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 | 读』萨特:恶心(节选)
迪特尔·罗斯(Dieter Roth,1930-1998),中型日落(Mittlerer Sonnenuntergang),1968年,香肠以及红色和蓝色纸张包裹于塑料袋中,70 x 50 cm。
巴什拉称赞让-保罗·萨特(1905-1980)的小说《恶心》是“一部蕴含着伟大心理学真理的文学作品”,并引用书中主人公洛根丁,对海滩上卵石所产生的抗拒与恶心之感展开自己的论述。萨特的这部小说发表于1938年,最初定名《忧郁》,后被出版商更名为《恶心》。
萨特笔下那个窝在图书馆按照字母排序进行阅读的“自学者”,其最深切的焦虑可能来自与现实世界相处的困扰与障碍,这种心理投射表现并具化成了时有时无、若隐若现的“恶心”之感。“恶心”一词在书中出现了40余次,并不局限于巴什拉所引用的由物质性的直观触感所带来的恶心,而是延展到了整个人的现实存在,甚至对于崇高的梦想都感到恶心。萨特写道:“总之,昨晚我自觉崇高,这一点使我恶心。我二十岁时曾醉过,后来我解释说自己属于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那个类型。我很清楚英雄主义使我膨胀,但我听之任之,甚觉有趣。在这以后我感到恶心,仿佛躺在一张满是呕吐物的床上。我酒醉时从不呕吐,但呕吐也许更好。昨天我甚至没有酒醉的借口。我像傻瓜一样兴奋,现在我需要用清水一般透明的、抽象的思想来洗涤。”
和普通人对琐碎日常里的敏感不同,萨特从他有关恶心的事件里体会到了孤独,他坦然地描绘它,并且因为这种描绘而暂且得到排解。《恶心》揭示了这种深刻的孤独的存在感,跨越时间和空间,孤独和孤独之间遥相呼应。巴什拉和萨特的语义和情境既有差别又互相重叠。虽有断章取义之嫌,我们仍然想在此摘录《恶心》中的三个章节——《那种淡淡的恶心》、《恶心消失了》以及《我理解了恶心》——以呼应和补充巴什拉的文章,并为现当代艺术中反复出现的“软物质”这个主题,提供另一份有关现代人虚无空洞的存在体验的读本。
萨特:恶心(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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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淡淡的恶心》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没有什么新鲜事。
我在图书馆里从九点工作到一点,写完了第十二章以及罗尔邦在俄罗斯的侨居生活,直到保罗一世去世。这部分已经写完,就只等将来誊清了。
现在是一点半钟。我坐在马布利咖啡馆里,我在吃三明治,一切都相当正常。的确,在咖啡馆里一切总是正常的,特别是马布利咖啡馆,因为主管法期盖尔先生总有一种讲求实效、令人放心的谄媚神态。他的午睡时间就要到了,眼睛已经发红,但举止仍然轻快果断。他穿梭在桌子中间,走近客人,用推心置腹的声调问道:
“还可以吧,先生?”
我见他如此积极,不禁微笑,因为当咖啡馆空无一人时,他的头脑也空荡荡的。两点钟到四点钟之间,咖啡馆里没有客人,这时法斯盖尔先生迟钝地踱上几步,等侍者关了灯,他也就滑进了无意识中。他一人独处时,便进入梦乡。
还剩下二十多位顾客,都是些单身汉、小工程师和职员。他们在别人家里寄宿搭伙,在这些他们所谓的食堂里匆匆用过餐后,便来这里喝喝咖啡,玩玩牌,他们需要稍稍享受一下。他们发出轻微的吵闹声,声音单薄,并不干扰我。他们也一样,必须好几个人在一起才能生存。
我独自生活,完全是独自一人。我不和任何人说话,不接受任何东西,也不给予任何东西。自学者不值一提。只有铁路之家的老板娘弗良索瓦兹。可我和她谈话吗?有时,晚餐以后,她端来啤酒,于是我问道:
“您今晚有空吗?”
