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 BeinGeneration人文社科跨专业的“体”与“用”
作者简介：杨凡，法学硕士，法国高等师范学校Cachan校区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
豆瓣号：fany1701
微博号：fany1701
之前看木遥和RDX两位老师（呃，我觉得网络红人被称老师都是在罗永浩那来的。。PS，豆瓣流行互称老师，学界出版界喜欢互称“兄”，搞得我经常分不清应该怎么称呼。。）的文章（http://www.douban.com/note/197244857/与http://www.douban.com/note/197343616/）让我很受启发，也想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暂且先放下我在写的台湾政治观察系列（那个显然没有什么人感兴趣，T T）。首先想说，这不是在跟任何人争辩。大学时候我最讨厌的活动就是“辩论赛”，比赛是争胜利，而说理是明逻辑，两者怎可混为一谈？况且如果认为凡事都有“优”“劣”之分，也不符合我想说明的观点。木、R二位站在他们既有的逻辑假设之内，得出他们的结论，我觉得都非常的有道理。
大家可能都知道，在美国这个学界巨无霸之外，还有一个叫做欧洲大陆的地方（说欧洲大陆目的是为了把与美国有更多亲缘关系的英国排出在外，但需要继续提醒：此处不是一个地域帖，不是比较孰优孰劣，而仅仅是为了展示另外一种多元）。两者的思维方式在哲学上有比较明确的划分，即所谓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虽然解释学、现象学、语言哲学等现代哲学流派兴起以后，二者在研究层面的划分不再那么明显了，但是在日常生活的思维层面，这种差别还是随处可见的。一般来说，英美哲学比较偏向应用，杜威、詹姆逊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归纳推理……）几乎是美国人精神的最好写照；而大陆哲学比较偏向那种形而上的东西，更相信人类理性演绎推理的力量。二者的划分有点类似于传统中国思想之中的“体”与“用”。一个强调“体”，是价值层面的；而另外一个强调“用”，注重解决眼前的问题。当年杜威的学生胡适与深受德意志古典哲学影响的中国左派知识分子论战，胡适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说要“多解决问题少谈点主义”，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角度的体用之争。
前几天有一个同样在法国读grande ecole的朋友问我：你觉得法国的这种教育体制是好还是不好。我的回答是：如果你已经预设了一个评价好坏的标准，比如就业率，比如毕业能够赚的钱多少，那么本身就误解了法国这种教育体制的真正目的。之前也有国内来政府访问团官员问我：法国最好的大学是什么？巴黎大学吗？我告诉他巴黎叫大学的一共13所，从巴黎一大到巴黎十三大。他很笃定地说：那肯定是巴黎一大最好了。显然他背后的逻辑就是：首都大城市的大学是最好的大学，而在所有的数字中1肯定比其他的位阶要高。而事实上法国这些大学都是公立的，只要通过高中会考就都可以注册进入大学。不同的编号主要因为专业领域不一样，比如一大二大主要集中在政治、法律方面，三大四大关注历史、哲学与文学，六大、十一大主要是应用工程类的专业。大学里各专业的课程本身就很混杂，比如很多专业的人都要学习“哲学”这门课，说是哲学，其实更有点类似公民教育，或者国内所理解的“思想政治”。翻开“哲学”的教材，你会发现有些章节讲“良心”，有些章节讲“法律”，还有些章节讲“人类学”……。比如很多学校都有“社会科学”专业，这与很多人理解的“社会学”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不同大学的人都是住在相同的宿舍、用同样的食堂，还可以互相跨校选择需要的课程。大学阶段以后就进入到了硕士阶段，法国的硕士大体分为“职业型硕士”和“研究型硕士”，“研究型”硕士基本上是面向博士及后面的研究工作的。至少在研究型硕士及其以后的领域中，法国（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教育科研体制的跨学科属性就非常明显了。法国的科研工作，政府导向型的研究要远多于企业或者说商业导向型的研究。政府（说是政府，其实主体也是受政府资助的独立的“社会组织”）会通过专业的学术委员会来评定研究什么更有“意义”，而不是通过企业或者商业思维来判断研究什么更“有用”。政府投资与各大学、研究机构一起设立研究中心（CNRS），以这些中心为主体，占据了法国科研工作的绝大多数比重和份额。而这些研究中心又几乎都是跨学科的且是常设的，不是为了某一个项目而建立的。比如有些科研中心（实验室）主要研究纳米科技，里面就可能有生物方面的纳米制药，也有化学方面的纳米材料，还有机械工程方面的纳米级力学实验。大家分成不同的小组，各自有不同的子课题，但是也总是会一起接一些需要共同完成的“交叉课题”。如果我没记错，木遥在这边时候工作的应该也是一个跨学科的应用数学研究所吧？
