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 | 译』理查德·塞拉: 迁移"倾斜的弧"就是毁了它

                
                
Richard Serra, Tilted Arc, 1980, Cor-Ten Steel, 12×120 ft, image from ARTstor, rights to the artist.
作品“倾斜的弧(Tilted Arc)”是美国极简主义艺术家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b.1939)为纽约曼哈顿下城的联邦广场所创作的雕塑装置。塞拉1979年受到总务管理局(GSA,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的委约，1980年提出方案并获得政府批准，1981年完成作品的创作和安装，但随后几年间作品遭到巨大争议，反对者要求将其从广场迁移。在历经轮番的听证会和官司之后，1989年3月“倾斜的弧”最终被移除和毁坏。
 
作为“公共艺术(Public Art)”的经典案例，“倾斜的弧”集中体现了当代艺术与其受众之间矛盾的关系，整个事件的价值也从艺术领域延伸到公共政策等更宽泛的社会层面：脱离了博物馆或画廊体系的艺术品，在走上街头之后是否仍然成立？负责委托作品的政府机构是否有权力对作品进行全权处理，甚至是移除和毁坏？公众的反馈和媒体导向起到了哪些作用？以及，权力机构的品位和审美能否作为评判艺术品价值的标准？此外，在几场官司和诉讼中，艺术家还提出这样一个法律问题：作为一种观点和言论的表达方式，艺术作品是否能充分受到美国宪法和《伯尔尼公约》条例的保护？
 
下文以塞拉自己写作的事件回顾为基础，进行了整理、删减和编译，旨在对当事者的经历和观点作一次梳理。
迁移“倾斜的弧”就是毁了它
文/ Richard Serra
编译/吴瑶
1989年3月15日，“倾斜的弧”（Tilted Arc）被毁了。总务管理局（General Service Administration）行使所有权，下令拆除这座10多年前由它们亲自委托建造的公共雕塑。在五年间媒体和法庭的曲解、虚假承诺和作戏的审判等骗局后，这是最后的亵渎。案件还创下了产权高于艺术家的自由表达和道德权利的先例，即使在最后时刻试图对照《伯尔尼公约》(Berne Convention)的适用范围的努力也成为徒劳。在进行了彻底的分析后，我的律师们说：美国国会删减过的《伯尔尼公约》相关法律不足以保护我的作品。
 
当我为雕塑命运的辩护最终被联邦法院否决后，总务管理局地区局长(Regional administrator of the GSA) 、拆除“倾斜的弧”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威廉·戴蒙德(William Diamond)立马行动起来。3月15日整晚，工人们超时劳作，野蛮地拉锯、煅烧，凌晨4点30分左右，拆解完毕的“倾斜的弧”被运到布鲁克林保存。“这是值得人们欢庆的一天”，戴蒙德说，“因为广场正确地交回给了人民。”
 
戴蒙德多次宣布，他计划将“倾斜的弧”迁移到一个替代地点。但“倾斜的弧”是为唯一一个特定场域所创作的，我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个立场。1984年12月我第一次得知迁移雕塑的尝试，我分别给戴蒙德和当时的“建筑中的艺术（Art-in-Architecture）”项目主任唐纳德·萨拉克(Donald Thalacker)写了信，是“建筑中的艺术”项目最开始委托了这个工程。我在信中说：“我希望明确地讲清楚，‘倾斜的弧’是为一个特定的地点——联邦广场委托设计的，因此不能迁移。迁移这件作品，就等于毁了它。”这番话变成了现实：“倾斜的弧”被毁了。
“永久的作品”
1979年，我受总务管理局委托，为曼哈顿联邦广场26号建造一座永久性的雕塑装置。尽管“场域特定”已经隐含了“永久性”，我还是向唐纳德·萨拉克和总局管理局项目经理朱利亚·布朗(Julia Brown)确认，萨拉克回应我说：“你得到了为联邦建筑建造一件永久性作品的机会。这世上有一个永久的欧登伯格(Oldenburg)、一个永久的西格尔(Segal)，一个永久的斯特拉(Stella)，一个永久的考尔德(Calder)，而此刻机会属于你。”负责总务管理局合同谈判的布朗后来公开证实：“在决策的所有阶段，双方都明白，塞拉(Serra)在为那个特定空间建造一件永久的作品。”这至关重要，反复确保我的作品会成为“整体建筑设计的必需部分”后，我才接受委托。
 
