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广锠:任继愈先生与国图敦煌遗书
从1910年清政府学部将从敦煌押运进京的敦煌遗书交由中国国家图书馆[①]保存以来,国图收藏敦煌遗书的历史已跨入第二个百年。任继愈先生始终对敦煌遗书、国图所藏敦煌遗书及其整理工作极为重视,从1984年起,即指示、指导我从事敦煌遗书的整理、编目;进而组织团队,为国图敦煌遗书的修复、编目、出版付出巨大的心血。现国图敦煌遗书的编目、出版工作已基本结束:馆藏敦煌遗书的图录,即《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146册已全部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正在陆续出版。原计划中的书法与彩版专题正在加紧筹划。国图敦煌遗书的修复也取得巨大成绩:创新性的修复理念与方法被世界同行认可并逐渐推广,大批遗书已经被修复。
本文拟对任先生怎样组织与指导我们对国图敦煌遗书进行整理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以此纪念先生百年冥寿。
一、缘起
要讲任先生就敦煌遗书对我的指导,要追溯到1983年。
1983年夏天,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宣告成立。作为签字上书、呼吁成立学会的40多位学者之一,任先生参加了这个成立大会。我则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所谓偶然机遇,是因为当时我的专业方向是印度佛教研究,并没有进入敦煌学领域,自然没有参加这个大会的资格。但恰巧当年夏天在敦煌有一个关于佛教因明的研讨会,我被邀参加。而我的硕士导师黄心川先生接到了参加兰州会议的邀请,但他因为某些原因不想参加,就把邀请信交给我,说:两个会议的时间刚好能够衔接,你就代表我去参加吧。这样,敦煌的因明会结束以后,我就来到兰州。由于自己的兴趣是印度佛教,所以到了兰州以后,首先挤出时间与杨化群先生一起跑了一趟甘南拉卜楞寺,目的是想寻访嘉木样一世撰写的《大宗派源流》。据法尊法师介绍,那是一部讲述印度佛教史的藏文典籍,是藏文中论述印度佛教的三部著作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另两部是《多罗那他佛教史》与《布顿佛教史》),且唯有此书,至今尚无汉文译本。前此我刚刚学了一年藏文,此时想把这部著作翻译成汉文,通过翻译更多地掌握印度佛教史的资料,并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藏文水平。但拉卜楞寺之行没有能够得到这本书,我们怏怏返回兰州。杨化群去塔尔寺,我则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大会。
虽说敦煌名气很大,虽说我对莫高窟、敦煌遗书、外国探险家盗宝之类的故事耳熟能详,但毕竟自己的专业不是敦煌学,且仅代替黄先生参会,所以对会议本身没有很重视。记得会议开始,我与李正宇、荣恩奇三人住招待所同一间房。荣恩奇向我承诺,任何时候都可以到他担任馆长的敦煌县博物馆考察所藏的敦煌遗书原件,我则哼哼哈哈答应之。等到自己后来到各地从事敦煌遗书调查,真正切身体验到查看原卷之难,才为当时未能抓住机会去考察敦煌县博物馆所藏敦煌遗书而后悔。
会议期间,任先生由张新鹰陪同,住在兰州宁乐庄。不巧,张新鹰病了,要提前返回北京。他与我商量,让我代他陪同任先生并陪护任先生返京。我自然义不容辞,于是从招待所搬到宁乐庄。会议期间,任先生除了开会就是看书、写文章,几乎没有聊天的时间。但返回北京的火车上,我经常到任先生的软卧去聊天,先生给我讲了敦煌遗书的来龙去脉,特别讲了敦煌遗书在佛教研究中的价值。这时候,我才真正对敦煌遗书重视起来。会议期间看的一些论文、听的一些发言,犹如埋下的种子,此时这颗种子渐渐在心里抽芽。我后来在《敦煌佛教经录辑校》[②]的“前言”中谈到过这段经历。
1984年,我考取任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跟随任先生攻读佛教文献学。先生给我的任务,是一号一号清理敦煌遗书,找出未入藏佛教文献,以为正在编纂的《中华大藏经》所用。有关情况,我在《任先生是怎样培养学生的》一文中有简单记叙:
原来以为这个任务并不难,按照现有敦煌遗书目录进行核对、整理,列出未入藏佛典目录即可。但真正动手才知道,现有的敦煌遗书目录,实在不足以反映敦煌遗书的现实,无法真正依靠。这才明白先生为什么让我一号一号去整理。于是我开始一号一号地阅读、记录、整理、研究。
在整理的过程中,深感没有一个完整、详实、编排科学的目录,对研究者从事相关课题研究是多么不便。敦煌遗书又是中华民族如此重要的珍贵文化遗产,于是萌发自己编一个敦煌遗书目录的想法。我把这个想法向先生汇报,先生非常支持。但敦煌遗书数量巨大,编目工作量非同小可。先生当即决定,由我招聘一名助手,工资由他设法解决。80年代中期,一个文科博士研究生,可以有自己的专用助手,我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接着,先生又向季羡林先生、宁可先生打招呼,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为敦煌目录立项,给予1万元课题经费。80年代中期,那是一笔大数字。
