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 | 译』正方: 保留"倾斜的弧"

                
                
Richard Serra, Tilted Arc, 1981-89, Cor-Ten Steel, 120×12×2½ ft, Javitz Federal Plaza, New York. Destroyed. Image from internet.
总务管理局地区局长(Regional administrator of the GSA) 、拆除“倾斜的弧”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威廉·戴蒙德(William Diamond)在1985年3月6日组织了一次听证会，目的在于决定作品是否应该被迁移，以增加对广场的公共利用。听证会为期三天，共安排了180名申请发言的人士参加，其中122人支持保留雕塑，58人反对。尽管如此，作品最终仍然被拆除，而听证会本身也饱受争议，被指程序不合法。
 
在表达支持的正方阵营中，大多数发言者来自艺术界，除了下述所选的四篇发言外，声援者还包括了艺术家Louise Bourgeois，Keith Haring，Donald Judd，Alice Aycock，艺术经纪人Leo Castelli，艺术史学者Rosalind Krauss等等。
正方：保留“倾斜的弧”
文/ Claes Oldenburg, Coosje van Bruggen, Frank Stella, William Rubin, Roberta Smith
译/虔凡
克拉斯·欧登伯格和库斯杰·范·布鲁根
Claes Oldenburg and Coosje van Bruggen
                
                
Fig. 1, Claes Oldenberg and Coosje van Bruggen, Batcolumn, 1977, Steel and aluminum painted with polyurethane enamel, in Harold Washington Social Security Center, Chicago. Photo: Attilio Maranzano, rights to the artists.
欧登伯格：
我是克拉斯·欧登伯格，是个雕塑家，这是我的搭档，库斯杰·范·布鲁根，她是一位艺术史学者和作家，她从1977年我在芝加哥的公共雕塑“球棒(Batcolumn)”（Fig. 1）开始就一直与我合作这些大体量的项目，那也是一个总务管理局(GSA,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的委托项目。
在我们看来，这个听证会以及与之相关的举措违反了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与政府之间的合同，并且在试图通过建立一种并不合法的维稳组织来推翻三年前由指派的专家委员会所确立起来的法律程序，他们当年的决策在被批准之前获得了详尽的阐述和核查——并且全都符合相关的公共法律。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清楚这一点，因为这件遭到质疑的作品是基于特定场域的，因而迁移是不可行的，而且这就相当于毁坏了作品。
如果这场狭隘的革命被允许对GSA“建筑中的艺术(Art-in-Architecture Program)”项目的章程造成影响的话，这个项目就会腐朽地变得无足轻重。好的艺术家就会不再信任政府并且会避免参与这个项目。更不用说，合同并不是这些契约中唯一的粘合剂——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更依赖不成文的良好信誉以及政府官员代表们的合作。
 
范·布鲁根：
在合同订立之前，有许多合法的方式向一位艺术家的提案表达异议。我们也多次亲历类似的拒斥，这些我们都必须接受因为我们已经同意了要尊重既有的法律条文。这些1%或2%的条例（译注：Percent for Art Law，纽约市的“百分比艺术法律”于1982年开始，该条文规定，符合条件的由市府投资的建筑项目，要将项目预算的1%花费于公共艺术）——相比较于建筑本身的花费来说只是很小一部分——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以此鼓励艺术和文化的发展。问题当然也存在，但就我们所知，政府支持已经受委托的作品免受当地的纷争，或是涉及到反对作品的举措之合法性，目前在这些事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政府的失职。在欧洲，根据法律，受到政府委托而创作的艺术作品是永久保留的。
我们的公共雕塑项目中也没有哪一个是免受争议的。在1977年，为芝加哥创作的“球棒”在当年获得了由参议院威廉·普罗克斯迈尔(William Proxmire)创办的“金羊毛奖”，以“表彰”它成为特别突出的政府支出的浪费，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攻击。但尽管如此，政府仍然应当对艺术作品做出毫不动摇的支持。我们认为争议是有积极作用的，也是GSA“建筑中的艺术”项目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个项目并不寻求维持一种死气沉沉的艺术现状，而是用变革和新的体验来激发社群。一个好的雕塑是真实的、批判性的并且是边缘化的，它不受审查和严格管制，并且是言论自由的范例。它在社群中是否能被接受，这主要是个教育性的问题，其中一个需要克服的偏见就是让人们理解艺术并不是为了“美”和“有用”。
 