尽管戴蒙德后来宣称，安置“倾斜的弧”的决定是由联邦政府作出的，纽约方面并没有参与，但事实并非如此。总务管理局纽约办公室的代表参加了所有重要的会议，并且认同“倾斜的弧”的美学概念。作品的安置也获得了设计联邦广场和办公楼的建筑公司的支持。此外，总务管理局纽约办公室的合同官员还索取了详细的雕塑对环境影响的报告，解答了雕塑对人行道的影响，是否阻碍监控、需要怎样额外的灯光、是否干扰排水等问题。总务管理局纽约办公室还要求对作品放置的位置作出微调，我也照做了。1981年，就雕塑安置地点达成共识后，“倾斜的弧”在广场的钢筋水泥地基上固定下来。安置完成后，我受国家艺术基金会之邀前往白宫，接受总统卡特的祝贺。
 
在“倾斜的弧”安置前后，总务管理局收到的投诉少之又少。但国际贸易法院首席法官爱华德·D·里(Edward D. Re)一直对它抱有莫名的敌意。1981年7、 8月施工还在进行时，他就向华盛顿的总务管理局写信，试图阻止雕塑安家，并称之为“生锈的钢铁屏障”。他说自己不是一个人：《纽约时报》艺术批评家格蕾丝·格鲁克(Grace Glueck)还将“倾斜的弧”描述为“纽约市最丑的室外艺术作品”。
 
华盛顿的官员礼貌性地回复了他，雕塑安置完成，批评声渐渐平息，直到1984年，总务管理局都没有收到其他投诉，也没有发生抗议。不过，1984年底，里法官再次致信华盛顿方面，重申了对作品审美上的厌恶，还认为雕塑造成广场涂鸦、废料和垃圾堆积，甚至老鼠横行。这个错误的因果关系引发了政府反对雕塑的行动，但我认为，这是抹黑。
共和党只把艺术看作商品
1985年1月，新任命的总务管理局分局局长威廉·戴蒙德介入这个事件中，他采信了里法官的一家之言，并作为自己的政治立场。我的雕塑作品由民主党政府批准、委托和安置，但共和党政府却认为应该毁掉它，迁移雕塑的决定实际上是犬儒的共和党文化政策所导致的，他们只把艺术看作商品。“倾斜的弧”如果被迁移，它将变成违背初衷的可交易的市场化的产品。
 
戴蒙德发起全方位的公共行动试图迁移雕塑，甚至“动用”《纽约时报》来煽动民众。1985年2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格蕾丝·格鲁克的一篇文章，其中引述了戴蒙德的话：“艺术作品的放置可能发生错误，那时人们还没有真正理解（作品）对这个场域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戴蒙德表示，因为安置雕塑，总务管理局已经接到了铺天盖地的投诉。格鲁克没有纠正这个说法，她还表示：“他（塞拉）对广场存在敌意，那件雕塑说明了一切，也许接纳它就是个错误。”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马上给她打电话指出她的错误。她回复说，她所写的文字只是自己的解读，并且拒绝更正这些虚构的解读。
 
媒体对事实的扭曲造成了误传的风气，助长了戴蒙德的计划，他还决定举行公众听证会做决定，听证会于1985年3月6日在国际交易法院举行。戴蒙德发出的邀请信中说“听证会的目的是决定目前安置在曼哈顿雅各布·K·贾维茨联邦大楼(Jacob K Javits Fderal Building)东广场上的艺术作品‘倾斜的弧’，是否应该迁移，以增加对广场的公共利用。”邀请引发了广泛的回应，大多数是支持“倾斜的弧”的，来自艺术机构的支持尤其多。最终听证会延长到三天，安排了180名申请发言的人士参加（122支持保留雕塑，58名支持迁移）。
 