……
开始,我的工作依靠台湾出版的《敦煌宝藏》进行。但是,深入工作才知道,光凭图版无法真切把握敦煌遗书。北京图书馆收藏大量敦煌遗书,能否与北图合作从事这项工作呢?我向北图的有关人士提出,最终未能有积极回音。没有想到,1987年,先生被任命为北图馆长。1988年,我博士毕业。1989年,先生把我调到北图,任善本部副主任。从而为北图敦煌遗书编目铺平了道路。1990年底,北京图书馆敦煌遗书的编目,克服种种障碍,正式启动。但工作量大,缺少人手,依然是一个巨大的困难。最终,这个困难依然是在任先生支持下得到解决,使编目工作得以顺利展开。[③]
我曾经说:国图敦煌遗书的工作,“没有任先生创造的条件,是不可想象的。”完全是一句大实话。
二、四个阶段
任先生组织的国图敦煌遗书的整理,至今为止,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1984年到1990年
如前所述,自跟从任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先生就给我指定了整理敦煌遗书这一任务,并由“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出资为我配备了助手。依据最近从我书库翻寻出来的资料,我当时先后聘请过两位助手,一位叫王子温、一位叫李叆云。至于当时编目的具体情况,我在《任先生是怎样培养学生的》一文中已经有所叙述,在即将付印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序》中还会谈到,为节省篇幅,此处不赘。
(二)1990年到2004年
1989年3月,按照任先生的安排,我从中国社科院调到国图,任善本部副主任。这样,依据原卷推进《国图敦煌总目录》的可能性便浮现出来。在馆长任继愈先生的提议与支持下,《国图敦煌总目录》项目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根據目前資料,从敦煌遗书入藏国图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图已经为馆藏敦煌遗书先后编过8个目录。这8个目录总计收入敦煌遗书约达11000号,约占国图敦煌遗书总数的66%。此时计划编纂的则是第九个目录,拟将国图藏敦煌遗书全部纳入。所以,新的敦煌遗书的编目工作本身既属于国图对馆藏藏品应做的基础工作,也是赓续国图前辈的编目工作而发扬光大。
编目的准备工作,从1990年初善本库搬库工作结束后陆续开始。我们首先清理藏品,并把相关资料全部集中到敦煌库中。比如1990年8月初,把原来散存在新字头柜中的简编号遗书取出登记,集中存放。同年8月16日,把原来存放在战备书库中的新字号敦煌遗书共29号、唐卡(佛画)4幅提存敦煌库。紧接着,我与杜伟生、王扬等几位同仁一起,用大约一周时间把年初善本书库搬家时新发现的两箱敦煌遗书残片[④]逐一清点、分类,作简单登记。1990年10月,清点了当年京师图书馆时期、北平图书馆时期所编纂的各种馆藏敦煌遗书目录的稿本及当年写经组留存的各种资料。
由于国图不少敦煌遗书残破较甚,故编目之前,必须先解决敦煌遗书的修复,否则编目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我把有关情况向任先生汇报。先生指示我:这是一件大事,务必谨慎,只能做好,不能做坏。他让我多听取老专家的意见,并特别指出:冀淑英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有着丰富的经验,要多听她的意见。于是我出面组织了多次敦煌遗书修复论证会,会上,冀淑英、丁瑜等先生对开展敦煌遗书修复工作大力支持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善本部图书修整组长杜伟生同志刚从英国图书馆参加敦煌遗书修复回来,也带来国外的经验与他的思考。国图敦煌遗书修复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敦煌遗书编目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于国图敦煌遗书修复的情况,在我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序》中有所记叙,为节省篇幅,此处不赘。
由于善本部人手不足,按照任先生的指示,我与国图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协调,决定编目工作由双方合作进行。 1990年12月25日,编目工作正式开始,任继愈先生在编目成员全体会议上作动员讲话。
