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林新村调研成果讨论会
课题:田林新村调研成果讨论会
地点:溧阳路649号旮旯酒吧2F
时间:5-29 14:00-18:00
研究对象:
取用与合作—田林二村中的社群共生与空间的公共化研究—孙嘉秋
“溢出”的生活-田林二村居住空间非正规跟新研究—张雅楠
非正规生活空间的介入-基于田林便民服务集合体的日常生活空间实践—徐杨
联合研究小组:
张斌:致正主持建筑师、同济城规学院客座教授、研究生导师
冯路 :学术杂志编委、特约编辑及撰稿人
庄慎:阿科米星主持建筑师、同济城规学院客座教授
范文兵: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研讨嘉宾:童明、戴春、赵冬梅、李以靠、
刘小凯、王家浩、李丹峰、周渐佳、王飛
开场——导师张斌:
Shanghai Project 是我们几位(冯路、范文斌、张斌、庄慎)一个共同的研究计划,基于对上海这样的当代中国大城市的空间运作方式做的观察,这是系列中的第一个,今天主要讲我们工作室做的这部分,是关于上海田林新村这样一个有历史跨度的工人新村,里面的一些空间载体和现象。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全面的观察记录,从中做出分析。里面展现出的空间运作方式,大家可能并不熟悉。我们观察它如何发生,为何发生,如何去认识这样一个当代城市中的人群和空间关系,它对我们认识自己的实践土壤以及学科本身是否能提供一些其他的角度? 这是我们切入工作的角度。我这部分的研究与我三位研究生的论文相结合,三人先做了一个共同的研究,然后各自形成论文,我对他们的要求是比论文本身高的。
田林新村研究背景:工人新村曾今是工人阶级的居住范型,但随着商品房的兴起逐渐没落了,如今成为了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的生存空间,其中非正规的一些搭改建使得它们能适应今天的使用需求。我们研究的田林新村位于徐汇区下的漕河泾地区,建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包括一些文教、商业配套设施。其中特别的是最早的田林二村,建于1966年,条件最差,都是20多平米的一室户,是唯一一个共有产权的,卫生间和部分厨房需要合用,楼间距很小,里面加建得最厉害。尽管有很多变异,田林新村整体上还是可以看做一个共有空间,可分为四个层级,从住宅共用的外廊,到楼间空地,到每个村里的主路,到村与村之间的道路和菜场等综合体。三人的研究,分别基于层级一、二,层级二、三和层级四。
“溢出的生活----田林二村居住空间非正规更新研究”。溢出是指居民在临近住宅的私人空间建造、放置私人物品和行为的现象,它触发了二村居住生活的重构。以加建于北外廊的“溢出盒子”为基本单位,向内发展为独特的“个人居室”,向外发展为多样共有性的“共享房间”。每个层级选取数个典型案例场景进行再现与解析,总结出对空间层级和布局、生活组件和物品的有意而不自觉的误解和非正规的操作是突破困境的民间生活技术,共有空间中的互助系统则是邻里乃至公共生活的开展基础。
——张雅楠
“取用与合作——田林二村中的社群共生与共有空间的公共化研究”,关注的是二村中那先公共性较强的户外空间,包括其中的各种人,他们的背景、社会关系,以及各种搭建与物件。取用指的是个体对外部空间的利己性的占用,合作指取用者之间的相协调,是利益再平衡的过程,最后达到共生——不同群体间、人与环境间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互利关系。研究选取了具有不同性格的四个场景,分别是沿街楼、次入口、主入口、内主街进行重点描绘与分析,其中揭示出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之间的共生方式——后者为前者提供基础社区服务、便利,以换取前者的默许、信息与一点经济好处,微观层面的人际关系有时会体现在空间现象上,同时促进两个群体的交流与融合。对共有空间的取用也是一种博弈,为他人提供附加便利的取用方式更容易生存。二村的共有性一方面为这些非正规活动提供了庇护,同时也被这些活动所打破,公共性得到提升。
——孙嘉秋