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就更加明显，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研究中心是不跨学科的。比如我所在的研究中心，翻译成中文名字就是“关于政治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楼下的一个叫做“经济历史动力研究所”。我所知道的名字还有类似“中日韩研究中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宪/政与民/主化研究中心”、“心理与认知行为研究中心”、“政/治、哲学与认识论研究所”……等等。看这些名字就知道他们有多跨学科了。大多数博士都是注册在这些CNRS里面，博士后和研究员也都在不同的中心进行工作，而老师们在完成自己系所的教学工作之余，也会在不同的研究中心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如果说在美国，跨学科的研究者会因为看起来不伦不类而很难找工作，那么在法国，我的感觉，如果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一点都不跨学科，我都不知道他该如何找工作。
众所周知，法国的知名的学者你都几乎很难说清他是哪个专业领域的，涂尔干、福柯、布迪厄、阿隆、拉康、列维斯特劳斯，一直到今天的巴丢、拉图尔等等。有些德国或者偏德系的学者，由于思想比较“深刻”，在美国学界被一概归为“哲学家”，但是他们自己是不是这么认为的就不一定了。如果你在欧洲大陆学习政治学，那么到了美国很可能对应的就是“政治哲学”，因为美国的政治学与政治哲学是差别很大的学科。我熟悉的一位美国政治学华裔长辈就经常用“隔行如隔山”来形容这种差异，但是在欧洲大陆政治学界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德国、北欧等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也与法国的情况类似。他们推行了很多年的福利国家政策，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去除“单面向”的商业化对于社会生活以及科学研究的单一实用主义引导。通过拉平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进而倡导一种多元的精神世界。
我听到过一个段子。有人（不知道是不是美国人）问德国著名学者Alexy：你到底是一名法学家还是数学家还是哲学家？Alexy回答说是法学家。那人又追问，那你为什么用纯数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裁量权的问题？A就直接反问：那你告诉我法律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类似的还有很多“有人问福柯”、“有人问哈贝马斯”之类的段子，我想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话说回来，我觉得欧洲大陆和美国的这两种系统各有利弊，同时也相互影响。可能在美国，每一个研究者都经过自己专业领域内严格的生产线化的训练，更讲求“学术规范”，“生产”的学术产品也在总体质量上比较有保证。我在出国之前也曾经咨询过一个在美国任教的华裔人类学家，他的话能够清晰的说明问题：选择美国式的学术体制，就意味着选择一种流水线式的模式，经过严格的训练，“合格率”会很高，虽然会有总体趋向平庸的问题；如果选择欧洲大陆模式，则意味着一种靠悟性做研究的进路，搞好了就成为天才、大家，但是很多的“残次品”也是从这种体制下走出来的。
美国与欧洲大陆，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模式和文化，不但孕育出不同的学术体制，在所有方面都有体现。比如在民主政治领域，前者基本是一种总统制+单一选区多数决制——结果是两党政治且逐渐趋同，政治逐渐规范化但也平庸化。后者的机制设计则更显多元主义，比如复数选区内阁制、两轮投票制、半总统制等等。（我热衷于研究台湾政治也是为了探索这种文化承载的制度之间的张力。）
跨不跨学科与应用那种政治制度一样，关键看背后支撑你的是哪一种思维方式，两者也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虽然商业化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现代化模式，经常让人只看到井口那美好湛蓝的天空，但是我的主张可能还是要倡导价值层面的多元。
可能要回到中国学术的问题了。
我去年暑假回国参加了芝加哥大学-人民大学联合的政治社会学讲习班。除了我以外，大多数海外的老师、学者、学生都是英美背景的（主要是美国），所以在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我总显得有点不合群，经常会提出一些“人类社会不是蚂蚁社会学，生态学方法研究宗教问题是否得宜”之类的“古怪”问题。有人就对我说，你这种思维方式得改，不然以后学界都是这些人的天下，你就算找到工作也会很憋屈。还有非常有名气老师在私下里直接批评我说：你们那种就是一个革命思维传统，解决不了具体问题。现在连“社会思想委员会”都不行了。