任先生指出:担任国图馆长以来,看到国图保存着许多珍贵资料,但因为没有整理编目,不能公布使用,常以为忧。现在已经具备对敦煌遗书进行编目的条件,感到很高兴。这一编目工作对国内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只有国图的工作人员才有条件承担这一工作。我们应该把它做好,承担起这一责任。
他说:讲到善本,传统重视经史子集。但佛教、道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份。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虽然庞大,收入佛教典籍只有13部300多卷。实际上佛教典籍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仅《赵城金藏》就收经7000卷。所以,以往对传统文化的观点需要改变,要重视对佛教典籍的研究。敦煌遗书中佛教典籍较多,有必要先做好这一部份的工作。现在的编目,就属于基础性的工作,既是对馆藏藏品的基础工作,也是对佛教典籍的基础工作。
他要求参与者不但要学习佛教知识,还要学习隋唐史,要熟悉隋唐的社会,要练就扎实的基本功。希望参加这项工作的年轻人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要急功近利。对自己的发展要有一个规划,要培养自己发展的后劲。他说:参加敦煌遗书编目,实际上就是为自己将来的发展培养后劲。
最后他强调:集体劳动要注意职业道德。不能公布的东西不公布,不能发表的东西不发表。世界很多单位都有类似的规定,要遵守这一规定。不要沾染抢先发表资料的坏学风。[⑤]
肇创初始,工作环境比较艰苦,犹记得春节前那段时间,资料中心的同志黎明、尚林、李德范、李锦绣、孙晓琳等同志克服种种困难,顶风冒雪赶到紫竹院新馆,在狭小的办公室中参加编目的情况。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除了黎明同志外,资料中心的其它同志不再参加。再后来,黎明同志从敦煌资料中心正式调归善本部。
编目工作开展后,工作量大,人手不足的矛盾严重凸显。根据这一情况,任继愈先生决定从“中华大藏经编辑局”抽调人员,参与国图敦煌遗书目录的编纂。先后调来的有赵瑞禾、陈刚、张桂元、牛培昌、余岫云、马彤谨、苏燕荪等。这些人大多是退休人员,唯有最年轻的牛培昌先生是返城知青。其中张桂元女士原是退休工人,其后为了敦煌遗书几乎投入后半生的精力。她虽然只有高中学历,但勤奋努力、细心周全,后来成为我们编目工作的主力之一。她虽然终生没有写过什么专著或论文,但通过长期接触原卷,实际已成为敦煌遗书编目的专家。拿起一件敦煌遗书,她便可以大体鉴别真伪、判定年代,有时可以根据笔迹,大体判定某号残卷属于什么文献,有些遗书甚至可以说出是哪个写经生写的。赵瑞禾先生是青海回京的退休教师,工作执着认真,一丝不苟,一直坚持到著录初稿全部完成。陈刚先生原为武警军级干部,当时已将近70岁,每天与其它工作人员一起朝九晚五,勤勤恳恳,一纸一纸地量,一字一字地抄,一段文字、一段文字地查核原文。诸位先生原来对佛教都不了解,而国图敦煌遗书绝大部份为残破佛经。当时还没有电子版大藏经,我们的工作全部靠人工查阅《大正藏》。为了核对那些残卷到底属于那部经典,先生们翻烂了一部《大正藏》、一部《大正藏索引》。“中华大藏经编辑局”条件有限,给予的待遇非常菲薄,每月只有几十元的补贴。但先生们出于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不计报酬,不计辛劳,执着地投入这一工作,并以今生能够参加这样的文化工程为荣。后来,“中华大藏经编辑局”聘请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老先生因脑溢血逝世,我担心陈刚先生年龄较大,身体又不是很好,经受不了我们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经再三动员,他才很不甘心地退出这一工作。其后,还经常抽空来看看,来坐坐。由于善本部本身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有限,所以《国图敦煌遗书条记目录》的初稿,绝大部份由这些先生完成。这些初稿至今完整保存在我家,看着上面工工整整的铅笔字,私心区区,实不能已。
我于1993年5月调离国图,回到中国社科院。离开前,与善本部签订协议,承诺继续承担编纂《国图敦煌总目录》工作;善本部则承诺给予我在馆时同样的工作条件。该协议经当时主持工作的唐绍明常务副馆长签字生效。此后,我经常到国图去,由于解脱了行政职务,可以安心从事编目。有一段时间,因为家住得较远,又需要集中工作,国图还在招待所给我安排了一间宿舍。但我毕竟已经不是国图的工作人员,许多具体的事情更多地由李际宁挑起重担。其后李际宁担任善本部副主任,工作担子更重,但对《国图敦煌总目录》的编纂从不松懈。黄霞同志除了参与编目外,一直负责敦煌库的管理,在保证敦煌遗书安全方面,作出重要贡献。遗憾的是同样做出重要贡献的黎明同志其后辞职离馆。
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国图敦煌遗书条记目录》的初稿全部完成,国图敦煌特藏的主体部份均已著录,当时能够查得到的文献,大体均已查出,并对部分文献做了录文。
