也结束了！
让高仓健，代表这些过去的历史，也飘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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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铁道员》
再次展示了日本人心中的铁道情节！
这是为何存在的呢？无论大小城市，无论年龄与履历，全日本那么多铁道迷！
关于铁道迷的影片，也是不胜数计。
我想，铁道承载着日本近代现代化崛起的重任，慢慢就成为象征；
铁道更体现日本人追寻世界第一的渴望（很久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铁路第一国）。
当然，这些是我臆断的！
高仓健，在片中主要展示其，作为失去妻子、女儿的一位临退休小站站长之个人处境、生活！
总而言之，属于他们的时代结束了，因此～～～～～～
90年代的日本，少有的情怀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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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八甲田山》
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在俄、法、德三国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将辽东半岛归还给清政府。这三国干涉弄得日本和沙皇俄国之间关系很紧张，就因此埋下了日后日俄战争的种子。日军从此以俄军为假想敌，严格地训练自己的陆军。
明治34年（1901年），日俄战争前夕，日军进行战前准备。战场的设计地为我国东北及涉及俄国的北满等地！
为了应付可能的西伯利亚寒流，为了引导日军在冰雪季节作战，第四旅团组织青森的二个联队部分官兵，进行一次跨越八甲田山的冬季雪原山地翻越训练！
演习队伍分成两支，分别由弘前第31连队的德岛大尉（高仓健 饰）和青森第5连队的神田大尉（北大路欣也 饰）领导。德岛具有丰富的雪原行军经验，他和神田仔细研究了行军路线，并相约在目的地会合。然而神田的上司山田少佐（三国连太郎 饰）一门心思击败友军，不仅擅自扩编行军人数，还粗暴地打乱既定的计划。他的颟顸将第5连队引向了死亡之途，在军事训练中出现意外，遭遇山中的暴风雪袭击造成神成部队210人阵亡199人，几近全军履没，而队长山口少佐虽被救出，在医院也因咎开枪自杀。
虽然代价巨大，但，事实证明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军能够在自己不熟悉的中国东北的冬天打败俄国人，八甲田山行动功不可没。
本片汇聚全日本最著名演员，耗资巨大完成 了这部日本电影史上著名的史诗巨片，在日本上映时引起轰动，获奖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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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经历了甲午战争、庚子事件的日本军队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地准备和它在中国大陆扩张的新敌——俄罗斯好好干一场了。然而且不说当时的沙俄军队从体制与装备和晚清军队拉开的差距，就说老毛子长期在寒冷的北方生活习性，这就是日本军队比不了的，一旦与实力悬殊的俄军作战，日军必然会陷入在中国东北极寒地带的泥潭中，而这个时候的日本军队，还没作好极寒地带作战的准备，严格地说，日军还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成建制地进行极寒训练，更不用说作战了。因此大本营的参谋们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极寒行军演习。
经过筹划，大家一致认为青森县的八甲田山无论从海拔、还是气候条件来说，与中国东北的环境比较相似，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第八师团的身上，第八师团是个年轻的师团，成立时间不过五年，也是关东军的前身，第八师团一辈子碌碌无为，就靠这个八甲田山出了大名。
经过挑选，决定由两名精壮的日本大尉福岛泰藏与神成文吉各带两个中队的鬼子，分别从八甲田山的西边与东边横穿八甲田山，这一年是1902年1月23日，正值八甲田山气候最恶劣的时节。
其中福岛泰藏是一个比较谨慎，有过雪山行军经历的军人，因此他深知老天爷的暴脾气，在自己的中队挑选了三十七名精壮而又有雪山生活经历的鬼子组成一个特别小分队。在行军前，福岛作了充分周密的准备，基本上留下了所有的辎重，带足一周的干粮，每个鬼子只带上步枪，子弹也不多带，带足保暖用具，十足的轻装上阵。
而神成文吉大尉虽然也是一个热血的军人，但是因为年轻气盛，同时还有那么一些小小的私心，认为雪山并不可怕，这次行军只是一次比平时强度更高一些的行军而已，准备工作就没福岛那么细致啦。而好死不死，神成的上司山口鋠少佐更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官僚，认为既然极寒作战演习，那么就要大部队行进嘛，而且炮兵还要跟上，否则像福岛那样几个人算什么作战嘛。结果这一行人硬是从几十人的小分队，膨胀成一百多人的中队，而山口认为部队机关的军官在雪山中接受点教育也好，于是又有了十几人的军官考察团，带上所有的辎重，两百多号人吹吹打打地就出发了。