欧登伯格：
如果迁移“倾斜的弧”的举措得以成功，GSA项目中的艺术就会在抵抗争议和取悦施压方这些方面变得太过妥协。我们就会得到平庸的装饰性艺术，而不是一种艺术的整体。GSA的项目就会变得处境尴尬，而不像现在这样是一个让人骄傲自豪的项目，同时还是一个良好的国际典范。
在给GSA的一封信中，作为那些迫切想要迁移“倾斜的弧”的人群中一员的里法官，表达过想要“向法院提供适当的证明材料，以示对法院象征着司法公正的尊重”。我们认为，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象征司法公正的，那么“倾斜的弧”比起其他讽喻性的作品而言更适合象征诚信、争议的学界形象、或是代言那些在大部分法院外起到装饰和象征作用的大炮。事实上，“倾斜的弧”的问题在于它太诚实了。难道诚实不该是政府和法院所应当向往的品质吗？如果“倾斜的弧”被移除了，它留下来的空间就会象征着对于逃避现实和无害的“美”的概念所做出的屈服，就像对大部分人而言，这里就是一幢设计拙劣的大楼在一个乱糟糟的广场跟前，但里法官却能从中看到一种无害的“美”。这个空旷的空间将会象征着一次合同的违约。我们强烈怀疑是否还能找到任何艺术家将自己的作品填充到这样的空间里来。
 
范·布鲁根：
正如通常会发生的那样——尤其是在与GSA的委托项目中，项目通常因艺术作品的品质闻名，而非建筑物的品质——雕塑家总被要求要去挽回局面。塞拉的雕塑给予这个广场一种强有力的身份，他一扫这个中庸的公共空间的平淡无奇之处，并将它转化成一个戏剧性的观念。
与里法官等其他人相反，我们认为“倾斜的弧”是“美”的，尽管它这种打破常规的美会动摇那些固有的习惯和见解。即使是铁锈，也有它的美。况且，耐候钢(Cor-Ten steel)因为其自我保护的效力早就成为广泛使用于户外雕塑的材质了。可以参考巴尼特·纽曼(Barnett Newman)以耐候钢铸造的方尖碑雕塑，这个系列中的一件作品陈列在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花园里。
里法官抱怨“倾斜的弧”很难维护，但这对于所有的户外艺术品而言都是如此，它们都会在大城市败坏的气氛中变得腐朽，并且无可避免地会吸引涂鸦、鸟屎、以及表达情意的信息。
 
欧登伯格：
我们知道你没法做出一件让每个人都满意的雕塑。在诸如纽约这样生活并不完美的城市中，更需要对于多样性的宽容。这世上有太多我们情愿不去看的东西，比如一些打着烟草广告的大招贴、一些为可疑的宗教和明显的个人崇拜主义而绘制的壁画，一些有半条街区这么长的货车，里面装满了刚被宰杀的鸡……等等。但我们会忍受这些对我们造成困扰的东西，而不是要一个根据某些人的“好品味”进行过审查的环境。
此刻，包括过去的任意一个时刻，艺术都不能任由每一个人进行定义。我们必须坚持每位艺术家其创举和训练的特殊性，他在这一专长领域中所投入的自己全部的人生。里法官和戴蒙德先生可以表明他们对于艺术的观点，但我们质疑他们在这一话题上的权威性。如果一定要有一场请愿者们之间的较量，我们相信在这个成熟的社区中，愿意担当坦露自己的风险来赞同这件雕塑的人，一定不比反对者少。但是，采取民意调查仍然不是决断一件艺术作品是否应该存在的方法。
 
