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审美构划的包豪斯丛书｜23x18开本的先锋之声

编者按｜
长期被忽视乃至被任意拆解的“包豪斯丛书”，可谓包豪斯的一次“总体出版行动”。尽管丛书题为包豪斯，它的作者却不限于包豪斯师生，甚至包括那些与包豪斯理念、实践相异但仍属同道中人的创作者。而丛书最初拟定的总目录也随着包豪斯的转变历经调整，这意味着，当我们再次提及这套丛书，不应只着眼于已经出版的书目（实物），而是将丛书的整体构划视为包豪斯“大计划”的缩影，尤其是从那些彼时尚待完成，至今仍被悬置的计划中找到这一“出版行动”的潜在能量。
                
                
文章｜The Bauhaus Books as Aesthetic Program | The Avant-Garde in a Format of
23x18
来源｜Bauhaus：A Conceptual Model
作者｜Florian Illies
试译｜顾子稞等
校｜BAU＋PLUS
                
                
包豪斯丛书长久以来一直被研究者和公众所忽视。但是对于包豪斯究竟是怎样理解自己的任务构划的这个问题，而且无论这一构划是对内部的还是对外界的，这套丛书都是一份绝佳的原始材料。它是由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和拉兹洛·莫霍利-纳吉 （László Moholy-Nagy）联合编辑，在1925年至1930年期间，总共出版了14本。格罗皮乌斯很大程度上只是名义上的角色，因此这些书及其极具先锋性的版式可以说大多出自莫霍利-纳吉之手。14本丛书的书封，设计雅致，形式语汇运用娴熟，与其所要反映的20世纪20年代后半叶艺术上的急速发展同样引人注目，可以被列为包豪斯最重要且最具先锋性的印刷作品之一。书封是“某种视觉化的以及字面上的说明书，极其重视文字与图像，并建构两者的关系，主导了感知的节奏”（引自Ute Brüning）。莫霍利-纳吉设计的书封能够如此成功，在于它们凝聚了诸如马列维奇、格罗皮乌斯、克利、蒙德里安和凡·杜斯堡等等这些原作者的作品的完整形象和他们各自复杂的表达形式，我们在这里只能例举其中最为主要的几个人物，由此转化成高度简洁的符号，所以这也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艺术史上最伟大的诠释与升华的成果之一。举例来说，莫霍利-纳吉从马列维奇的手稿中选取了第73号，题为“对比至上主义元素”的作品，通过细微的视觉调整，将这个由方形、十字形和圆形组成的艺术创作转化为了书籍封面上具有永恒力量的图形标志。
包豪斯丛书也构勒了莫霍利-纳吉，这位伟大的艺术革新者长久以来被人忽视的作为出版人的另一面，当然这里边离不开他的妻子，拥有丰富出版经验的露西·莫霍利的支持。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莫霍利-纳吉能根据每一本新书的内容成功地创作出与之相配的设计方案，同时又保证系列的整体特征。这一书系激进的国际化模式也不容忽视，丛书作者包括荷兰和俄罗斯最重要的先锋派理论家，甚至是“与我们在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完全不同的”马列维奇——编者在包豪斯丛书第11本，即马列维奇的《非物像的世界》（The Non-Objective World）的开头就向读者表明了这一态度。也正是这一本的设计和标题给莫霍利-纳吉的声誉带来了持续的影响力，直到1970年，伦敦的安妮朱达画廊还以此书的标题作为那次传奇的抽象艺术展的命名。
                
                
包豪斯丛书的出版史也反映了包豪斯自身曲折行进的历史：第一本书的出版因学院面临从魏玛到德绍的搬迁而被迫延后了几年，负责丛书前期筹备与排印的慕尼黑艾伯特根出版社（Albert Langen Verlag，莫霍利自己设计了出版商的印戳）也一再遭遇到组织上和财务上的困难。大部分书的第一版以23*18cm的开本付印，印量在1150到3450册间（“平装售价7马克，精装售价9马克”）。其中的一些还有几个版本，例如包豪斯丛书的第8本，莫霍利自己大名鼎鼎的《绘画，摄影，电影》（Painting, Photography, Film；第二版中，德文标题的“Photographie”改为“Fotografie”。柏林的包豪斯档案现在还收藏着莫霍利亲笔签字的修订本。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不只是针对艺术史的研究，而且对思想史以及包豪斯丛书接受史的研究而言也都是紧要的工作。）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丛书曾经拟定的计划要出版的书目列表，可以提供给人们一种新的视角，用来深入对1923年至1930年期间包豪斯演变的路径与方向的研究。计划中的这些书将会成为包豪斯人对艺术与生活的综合理解的宣言。1923年，莫霍利-纳吉寄给亚历山大·罗德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一份30本的丛书出版计划书，最上面写着一行文字，“让我们从认识到所有生活中的设计领域都是紧密相连的开始”，其后便是诸如此类的标题：Neue Erziehungs-fragen（教育中的新问题），Spezialformen der Politik（政治的特殊形式），以及“Konscruktive Biologie”（结构生物学），甚至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也被预定在该出版计划中负责一本书。很少有比这份计划更清晰地记录下了包豪斯统一的进路：正如编辑们所宣告的那样，“通过艺术、科学、技术的关联去处理它们自身的问题”。
经过了前期漫长的困难阶段，丛书的前八本在1925年问世了，同时还发布了另外22本的标题，但已经对此前第一份列单做了相当的更改。1926年又新增了17个题目，去掉了之前的一些题目。这些年来，发布过的包豪斯丛书书目共计45本：它们将一起从各个方面阐明新的世界观。然而，实际上最终得以出版的只有14本，而且内容几乎全在艺术、设计和建筑的核心领域。因此，丛书的出版也是包豪斯任务构划的历史缩影。另外，已经发布的书目也清晰地反映了总编辑格罗皮乌斯和莫霍利-纳吉追求多样化的目标。这些发布的历史对应了包豪斯的构划方向的因时而变，体现了魏玛时期，也就是出版包豪斯丛书的观念蕴育的时期所使用的那种激进旳、综合的方法，后来是如何让位于德绍时期制定的日益实用的审美教学法的。“再次阅读整体”——莫霍利-纳吉的这句话，正如他在自己修订过的书中所证明的那样，再次引导人们关注整个书目的意义。“再次阅读整体”——这也应该是对我们当下这些读者的劝勉，应当将包豪斯丛书理解成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先锋运动之一的核心工作，然后，再去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