她从来不说“不”,于是我跟她走进二楼的一间大房,这是她按钟点或按天租用的。我不付她钱,我们做爱,以工代酬。她很喜欢做爱(她每天需要一个男人,除了我,她还有许多男人),而我也能排解忧郁,我知道它从何而来。我们说不了几句话,有什么用呢?各人都是为自己,何况在她眼中,我始终首先是咖啡馆的顾客。
她一面脱衣一面说:
“喂,有种叫布里科的开胃酒,您喝过吗?这星期有两位客人叫这种酒,小姑娘不知道,跑来告诉我。这两人是旅客,肯定在巴黎喝过这酒。可我总不能一无所知就进这种酒吧。如果您不在意,我就不脱长袜了。”
从前我是为安妮而思考的——甚至在她离开我很久以后。现在我不为任何人思考,我甚至无意寻找字词。字词在我身上流动,或快或慢,我不使它固定,而是听之任之。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思想模糊不清,因为它未被字词拴住。思想呈现出含混可笑的形式,沉没了,立即被我忘得一干二净。
我赞叹这些年轻人。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讲述清清楚楚、真实可信的故事。如果你问他们昨天干什么了,他们会毫无难色、三言两语就讲明白。要是我,我会张口结舌的。的确,长久以来,没有人关心我的时间表。当你独自生活时,你连讲述也不会了。真实性随朋友们一同消失。事件也一样,你听任它流逝。你看见突然出现了一些人,他们说话、走动,于是你沉入无头无尾的故事之中,你会是一个蹩脚的见证人。然而,作为补偿,所有那些在咖啡馆里无人相信的事,所有那些不可置信的事,你却屡屡遇见。例如,星期六下午三四点钟,在车站工地的小段木板人行道上,有一位身穿天蓝色大衣的小女人在倒退着奔跑,一面笑着,一面挥舞手帕。与此同时,一个黑人正拐过街角,吹着口哨走过来。他穿着乳白色雨衣,一双黄皮鞋,头戴一顶绿帽。女人一直在倒退,退到挂在栅栏上为夜晚照明的那盏灯下,正撞在黑人身上。此时此刻,在火红的天空下,既有发出浓重湿气的木栅栏,又有路灯,又有黑人怀中的那位可爱的金发小女子。如果我们是四五个人,我想我们会注意这个撞击,注意这些柔和的色彩的:酷似压脚被的漂亮蓝大衣、浅色雨衣、红色的玻璃灯;我们会对这两张惊愕不已的孩子面孔大笑一场的。
一个独处的人很少笑。这整个场面对我产生了十分强烈的、甚至粗暴的、然而却是纯洁的印象。接着它便解体了,只剩下灯、栅栏和天空,这就算不错了。一小时后,灯点燃了,刮起了风,天空变成黑色,再也没有什么了。
这一切并不新鲜。我从未拒绝过这种无害的激情。恰恰相反。要感受它只需稍稍孤独,以便在恰当时刻摆脱真实性。我仅仅在孤独的表层,我与人们十分接近,一遇危险便躲藏在他们中间。其实我至今只是业余爱好者。
现在到处都有东西,譬如桌上这只啤酒杯。我看见这只杯子,很想说:“暂停,我不玩了。”我知道自己走得太远,我想不能让孤独“占上风”。这并不是说我上床以前先看看床底下,也不是说我害怕房门在半夜里突然打开。只是我感到不安,因为半小时以来,我就一直避而不看这只啤酒杯,我看它的上方、下方、左面、右面,就是不看它。我知道周围这些单身汉都无法救我,因为太晚了,我无法逃到他们中间避难。他们会走过来拍拍我的肩头,对我说:“怎么了,这只啤酒杯怎么了?”它和别的杯子一样,有斜切面,有杯柄,还有一个带铁铲的小纹章,纹章上刻着施帕滕布罗。这些我都知道,但我知道还有其他东西。几乎莫须有的东西。我无法解释我见到的,无论对谁。就是这样,我慢慢沉到水底,滑向恐惧。