范·布鲁根：
最后也有人提到，认为“弧”这件作品使得这个空间无法举行音乐会和演出。鉴于这件雕塑仅占地30平方英尺，是这个区域极小的一部分，这么说显然并不准确。事实上现在正有一场演出处于申请流程中。而且如果需要的话，“弧”对空间的划分使这个广场可以同时举行两场音乐演出。在规划活动时，有必要将雕塑纳入考虑，而不是反对雕塑本身，这件作品完全可以如反对者所预期的那样“增加公众的使用”。艺术，除了其他一些事情之外，也是娱乐性的，而“弧”已经成为了这个广场上的一位表演者。
因为雕塑相对而言体积小，并且看起来具有更少的实际功效，使得要移除它的想法来得很轻易。但如果，想要增加广场公共空间的计划原本包含着要将建筑移除的话，难道不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这幢建筑才更碍眼，并且相对于“倾斜的弧”而言，更会增加娱乐和演出的障碍吗？
尽管里法官也承认这个地区有数千位纽约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劳碌”。这幢联邦工作大楼仍然通过了多个市政委员会的批准——还等什么？办事机构中的一位成员可以组织一次听证会来移除它。他成功了，并且很快整个城市里其他那些地方委员会都会组织起来效仿这桩诉讼。结果就是，城市的大部分建筑都必须被拆除。但每幢被移除的建筑都被另一幢所取代，之后它们也会各自面临反对以及被拆除的问题。如此这般，便兴盛了拆迁和建筑施工的产业。
我们将与这次听证会相关联的这一荒谬的反证法留给你们，我们强烈地希望听证会小组能保留理查德·塞拉的“倾斜的弧”。
弗兰克·斯特拉
Frank Stella
下午好。感谢你们允许我在这里发言。
在这个议题中，政府和艺术家理查德·塞拉都真诚地行事，并且以典范的方式履行了各自的职责。而对他们的努力所作出的反对却毫无令人信服的品格。这些反对是奇异的、有针对性的、以及古怪的。
政府与艺术家之前的所为担当了社会主体试图达到的文明的，甚至堪称教化性的目标——具体而言就是将视觉文化延展至公共空间。试图反转他们这种努力是不符合更广泛的社会目的的，也有违诚实，这一品德代表着社会全体更大更真切的目标。
持异议者对作品的认可并不是必要的。在社会中持续不断的文化诉求才是必须的，与此相同的还有对这些诉求的保护。在这个事件中，持异议者已经尽力使自己的反对能够被听到、讨论和宣传。无论他们的价值何在，都已经成为公共性记录的一部分，并且会在将来类似事件中的决策时产生适当的影响。
毁坏一件艺术作品，并且因此而产生出更多的公共经费支出，会毫无所获地破坏现状。再者，此前的各种设定都只能产生浪费和不必要的后果。没有理由鼓励这样的滋扰，来针对政府与艺术家行公共之利的合作。
目前也不存在任何情况，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政和司法行动。这样一来，没人会体会到任何严重的伤害或胁迫，并且这件艺术作品也能被永久保留。
不应该允许这起纠纷破坏政府机构和公民艺术家良好的合作关系。最后，不应当强迫公众争议去破坏任何良性和文明的努力。
威廉·鲁宾
William Rubin
我的名字是威廉·鲁宾，我是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绘画和雕塑部门的负责人。在我们看来，理查德·塞拉是艺术界非常重要的雕塑家之一，从他很快将在MoMA举办大型回顾展这个事实来看也是如此。但我必须表示，随后发表的意见仅代表个人观点。
理查德·塞拉的“倾斜的弧”是一件具有伟大的艺术价值的作品。如同许多始于19世纪的现代艺术创作一样，“倾斜的弧”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作品，它迫使我们质疑惯常的价值观，尤其是与艺术的本质，即艺术与公众的关系相关联的观念。它经由艺术专业人士和其他一些对此决定负责的人挑选。现在，就我的理解而言，有一些在联邦广场工作的人请愿要求移除它，就其场域特定的性质，这意味着对作品的毁灭。他们针对作品的反对包括了一些就其是否成为艺术的负面评价，同时还有一些抱怨，认为作品阻碍了广场上的自由进出。最后提到的这一点，理所当然地，也适用于喷泉、花园和其他加强和阐明了建筑空间的形式。
大约一百年前，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艺术家们，例如莫奈、高更、塞尚——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在今天广泛地受到赞誉——他们在当时则被公众和媒体斥责为荒谬。当时，埃菲尔铁塔正在经历构思和建设，但也相似地被认为是荒谬的。今天，重要的建筑师，包括作家和哲学家们，包括路人，都不会言辞激烈地谴责这座铁塔是视觉上的猥亵。