戴蒙德显然相信公众将支持迁移，因此他已经花了几个月时间对拆卸和迁移雕塑的工程进行了招标。他试图将作品卖给风暴王艺术中心(Storm King Art Center)。该中心的主席H·彼特·斯特恩(H Peter Stern)告诉我，1985年1月的时候戴蒙德就跟他接触过，斯特恩相当感兴趣，希望能够及早标中这件作品，但当他听说我反对迁移，就马上终止了谈判。戴蒙德还与库珀-休伊特博物馆(Cooper-Hewitt Museum)、纽约城市公园与娱乐管理局等将近12家机构洽淡接收雕塑的事宜。我问戴蒙德，谁授权他出售我的作品，他是否能够公平地对待（作品），但没有得到答复。
 
戴蒙德还任命自己为听证会主席，不少人批评这个安排的正当性。比如，参议员霍华德·M·梅岑鲍姆(Howard M. Metzenbaum)致信总务管理局执行局长雷·克莱恩(Ray Kline)，表达了他的关切，“听证会由一个据信已对作品拿定注意的官员召集，似乎违背了正当程序，也违反了与艺术家签署的关于雕塑陈列的详细协议。”但这个提醒并未起到效果，不仅如此，戴蒙德还挑选了两位同事担任四人小组的成员。戴蒙德在这个案件里既是检察官又是法官，听证会就是一个谎言，一个非法法庭，是“正当程序”的一个笑柄。
 
戴蒙德一直对外寻求支持，采取了双重策略。首先，他克制发表对于雕塑美学价值的评价，以避免落入“审查艺术品”的指控，而聚焦于所谓的雕塑对广场社会功能造成的毁灭性影响。不过，他的第二个策略——在联邦大楼内发起运动，内容有所不同，管理局将标语安放在联邦大楼大堂里，指引员工们签署“将其移走(For Relocation)”的请愿，他们还鼓励联署人强调“塞拉的艺术品没有艺术价值。”听证会上，联邦大楼的员工提供了相应的证词，表达对雕塑的反感。在一份冗长的侮辱性证词里，他们把“倾斜的弧”称为“一块废物、垃圾”、“一个傲慢的、嗤之以鼻的姿态”、“柏林墙”、“铁幕”、“广场上的一道伤疤”以及“一个错误”。几位发言者抱怨人们往雕塑上撒尿，在雕塑上乱画内容淫秽的涂鸦。有一位发言者还希望那些支持这件雕塑的人都被送到表维医院(Bellevue Hospital)，住进精神病房。
 
最为荒唐的证词称，雕塑使得联邦广场在政治示威期间成为危险的场所。他们声称，因为雕塑不仅阻碍了警察监控，还可以充当恐怖分子的防爆墙。一位受雇于总务管理局的联邦物理安全专家将“倾斜的弧”与引导爆破的设备相比，认为“倾斜的弧”特别适合用作恐怖分子设备，因为它可以“将炸弹引向上方，并且朝向两座大楼。”政府给雕塑贴上恐怖分子设备的标签，利用了公众最基本的恐惧，营造疑虑的氛围。
偏见不能成为毁掉艺术品的理由
毫无疑问，对于有的人来说“倾斜的弧”是颗眼中钉，但对其他任何一件艺术作品也都可能如此。人们有权发表意见，但偏见不该成为毁掉一件艺术作品的理由——尽管它存在于多数人中。
 
尽管我坚定地相信艺术——包括公共场所的艺术——不能基于公众意见投票来决定，但我不能忽视大多数人的主张。反观戴蒙德，对数字不管不顾。实际上，在要求移除“倾斜的弧”的人当中，只有非常少数提到了它妨碍广场的社会功能。但戴蒙德在听证会结束后，给时任总务管理局执行局长德怀特·因克(Dwight Ink)提交的迁移意见提到，“我对联邦政府和雇员们的陈述印象深刻，他们热切地希望广场能够回归原来的空间和开放性。”戴蒙德强调，因为安置雕塑，广场没法举办军队音乐会和艺术展等活动，但在“倾斜的弧”安置前17年间，这里只有不到20场公共活动。
 