“非正规生活空间的介入—基于田林便民服务集合体的日常生活空间实践”,关注的是共有空间第四个层级(村与村之间)中的便民集合体空间,包括其中发生的多样化的空间营造以及寄居在其中的非正规生活空间演变。选取了田林地区的三个集合体,并各选取三个、共九个具有代表性的不同职业的个人作为生活场景的载体进行重点描绘和分析。通过梳理其空间关系,揭示出非正规生活空间对既有空间的介入,是一个相互融合、相互推动的过程。通过“日常生活实践”的视角对其分析,可以发现,非正规生活空间的介入是一种来自空间真实使用者的日常生活空间实践,这种空间实践具有明显的自主性。其中,形态的自主演变来自于真实使用的需求以及其对空间的自我认知,而空间承载的社会结构的演化,则是推动空间演变的真正动力,也是维持空间的利益平衡重要力量。最后,指出共有空间作为田林地区的屏障式缓冲以及开放式平台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徐杨
专家点评
冯路:
关于上海的研究,有人集中在规划层面,关于建筑的研究很多是风貌式的,关于日常生活空间的建筑师式的关注好像不太多。这次为期一年的研究让我想到很多东西,也产生了一些困惑。比如之前提到的共有空间(common space),之前火过,有人觉得中国不应该有,但这种东西在国内城市,具体到我们研究的田林的社区空间里反而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我们有一个无法依靠的外部。西方经典城市里的私密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的二元结构,有它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空间结构,而我们在目前公共空间的事物失效的情况下如何创造一个不同的东西来代替它?
有一个悠久的建筑学命题是,一个建筑的生命是什么,它不是一个永恒的状态,功能的设定会变。除了提供一个所谓的大空间的办法,还有没有其他方式来应对使用上的一个持续变化?这些具体案例和研究可能更一进步地增强理解和认识。
这是一次半公开的讨论,我们完成了前半部,后半部需要大家的参与,以生产出进一步的结果。
童明:
信息量非常多,我抽取了几个关键词。
一是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是最核心的事,它不仅包含着物理性的,比如通常理解的城市建造,更重要的是平时被忽略的,时间、身体、行为等在一个空间构造中产生的作用。
二是它的对象,工人新村。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怪物,共产主义(communism)意识形态下,以福特主义(Fordism)的生产机制出来的。“新村”这个词很准确,最开始的居民就是农村刚被城市化的工人,既非传统的依靠血缘、亲缘的礼俗社会形成的整体,也非完全市场化条件下形成的公私边界明确的环境。国外(欧洲、美国)也有这样的例子,但是中国的新村独特二生动,跟世界上的同类产品不太一样,,它有其特定的社会机制和文化积淀。一幕幕的戏剧看的挺激动的,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第三关于时间,除了这种一次性的建构,后面需要很多推动,这种PROCESS是怎样的,跟我们确凿的方法论不太一样,有不可控的成分,以我们目前的认识难以把握。
第四关于社会和空间层面。一个德国人写过本书,讲到他在上海街上看到穿着睡衣的男人,路边漂浮的尿布、床单感到不可思议。西方城市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是一个礼仪性的空间;而在今天的案例里我们看到,里面那些霸占门口空间的人天然地觉得自己是一个主人,这种权力达到一种共识。所以要把空间和它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考虑。我对三位主讲人提点建议,大家对共有空间的笔墨不够充分。里面那些权力和制约的因素,共识如何产生,本地外地居民间的默契,这种空间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等等都可以深挖下去。
最后关于建筑学,它是一面让我们反思的镜子。我们是闭门造车还是更好地融入现实的生活环境,这是留给我们的一个持续性的问题。
另外我很好奇,目前外地本地居民是六四开,如果以后变成七三开、八二开,这些空间的生存机制还存在吗?居民间的契约关系还有吗?这是全球化时代一个问题,所有人都变成陌生者之后空间环境会走向何方?