尽管在铁塔的建造之初，就有共识认为在1889年世博会的50年之后它会被拆除，但仍有许多人致电要求将它即刻移除。然而，在过了50年之后的1939年，印象派和后印象派早就被我们的文化所接纳，并被认为是西方的经典，而埃菲尔铁塔变得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巴黎所有学校的孩子都把零花钱捐给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最终让这个纪念物得以永久保留下来。
我讲起这个故事是因为对我而言，它所提到的事实与目前的情况非常相关：即，真正有挑战性的艺术作品，其艺术语言在被更广泛的公众理解之前，需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对于拆毁“倾斜的弧”所涉及到的法律纷争我并不熟悉，但对我而言，即使只是这个提议就是不恰当也不道德的。我并不是说，一件艺术作品的主人，无论是建筑、雕塑还是绘画，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不可能对作品施以移除-暨-毁坏，这如同目前的问题一样，但这是一个如此严峻的决定，并且应当直到作品和其受众都经过一段时间，待他们对作品的艺术语言有所熟知之后，才涉及这种决定，这样更广泛的公众至少可以拥有信息更加充分的观点。
我必须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件由投票表决得来的公共纪念碑会遭到移除。如果这是我们现在这场纷争所涉及到的事实，那对我而言这将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此外，在我看来，这一决定应当包含一个更广泛人群的建议，而不仅仅是那些在附近工作的人。整个社会在这样的艺术品面前都有利益相关，但应当肯定的是，任何诸如此类举动的代价都不应该成为一种对责任施加压力的战术，也不应该发生在了解雕塑本身的艺术语言之前。
因而，我建议对这一问题的考虑应该至少推迟十年。我确信，十年之后，许多对“倾斜的弧”表示批判的人会有非常不同的观点。在任何情况下，任何要毁坏这件雕塑的疑问都能以更冷静的方式、更哲理、当然也是信息更充分并且更公正的精神得以表达。
罗伯塔·史密斯
Roberta Smith
我的名字是罗伯塔·史密斯。我是一个艺评论人。我为《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艺术论坛(Artforum)》和《村声(Village Voice)》等杂志撰文。我今天在这里的发言，是作为一位纽约市的公民、一位艺术界的成员、同时也是一位居住和工作在距离理查德·塞拉“倾斜的弧”仅五分钟的曼哈顿下城居民。
我想为“倾斜的弧”这件作品辩护的，是它所涉及的公民自豪感、美学品质以及对地区性教化启迪等各个方面。纽约这座城市里常会发生的情况是，许多好的甚至伟大的建筑被拆毁，取而代之以丑陋的房子。这座城市总是消耗它的历史中最好的部分，而相应的结果则是忽略了它当下最好的那部分。取代之前的宾夕法尼亚车站，我们有了真正非人性而让人厌恶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取代了完美体面的邦维特·特勒大楼(Bonwit Teller)，我们现在拥有的是炫目庞大的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我们这座城市的父辈们，现在会看到57街一带建造了数十幢大型的、难以分辨区别的摩天楼——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交通负荷——而遭到的破坏。很有可能在未来15年内，纽约城看上去会像是在过去30年里重新建设的，而且时不时的，这些新建筑都被那些坐落在无名广场上的、同样平庸的公共雕塑所装饰着，不向任何人诉说任何事。
尽管贾维茨大厦(Javits Building)也符合这种向平庸靠拢的趋势，理查德·塞拉的“倾斜的弧”却是一个例外。塞拉是通常被称为极简主义风格中的一位杰出艺术家——这个风格产生了一些20世纪最好的雕塑，但从《纽约时报》和《村声》对这件作品冷淡的支持来看，这个艺术风格好像也变成过时的了。
                