戴蒙德处理数字更大的问题出现在判定多数观点上。听证会发言的180人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支持保留雕塑，并且总务管理局收到的反对迁移的信件比例是百分之百。遭遇如此压倒性的反对之后，戴蒙德在给因克的一封信中坦言：“我明确了一些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首先，必须避免对‘数字’游戏的任何依赖。”在只有少数人支持迁移“倾斜的弧”的情况下，戴蒙德忽略了数字，然后对媒体坚持宣称“人民”已经要求迁移雕塑。在我看来，这是戴蒙德最卑鄙、最具杀伤力的曲解。
 
实际上，三天的听证会（1985年3月6-8日）中，总务管理局征集到3791个支持移除的签名，3763个反对移除的签名。戴蒙德从未向媒体提及这两个几乎相等的数字，也没有提及在联邦广场26号联邦大楼里工作的那10000人，3791个支持移除的签名怎么看都不构成多数。他们不代表在联邦广场26号的大楼里工作的大多数，不代表在曼哈顿下城的联邦特区里工作的大多数，也不代表在这个地区生活的大多数。
 
然而，媒体从来没有质疑过戴蒙德的说法，媒体超过350篇报道加剧了曲解，作者们不得不选择站在“大多数”或者“人民”的那边来反对艺术家。甚至那些支持雕塑的作者们都感觉到了民粹主义的需求，与想象中的“大多数”结盟。《纽约时报》建筑批评家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写道：“这件组品是否值得保留？理想地说，是的。公共艺术鲜能获得舆论的一致共识。政府不应该屈从于公共艺术受到关注时附加的压力。”矛盾的是，所有站在“大多数”这边的批评家们都无法承认（或者愿意怀疑）那些“多数意见”，其实是政府操纵的障眼法。结果，大多数民众希望雕塑迁移的印象进一步巩固，并且继续存在。
 
民粹主义迎合大众的方式多种多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CBS Evening News)决定报道这个事件，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帮助他们理解作品，并表示将展示其他场域特定的作品来支持我的概念。我花了一周的时间帮他们在荷兰、法国、德国和日本组织工作人员。这看起来像是负责任的节目，我也期待着播出。但看到节目时，我震惊了。最开始30秒，镜头扫过废弃的损毁车辆，切换到烧毁的建筑和城市垃圾，然后切换到“倾斜的弧”，并且配上画外音“纽约人已经受够了这些。”我希望能重来。我早该知道电视传递给观众的舆论都是被操纵的，但电视语言不接纳回应或抵抗。
                
                
Fig. 1, Richard Serra, T.W.U., 1980, image from Public Art Fund, Credit: Donna Svennevik.
                
                
Fig. 2, Richard Serra, Rotary Arc, 1980, image from Public Art Fund, Credit: Donna Svennevik.
在戴蒙德看来，场域特定的雕塑这个概念不成立，不过他却避免了去证明雕塑地点的“不特定性”，他只通过曲解事实来分散注意力。他没有特指地写道：“据我所知，纽约与新泽西港口事物管理局和纽约市已经将塞拉的作品从曼哈顿下城移走了。因此，我拒绝保留雕塑的支持者的声明。”戴蒙德指的是坐落于曼哈顿下城的T.W.U.和Rotary Arc (Fig. 1, 2)，但他又一次歪曲了真相，港口管理局和纽约市政府实际上并不享有所有权，因此没有权力迁移它们。而且当时作品并没有被迁移，Rotary Arc是1987年才拆卸的——在戴蒙德错误发表了关于这件作品迁移的言论两年之后。
 
总务管理局“建筑中的艺术”项目主任唐纳德·萨拉克自始至终都为“倾斜的弧”辩护。1985年5月9日，萨拉克撰写了一篇详尽的备忘录给总务管理局局长德怀克·因克，纠正事实错误，指出政府文件对作品的曲解，并且警告戴蒙德对听证会处理不当所造成的影响。尽管身体抱恙，萨拉克仍然在公众听证会上发言支持我，他不仅在为我的权利辩护，也为广大的艺术家权利辩护，全然不顾自己处于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地。他一直在争取“建筑中的艺术”项目的完整性，直到1987年去世。
 
在后来公开的备忘录中，萨拉克向因克指出“经总务管理局批准的影响听证会前活动的行为已经被操控了。”但是因克没有听从告诫，迁移了雕塑。值得注意的是，因克从未明确说明雕塑迁移的原因，而只提出一个隐晦的理由“与艺术机构的意见相比，在广场大楼工作的众多员工、他们服务的公众、居住在这一带的居民们的关切应该得到更多重视，来决定是否应该移走这件作品。”
 