戴春:
今天谈到了原有体制里共同理想幻灭后,变化出一种新的拥有制度所产生的这么一种空间。但这种整体拥有的制度能不能持续多久,它意味着这的空间能持续多久。可能突然某天城市整体政策变化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另外有趣的是背后的那只手,即这个东西怎么来的,我觉得这个状态需要再显性化一点。还有就是临界点(张雅楠提到过),积极的状态如何会失控?你提到过社区建筑师制度,这个目前比较难。三位提到过空间战术、动态平衡等,这些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样才有价值。
还有就是建筑师怎么介入。我想起一个例子,梁井宇试图通过在一个四合院里插入一个小东西去影响周围(邻居模仿)。
李丹锋:
第一点关于表达,三位同学的表达非常小清新,跟现实形成一种矛盾。图像里的环境初看很好,但跟设身处地不太一样,如何更好地表达现实?
第二点,前面几位老师也提过,建筑师如何进入。历史建筑保护方面,建筑师觉得这个建筑很好不能拆,但开发商突然某天就拆了,如果我们只是抱着建筑师的方法想,而不提供一个很好的方式给官方和商业,田林是否也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第三点是改良与低收入人群的矛盾。社区如果改良,导致房租上涨,原来住里面的人会不会就租不起了,他们反而更加远离城市。大城市的运作离不开低收入的一些人,社区改良后,是不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被赶出去?
整个研究是否有跨学科合作的可能性?我发现研究中有一些角色缺失,比如第三个同学的菜场案例中没有提到菜场所有者进行的搭建活动。
最后我有个想法,是否可能将停车位的概念引入半公共空间(孙同学提到过),可以对外收点钱,有没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把溢出空间标准化或者有机管理。
周渐佳:
我对common space有点困惑,我觉得现在的状况下,可能要谈的是私人化,对私人所属的界定,他们都在借用或是占用这个小区里没办法界定的一些空间,但不能说就是所有人都认可的空间存在方式。
第二个困惑是论文主题部分以讲故事的方式构成,我觉得背后隐藏的问题是它似乎没有办法上升到一个可以被归纳、统一的语言中。
第三个困惑是关于你们的判断,一上来抛了很多大词,但你们研究落在非常小的事情上,大和小之间是互相断裂还是表征的关系?
第四个困惑是你们研究的对象是同质的,参与了搭建的人,那在里面生活的人是否跟他们有矛盾呢?
还有关于物体空间和建筑之间的矛盾,你们关于东西(一张桌子、一辆车)的讨论、它们产生的空间的讨论跟我们认为的建筑学领域之间有一定差距,它能否纳入到建筑学眼光中,或者会使我们的重点有一些偏移?
最后关于设计师,研究的结论是应该让这种无设计蔓延下去,还是让它反馈到职业设计师身上?我们在2011年双年展做过类似事情,有一些心得。调研中当你进入每一个家庭时,压力不小,因为找不到一个正确的距离感。你们讲的东西跟我今天来之前的预设相符,有没有办法在研究中选取适当的距离来超越这种研究的定式?我们的研究有多大成果,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生产力?