面对这些我有时候不知道自己该说啥，但我依然执着地相信自己不会是一个“惨剧”。虽然美国式的学术体制话语权力很大，伴随着商业化的扩展在中国也有秋风扫落叶之势。但我和一些身边的人经常会在私下里也会很阿Q地议论：为什么搞实证的经常会嘲笑我们搞理论的没用，而我们搞理论的就很少这样评价他们搞实证的啊~
我想我的这种坚信来自于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我们中文世界的文化土壤与英美与欧洲都不一样。英美世界几乎没有所谓的师范大学（Normal University），但是在大陆在台湾都有，中国最早的很多大学都是师范大学，这就是儒家重视教育价值的体现。虽然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师范大学的地位不如以前，但是依然可以吸引到很多信奉价值理念的人加入。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师范大学又达不到法国ecole normale superieure那种为社会树立典范的高度。（很多人一说到法国的ENS首先想到的是出了多少诺贝尔奖这种很实用主义的想法。）
中国思想是讲究调和“体”和“用”的，它并不追求那种“二分法”式的清晰概念，但是却在模糊中带有了很多阴阳与辩证的逻辑。中国不会整体向任何一种实用主义或者形而上学主义倾斜，即便是一些过早商业化的地区已经倾斜，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也不会。这些年来，冒出很多跨学科的研究机构、研究院系，他们很多都是实体的，不是跟着项目的，例如一些著名大学的“高等研究院”、“国学院”、“通识学院”。我想这些机构的出现并仅仅是因为赶时髦或者要经费之类的，而是一种内生的需求。在我看来，它们更是中国学术独立繁荣的必由之路与讯号。（PS，我真心反对那种把学术的不繁荣统统归向政治体制的想法，真正高明的学术应该走在体制之前才对。）
台湾中研院在政治学所、法学所、哲学所等之外，还有一个实体的“人文社科中心”。从美国回来的化学家、李远哲前院长不喜欢这个中心，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曾经想把它裁撤了。但是好在还有一个尊重教授自治的程序环境，这个中心一直得以保留。虽然它并不大，也没有特别多的人会关注它，这是这么多年来它就一直独立良好的运转着，也会偶尔有“大家”从这个中心走出来，散播多元思想的种子，为这个社会增添一些不同但有益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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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看木遥和RDX两位老师（呃，我觉得网络红人被称老师都是在罗永浩那来的。。PS，豆瓣流行互称老师，学界出版界喜欢互称“兄”，搞得我经常分不清应该怎么称呼。。）的文章（http://www.douban.com/note/197244857/与http://www.douban.com/note/197343616/）让我很受启发，也想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暂且先放下我在写的台湾政治观察系列（那个显然没有什么人感兴趣，T T）。首先想说，这不是在跟任何人争辩。大学时候我最讨厌的活动就是“辩论赛”，比赛是争胜利，而说理是明逻辑，两者怎可混为一谈？况且如果认为凡事都有“优”“劣”之分，也不符合我想说明的观点。木、R二位站在他们既有的逻辑假设之内，得出他们的结论，我觉得都非常的有道理。
大家可能都知道，在美国这个学界巨无霸之外，还有一个叫做欧洲大陆的地方（说欧洲大陆目的是为了把与美国有更多亲缘关系的英国排出在外，但需要继续提醒：此处不是一个地域帖，不是比较孰优孰劣，而仅仅是为了展示另外一种多元）。两者的思维方式在哲学上有比较明确的划分，即所谓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虽然解释学、现象学、语言哲学等现代哲学流派兴起以后，二者在研究层面的划分不再那么明显了，但是在日常生活的思维层面，这种差别还是随处可见的。一般来说，英美哲学比较偏向应用，杜威、詹姆逊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归纳推理……）几乎是美国人精神的最好写照；而大陆哲学比较偏向那种形而上的东西，更相信人类理性演绎推理的力量。二者的划分有点类似于传统中国思想之中的“体”与“用”。一个强调“体”，是价值层面的；而另外一个强调“用”，注重解决眼前的问题。当年杜威的学生胡适与深受德意志古典哲学影响的中国左派知识分子论战，胡适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说要“多解决问题少谈点主义”，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角度的体用之争。