福岛泰藏的小分队虽然人少，但是由于都是精壮青年，熟悉雪山的习性，同时福岛非常注重与当地百姓的沟通，通过拿钱收买当地人作向导，不但能够通过捷径穿过八甲田山，而且还可以从向导那里学到很多在雪山生存的知识。然而福岛小分队依然遇上了八甲田山少有的风暴。其中一名士兵的腿部受了轻伤，被迫返回，而小分队则继续前进。
反观神成文吉这边，不仅人多物也多，而且还有一个指手划脚的山口少佐随时干扰他的指挥。神成原本也想像德岛那样请当地人作向导，然而自大的山口少佐一听居然给皇军带路还要收钱，就八嘎八嘎地把向导一古脑赶跑了，面对这种情况神成也只能苦笑不得。
而后的情况就不像山口想的那么简单，八甲田山的山神可不管你什么皇军，很快天气越来越恶劣，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14摄氏度，大雪刮得皇军们连路都看不清。一行人举步维艰，却还要死撑着推着辎重前进，这些负重就平时的训练来说，日本军人还是可以应付的，然而在八甲田山的大雪里人连行走都困难，更别说负重前进了，士兵们的体力下降很快，而他们带的干粮因为没有采取保暖措施，在行军的路上就成了一块块的冰陀陀，完全不能食用。
这个时候神成恐惧地发现——居然迷路了。神成向山口请求返回，而固执的山口却坚决反对，也是，人家小分队都突进去了，你两大两百个活口居然还迷路了，这不是千古笑话吗？山口强行接管神成的指挥权，要求部队继续前进。
更糟糕的是，山口为了挽回迷路的时间损失，居然要求大部队夜间行军（连路都没找到，就一古脑地往前奔）。结果一帮子人晚上也没休息，累得人仰马翻的，太阳一出来，全傻眼了，眼前的雪山根本没在地图上标注过，已经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这个时候，极寒作战的所有可怕的事都发生在神成部队上，因为缺乏保暖设施与食物，大部分官兵已经无法前进，沿途的扔辎重，而山口这个时候也无力阻止了，因为他自己也快自身难保了。接着，一部分的官兵因为寒冷，无法脱下裤子小便，于是便在裤子里，而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情况下，混漉漉的裤子又迅速冻成冰块，与肉相连，很多官兵的下体完全被冻坏，不断地有人因为极寒而发疯脱衣而死。
不过就算到这个时候日本人还是把枪背着的，只是部队不断减员，从两百人算来，基本上已经折半了。就在这个时候神成文吉总算头脑还比较清醒，不断地派还有体力的侦察兵侦测地形，终于找出了大致的方向。而这个时候，整个中队加军官观察团只剩七十人不到了。
一月二十七日，经历了五天冰雪肆虐的福岛小分队终于开进了目的地，而第八师团的参谋们在庆贺他的成功的时候，神成文吉的部队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状态。
神成部队残存的官兵已经知道不能幸免了，所有人只能凄凄惨惨的围成一团，山口等长官在最里面，按阶级递层向外，最外面的士兵不断地被冻僵跌落在地。还好神成有一丝清醒，命令神志比较清醒的几个伍长各自找出路去，在命令下达后的几分钟，神成文吉气绝身亡。
一名叫后藤房之助的伍长在走到离最近的兵营仅一公里的路时，已经灯枯油尽了，然而为了让巡逻兵发现他，后藤伍长硬是死撑着枪杆僵立在雪中死去，后来果然路过的巡逻兵发现一个杵着枪的雪人，顺着往里搜寻过去，发现了只剩一口气的山口少佐，和十几个跟他同样的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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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后藤房之助这一义举，日本人还专门为他修了座铜像。
八甲田山事件中，神成部队210人阵亡199人，几近全军履没，而山口少佐虽被救出，在医院也因咎开枪自杀。由于此次演习之惨烈，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了，据说明治天皇也颁下了御旨安魂。八甲田山事件，既极端成功的案例又极端失败的案例，可以说给了年轻日本军队很好的经验与教训，而不光光是极寒作战的。两年以后，日军带着这些经验教训与俄国在中国东北混战，可以说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而福岛等人也悉数毙命于日俄战争。
八甲田山事件距近有一百零七年的历史，虽然时间久远，但是在军事上却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研究它更有意义。因为在该事件的三十年后，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也是几进雪山，几过草地，从几万人走成了几千人，和八甲田山不同的是，长征并不仅仅是一次战术性的作战运动，更是战略性的转移，其中还有大量的辎重和妇女儿童跟随，历时一年多，其艰难程度远超过了八甲田山。
我拿八甲田山事件作案例，主要是想分析一下小分队作战在军事上的意义与价值。
虽然在那个年代并没有特种作战的思想，甚至连大兵团作战的思想都还不成熟，但是德岛的战术模式却揭示小分队作战——这一未来作战的趋势。
从人数上来看，德岛部队仅37人，相当于日军三个班的编制，而神成部队则有210人，相当于日军一个标准的中队，是德岛部队的6倍多。从火力上来看，德岛部队仅装备一次作战的弹药和步枪，而神成部队则携带大量的辎重、机枪与火炮。火力与人数，神成部队占绝对优势。