王家浩:
我纠正一下,common space讲的不是一致性,而是冲突发生的地方。我用“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八字总结一下。你们很认真地填掉了居民的改造,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身意识形态和话语结构,如果结果只是简单的反转,话语还是原来的,就没有达到效果。比如有同学引用德赛都,他是反统计学的,但是又用了统计的方法,逻辑不够强。
回到绘图问题,图、社会、脉络各方面拼贴在一起才有多样性,不应用某一类图讲完整个故事,那无法呈现多种视角。你画得过于认真,反而与你原来使用的东西有矛盾。你们的图像过于视觉化,可以变为物化的商品,这是一点。
另一点,田林新村不是消费主义的问题,而是人类对欲望的改变(田林新村的人会和现在生活在楼盘里的人会互相比较)。更应关注集体建筑的问题,原来的国家福利可以支持这个空间改造,而现在国家布满贫民窟问题。
我们要找到一个点,把自己的建筑学已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结构通过这次调查发生变化,重新叙述。我们学建筑的很容易陷入专家治理的派别里,这恰恰是德赛都反对的——由一群专家以貌似中性的方式来治理。
我和台湾做田调非常好的专家陈建仁聊过,他提了三部曲,对我们三位同学来说,是要面对自身问题,而不是说你直接帮田林解决这些问题。这位专家提出艺术生产和田调结合,第一步突破社会学、人类学,第二部是口述史完成后,第三个是你的感动消失之后,你的生产才开始。不满平民窟现状的已经在全世界开展工作了,而不仅仅是法国的语境中,有多少人在不同的语境中重新调整他们的思维,放在拉美、六八、八九(东欧剧变)的语境中等等。
李以靠:
我今天来听想知道你们研究完的目的是什么,不过还没找到。就我理解,这个东西就是一般人想在上海生活,怎么用自己最节省的开支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本质上跟开发商卖房子一样。
这其中边界非常重要,如何使用边界,已经有一些开放商在研究怎么引导这些,生活在这个区域的这些人来做是一样的。我渴望看到,研究的下一步,对于社会福利或者对这种低层人的生活如带来帮助。另外,为什么田林聚集了这么多人而其他地方没有,肯定和周边的需求有关。城市里有一个丰富度,一个城市业态的街道或者这种丰富度越多,居民的选择余地就更多。这个区域在周边是被选择的其中一部分,是整个社会构成的一部分。
王飛:
我非常同意前面几位老师说的,你们的图画得太精细了,就变成了一种商品。孙同学附录里的几张草图,里面传达的信息和可能性比前面精确的图要好。王老师说的我深有体会,带国外
同学在深圳研究,他们觉得太好了都要保留下来,其实是不知道里面的机制。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城中村,可以在里面住两周,如果要大数据,最好是找居委会。关于研究的尺度问题很重要,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离多远,不仅仅放在一个尺度里。同时,这种研究的第一步,从社会学那边可能做得更扎实,建筑师看东西比较狭窄。不被建筑师设计的空间有几个例子,比如委内瑞拉的Tower of David。我去年开始也研究这些东西,其实建筑师所设计的这些东西,苏联、罗马、伦敦的,最后大部分都失败了,因为整个体系没有贯通起来。
最后举个例子,纽约有专门做的一个关于曼哈顿废弃停车场,如果利用起来可以形成一个24小时使用的多功能的东西,可以把各种系统串起来而不只是一个点。所以系统、各个尺度之间的关系、学科跨界都很重要。
刘小凯:
看到你们我会想到自己读书时候住的屌丝空间,我在03、04年时候在田林路那里住过,看到的有点不同。我生活的节奏和里面搓麻将、买菜的人完全不一样。我有个疑惑,田林路配套很全,为什么小区里面还有那么多比较低档的生存空间。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个地区的特色,而我没有在研究中看到,你们对田林地区的阅读是怎样的?比如田林的上海人跟杨浦的对自我的优越感不一样,可能导致对改造的需求不同。我觉得那40%的上海人,从心里来讲对这块地还是有感情的,他们的搬迁一定是经济上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空间怎么一步步发展成现在这样的,从干净的工人新村到这么复杂的空间,你们可以从历史上追溯一下。
赵冬梅:
三位的汇报和各位老师的评论给了我很多启发。
在你们的介绍中,我看到这些人在这样的社会空间中找到自己非常自在的生存方式,空间不仅仅是建筑师也是使用者自己设计的。回看我曾今不满意的设计,看到这些使用者努力把空间改造得比较适合自己,让我觉得也很安心。在拥挤的上海,不太会发生像西方那样炸掉的情况,因为人口太多了。
我的困惑是,你们通过田调觉得这个社区很有活力,这样的视角会不会太外在?是否却少对居民自己评价的考虑,其他居民对别人的改造行为如何认定,在这种空间再生存的过程中,是不是产生了内部的矛盾,有没有相应的调节机制。在设计中是否可能去引发这些居民,产生共同的一种空间再生产的理想模式?