在这些欢快和理智的声音中,我是孤单的。所有这些人都一直在相互解释,愉快地看到他们思想一致。他们都想到一起了,这对他们是多么重要呀,老天爷!只要看看他们的脸色就明白了,因为在他们中间,有时走过一个长着凸眼的人,他似乎朝内观看,与他们完全不一致,他们便做鬼脸。我八岁时去卢森堡公园玩耍,那里也有一个凸眼人,他坐在一个岗亭里,紧靠沿奥古斯特―孔德街的铁栅栏。他不说话,不时伸直一条腿,惊恐地瞧着这只脚,它穿的是高帮皮鞋,另一只脚上却是拖鞋。看园人对我叔叔说,此人曾是中学学监。他穿着法兰西院士的院服去课堂上宣读季度成绩,于是被迫退休。我们觉出他是孤单一人,对他十分恐惧。有一天,他从远处朝罗贝尔微笑,并伸出双臂,罗贝尔几乎晕倒。使我们恐惧的不是他那穷途潦倒的神态,也不是他脖子上那块与假领相摩擦的肿瘤,而是因为我们感到他脑子里装的是螃蟹或龙虾的思想。一个人居然用龙虾的思想来看待岗亭,看待我们玩的铁环,看待灌木丛,我们不免惊恐万分。
难道等待我的就是这个吗?我头一次讨厌孤独。我想把我身上发生的事告诉别人,趁现在还来得及,趁我现在还没有使小男孩害怕。我希望安妮在这里。
真奇怪,我写满了十页纸,可还没有说出真相,至少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我在日期下方写“没有什么新鲜事”时是问心有愧的。事实上我不愿说出一件小事,一件既不丢人又不奇特的小事。“没有什么新鲜事”。一个人说谎而自恃有理,真叫人佩服。当然,可以说没有发生什么新鲜事。今天早上,我八点一刻从普兰塔尼亚旅馆出来去图书馆,我看到地上有一张纸片,想拾起来,但没能拾起。就是这件事,甚至还算不上一件事。是的,可是,说实话,我受到深深的触动,因为我想我不再是自由的了。在图书馆里,我试图摆脱这个想法,但挥之不去。我逃到马布利咖啡馆,希望它会消失在灯光下,但它仍然待在我身上,沉重而痛苦。前几页纸正是在它的授意下写的。
我为什么没有讲这件事呢?大概是出于骄傲,也许还带有几分笨拙。我不习惯向自己讲述我身上发生的事,记不清先后顺序,因此也分不清哪些是重要的。不过现在都结束了。我重读一遍在马布利咖啡馆写的东西,感到羞愧。我不要神秘,不要心境,不要难以表述的东西。我不是童贞女,也不是神父,不善于玩弄内心生活。
没有什么大事可讲。我未能拾起那张纸片,仅此而已。
我很喜欢拾东西:栗子、破布、特别是纸片。拾起它们,用手捏着它们,这使我很愉快。我几乎像孩子一样将它们凑到嘴边。我在角落里拾起一些厚沉而豪华、但可能沾上粪便的纸片时,安妮便大发雷霆。在夏天或初秋,可以在公园里看见一些烂报纸,它被阳光烤熟了,像落叶一样又干又脆,黄黄的,仿佛在苦味酸里浸泡过。还有些纸片在冬天被捣碎、碾碎、污迹斑斑,返回到土中去。另一些纸片完全是新的,甚至上了光,白白的,令人激动,像天鹅一样展在那里,但是泥土已经从下面将它粘住。纸片卷曲着,脱离了烂泥,但是最后,在稍远的地方,又伏贴在地面上。这一切都可以拾起来。有时我从近处看看纸片,只是摸摸它,有时我将纸片撕碎,好听它发出长长的劈啪声。如果纸很潮湿,我便点上火,这当然有点费事,然后我在墙上或树上擦净那满是泥泞的手心。
今天早上,我瞧着一双浅黄褐色的皮靴,这是一位刚从军营出来的骑兵军官的皮靴。我瞧着它走动,看见在一个小水洼旁有一张纸。我料想军官会用鞋跟把纸片踩进泥水里,可是没有,军官大步越过了纸片和水洼。我走近那张纸,是横格纸,大概是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它被雨水浇透,卷了起来,像烧伤的手那样布满了肿胀的水疱。纸边的红道退了色,成为粉红色的水渍,有些地方的墨迹也模糊不清,纸的下半部被一块干泥盖住。我弯下身,高兴地盼着触摸这团柔软凉爽的纸浆,用手将它揉成灰色小团……但我没有做到。
我弯腰待了一秒钟,看到纸片上的字:“听写:白猫头鹰”,我两手空空地直起腰来。我不再是自由的,不能再做我想做的事。
物体是没有生命的,不该触动人。我们使用物体,将它们放回原处,在它们中间生活,它们是有用的,仅此而已。然而它们居然触动我,真是无法容忍。我害怕接触它们,仿佛它们是有生命的野兽。