双方的比较也很简单，就像下跳棋一样，双方尽量跑到对方的老家去，就算赢，而从量上来看，如果神成部队能够与德岛部队同时到达双方的目的地，很明显，神成部队行军的军事价值更大，因为意味着更多兵力与火力的部队能够完成极寒作战的目标。
但神成与山口过于追求战争中的量，却没想到质的问题。
从作战指挥体系来看，双方都属于无线电屏蔽状态，与外界通信隔绝，无法联络到指挥部，因此都是孤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官的作用就相当大，他除了要完成军事任务，还需要维持部队的士气，军需，甚至要约束部队的纪律。
然而在指挥架构上，神成部队与福岛部队则大相径庭。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24344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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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峡》
一个人。
一生。
真的，只能干好一件事啊！
片中主人公，25年，完成了指挥青函隧道贯通的工作！
经过12年的施工，1983年1月27日，南起青森县今别町滨名，北至北海道知内町汤里，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隧道—青函隧道的先导坑道终于打通了。1988年3月13日，青函隧道正式通车，从而结束了日本本州与北海道之间只靠海上运输的历史。
隧道横越津轻海峡，全长54公里，海底部分23公里。青函海底隧道1964年动工，1987年建成，前后用了23年时间。
而高仓健饰演的主人公即原型，粕谷逸男。
最先设想修建一条海底隧道勾通两地的，不是日本政府，而是一位年轻的铁路工程师粕谷逸男。1945年，粕谷逸男由于日本战败，从军中退役归来，他想为日本人民造福，他认为如能开凿一条从本州到北海道的海底隧道，就能把全国人民连结在一起。
1946年，粕谷逸男争取到一笔小额经费和国家运输省少数赞助者的支持，开始初步的勘探和取样，钻孔机钻至海床下90米的深度，取得了一些数据。但由于战后日本资金短绌，有许多更迫切的事要办，筑隧道之议便拖延下去了。
1954年，津轻海峡渡轮“洞爷丸”在中途遇台风翻沉，溺毙1,155人，粕谷逸男那几乎被人遗忘了的筑隧道梦想，经此沉船惨剧后，重新引起了注意，但由于耗资巨大，此议又被搁置了若干年，直到1964年5月，青函隧道才正式破土动工。
1964年5月，青函隧道开始挖调查坑道。4年后，粕谷逸男因患癌症去世，但他梦寐以求的工程毕竟艰难地起步了经过7年的各种海底科学考察，专家们才最终选定了安全的隧道位置，并于1971年4月正式动工开挖主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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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昂代价
修建这条青函隧道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1971年主隧道动工兴修时，预算工程的全部费用为8亿3千万美元，但后来多次追加费用，估计到隧道竣工，整个工程需用27亿美元，平均每公里5千多万美元。
由于工程极其复杂，施工条件又非常差，自隧道动工以来，已有33名工人丧生，1,300人伤残。隧道两度被海
水淹没，第一次发生在1969年，海水将岩缝冲大，每分钟涌入11吨，水在斜井里上升了150米。工人们花了近5个月时间将积水抽出，后来在整个隧道周围灌上一层厚达4.5米的水泥浆，并用钢板把岩缝堵住。1976年，海水再次以每分钟70吨的流量冲入供应隧道，工人们又足足奋斗了5个月才控制住这次水害，共死亡20余名工人，仅后一次水害的影响，整个工程至少被推迟了两年。
为何愿意支付如此高的代价，仅仅是便民？
不！
军用
日本七凿青函隧道，不只是方便民用，还有军事上的考虑。日本的北方四岛，二战后一直被前苏联（俄罗斯）占领。如何维护北海道的安全，一直是日本当局十分头痛的事。一旦有事，津轻海峡被封锁，北海道将成为孤岛。有了这条隧道后，在任何情况下日本都可保证本州和北海道交通畅通，军需品可源源运往北海道。
意义
海底隧道不占地，不妨碍航行，不影响生态环境，是一种非常安全的全天候的海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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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致亲爱的你》
我只能说，这是一部关于日本男人中：丧偶、逃避、外遇，三合一的故事体！
当然，由导演: 降旗康男 出面组合，影片阵容不会低！
上映日期: 2012-08-25，高仓健先生足足81岁了，不容易啊！
非常非常非常敬佩！
致81岁的高仓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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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已经看了6部了，再看2部吧！
7、《兆治酒馆》
少年棒球手不成功，转而就职造船业，刚或许成功，不忍心做开除人的总务，离职当小酒馆老板！