庄慎:
几位同学做得非常好,在有限时间里投入这么多热情,做了扎实的调查和一个有意思的展现,把整个系统整理出来,作为这一个阶段的成果来说非常好。
我从我作为建筑师的角度来讲一讲。这个研究给我最大的好处是一个反思的工作,倒不是说这样的事情欢欣鼓舞。为什么我们研究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中国当下现实的情况非常有潜力,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用别人的理论来解释我们现有的东西,或是把我们现在的东西作为印证,事实相反,身边触手可及的东西可能更有价值。
研究这样的东西,应该有对未来的期许,得到一些可以交流的新结论。像当初别人研究拉斯维加斯、纽约一样,我们面临着独一无二的全球化下中国的城市化以及它多年积累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第二个关于空间的生产体系。我们是属于其中的一员,我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它是一面镜子,你能清楚而冷静地知道自己是什么位置,对我来说就是死也要死明白的事情。这样的观察研究是缓慢的,比如空间是否跟意义对应?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看起来像从使用者角度进行的小改造,很难纳入到真的大体系生产角度来弄。同样对于城市空间来说,它的外面、里面很难分清谁更重要,所有这些都值得思考。
另外还有关于建造,它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单一的还是复合的,永远的还是短暂的,你会发现教条很难适应。建筑师是否还有意义,他更像一个建立者,不同于使用者,我们的控制和维护都是自欺欺人。
关于这个工作,我们做了一个表达的研究。用什么方式表达,体现的你的情绪、关注点和状态是不同的。我们当时做了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做的时候我读了很多表达的书,历史上对建筑意向、表达是如何关联的,非常有趣。至今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方式更接近真实,至少有些方式是接近本人想要去看的一些方式。
张斌:
这个题目我和研究生合作,当然主要靠他们一年的努力。我自己这个团队第一次做这样相对完整的汇报。我从对内(自己)和对外(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中的矛盾和问题)两方面讲。这个矛盾不言自明,我们都体会到这样聚变的压缩,一代人活出人家三代人的社会空间和物质,我们的城市空间具有无可比拟的不对等性。我们一出来就是失败的,要接受重新定义,而我们的教育背景所提供的难以回应这些现象。原来那种橡皮擦式的方式已经玩不下去了,游戏结束后,凝结在当中的人的痛苦就会被固化下来。
我们研究的旧工人新村就是一个不对等,它的运作方式出乎你的判断。我们作为中产阶级所生活的商品化之后的居住空间,这样高昂的成本的游戏也玩不过一代人。它还涉及到人群间利益分配的不可能,一个户口可以有300万,这是我们制度圈养出来的一种需求,再怎么留恋故乡我也会看中拆迁的机会。上海这种外来城市一定需要中低端服务人口,只有当政府玩不动的时候我们才能思考怎么把他们嵌入城市里,而不是挪到外面。我们再来看他们自己,这个空间既不是被设计出来的也不是被构想出来的,而是被活出来的。这当中的巨大反差对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士来说是一个刺激,或是我们想依靠的东西。
说回我自己,我希望改变自己,但已经是50岁的人了,我们这个专业注定要死,就是怎么个死法。对于几个年轻人,当我刚开始让他们参与这个研究,他们有点失落,我劝他们等一年工作下来,看自己是否已经被改变。我们的改变是通过二十年的痛苦积累下来的,我希望他们能早点认识到这个困境。
我们作为这样的技术官僚体系中的一员,惯性难以一下打破,可以看到很多矛盾。比如我的同学呈现出来的具有共性的绘图方式,我觉得他们这代人注定是小清新,但小清新武器也可以用孙同学的话被取用和利用。我们几位希望后面还有回炉的过程。
范文兵:
我参加这个城市研究的冲动很简单。无论建筑还是什么,在中国有独特性。我参观杜甫草堂时,看到的不是空间而是“草堂”两个字,给我很多联想,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现场感和我所成长的建筑学教育间有一个小距离。在上海,像田林新村这样的生活状态很有意思,尽管让你住一周未必舒服,但它确实有那种氛围,一个邻里交往的场所感。
这个选题蕴含着中国带给我们的独创性,现在的中国就是有跟整个世界不一样的东西。去年我们跟印度一个学校做过联合研究,他们的视角就很不一样,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产生让我觉得很有创造力,跟通行的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生活、城市和对建筑的感受为什么不能找到独特性呢?