现在我明白了。那天我在海边拿着石子的感觉,现在记得更清楚了。那是一种淡淡的恶心。多么令人不快!而这种感觉来自石子,我敢肯定,是由石子传到我手上的。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手上感到一阵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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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消失了》
一会儿就有迭句,我最爱听,它像悬崖绝壁一样陡直地伸入海中。眼下还是爵士乐,没有旋律,只有一些音,一大堆小震动。它们没有间隙,一个不可变更的顺序使它们诞生和死亡,它们无法从容不迫,无法为它们自己而生存。它们在奔跑,一个紧跟着一个,狠命地敲我一下就消失了。我很想留住它们,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拦住一个,它在我手里将只是一个暧昧和萎靡的音。我必须接受它们的死亡,我甚至应该盼望它们的死亡。我的感觉很少如此尖锐,如此强烈。
我开始感到暖和,感到快活。这还算不了什么,只是一个小小的、恶心的快乐。这快乐在黏糊糊的水洼深处,在我们的时间——浅紫色背带和破长椅的时间——深处伸展,它是由大而软的瞬间组成,瞬间的边沿渐渐向外扩展。它刚诞生就已经衰老,我似乎认识它有二十年了。
还有另一种快乐。外面有那条钢带——音乐的狭窄时间,它穿透我们的时间,拒绝它,并且用冷冷的小尖角刺伤它,这是另一个时间。
“朗迪先生出红心,你出A。”
声音滑过去,消失了。门开了,一阵冷气拂过我的膝头,兽医领着小女儿走了进来。但这一切丝毫无损于钢带,音乐刺破和穿越这些模糊的形状。小姑娘刚一坐下就被吸引住了,她睁大眼睛,直挺挺地听着,一面用手在桌上摩擦。
再过几秒钟,那位黑女人就要唱了。这似乎不可避免,这音乐是必然的,任何东西也无法使它中止,任何来自这个让世界搁浅的时间也无法使它中止,它会自动地、按顺序地停止。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更喜欢这美丽的声音,不是因为它宽阔,也不是因为它忧郁,而是因为它被那么多音符千呼万唤才出来,音符的死亡带来了它的诞生。然而我很担心,因为一点点小事就会使唱片停下来,或者是弹簧断了,或者是表亲阿道尔夫突发奇想。奇怪而感人的是,这段时间竟如此脆弱。任何东西都无法使它中断,然而任何东西都能使它破碎。
最后的音符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短暂的寂静,我强烈地感到:行了,发生了什么事。
Some of these days
You'll miss me honey. 英文:有一天你会想念我,亲爱的。
发生的事就是恶心消失了。在寂静中,歌声渐高,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变硬了,恶心消失了。突然一下变得如此坚硬,如此鲜红,几乎令人难受。与此同时,音乐的时间膨胀了,像龙卷风一样膨胀开来,金属般透明的时间充溢了整个咖啡厅,将我们可怜的时间挤到墙边。我在音乐中。玻璃镜里滚动着火球,烟雾的环圈围绕着它们转动,将光线的冷酷微笑时而遮住,时而揭露。我的啤酒杯缩小了,蜷缩在桌子上,显得稠实、不可或缺。我想拿起它掂量掂量,我伸出手……老天爷!它变了,我的手变了。我的臂的动作像威严的旋律一样扩展,沿着黑女人的歌声滑动,我仿佛在跳舞。
阿道尔夫的脸就在那里,靠在巧克力色的墙上。它仿佛就在近旁。我捏紧手时,看见了他的头。它显出了结论一般的确凿性、必然性。我用手捏住杯子,瞧着阿道尔夫,我很快活。
“瞧这个!”