之后，本片就其外刚内柔，从经营、待人到旧情难忘，剖析认真，说来道去。
结论是，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吧，别扭扭捏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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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野性的证明》
初以为，是执行野外生存任务的自卫队特别队队员高仓健，砍杀了 八甲田山中的农民一群。
其实是那群农民中某人因为微生物侵入脑部导致疯狂，从而砍杀村民，被高仓健遇见而干掉。
神明的日本警视厅与科学院，是正确的。
至于唯利是图的地方政客、XX组，那是剧本浮尘！
对了，本剧再现杜秋与真由美，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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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看了八部影片，再见了高仓健先生！
您的敬业，您的爱业，让我牢记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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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日本电影史(转抄)”
第一期（1896～1918）：电影传入日本
1896年，爱迪生发明的“电影镜”传入日本，而真正的电影是从1897年由稻胜太郎及荒井三郎等人先后引进了爱迪生的“维太放映机”和卢米埃尔兄弟的“活动电影机”开始的，其时，小西六兵卫也购入摄影机。在这一两年间输入了放映机和影片，并在全国巡回放映，称为活动照相，并沿用这一名称至1918年。
从1899年开始，日本自己摄制影片，以纪实短片为主。《闪电强盗》将当时社会上流传广泛的新闻话题搬上银幕，被认为是最早迎合时尚的故事片。主要演员横山运平遂成为日本第一个电影演员。
日本最早的正式影院是1903年建立的东京浅草的电气馆。最早的制片厂是1908年由吉泽商行在东京目黑创建的。《本能寺会战》（1908，牧野省三执导）为日本第一部由解说员站在银幕旁用舞台腔叙述剧情的无声影片。牧野省三因此被称为“日本电影之父”，但这类影片只是连环画式的电影。
1912年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简称日活公司）成立，拍摄了尾上松之助主演的一系列“旧剧”电影。松之助原是巡回演出的歌舞伎演员，1909年被牧野省三发现，他的第一部作品《棋盘忠信》问世后，使他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武打演员，有“宝贝阿松”之称。1914年，天然色活动照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活）成立，最初以摄制彩色电影为目的，但因仅有两种颜色，只能改拍普通的黑白电影，并且仍以拍摄“旧剧”影片与日活相抗衡。当时日活的向岛制片厂已在拍摄现代题材的“新派剧”。
第二期（1918～1931）：默片、倾向电影
1918年，由归山教正主持的电影艺术协会发起纯电影剧运动。归山在1919年摄制的《生之光辉》、《深山的少女》，为纯电影剧运动的试验性作品。这两部影片几乎全部利用外景拍摄，让演员在自然环境中表演，从而使电影从不自然的狭隘的空间解放出来。该协会主张启用女演员，以废除男扮女的传统做法；在影片中插入最低限度的字幕说明故事情节，废除解说员；采用特写、场面转换等电影技巧；通过剪辑使影片形成完整的堪称电影的作品。上述两部影片的实践虽然还不很成熟，但迈出了第一步，并为更多的电影工作者所接受。1920年，日本又创建了大正活动照相放映公司（简称大活）和松竹公司。大活聘请谷崎润一郎为文艺顾问，并从好莱坞招回了栗原喜三郎（托马斯），由喜三郎执导了谷崎编剧的《业余爱好者俱乐部》（1920）。松竹则请小山内熏指导，由村田实执导摄制了《路上的灵魂》（1921），这部影片被认为是日本电影史上的里程碑。松竹还在蒲田建立了制片厂，并采用了好莱坞的制片方式，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拍片制度。这种革新促使日活公司急起直追，拍出了由铃木谦作导演的《人间苦》（1923）和沟口健二的《雾码头》（1923）。从此，“旧剧”影片改称“时代剧”影片，“新派剧”影片改称“现代剧”影片。
1923年9月1日，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发生强烈大地震，在东京的拍片基地濒于崩溃，不得不转移到京都。由于震灾后社会的动荡和经济萧条，一种逃避现实的所谓“剑戟虚无主义”的历史题材影片应运而生。这时苏联的电影蒙太奇理论以及德国的表现主义电影在日本已有一定影响，日本也拍出了一些强调视觉感的先锋派性质的电影。震灾后的电影复兴是从电影《笼中鸟》（1924）开始的，其主题歌带有浓重的感伤、绝望和自暴自弃的色彩，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心理状态，因此大受欢迎。另一方面，由伊藤大辅导演、大河内传次郎主演的《忠次旅行记》三部曲（1928）是历史题材影片高峰时期的代表作；而现代题材影片的代表作则是阿部丰的《碍手碍脚的女人》（1926），1928年，五所平之助拍摄的《乡村的新娘》则是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抒情影片。当时的优秀影片还有小津安二郎拍摄的《虽然大学毕了业》（1929）、《虽然名落孙山》（1930）和《小姐》（1930）等，被称为“小市民电影”。