关于前面说的图过于美化的问题,我觉得假如我们这个专业就是这么塑造我们的,那我们还是要从现代的这个东西一点一点打破它,我可能希望我的学生画更多这样的图,慢慢找到表达方式和现实的联系。
最后对于这个研究的结论,对建筑、政策有没有帮助,不是我倾向于理解你们三位的角度,我还是从城市研究的角度来看。
几个学生都遵循这样一种认知逻辑——自发的公共,公共对非正规的庇护,非正规的日常实践。我必须指出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周渐佳指的方向是对的,但这段不知是不是记录问题,讲私有化讲的不是特别清楚,有点一笔带过的意思。我想借用一点重大杨宇振老师说SHARON ZUKIN时谈到过的私有化问题。
“象征经济其实是私有化的一种表现,它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控制,一种对文化的控制,对金融的控制,对劳动、艺术的控制,对空间的控制。在它的控制下,公共文化,公共空间越加的变得私有化。无论是追求追求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的投资者在不断的物质实践和空间生产中将这些控制权牢牢的我在自己的手中。”——杨宇振 CITYREADER
换句话说私有化这个词,首先,是用来解决“公共幻灭”的问题所诞生的(比如工人新村的集体幻灭);第二,它需要通过象征的手段来实现私有化(因为原本是公共的,你不能随便占为己有,所以要弄点东西来宣称这是你的,这个现象从小尺度来看在任何老社区都存在)。
最后,别忘记,如果放大视角和维度,私有化其实就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就像纽约整个城市,切好蛋糕,你们分吧,然后每个地块都不一样(象征)。
因此,实际上,我认为学生在提出“公共”的问题的时候,还没有把到底什么是公共想清楚。SHARON ZUKIN 在《城市文化》一书中实际上就在借用私有化的问题来拷问“公共”。公共一词,本就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意味,比如在文革时候的工人新村,谈公共是有效的,因为工人新村的一草一木都是根据政治生活来设计的。但是在今天,政治生活无法再控制经济文化的演变和发展,私有化就是解决这些空间实践问题的最简单办法,比如菜场、绿地都得自负盈亏。
因为没有参加活动,也没有看到学生的发言,所以也无法提出更多的看法。学生能走这条思路来研究城市问题自然是好的,但可能由于一些基础问题没有搞的特别清楚,或者说阅读量还不够,叙述的方式可能从一开始就掉陷阱里去了。
补充一点我的认识,上海工人新村的核心问题有这样几个。
1,上海的工人新村没有被一票干掉,这和上海本身工业化大城市有关,一个新村不是来自同一个厂,而是工人里好的住一起(比如两万户),中等住一起,新移民住一起,这和北京大院一个院都在一家工作的结构完全不同,后者也更容易被轻易抹去。
2,新的时代带来的是新的欲望。工人新村中的人是一点点因欲望挪出去的,没本事的自然就挪不出去,空出的房间当然就重新再回到历史的原点——即用以吸收新的“城市工人”。这样现在工人新村的流动性是十分大的,这个叙事结构和深圳城中村很相似。
3,城市的流动性决定了城市的活力,工人新村就像城市的海绵,吸收着活力,空间私有化进一步推动了这种活力(也就是日常实践)的可能。它和新的楼盘之间产生了一种对应关系。很难想象上海都是商品楼盘的那一天,那样流动性不足,张力不够的话,很难想象城市会变成什么样。
4 反问自身专业,对确定性的追求,和不确定的城市性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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