在嘈杂的背景前迸出了这个声音。这是我的邻座,那个红脸膛老头在说话。棕红色的长椅更衬托出他紫红色的面颊。他将牌往桌上一拍。方块王牌。长着狗脸的年轻人微微一笑。红脸膛牌友身子俯在牌桌上,偷眼瞧他,随时会蹦起来。
“瞧这个!”
年轻人的手从暗处露了出来,显得白净,它懒洋洋地在空中停留了一刻,接着便突然像鸢一样俯冲下来,紧紧压着桌上的一张牌。红脸膛的胖子跳起老高:
“妈的!他用王牌压。”
在痉挛的手指下露出了红心国王的模样,随后国王脸朝下地被翻了过去,游戏继续进行。漂亮的国王来自远方,那么多计谋,那么多已消失的行动为他的出现做了准备,而现在他也消失了,让位给另一些计谋,另一些行动,进攻,反攻,胜负易手,一大堆小小的冒险。
我很激动,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像一台停住的精密机器。我有过真正的冒险,现在想不起任何细节了,但我看到种种情境中有严格的连贯性。我曾漂洋过海,告别许多城市,沿着河逆流而上或者钻进森林。我总是朝另一个城市走去。我有过女人,有过斗殴,而我永远不能倒退,就像唱片无法倒转一样。但这一切将我带到了哪里?带到了此时此刻,带到了这张长椅上,带到了这个响着音乐的、光亮的气泡中。
And when you leave me. 英文:当你离开我时。
是的,在罗马,我喜欢坐在台伯河畔,在巴塞罗那,我喜欢黄昏时分在宽人行道的街上散步,在吴哥附近的波罗坎巴莱小岛上,我见过一株用根缠着纳加纳加,即高棉雕刻中经常出现的神圣动物之一七头蛇。神庙的印度榕树,此刻我在这里,和玩牌的人生活在同一时刻,我听着黑女人唱歌,外面是游荡中的虚弱的夜。
唱片停止了。
夜进来了,虚情假意,犹犹豫豫。人们看不见它,但它在这里,它蒙住灯光,你呼吸空气,感到其中有什么厚厚的东西,这就是它。天冷。一个玩牌的人将乱七八糟的牌推向另一个人,让他收拢来。有一张牌被漏掉了。难道他们看不见?这是一张红心9,终于有人拾起它来,递给了长着狗脸的年轻人。
“啊!红心9!”