在这一时期，以佐佐元十和岩崎昶为代表的倾向进步的电影工作者，成立了日本无产阶级电影同盟，拍摄了一批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短纪录片，如《无产阶级新闻简报》、《孩子们》、《偶田川》、《五一节》、《野田工潮》等。影响所及，一些制片厂推出了有进步倾向的故事片，被称为“倾向电影”，如伊藤大辅的《仆人》（1927）、《斩人斩马剑》（1929），内田吐梦的《活的玩偶》（1929）、《复仇选手》（1930）等。由于政府对电影加强检查，倾向电影只持续了两三年便被扼杀了。
第三期（1931～1945）：有声电影
日本的有声电影始于1931年，而银幕的全部有声化则到1935年才完成，第一部真正的有声片是五所平之助导演的《太太和妻子》（1931）。此后，被认为是有声电影初期代表作的影片是田具隆的《春天和少女》、稻垣浩的《青空旅行》、岛津保次郎的《暴风雨中的处女》和衣笠贞之助的《忠臣谱》。在《忠臣谱》中，衣笠贞之助具体运用了爱森斯坦，..的“视觉、听觉对位”理论，成功地采用了画面与声音的蒙太奇手法。
由于有声电影的出现，日本电影界出现了东宝、松竹和1942年根据“电影新体制”而创办的大映公司之间的竞争，形成鼎立局面。
这一时期最初五六年间，是日本电影艺术收获最多的“经典时代”。重要影片有内田吐梦的《人生剧场》（1936）、《无止境的前进》（1937）、《土》（1939），沟口健二的《浪华悲歌》（1936）、《青楼姊妹》，小津安二郎的《独生子》（1936），田具隆的《追求真诚》（1937），岛津保次郎的《阿琴与佐助》（1935）、《家族会议》（1936），熊谷久虎的《苍生》（1937），伊丹万作的《赤西蛎太》（1936），清水宏的《风中的孩子》（1937），山中贞雄的《街上的前科犯》（1935），衣笠贞之助的《大阪夏季之战》（1937）等等。其中《浪华悲歌》、《青楼姊妹》属“女性影片”，被视为这一时期现实主义作品的高峰。影片《土》，是第一部接触到封建剥削制度的现实主义的农民电影。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统治者加紧对电影的控制，禁止拍摄具有批判社会倾向的影片，鼓励摄制所谓“国策电影”。一些不愿同流合污的艺术家便致力于将纯文学作品搬上银幕，以抒发自己的良心，并在名著的名义下逃避严格的审查。1938年达到鼎盛。
在此前后，被搬上银幕的名著除了尾崎士郎的《人生剧场》和石川达三的《苍生》外，还有山本有三的《生活和能够生活的人们》（五所平之助导演，1934）和《路旁之石》（田具隆导演，1938），矢田津世子的《母与子》（涩谷实导演，1939），岸田国士的《暖流》（吉村公三郎导演，1939）等一系列影片，维系了日本电影的一线光明。
随着1939年电影法的制定、1940年内阁情报局的设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所有影片几乎都被限定配合战争的叫嚣。至1944年，拍摄了诸如《五个侦察兵》（1938）、《土地和士兵》（1939）、《坦克队长西住传》（1940）、《夏威夷•马来亚近海海战》（1942）、《加藤战斗机大队》（1944）等。
在阴云密布的岁月里，能够在创作上始终坚持自己意志和风格的艺术家寥寥无几。小津安二郎和沟口健二被认为是其中的佼佼者。小津未按照军部的意愿行事，拍出了《户田家兄妹》（1941）和《父亲在世时》（1942）两部体现他独特的澹泊风格的影片，与鼓吹战争背道而驰。前者反映了家族制度行将崩溃，后者是小津作品的永恒主题，即父子问题。沟口健二则有意识地逃避到歌舞伎等古典艺术中去，从而避开现实的战争问题，拍摄了《残菊物语》（1939）、《浪花女》（1940）、《艺道名人》（1941）“艺道”三部曲。此外，稻垣浩导演的《不守法的阿松的一生》（1943）以描绘社会底层的人生深受观众欢迎。这些作品给处于窒息状态的日本电影带来一股新鲜空气。
为了推行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加强了新闻、纪录电影（当时称为文化电影）的工作，于1941年成立了官办的日本电影社（简称日映），拍摄了《空中神兵》等战争纪录片。但是一批纪录电影工作者却始终坚持摄制科教片，特别是大村英之助领导的艺术电影社，如厚木高、水木庄也、上野耕三、石本统吉等人，选择具有社会性的主题进行创作，拍摄了石本的《雪国》（1939）以及由厚木编写剧本、水木导演的《一个保姆的纪录》（1940）等影片，维护了由无产阶级电影同盟创始的追求真理的创作原则。
在日本电影黑暗的40年代，青年导演黑泽明以处女作《姿三四郎》（1941），木下惠介以处女作《热闹的码头》（1943），冲破种种不利条件脱颖而出。
第四期（1945～1960）：战后及走向国际