因克还离谱地误读了场域特定性：“‘倾斜的弧’由艺术家慎重、特别地为广场规划而成，从这一点来说它是场域特定的。但我并不认同说如果它迁移到另一个具备充足观赏空间的兼容地点，就是毁了它。”因克希望两全。一方面，他承认“倾斜的弧”是场域特定的，“慎重、特别地”为广场规划；另一方面，他命令执行迁移。他惧怕要求彻底的毁坏，因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场域特定性”的定义，允许迁移。
 
因克在报告中要求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成立一个“迁移评估小组”去判断安置“倾斜的弧”替代地点的适当性。国家艺术基金会召集了一个由七位卓越的艺术家、建筑师和立法者组成的小组来商讨这个问题。小组于1987年12月15日在纽约会面，参观联邦广场上的“倾斜的弧”，我向他们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为什么“倾斜的弧”不可迁移
雕塑从一开始就定位为场域特定，并不是“可调整地点”或“可迁移的”。场域特定作品的规模、尺寸和位置由该场域的地形决定，还要考虑社会和政治因素。它因此成为了场域的一部分，从概念和感知上重新构建场域，进入与周围环境的对话中，而非单纯地装饰或阐释。这意味着，这样的作品为座落地所构想、依赖于它，并与它不可分割。
 
场域特定的作品意图在于改变所处的背景。早在1932年，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写给维克多·涅克拉索夫(Victor Nekrasov)的一封信中说：
 
“莫斯科、克里姆林的教堂有许多壮丽的拜占庭壁画；某些情况下，这些画作并没有破坏建筑，但我也不确定它们是否锦上添花；这是壁画所有的问题所在。我认为壁画不是对墙壁加以强调的存在，相反的，它是粗暴毁坏墙壁的一种方式。它消除了墙壁稳定性和重量等任何概念。我接受西斯廷礼拜堂里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但）它毁坏了墙壁；我也接受西斯廷礼拜堂的穹顶，（但）它已经完全扭曲了穹顶的原本概念。（解决）这样的困境很简单：如果西斯廷礼拜堂的墙壁和穹顶要作为一种形式被保存，它们就不应绘上壁画；（壁画）意味着有人希望永远消除原本的建筑特点，而创造别的东西，当然这是可接受的。”
 
我们应该理解并且为这个概念辩护。不过，场域特定性自身并没有价值。在政府、企业、教育和宗教机构的背景框架内建造作品，自然要担负被解读成机构象征的风险。中立的场域并不存在，每个背景都有它的框架和意识形态暗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不过，逆背景限制而行的作品，就不会被解读为是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肯定了。
 
在递交总务管理局的意见中，国家艺术基金会的小组认同了我对场域特定性的定义，并表示“我们已经听取了艺术家的陈述，到联邦广场参观，评估作品与场域的实际关系，得出的结论是，艺术家认为迁移作品将毁掉它的说法是有价值的。”小组还建议总务管理局停止搜寻替代地点。几年下来，戴蒙德只向国家艺术基金会小组会议提交了两个“替代地点”，其中的一家机构还没有完全承诺愿意接受，也对迁移的含义摸不着头脑。另一家机构最初表示了兴趣，但在听完我向国家艺术基金会小组做的报告之后，立马收回了决定。
诉诸法庭
我原本预料这样的失败意味着政府会放弃迁移“倾斜的弧”，但总务管理局决定无视国家艺术基金会小组的意见。对于所有不确认其政策的程序和机制，政府表现出了彻底的漠视。
 
当我清楚得知总务管理局不愿意尊重“场域特定性”这一概念时，我便诉诸法庭。1986年12月，我的律师起诉美国政府，希望阻止政府迁移雕塑，并寻求补偿违反合同、侵犯商标权、侵犯版权、侵犯第一修正案和第五修正案权利所造成的损失。1987年8月31日美国地方法院作出裁决，弥尔顿·波洛克(Milton Pollack)法官驳回了所有指控。他以不在管辖权内为由驳回了版权和合同的指控，以缺少法律意义为由推翻宪法问题。
 