前几天有一个同样在法国读grande ecole的朋友问我：你觉得法国的这种教育体制是好还是不好。我的回答是：如果你已经预设了一个评价好坏的标准，比如就业率，比如毕业能够赚的钱多少，那么本身就误解了法国这种教育体制的真正目的。之前也有国内来政府访问团官员问我：法国最好的大学是什么？巴黎大学吗？我告诉他巴黎叫大学的一共13所，从巴黎一大到巴黎十三大。他很笃定地说：那肯定是巴黎一大最好了。显然他背后的逻辑就是：首都大城市的大学是最好的大学，而在所有的数字中1肯定比其他的位阶要高。而事实上法国这些大学都是公立的，只要通过高中会考就都可以注册进入大学。不同的编号主要因为专业领域不一样，比如一大二大主要集中在政治、法律方面，三大四大关注历史、哲学与文学，六大、十一大主要是应用工程类的专业。大学里各专业的课程本身就很混杂，比如很多专业的人都要学习“哲学”这门课，说是哲学，其实更有点类似公民教育，或者国内所理解的“思想政治”。翻开“哲学”的教材，你会发现有些章节讲“良心”，有些章节讲“法律”，还有些章节讲“人类学”……。比如很多学校都有“社会科学”专业，这与很多人理解的“社会学”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不同大学的人都是住在相同的宿舍、用同样的食堂，还可以互相跨校选择需要的课程。大学阶段以后就进入到了硕士阶段，法国的硕士大体分为“职业型硕士”和“研究型硕士”，“研究型”硕士基本上是面向博士及后面的研究工作的。至少在研究型硕士及其以后的领域中，法国（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教育科研体制的跨学科属性就非常明显了。法国的科研工作，政府导向型的研究要远多于企业或者说商业导向型的研究。政府（说是政府，其实主体也是受政府资助的独立的“社会组织”）会通过专业的学术委员会来评定研究什么更有“意义”，而不是通过企业或者商业思维来判断研究什么更“有用”。政府投资与各大学、研究机构一起设立研究中心（CNRS），以这些中心为主体，占据了法国科研工作的绝大多数比重和份额。而这些研究中心又几乎都是跨学科的且是常设的，不是为了某一个项目而建立的。比如有些科研中心（实验室）主要研究纳米科技，里面就可能有生物方面的纳米制药，也有化学方面的纳米材料，还有机械工程方面的纳米级力学实验。大家分成不同的小组，各自有不同的子课题，但是也总是会一起接一些需要共同完成的“交叉课题”。如果我没记错，木遥在这边时候工作的应该也是一个跨学科的应用数学研究所吧？
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就更加明显，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研究中心是不跨学科的。比如我所在的研究中心，翻译成中文名字就是“关于政治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楼下的一个叫做“经济历史动力研究所”。我所知道的名字还有类似“中日韩研究中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宪/政与民/主化研究中心”、“心理与认知行为研究中心”、“政/治、哲学与认识论研究所”……等等。看这些名字就知道他们有多跨学科了。大多数博士都是注册在这些CNRS里面，博士后和研究员也都在不同的中心进行工作，而老师们在完成自己系所的教学工作之余，也会在不同的研究中心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如果说在美国，跨学科的研究者会因为看起来不伦不类而很难找工作，那么在法国，我的感觉，如果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一点都不跨学科，我都不知道他该如何找工作。
众所周知，法国的知名的学者你都几乎很难说清他是哪个专业领域的，涂尔干、福柯、布迪厄、阿隆、拉康、列维斯特劳斯，一直到今天的巴丢、拉图尔等等。有些德国或者偏德系的学者，由于思想比较“深刻”，在美国学界被一概归为“哲学家”，但是他们自己是不是这么认为的就不一定了。如果你在欧洲大陆学习政治学，那么到了美国很可能对应的就是“政治哲学”，因为美国的政治学与政治哲学是差别很大的学科。我熟悉的一位美国政治学华裔长辈就经常用“隔行如隔山”来形容这种差异，但是在欧洲大陆政治学界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德国、北欧等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也与法国的情况类似。他们推行了很多年的福利国家政策，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去除“单面向”的商业化对于社会生活以及科学研究的单一实用主义引导。通过拉平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进而倡导一种多元的精神世界。
