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 | 译』常态、权力、以及文化

                
                
“残障”与“正常”相对。“障碍美学”旨在重新审视我们对于“正常”的偏执、对于“残障”的误解或排斥。
本辑“狩猎”的终篇节选编译了伦纳德·戴维斯(Lennard Davis)教授为由他编撰的《残障研究阅读(The Disability Studies Reader)》一书所写的引介文章。
 
戴维斯认为“正常”、“常态”的概念是从19世纪开始进入欧洲语言的，他溯源并将之与在17世纪影响广泛的“理想ideal”概念进行比较。戴维斯指出，天文学中的“误差定律”被逐渐兴盛起来的统计学引入以用作了解人类特征的分布状况，从而出现了强调平均状态之美的“平常人average man”——其实质是另一种不可达成的“理想型”，但被人为地划分出了优劣，并且为个体带来了需要符合社会标准的压力。
此外，“平常人”同时包含了物理常人和道德常人这两者。在此后统计学与优生学学科互相捆绑式的发展壮大之下，身体的丑恶、道德的瑕疵和疾病状态变得愈发相关而问题重重。与本辑第一篇中举纳粹美学为反例的希伯斯观点一致，戴维斯直指这些概念在政治企图的推波助澜之下如何渐渐演变成了希特勒的种族言论，甚至一并质疑了弗洛伊德基于“正常”概念发展出来的精神分析。
常态、权利、以及文化
文/ Lennard J. Davis
编译/ 虔凡
我们生活在一个规范的世界。每个人都努力成为正常人，或刻意避免成为其他状态。我们会思考一般人的所作、所想、如何赚钱、如何消费。我们为自己的智力、胆固醇水平、体重、身高、性驱力、身体的尺寸，按照低于正常到高于平均水平的概念来进行数据排序。我们用平均值作为依据来摄取每日的维他命和营养素。我们的孩子在学校接受排名，参加测试来决定他们从哪里融进学习和智能的正常曲线。医生会为他们测量称重来观察是否在身高体重曲线的平均值线上。在当代生活中，或许没有哪个领域能免于对正常值和平均值所进行的计算。
要理解有障碍的身体，必须首先回到正常的概念和正常的身体。“问题”并不出在有障碍的人身上，而是常态所建构起来的方式为残障人士创造了“问题”。
有一种普遍的假定是认为有关正常的概念必定是长期存在的。毕竟，人们似乎天然有着想要和其他人做比较的欲望。但是，相较于人类的自然状态，常态的概念更多的是特定社会的一种特征。举例来说，最近一些针对古希腊、前工业时期的欧洲和部落民族的研究指出，对障碍的认知和现在差别巨大。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有关障碍的社会认知变化过程是伴随着工业化以及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一系列有关国籍、种族、性别、犯罪、性向等概念一起到来的。
有一个事实是，描述这个概念的一系列词汇：“正常normal”、“常态normalcy”、“正常态normality”、“常规norm”、“平均水平average”、“反常abnormal”，都是在人类历史的相对晚期才进入欧洲语言的。“正常normal”这个词，作为“构成、符合、且不偏离于普遍的类型或是标准的、有规律的、通常的事物”这一含义，直到大约1840年才出现在英语中。（此前，这个词的意思是“垂直的perpendicular”，木匠所用的矩形被称作为“norm”是其词源。）同样的，现代意义上的“常规norm”这个词是大约1855年开始被使用的，“正常态normality”和“常态normalcy”分别出现在1849和1857年。如果辞书的信息是可供参照的，那么就可以确定，大约在1840-1860年时，英语中有关“正常”的概念进入了人们的意识。
如果我们重新思考了有关正常概念的普遍性假定，那我们或许要先接触之前的一个概念：即“理想ideal”，我们发现这个词的使用是从17世纪开始的。不用对历史做简化，我们就可以大致想象一下当时那个还不存在“正常”概念的世界。当时我们所有的是理想的身体，就像是裸体维纳斯。理想的概念展现出的是与诸神相关联的神话诗学的身体。那么，这神圣的身体，理想的身体，是不为人所达成的。理想的概念意味着，人类的身体在艺术或是想象中的视觉化必须是由活生生的模特们身上各个理想的部位组合起来的。这些模特们单独来看永远没法成为理想的化身，因为理想的定义意味着没法在世界上找到。普林尼告诉我们希腊艺术家宙克西斯试着画爱神阿芙罗狄蒂时，找来了克罗多尼所有美丽的女子来作他的模特，为的是可以分别择取模特身体上完美的特质或部分，然后再把这些局部汇合起来完成女神的完美形象。一位年轻女子为女神提供了脸，再加上另一位的胸部。这里的核心观点是，在一种对身体有着理想形式概念的文化里，其中的所有社会成员都低于理想状态。没有哪位克罗多尼的年轻小姐能成为理想型。从定义来看，一个人永远不可能有理想的身体。而我们也可以想象，并不存在要有符合理想的身体这样的社会压力。