1987年12月15日，我向美国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撤回关于宪法问题的裁决。我的律师们主张，“倾斜的弧”为且仅为一个场域所建，迁移即毁坏，因此迁移雕塑将侵犯我的言论自由权的事实，都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辩护称“一旦一个表达媒介——写作、电影、剧院、绘画或雕塑——被公开安置或展示，与之相关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就禁止政府因其内容而清理这种表达。”他们引用了Board of Education v. Pico (1982)这一先例。在那个案件中，教育局颁布命令要求学校图书馆下架九本书，它们被认定为“反美、反基督、反犹太和淫秽”。最高法院作出对上诉原告有利的判决，裁决书籍不能单单因为教育局厌恶它们的内容就下架。我的律师们沿用这个原则指出，“厌恶”是因克所提到的唯一一个清除建筑的理由，“我们再次指出，迁移‘倾斜的弧’就是毁坏它。绝不夸张地说，我们正在处理跟焚书类似的行为。
 
纽约地方检察官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代表被告总务管理局辩护，政府部门反驳了此案中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和第五修正案（法律的正当程序）的适用性。在具有强盗逻辑的抗辩中，政府总结其观点如下：“首先问题在于，塞拉将他的‘言论’出售给政府……这样一来，当1981年他收到作品的全数付款时，他的‘言论’就变成了政府财产……一个所有者对一件物品的所有权被描述为占有、使用和处置它的权利。”这个表态令人不可思议。别的不说，它先确认了政府信奉私有财产凌驾于艺术利益或自由表达之上。这意味着如果政府拥有一本书，它可以烧毁；如果政府购买了你的言论，它可以破坏、篡改、审查甚至销毁它。财产权取代了其他所有权利——言论自由权、表达自由权、保护创作作品的权利。
 
上诉法院支持政府的立场。1988年5月27日，约恩·O·纽曼(Jon O. Newman)法官驳回了我的上诉。他维持了下级法院对表达自由和正当程序这两个问题的审判。纽曼认为“第一修正案有限适用此案，艺术表达属于政府而不是个人……在这个案件中，发言者是美国政府。‘倾斜的弧’完全为政府所有，属于政府财产。当塞拉自愿将作品出售给政府，他就放弃了自己对雕塑的话语权。”如果我知道政府会将雕塑称为自己的“言论”并且毁掉它，那我绝对不会接受这个协议。“倾斜的弧”从来不意图或在事实上为美国政府代言。
 
跟所有第一修正案案件一样，这个案件的关键问题是被告（是否）有权利出于对内容的厌恶而限制言论自由。法庭表示审美上的厌恶足以作为毁坏一件艺术作品的理由：“某种程度上总务管理局的决定出于雕塑缺乏美学吸引力，这个决定是完全允许的……总务管理局负责为联邦政府雇员提供办公场所，可以从它的大楼里清除艺术作品，如果他们认为，这些作品从审美上看不适合特定的地点。”但针对这一问题，最高法院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80年前就提醒过：“如果人们学习法律，自诩为插图价值的最终审判者，超出最严苛和最明显的限制，将是一件危险的事。往极端了说，一些作品肯定会错过被欣赏。正是它们的新奇使其遭到排斥，直到公众了解了作品的作者所使用的新语言。”霍姆斯法官的提醒可以类推到所有政府官员身上，无论他们是法官还是政府机构的头头。
 
至于第五修正案，法院否认了在“倾斜的弧”听证会期间我享有正当法律程序权，驳回了我的申诉。决定甚至都没有考虑关于扭曲、操纵听证会的申诉。法院裁决“我们断定，他关于正当程序的申诉依法律依据不成立——塞拉并不拥有参加听证会，讨论雕塑是否应清除的宪法权利。冗长全面的听证会对塞拉来说是一个无缘无故的好处。就算戴蒙德不是完全公正，塞拉享受的仍比正当程序更多。”这是对民主程序明目张胆的贬损。
 