初稿完成以后,到2004年《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大型图录)编辑以前,我们做了这样一些工作:
(1)将全部铅笔手写目录初稿录入电脑。
(2)对初稿原稿与电脑录入稿进行反复校对。
(3)设计数据库,将电脑稿输入数据库。
(4)在数据库中对著录数据进行规范与整合。
1997年,我提出的《敦煌遗书总目》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列为重点项目,社科院先后两次,共计给予12万元课题资助。国图敦煌遗书目录实际是《敦煌遗书总目》的一个组成部份或阶段性成果。社科院这笔费用的拨付使上述输入计算机、建立数据库等工作成为可能。
这一阶段中,在任先生的主持下,国图与江苏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大型图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999年出版了五册,2001年又出版两册,总计七册。配合图录的出版,对相关遗书的条记目录进行修订,纂为定稿。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合作未能继续。
(三)2004年到2012年
2004年下半年,在任继愈先生的推动下,在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詹福瑞先生、副馆长陈力先生,时任善本部主任的张志清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国图敦煌特藏图录的出版再次启动,成立了专门的编辑委员会与出版工作委员会,由任先生担任主编,将图录定名为《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负责出版。
2004年12月21日,时已88岁高龄的任继愈先生与参加图录工作的全体人员见面,并讲了如下一番话:
……文化建设不能那么快就看到明显的效果,可是有所感觉。看报上深圳地铁开通,几十万人挤啊,挤来挤去。咱们看挤公共汽车,一拥而上。有力气的就捷足先登,老弱就被挤下来了。诸如此类。排队时加塞啊,司空见惯。民族文化品位真正地提高不是很快就能够见效,要长期积累才行。不长期积累,光靠突击恐怕不行。搞卫生,大扫除,扫除一阵也就行了。但经常讲卫生,养成讲卫生的习惯,一个民族那才是干净的。我们到日本,那里平常就比较干净,不是客人来了打扫打扫才干净。我们这个工作,说大了是改善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品位的工作。这个工作当时看不到效益,效益在若干年以后慢慢才开始出现。这是慢工,不是速效化肥,投上几天以后苗就返青,就旺了。没有那种效果,但非常重要。
现在我们国家,文科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文科建设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现在我们印刷出版敦煌遗书是开始重视文科的表现,引起注意了。
我们这个工作意义比较重大,因为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部份。文化建设先行部份就是积累资料。这又是一个第一步,就是积累数据。积累资料就好比打仗要粮草先行。文化的粮草就是积累数据。看来,真正的文化高潮大概你们到了中年以后才赶得上,这个世纪的中叶就会看到一些苗子。现在我们做一些准备。就因为开始做准备,这个意义就比较大了。人家还没有注意,我们先走一步,这是很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
再一个是大家都很敬业,这一点我也很佩服。比如我知道黄霞同志并不热爱这件事,但她的敬业精神非常好。这一点我有同感。我来图书馆时,本来想干个两三年就回去了。但来了以后看回不去,既然来了就尽心尽意地做这件事情。(方插话:黄霞倒不是不热爱敦煌。干了这么多年敦煌,她对敦煌非常有感情。但她对佛教没有兴趣。)
大家还要认识到,我们这个工作没有什么显着的引起社会重视啊,出名啊。不像别的人那么照耀啊,那么光辉啊,灿烂啊,没有那种情况。这个要耐得住寂寞。我记得我们编《中华大藏经》,方广锠也在,先后有十二、三年吶,106本。那个书我是主编,大家看书上,没有我的名字,没有出现过。与中华书局订合同时,甲方、乙方,当然有我的名字,那是合同上的,书上没有。最后出目录的时候,讲编纂经过,才提到我怎么参加的,书上也没有。要为了出名的话,花十几年搞这个事情,划不来。实际上我们是为中华文化做贡献,这是我们感到很安逸的地方,这比什么鼓励都好、比什么奖励都好。我们为中华文化出了一份力量,出的力量还是比较长远,很不容易。现在有些流行的书,寿命也就是三五年,甚至于出版以后马上就不行,就销毁了,这样的书很多。我们的书不是这样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所以不要求速效,求实际的。方广锠同志念博士学位的时候,一般是三年毕业,毕业以后打算怎么怎么了。他的工作没有完,论文做起来也不大踏实,他就延长一年,晚毕业。为了这个晚毕业,工作做得挺好。他也没有计较这些。我觉得这很好。人要拿点奉献精神才行。大家要认识这件事情的意义,大家共同共事,对文化建设做一份应尽的工作。这件事,我觉得说伟大也够伟大,说平凡也够平凡。就是这么一件工作,很值得做一做。