很好,我要走了。红脸膛的老头低头瞧着一张纸,嘴里吮着铅笔头。玛德莱娜用明亮而无神的眼睛瞧着他。年轻人将那张红心9拿在手中转来转去。老天爷……
我艰难地站起身。我看见在镜子里,在兽医的头部上方,滑过一张非人的面孔。
待会儿我要去看电影。
新鲜空气使我很舒服,它没有糖味,也没有苦艾酒的酒气,可是,老天爷,天真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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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了恶心》
黑色?我感到这个词在飞速地瘪下去,丧失意义。黑色?树根不是黑色,这棵树上没有黑色……这是……别的东西。黑色,正如圆一样,是不存在的。我瞧着树根,它是超乎黑还是近似黑呢?但是我很快就不自问了,因为我感到我是在熟悉的国度。是的,我已经惴惴不安地探测过一些无以名之的物体,我已经试图——徒劳无益地——对它们有些想法,但我也感到它们那冷冷的、无生气的品质在逃遁,在我手中溜掉。那天晚上,在铁路之家,阿道尔夫的背带不是紫色的。我又看见他衬衣上那两个难以确定的斑点。还有那块小卵石,引起这整个故事的那块不寻常的卵石,它不是……我记不清它拒绝什么,但是我没有忘记它的消极抵抗。还有自学者的手,有一天,在图书馆里,我抓住它,紧握它,我感到它不完全是手,我想到一条白色的大软虫,但它也不是软虫。还有马布利咖啡馆的那只杯子,它具有暧昧的透明性。暧昧、声音、气味、味道,莫不如此。当它们像被人追逐的野兔从你鼻子下面飞快跑过,而你又不太留意时,你可能认为它们很简单,令人放心,你可能认为世上有真正的蓝色,真正的红色,真正的杏仁或堇菜的气味。可是,一旦你留住它们片刻,这种舒适的安全感便被一种深深的不安所取代,因为颜色、味道、气味从来不是真正的,从来不规规矩矩地只是它们本身——仅仅是它们本身。最单纯、最难以分解的品质,它本身也有多余的东西——对它本身而言,在它内部。我脚旁的这个黑色仿佛不是黑色,而是某人对黑色的模糊想像,他可能从未见过黑色,却又不知就此止步,而是想像一种超出颜色的、含糊不清的存在。它像颜色,但也像……伤痕,或者分泌物,或者羊脂,或者别的东西,例如气味;它融为湿土的气味,温湿木头的气味,像漆一样罩在这多节的树木上的黑色气味,还有咀嚼纤维的甜味。我不仅仅看见这个黑色。视觉是一种抽象发明,是一种清洗过的简单化概念,人的概念。这个软弱而无个性的黑色大大超过了视觉、嗅觉和味觉。然而,这种丰富性转变为混杂性,过多最后成为虚无。
这是奇异的时刻。我在那里,一动不动,浑身冰凉,处于一种可怕的迷醉状态。然而,就在这种迷醉中,某个新东西刚刚显现,我理解了恶心,我掌握了它,其实当时我无法表述这个发现,但是,现在,用文字来表述它大概是轻而易举的了。关键是偶然性。我的意思是,从定义上说,存在并非必然性。存在就是在那里,很简单,存在物出现,被遇见,但是绝不能对它们进行推断。我想有些人是明白这一点的,但他们极力克服这种偶然性,臆想一个必然的、自成动机的存在,其实任何必然的存在都无法解释存在。偶然性不是伪装,不是可以排除的表象,它是绝对,因此就是完美的无动机。一切都无动机,这个公园,这座城市,我自己。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你感到恶心,于是一切都飘浮起来,就像那天晚上在铁路之家一样。这就是恶心,这就是那些坏蛋——绿冈及其他地方的坏蛋——试图用权利的思想对自己掩饰的。但这是多么可怜的谎言!谁也没有权利,他们和别人一样也是完全无动机,因此他们无法不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人,而且,在他们内心,隐秘地,他们是多余的,也就是说朦胧的、不确切的、忧愁的。