最后，我收到联邦上诉法院的判决，它保护了联邦机构，为联邦官员开脱，为官员两面三刀的行为盖上通行的橡皮图章。上诉法院作出的这个犬儒的判决应该受到质疑。我没有得到更多的法律保护。
保护产权，不保护道德权利
某种意义上，纽曼法官是对的，他说我的案子等于“邀请法院宣布一条新规定……对于他已经出售给政府机构的艺术作品，艺术家保留永久展示的宪法权利。”我所呼吁的“新规定”是道德权利立法。它目前存在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国家中。在美国，这条新规将承认艺术家与他作品之间的联系，就算这件作品已经出售，也不管出售对象是谁。
 
在美国，产权是受保护的，但道德权利并不是。1988年以前，美国一直坚决拒绝加入《伯尔尼版权公约》(Berne Copyright Convention, 1986)，这是第一部多边版权条约，现在已经有78个国家批准该公约。美国拒绝的原因在于伯尔尼公约赋予了作者道德权利。这样的政策曾经、现在也与美国版权法互不相容，美国法律只承认经济权利。马萨诸塞州、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已经在州内颁布道德权利法令，但联邦版权法仍处于主导地位，仍然完全以经济为动机。确实，最近美国受到的（起码部分）同意伯尔尼公约条款的压力，其实只是美国唱片和电影遭遇了国际盗版的结果。
 
1986年9月，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提出一项名为视觉艺术家权利法案(Visual Artists Rights Act, S. 2796)的议案，试图修正联邦版权法，纳入国际道德权利保护的一些内容。肯尼迪的议案将在国际范围内禁止对已售艺术作品进行曲解、损毁和破坏。而且，法案还将赋权于艺术家主张著作权，获得后续销售的版税，如果作品被曲解则可以放弃著作权。立法将允许艺术家（或者他的继承人）提出诉讼，要求推翻或者赔偿任何对艺术作品的更改。过去，这样的道德权利立法可能会阻止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联同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的遗产执行人有权从史密斯后期的几件雕塑作品上剥除绘画，以达到比拟他早期那些更具市场价值、未经涂绘的雕塑作品的目的。这样的道德权利立法可能会阻止纽约的一家日本银行清理破坏野口勇(Isamu Noguchi)的一件雕塑作品——仅仅因为银行主席不喜欢。这样的道德权利立法可能会阻止美国政府毁坏“倾斜的弧”。
 
如果肯尼迪议员的道德权利议案可以通过，将从法律上承认，艺术不仅仅是一件商品，它还有别的含义。议案明确指出美国版权法目前提供的基本经济保护是不够的。议案确认道德权利独立于作为财产的作品，并且能代替有关作品的任何金钱利益，或至少与之相一致。此外，议案承认赋予道德权利保护，有利于社会利益——在维持艺术作品的整体性以及推广涉及著作权和艺术的准确信息方面。最重要的是，根据议案，毁掉或破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联邦罪行。
 
1989年3月1日，《伯尔尼公约执行法》（1988年10月由里根总统签署）成为美国法律。3月13日，当我得知政府部门已经开始拆卸“倾斜的弧”时，我向美国地方法院申请暂停拆卸，这样我的律师就有时间研究《伯尔尼公约》对我案子的适用性了。我期望能够受道德权利条款保护——就像其他条约签署国内的案子那样，它赋予艺术家权利来反对“对艺术家的荣誉和声誉有所偏见”的“任何曲解、破坏或其他改造”，即使在作品售出后。然而，我也知道对于我的案子（以及其他类似的）来说，国会批准的条约实际上是一纸空文，因为它排除了关键的道德权利条款。那些负责审查条约的都是代表杂志、报纸和出版商的有权有势的说客。由于害怕失去对作者的经济控制，以及面临诸多版权诉讼的可能性，这些说客迫使国会表示，道德权利条款必须不能在美国实施。出版商可以继续裁剪照片，杂志和出版商可以继续损坏手稿；黑白电影可以继续被彩色化。当然，联邦政府可以继续破坏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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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瑶，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硕士在读。
 
 
原文出处:
 
Richard Serra,“Introduction,”in Clara Weyergraf-Serra and Martha Buskirk, eds., The Destruction of Tilted Arc: Documents, (Cambridge: MIT Press, 1990), pp.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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