日本投降后，电影法虽已废除，而严格的检查制度依然存在，只不过是由美军占领当局取代了政府的检查。受到战争和占领状态切身教育的日本有良心的电影艺术家，为了保卫民族民主权利，提出了电影民主化的要求，1946年，木下惠介和黑泽明首先分别拍出具有民主思想的影片《大曾根家的早晨》和《无愧于我们的青春》。这两部影片的剧本都是出自在战争期间遭到迫害的久板荣二郎之手。与此同时，在法西斯黑暗时代积极从事学生运动的今井正，也根据山形雄策和八住利雄的剧本拍出了《民众之敌》，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另一方面，作为组织上的保证，各电影制片厂相继成立了工会，不仅提出提高工资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要求在经营管理和拍片方面的民主权利。然而，美国占领者和电影垄断资本是绝对不允许民主势力有所发展的。1948年，东宝公司以整顿为名，准备解雇1200名职工，将企业中的共产党员及倾向进步的人士清洗出去。这一企图遭到东宝工会的反对，全体职工举行大罢工，并得到进步文化团体的支持。罢工持续了195日，最后在美国占领军的指使下，出动大批装备有飞机、坦克和机枪的军队，包围了东宝工会作为斗争据点的砧村制片厂，进行镇压。这次大罢工以20名工会干部自动退出东宝公司而告结束，其中包括制片人伊藤武郎、导演山本萨夫、龟井文夫、楠田清、剧作家山形雄策等。工会方面终于争取到使裁减人员止于最小限度。
战后，日本独立制片运动蓬勃兴起，50年代中期为鼎盛时期。上述退出东宝的山本萨夫等一批艺术家，创办了新星电影社；为了寻求创作自由而离开松竹公司的吉村公三郎和新藤兼人组织了近代电影协会。这两个组织成为战后独立制片的先驱，拍摄了一系列被称为社会派的现实主义电影。主要有：今井正的《不，我们要活下去》（1951）、《回声学校》（1952）、《浊流》（1953）、《这里有泉水》（1955）、《暗无天日》（1956）、《阿菊与阿勇》（1959）；山本萨夫的《真空地带》（1952）、《没有太阳的街》（1954）、《板车之歌》（1959）；家城已代治的《云飘天涯》（1953）、《姊妹》（1955）、《异母兄弟》（1959）；关川秀雄的《听，冤魂的呼声》（1950）、《广岛》（1953）；龟井文夫的《活下去总是好的》（1956）；吉村公三郎的《黎明前》（1953）；新藤兼人的《原子弹下的孤儿》（1952）、《缩影》（1953）；山村聪的《蟹工船》（1953）。及至50年代末期，日本的电影市场完全由东宝、松竹、大映、东映、日活、新东宝六大公司所垄断，独立制片拍出的影片面临无法与观众见面的困境，经济上损失严重，整个独立制片运动濒于绝境。一些具有才华的艺术家重新被大公司所吸收。
日本投降之后，由于社会动荡和物资匮乏，电影的质量提高缓慢，直至1949年才逐渐走上复兴的道路。尽管大公司对于摄制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采取排斥态度、热衷于大量拍制纯娱乐影片，但也不能完全置作品的艺术性于不顾。小津安二郎的《晚春》、吉村公三郎的《正午的圆舞曲》、木下惠介的《破鼓》、今井正的《绿色的山脉》，均摄于1949年。尤其是《破鼓》一片以讽刺喜剧的样式，为日本电影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此外，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1950）在1951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从此，日本电影开始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继《罗生门》之后，衣笠贞之助的《地狱门》（1953）、沟口健二的《西鹤一代女》（1952）和《雨月物语》（1953），也分别在戛纳或威尼斯电影节上得奖，为日本电影进入国际市场创造了条件。1951年，木下惠介导演的《卡门归乡》是日本第一部彩色电影。
1949年以后约10年间，日本电影最明显的倾向是文艺片的复兴和描写社会问题的作品增多。成濑巳喜男的《闪电》（1952）、《兄妹》（1953）、《浮云》（1955）、《粗暴》（1957）被誉为文艺片的佳作。同时，六大公司也迫于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不得不约请一批有成就的编导人员拍摄一些有意义的艺术作品。如小津安二郎的《麦秋》（1951）、《东京物语》（1953）、《彼岸花》（1958）；沟口健二的《近松物语》（1954）；黑泽明的《活下去》（1952）、《七个武士》（1954）、《蛛网宫堡》（1957）；木下惠介的《日本的悲剧》（1953）、《二十四只眼睛》（1954）、《山节考》（1958）；吉村公三郎的《夜之河》（1956）；今井正的《重逢以前》（1950）；市川昆的《胡涂先生》（又译《阿普》，1953）、《烧毁》（1958）；五所平之助的《烟囱林立的地方》（1953）；丰田四郎的《夫妻善哉》（1955）等等，均获得很高的评价。因此，电影评论家们认为，这些影片加上独立制片的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影片，形成了日本战后10年电影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1956）还出现了太阳族电影，主要作品有：《太阳的季节》、《处刑的房间》、《疯狂的果实》等。此类作品都是根据青年作家石原慎太郎的小说改编，描写一批“太阳族”（战后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青年）的流氓生活，他们既没有明确的理想，也没有起码的道德观念，只有无目的的反抗和对一切都表示不满的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影片的中心内容不外乎是表现“性和暴力”。这些影片对青年一代产生的不好影响受到了严厉的舆论谴责。因此，风行一时的“太阳族电影”很快便衰败下去。当然，它的暴露社会问题的影响在以后的某些作品中仍被保留下来。