这种痴迷状态持续了多久。我是栗树根。或者说我完全是它存在的意识。我独立于它——既然我有意识——但我消失在它身上,我就是它。意识局促不安,但是它以全部重量悬伸在这根没有生气的木头之上。时间停止了,我脚下有一小摊黑水。在这个时刻之后不可能有任何东西。我很想从这可怕的享受中脱身,但这甚至是无法想像的,因为我在它里面。黑树根在那里,在我眼睛里,它下不去,就像一大块东西卡在喉咙里。我既无法接受也无法拒绝它。我费了多大劲才抬起眼睛?我抬眼了吗?也许是在自我消灭片刻以后,我才仰起头、抬起眼,死而复生?事实上,我没有意识到过渡。但是,突然间,我不可能再想树根的存在了。树根消失了,我徒劳地重复说:它存在,它还在那里,在长椅下,在我的右脚边,但这些话再没有任何意义。存在这个东西不是由你在远处想的,它必须猛然侵入你,在你身上扎下来,像静止的大动物一样沉甸甸地压在你心头——要不就什么也不再有。
什么也不再有了,我的眼睛是空的,我高兴得到了解脱,但是突然,我眼前晃动了起来,轻微的、迟疑的晃动,因为风吹动了树梢。
我看到有东西在动,并不因此不快,换换口味也不错,因为我一直在看那些一动不动、像眼睛一样死死盯住我的东西。我看着树枝摆动,心里想:运动从不完全存在,它是两种存在之间的过渡,中间阶段,音乐中的弱拍,我即将看到存在从虚无中诞生,逐渐成熟,充分发展,我终于能看到诞生中的存在了。
但是,不到三秒钟,我的希望被一扫而光。在那些迟疑不决的、像盲人一样在四周摸索的树枝上,我找不到向存在的“过渡”。过渡这个概念,是人的又一个发明。这个概念过于明确。所有这些小小的晃动都是孤立的,是为它们自己而发生的。晃动从四面八方包抄大小树枝,围着这些干瘪的手旋转,用小小的旋风覆盖它们。当然,运动不是树,但运动也是一种绝对。一个物体。我的眼睛遇到的都是满盈。树枝梢头充满了存在,这种存在不停地更新,但永不诞生。风——存在物过来栖息在树上,像一只苍蝇,于是树战栗起来,但战栗并非诞生中的品质,并非从潜能到行动的过渡,它是物体。物体——战栗溜进树里,控制树,摇晃树,又突然放弃它,去更远的地方旋转。一切都是满盈,一切都是行动,没有弱拍,一切,就连最难以觉察的跳动,都是用存在构成的。而所有这些围着树打转的存在物,不来自任何地方,也不去任何地方。突然之间,它们存在,突然之间,它们不再存在。存在是没有记忆的,对已逝者它不保留任何东西,哪怕是回忆。存在无所不在,无限的,多余的,时时处处——存在永远只被存在所限制。我待在长椅上,惊愕不已,被这么多无根无源的存在弄得晕头转向,因为四处都是开放、繁盛,存在使我的耳朵嗡嗡作响,连我的肉体都在颤动、绽开,汇入万物的萌芽状态,这令我厌恶。我想道:“为什么有这么多存在,既然它们都很相似?”为什么有这么多同样的树?这么多的存在,它们失败了又固执地重新开始,然后又失败——就像一只仰翻在地的昆虫在笨拙地挣扎(我就是这样挣扎)。这种丰富并不使你感到它的慷慨大方,相反,它是郁闷的,软弱的,对它自己一筹莫展。这些树,这些高大笨拙的物体……我笑了起来,因为我突然想起书本上描写的美妙的春天,那是充满劈啪声、爆裂声,花木茂盛的美景。有些傻瓜走来和你谈权力意志和生存竞争。难道他们从未观察过一只动物或一棵树?这株有斑秃的悬铃木,那株半腐烂的橡树,有人还想让我把它们看做是向天空冲刺的、顽强的青春力量?还有这个树根,难道我该把它看做是撕裂大地、与它争食的贪婪的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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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让-保罗·萨特. 恶心. [M]杜长有, 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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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是一个关于现当代艺术的翻译、写作和思考的平台,由纽约Hunter College艺术史专业的研究生春妹和虔凡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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