我听到过一个段子。有人（不知道是不是美国人）问德国著名学者Alexy：你到底是一名法学家还是数学家还是哲学家？Alexy回答说是法学家。那人又追问，那你为什么用纯数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裁量权的问题？A就直接反问：那你告诉我法律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类似的还有很多“有人问福柯”、“有人问哈贝马斯”之类的段子，我想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话说回来，我觉得欧洲大陆和美国的这两种系统各有利弊，同时也相互影响。可能在美国，每一个研究者都经过自己专业领域内严格的生产线化的训练，更讲求“学术规范”，“生产”的学术产品也在总体质量上比较有保证。我在出国之前也曾经咨询过一个在美国任教的华裔人类学家，他的话能够清晰的说明问题：选择美国式的学术体制，就意味着选择一种流水线式的模式，经过严格的训练，“合格率”会很高，虽然会有总体趋向平庸的问题；如果选择欧洲大陆模式，则意味着一种靠悟性做研究的进路，搞好了就成为天才、大家，但是很多的“残次品”也是从这种体制下走出来的。
美国与欧洲大陆，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模式和文化，不但孕育出不同的学术体制，在所有方面都有体现。比如在民主政治领域，前者基本是一种总统制+单一选区多数决制——结果是两党政治且逐渐趋同，政治逐渐规范化但也平庸化。后者的机制设计则更显多元主义，比如复数选区内阁制、两轮投票制、半总统制等等。（我热衷于研究台湾政治也是为了探索这种文化承载的制度之间的张力。）
跨不跨学科与应用那种政治制度一样，关键看背后支撑你的是哪一种思维方式，两者也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虽然商业化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现代化模式，经常让人只看到井口那美好湛蓝的天空，但是我的主张可能还是要倡导价值层面的多元。
可能要回到中国学术的问题了。
我去年暑假回国参加了芝加哥大学-人民大学联合的政治社会学讲习班。除了我以外，大多数海外的老师、学者、学生都是英美背景的（主要是美国），所以在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我总显得有点不合群，经常会提出一些“人类社会不是蚂蚁社会学，生态学方法研究宗教问题是否得宜”之类的“古怪”问题。有人就对我说，你这种思维方式得改，不然以后学界都是这些人的天下，你就算找到工作也会很憋屈。还有非常有名气老师在私下里直接批评我说：你们那种就是一个革命思维传统，解决不了具体问题。现在连“社会思想委员会”都不行了。
面对这些我有时候不知道自己该说啥，但我依然执着地相信自己不会是一个“惨剧”。虽然美国式的学术体制话语权力很大，伴随着商业化的扩展在中国也有秋风扫落叶之势。但我和一些身边的人经常会在私下里也会很阿Q地议论：为什么搞实证的经常会嘲笑我们搞理论的没用，而我们搞理论的就很少这样评价他们搞实证的啊~
我想我的这种坚信来自于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我们中文世界的文化土壤与英美与欧洲都不一样。英美世界几乎没有所谓的师范大学（Normal University），但是在大陆在台湾都有，中国最早的很多大学都是师范大学，这就是儒家重视教育价值的体现。虽然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师范大学的地位不如以前，但是依然可以吸引到很多信奉价值理念的人加入。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师范大学又达不到法国ecole normale superieure那种为社会树立典范的高度。（很多人一说到法国的ENS首先想到的是出了多少诺贝尔奖这种很实用主义的想法。）
中国思想是讲究调和“体”和“用”的，它并不追求那种“二分法”式的清晰概念，但是却在模糊中带有了很多阴阳与辩证的逻辑。中国不会整体向任何一种实用主义或者形而上学主义倾斜，即便是一些过早商业化的地区已经倾斜，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也不会。这些年来，冒出很多跨学科的研究机构、研究院系，他们很多都是实体的，不是跟着项目的，例如一些著名大学的“高等研究院”、“国学院”、“通识学院”。我想这些机构的出现并仅仅是因为赶时髦或者要经费之类的，而是一种内生的需求。在我看来，它们更是中国学术独立繁荣的必由之路与讯号。（PS，我真心反对那种把学术的不繁荣统统归向政治体制的想法，真正高明的学术应该走在体制之前才对。）
台湾中研院在政治学所、法学所、哲学所等之外，还有一个实体的“人文社科中心”。从美国回来的化学家、李远哲前院长不喜欢这个中心，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曾经想把它裁撤了。但是好在还有一个尊重教授自治的程序环境，这个中心一直得以保留。虽然它并不大，也没有特别多的人会关注它，这是这么多年来它就一直独立良好的运转着，也会偶尔有“大家”从这个中心走出来，散播多元思想的种子，为这个社会增添一些不同但有益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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