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 | 译』孤独地在一起: 从团结一致到孤独自处的城市人类学
梅尔维尔的文学创作是后世许多哲学家和理论工作者反复进行分析的文本。在阿甘本眼里,书记员巴特尔比是一种“赤裸的生命”;德勒兹则在1997年写作了《巴特尔比.公式(Bartleby; or, the Formula)》一文,他在这个小说人物“我宁愿不”的口头禅中找到了某种激进的希望,他细述了这个“原人”对父权功能的混淆,以及梅尔维尔文字中潜在的政治方案。
下文翻译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Leo Coleman在《人类学季刊(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上发表的论文节选。他的论述基于梅尔维尔的文本和德勒兹的阐释,并且结合田野调查中获得的观察,推及到更广泛意义上、当代社会人类学的景观,对城市中梅尔维尔式的“独身者社群”作出了涉及同性恋、性向表达、“孤独自处”的政治……等诸多方面的诊断。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文中Community of Celibates一词被直译为“独身者的社群”,因“普遍单性共同体”这一术语的含义已有更新,故作区分,特此说明。
孤独地在一起:
从团结一致到孤独自处的城市人类学
-- 之“所有的目的地”
文/ Leo Coleman
译/ 虔凡
“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对于理解城市经验而言仍然是一个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社会学修辞,正如芝加哥学派所关心的城市碎片概念或是文卡塔斯(Venkatesh)对于当代技术隔离和阻断做出的诊断那样。我所描述的“孤独地在一起(being alone together)”,表征了“孤独的人群”的一种镜面成像——或者说是变形。伏尔加餐厅(译注:作者此处所述是位于印度新德里康诺特广场的一间餐厅,它有着典型的后殖民式的西化风格,被作者认为是周围孤独的上班族最爱去的地方)中的人们所拥有的孤独与匿名通过他们在这片务虚之地的共同存在来得以守护和维持,而不是匿名的毗邻创造出来的孤独和与世隔绝之感。
应当指出的是,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对于大都市中的精神状态所作的辩证分析可以包含两种愿景——“孤独的人群”和“孤独地在一起”。对齐美尔来说,城市并不是社会及社会性关系的阻碍或颠覆,正如他在一段不太为其社会学继承者们所留心的话中作出的警告那样:“在都市生活风格中直接出现的分离状态(dissociation),仅仅是现实中社会化进程更多基本形式的其中之一。”齐美尔所提供的社会化既不是团结一致也不是要获得愉悦,而且他坚持认为“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去抱怨或纵容,而仅仅是去理解。”本文所建立于之上的正是齐美尔的这种审慎。我并不是要断言——或者有兴趣——去调转社会学的理论或是揭穿失范紊乱的现象,而只是希望能探索素材随后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理解孤独,因为它在城市空间的出现是一种集体性的现实,也是一种集体性的欲望。
同样地,德勒兹的想法也将主要的关注聚焦于欲望及其多重功能性,并且所基于的前提是一种超越了“判断(judgment)”的运动,超越了坚持诉诸于社会学的原因或是心理学的病因,以追踪着“航行线”和存在的内在制图学。这种对于社会生活及其确定性和创造性的观点,非常适合那种抵抗对于病症进行固化分类的人种学实践——包括了这里这种对于失范紊乱进行的社会性诊断——并且将诊断重塑为一种预测。这类人种学必须聚焦于运动和存在,它们很适合存在于等待和静默的时刻中。
对我而言,德勒兹大部分有关这些程序和其潜力的相关论述与梅尔维尔一致。从书记员巴特尔比这个有着戏剧性失范与紊乱症状的人物和他模棱两可的口头禅“我宁愿不”身上,德勒兹找到了一些激进的希望;而在更广范围内的梅尔维尔作品中,德勒兹找到了可用以描述社会思潮中能够容纳巴特尔比的孤独与奇异的松散结构。不同于回顾和总结,我希望能停下来简短地梳理一番德勒兹在巴特尔比身上所看到的特质,以及这些特质如何联系和扩展到人类学中有关孤独的阅读。“如果巴特尔比只是做出了拒绝,他可以被看作是反叛和具有起义精神的,也因此仍然是一种社会角色”,德勒兹这么说道。相反,他那似乎有语法障碍的口头禅“宁愿不”,使得巴特尔比对于德勒兹而言成为了整个十九世纪文学的某种希望——一种脱离了个人依赖和植根于固化社会身份识别之主体性的自由:
整个十九世纪将倾尽所有来搜索一个没有名字的人,弑君者和弑父者,现代尤利西斯(“我不是任何人I am No One”):在伟大的都市中进行粉碎和机械化了的人,但或许也是人们所期待出现的未来之人(Man of the Future)或者说新世界的人(New World Man)。
德勒兹认为巴特尔比是一个“原人Original”——他将这种文学类型的发展归功于梅尔维尔——一个必须孤身独处于社会规则之外的人。“每个原人都是强有力的、孤独的人物,能够超越任何可作辩解的形式”。对德勒兹来说,梅尔维尔的“原人”有两种变体,恶魔和天使(巴特尔比当然是后者),两者在梅尔维尔各种文字当中达成相互的平衡制约,并且共同抵抗着第三类代表着法律、慈善事业和父子关系的人物(在“巴特尔比”中,这个第三类人物或许是律师?)“原人”的任务是要混淆父权的功能;巴特尔比的不肯妥协和孤立在对抗着法律的统治——但从来没有任何抵抗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梅尔维尔试图找到另一种社会规范的可能性,“将男性从父亲的功能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孕育出新人或是没有特殊性的人,通过建构一个由兄弟构成的社会来重新团结起‘原人’和人性”,因此他同时要求着巴特尔比和他的雇主律师,那个可以证明巴特尔比反抗行径之意义的人。这种行径,在持续的迭代中,将律师——布尔乔亚阶级(城市人)的正直代表——折磨得几近疯狂:
…全…文…阅…读…链…接…
然而,他的结论是,“这是一种相当罕见的天赋,而且我相信”它对那些将这座城市视作自己目标的人来说“有着积极的影响”。“无论是意大利来的农民……或是一个逃离了密西西比小镇上邻居们的侮辱的女孩,或是一个从玉米种植地带来的男孩……这都没有区别”。
无数个在德里度过的夜晚里,伏尔加餐厅曾经是我的目的地。但是那个地方,就像它据之命名的那条俄罗斯河流一样,只是众多目的地中的一个,是“拥抱生命的河流”到达城市后的一支。还有无数个目的地。
----------
原文出处:
Leo Coleman, “Being Alone Together: From Solidarity to Solitude in Urban Anthropology,” in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 82, No. 3 (Summer, 2009), pp. 769-775.
(文章供学习交流,尊重原作者版权。)
狩猎是关于现当代艺术翻译、写作和思考的平台
微信号:TheHunting
转载、投稿、批评请联系:
the.hunting.hunters@gmail.com
> 我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