                
Fig. 2, Jean Dubuffet, Group of Four Trees, 1969-72, in Chase Plaza, Lower Manhattan. Image from internet.
这件为联邦广场创作的作品是极简主义的一个完美案例，它的影响力也有目共睹。越战纪念碑在华盛顿非常成功，但实际上是有人借鉴了塞拉想法的结果。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是真正的东西，最独创、最货真价实的作品就在我们身边。这是纽约城里两件最棒的公共雕塑的其中之一。我同样还很喜欢的是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的作品(Fig. 2)，少数能够被纽约的艺术界认可的作品，它为城市带来了诸多声望和商业机会，也成为了城市存在的一个标志。
这是一件对抗性的、咄咄逼人的作品，身处一个同样对抗性的、咄咄逼人的城市，尤其在一个上法庭对抗是家常便饭的地方。塞拉想要的是一件你没法忽视的作品，就像是在基座上的雕塑，但却是你必须看到并且每次你走近时都会有所思考的那种。它既不是一种宽泛的娱乐，也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要求你审问它自身的真实性、它的体量、它的材质、它大范围的倾斜、以及它周边的其他事物；而且正如塞拉所说的，它开放地接受多重解读。
塞拉采用了传统的具象纪念碑所特有的弯曲状姿势——看看我们的自由女神雕塑或是哥伦布雕塑——他用倾斜的钢的平面，将这一弯曲状态放大并进行了纯化。他还放大了这种状态所隐含的令人兴奋的愉悦感。有时对我来说，“倾斜的弧”有一种货车从弯道急转驰来的速度感和宏大。有时它又巍然不动，是视野中最牢靠稳固的东西。有时我觉得它看上去，就像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所说的那样，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无形的锥体的残片，需要由我的想象来补充完成。它在我的眼前，像是地球曲线的一部分，也体现并强化了天空穹顶的视幻觉。它并不由被美化了的大理石或铸铜制成，而是用原钢材质，显得强壮而纯粹。这个材质也诉说了美国一代又一代的钢铁工人们，以及美国的工业生活。
当你真的看着并思考着塞拉的这件作品时，它似乎照亮了所有与之相关不美好的事物。它突出了周围建筑的缺点。要求将塞拉的作品移除，就像是射杀了带来了消息的信使。“倾斜的弧”所带来的消息，它所引出的事实就是，它身后的建筑才应当是引起公众愤怒的真正目标。
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都在一种日涨的视觉污染中沉陷，这件作品也大力地反对这种视觉污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它令人困惑不安，但就像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你往往要花上好几年才读懂那些文学经典，这些作品也同样非常让人困惑不安。我请求你们各位先生们——在此也应该指出，在座的都是男士，而没有女性代表——再一次观看和思考这件作品，不要只想到这件作品所带来的困境，也请想一下在这个国家中文化所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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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Richard Serra,“Introduction,”in Clara Weyergraf-Serra and Martha Buskirk, eds., The Destruction of Tilted Arc: Documents, (Cambridge: MIT Press, 1990), pp. 77-80,1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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