第五期（1960～1980）：日本电影新浪潮
战后至60年代中期，日本故事片的生产、发行和上映，几乎完全由大公司所控制。独立制片虽曾一度很活跃，但毕竟为数甚微，各公司之间竞争激烈，出现了以量制胜的局面，最高年产量达到过547部（1960），1958年的观众人次高达11.27亿。1960年以后情况急转直下，整个电影事业处于动荡、混乱和低落状态。原来的六个大公司中，新东宝和大映两家公司分别于1961年及1971年倒闭，产量大为缩小，转为经营发行、经营影院或扩大其它附带事业。尽管大映后来又重整旗鼓恢复经营，而重点已不放在影片的制作方面。当时，观众人次仅有1.6亿，不及1958年的1/7，影片产量维持在300部左右，其中独立制片的作品占2/3。然而此刻的独立制片已非昔比。50年代的独立制片以拍摄具有进步民主思想的影片为主，如今的独立制片除少数仍保持过去的优良传统外，大多数独立制片单位已成为大公司的承包单位，拍出的影片须靠大公司发行和上映，而且有半数以上系色情片，甚至有的专拍黄色影片。
60年代以后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而电影不仅没有得到发展，相反却走向衰退，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受到电视普及的影响。电影界为了抗衡电视的猛烈冲击，采取了银幕大型化、彩色化和巨片对策，然而却带来作品质量下降的严重问题。
日本是电影产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使年轻的新人有机会显露头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为大岛渚，他的作品《青春残酷物语》（1960）、《太阳的坟地》（1960）、《日本的夜与雾》（1960），被认为系受法国新浪潮影响的日本新浪潮电影，大岛被评论界称为新浪潮派的旗手。日本的新浪潮在追求新的表现手法上与法国新浪潮有共同之处，但前者较之后者更侧重于政治性。与大岛同时期的新人还有吉田喜重和筱田正浩，他们三人先后脱离松竹公司，同日本艺术剧院协会（创办于1963年，简称ATG）合作，大岛拍摄了《绞死刑》（1968）、《仪式》（1971），吉田拍摄了《爱神十虐杀》（1970），筱田拍摄了《情死天网岛》（1969）、《沉默》（1971）。评论家们将ATG作品的特点归纳为“抛弃古典的电影技巧，对现实明辨是非，探讨人的精神，特别是探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这类影片在电影界内部虽受重视，但不为一般观众所欢迎。
在新人的作品中还有羽仁进的《不良少年》（1961）、《她和他》（1963）、《安第斯的新娘》（1966）；今村昌平的《猪和军舰》（1960）、《日本昆虫记》（1963）、《红色的杀意》（1964）；使河原宏的《陷井》（1962）、《砂丘中的女人》（1964）等，均被认为在题材上和表现形式上有所突破的60年代创新之作。
以维护50年代独立制片优良传统而著称的山本萨夫，始终以其饱满的创作热情拍摄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作品。他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纪录性的故事片，一种是寓揭露于娱乐之中的政治片。前者有《没有武器的斗争》（1960）、《松川事件》（1961）、《证人的椅子》（1965）；后者有《遍体鳞伤的山河》（1964）、《日本小偷物语》（1965）、《战争和人》三部曲（1970～1973）、《华丽家族》（1974）、《金镮蚀》（1975）、《不毛之地》（1976）、《阿西们的街》（1980）等等。
当时深受观众支持的导演首推山田洋次，他的代表作品为喜剧系列片《男人难当》，这部多集影片从1969年开始拍摄至1985年已连续拍了36部。主人公名叫寅次郎，描写他的各个阶段的历史经历，通过笑对他身上存在的弱点给予善意的批评，同时也揭露了某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因而每一集影片均深受欢迎，开创连续剧经久不衰的历史纪录。山田除喜剧片之外，也拍了数部反映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其中最受到称赞的是《家族》（1970）、《故乡》（1972）、《同胞》（1975）、《幸福的黄手帕》（1977）和《远山的呼唤》（1980）。这几部影片主要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结合得较好。
与山田洋次同时代的熊井启，是60年代中期脱颖而出的中年导演，他的第一部作品《帝国银行事件》（1964）及第二部作品《日本列岛》（1965）一经问世便引起电影界的重视，这两部影片均涉及到美国占领军及情报机关在日本的罪恶活动，特别是后者，在当时说来是一部非常大胆的作品，因而获得导演协会的新人奖。熊井还拍摄了表现青年人之间纯洁爱情的影片《忍川》（1972）；1974年，又拍摄了《山打根八号妓院·望乡》；1980年，根据井上靖的原作完成了表现鉴真和尚东渡的颂扬中日友好的影片《天平之甍》。在暴力和黄色影片充斥市场的情况下，这些影片无疑使观众耳目为之一新。