如果常态和平均水平的概念进入欧洲文化，或者至少来说进入欧洲的语言，是在19世纪，那我们不得不问，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概念的形成？可以试着去理解这些概念的一个逻辑之处是被称为统计的知识分支。法国统计学家阿道夫·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 1796-1847，译注：原文如此，但有资料显示凯特勒为比利时人，且卒于1874年)是最为重视广义的正常概念的人，他将之视为一项当务之急。他发现天文学中的“误差定律law of error”，即绘制所有来自目击报告的星星位置，然后使用平均误差来作具体定位的方法，也适用于了解人类特征的分布情况，例如身高和体重。然后他更进一步，制定了l’homme moyen即“平常人average man”的概念。凯特勒认为，这个抽象概念的人是在一个特定的国家中有着所有人类属性平均值的人。凯特勒的“平常人”是物理常人(l’homme moyen physique)和道德中间人(l’homme moyen morale) 这两者的结合，是一个同时符合物理均值和道德均值的概念建构。
因着这样的思考，落在平均值内的人这一概念其实就矛盾地成为了另一种理想型，平常人处于一个充满着衷心期待的位置。如凯特勒所写：“一个特定时间里在其自身产生了缩影的人，‘平常人’身上的所有特质所即刻体现的正是他的所有伟大、美与善”。此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凯特勒这种中间值的霸权不仅意味着道德素质，还有身体特征。他写道：“或多或少地偏离均值，就整体而言[对艺术家]构筑出了身体的丑恶，以及道德的瑕疵和疾病状态”。在这里，宙克西斯那种排除性的理想化的体态美概念，转化成了一种平均状态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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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想在此加入弗洛伊德的猜测。他的作品之所以可能尤其有赖于有关正常的想法。事实上，很难想象没有了正常概念之后的精神分析是否还存在。确实，精神分析背后的核心原则之一是“如果性生活(vita sexualis)正常，就不会有神经官能症(neurosis)”。通过谈话治疗的精神分析将患者带回他们的正常自我。我将不在此赘述分析弗洛伊德的作品，但是有启发意义的是思考弗洛伊德建立起心智上的优生学的方式——构建正常的性、正常的功能，之后让它们与不正当、反常、病态甚至是犯罪产生对比。
我试图在这里所展示的是这个渗入我们当代生活的术语——“正常”——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种概念构建。它是有关进步、工业化以及资产阶级力量思想整合这些概念中的一部分。有关“正常”的霸权性的概念其影响深远，并且延伸进了文化产物的核心。新的形式、意识形态的增殖都与“正常”的概念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结。许多文化产物都曾试图表明身理的差异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别。要发展对于障碍议题的意识，有一项任务就是要试图逆转“正常”的霸权概念，并提出有关“反常”的替代性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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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凡，自由撰稿、翻译、艺术批评。
Special thanks to Men-chun Lee, a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in New York. 特别致谢在纽约从事特殊教育的李孟纯老师。
原文出处:
 
Lennard J. Davis, “Introduction
: Disability, Normality, and Power”, in Lennard J. Davis, ed., The Disability Studies Reader (4th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3), p1-12.
 
（文章供学习交流，尊重原作者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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