尽管日本电影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但老一辈的艺术家以及战后成长起来的有作为的中年艺术家，仍在不断地为日本电影的复兴而奋斗。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作品有：小津安二郎的《秋高气爽》（1960）、《秋刀鱼的味道》（1962）；黑泽明的《恶人睡得香》（1960）、《保镳》（1961）、《红胡须》（1965）、《影子武士》（1980）；内田吐梦的《饥饿海峡》（1964）；市川昆的《弟弟》（1960）、《我两岁》（1962）；田具隆的《五号街夕雾楼》（1963）；今井正的《婉的故事》（1971）；木下惠介的《笛吹川》（1960）、《永远的人》（1961）、《冲动杀人，儿子啊》（1979）、《父亲啊﹗母亲啊﹗》（1980）；新藤兼人的《裸岛》（1960）、《一位电影导演的生涯》（1975）；小林正树的《怪谈》（1964）、《化石》（1975）；今村昌平的《诸神的欲望》（1969）、《楢山节考》（1982）；中村登的《古都》（1963）、《纪之川》（1966）、《生死恋》（1971）；丰田四郎的《恍惚的人》（1973）；野村芳太郎的《砂器》（1974）等等。这些作品体现了日本电影题材的多样化，保持了导演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与民族传统，均被列为日本电影史上的佳作。黑泽明的《影子武士》还在第3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
70年代以来，日本与外国合拍影片之风盛行，黑泽明和市川昆均分别与美国合拍过影片，其它艺术家也与欧洲及澳洲等国家合作拍片，这与日本电影事业不景气不无关系。当然，也有纯粹出于友好和文化交流的目的而合拍的，如长期从事中日电影交流的德间康快与中国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即是一例。这部影片真实地反映了中日两国历史上的一段坎坷经历，赞扬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引起日本广大观众的极大兴趣。
第六期（1980～2000）：世纪末的日本电影
日本电影经过长期衰退后，从7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出现复苏的趋势。其原因可归纳为3点：
日本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下降，对需要花费较高费用去旅游的能力锐减，不得不将兴趣转向城市娱乐场所，电影观众也随之有所增加。 尽管电视每天均播放电影，但观众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希望看到大型影片，电视屏幕的尺寸毕竟是有限度的。 出现了电影事业体系化的新倾向，即电影、电视、出版三部门采取联合作战。
这一时期的日本重点影片，大都是根据畅销小说或通俗文艺作品改编，影片一经拍出，立即利用电视大肆宣传，并结合主题歌的唱片、录音带和原著来动员观众。尤其是出版部门，如日本一家颇有影响的角川书店，作为制片人闯入了电影界。它所出版的横沟正史及森村诚一的推理小说，几乎都拍成影片，并获得巨大经济效益，如市川昆的《犬神家族》、佐藤纯弥的《人的证明》、森谷司郎的《八甲田山》（1977）等作品，票房收入均超过20亿日元。民族化及由此而产生的怀古思想与现代性相结合，赢得一批观众的青睐。在50年代中期，日本电影是作为主要娱乐形式而存在，如今，这种娱乐性又被重新加以强调。同时，现代的大型电影也从只学外国电影的皮毛回到从内容到形式尽量走向民族化，并以时代精神来分析和判断早期的文艺作品。
日本评论界认为，80年代以后，日本电影在题材的选择及表现手法方面，均有较显著的变化，从而带来电影事业复兴的征兆。这一时期主要的作品有：降旗康男导演的《车站》（1981）、《兆治酒馆》（1983）；市川昆的《细雪》（1983）；泽井信一郎的《野菊的墓》（1981）、《早春故事》（1985）；小粟康平的《泥河》（1981）；深作欣二的《蒲田进行曲》（1982）、《上海浮生记》（1984）；山本萨夫的《啊，野麦岭·新绿篇》（1982）；藏原惟缮的《青春之门》（1982）、《南极故事》（1983）；野村芳太郎的《疑惑》（1982）；森谷司郎的《海峡》（1982）；田村孟的《濑户内少年棒球队》（1984）；浦山桐郎的《梦千代日记》；森田芳光的《从那以后》（1985）；柳町光男的《火祭》（1985）等等。这些影片大都被列为该年度的十大佳作。
1985年，日本首次举办第一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有来自世界42个国家的137部影片参加展映，观众达10余万人次。这一年电影界涌现出不少初露锋芒的年轻导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为相米慎二，他导演的《台风俱乐部》（1985）及《雪的断章──热情》，均系采用长镜头摇拍的独特手法，技巧难度较大。尤其是《台风俱乐部》生动地刻画出中学生在台风经过时的复杂心情，为此，相米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青年导演奖，引起世界影坛的注目。此外，一些久负盛名的老导演锐气不减当年，如黑泽明导演的《乱》（1985），被认为系集其过去影片之大成，无论从内容或场景规模来说，都堪称日本电影史上惊人之作。黑泽明并因长年对电影艺术作出的贡献而在电影界第一个被授予文化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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