现在有这么个机会,国家肯拿出钱来做这件工作。咱们就兢兢业业地把它做好。很高兴看到大家这么认真负责地做这件工作。我也很愉快,了一件心事,完成一件任务。全世界等着我们这个呢,英国、法国都有了,我们的还没有拿出来。而且我们加了一个说明提要(方按:指图录所附《条记目录》),很有意义。这个有什么意义?他们都没有这个东西,我们有。他们是印出来就完了,我们是拿了我们的判断、加上说明,等于一人一个户口本,他的职业、年龄等等。一般的就是一个相片,贴一张相片,而我们有职业、年龄等等,多了一点。顾炎武说著作不一定要求多,要“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者,这样的任务做起来就有意义。《日知录》那本书一条一条的,后来他自己发现前人已说过的,就删掉一些,不是越厚越好。咱们也不要赶时髦。咱们的这件工作就是前人没有来得及做的,后人非做不可的,我们做了这么一件事情。这不是意义很重大吗?这不是很好吗?报材料写什么“填补了空白”,那是随便一说,什么叫空白?咱们这个事情真的是个空白,因为从来没有嘛,外国也没有过,咱们开始做,这就很好嘛。做点实际的,不要图虚名。做一点实事,心里就很踏实。这就不容易。我就这么个想法。少做些后悔的事,心里就健康了,就踏实。做些遗憾的事情,心里也不踏实。
这里谈一点初步的想法。大家要苦几年,把它做完。希望大家共艰苦、共甘苦、共患难。有什么难题,共同解决,一定把它做好。大家有什么要求、愿望,提出来,我愿意为大家服务。不能在第一线像你们那样艰苦地工作,我摇旗呐喊、帮帮忙、协助协助还是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让我们大家共同做好。[⑥]
那天先生开始讲话以后,我才想到应该录音,所以该录音缺失先生讲话的开头部份。先生在讲话中阐明了这项工作的在中华文化建设中的价值与意义。强调要不务虚名,耐得寂寞,不企求荣誉与光辉,惟求为中华文化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奉献。强调不求速效,惟求实际。并针对新组班子中大多数人以前没有接触过敦煌遗书,特地以黄霞同志为例,提倡敬业精神。
配合图录的出版,我们再次对照馆藏敦煌遗书原卷将《国图敦煌遗书条记目录》草稿逐一全部核对,解决遗留问题,正式纂为定稿。2004年,在征求任先生意见之后,我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调到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将《敦煌遗书总目》列为特别资助项目。为了让我有更好的条件做好国图敦煌遗书的工作,2005年,经任先生推荐,国家社科基金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列为特别委托项目。2007年,任先生又同意减轻我在《中华大藏经》承担的工作,以便集中精力来完成国图敦煌遗书整理编目工作。
2009年7月11日,任继愈先生辞世,这对我们是巨大的损失。我们按照先生的教导,不讲名、不讲利,讲工作、讲奉献,不求速效、惟求实际。继续一步一步地将这项工作推向前进。
2012年5月,大型图录《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46册全部出齐。标志着第三阶段顺利结束。
(四)2012年到现在
这一阶段主要进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的定稿与编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共分四卷。分别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分类解说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新旧编号对照卷》。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新旧编号对照卷》约150万字,已于2013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约1600万字,最近即将付印。下余两卷,我们正在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完成。
如我在《任先生是怎样培养学生的》一文中所说:“先生在编纂北图敦煌遗书图录、目录的指导思想方面,给与很多具体的指导。他多次指出:我们做的是工具书,一定要详尽、扎实、正确。不但要让使用者信得过,而且要让人家用得方便。要我在这方面多动动脑子。他还反复强调指出:‘工作要精益求精。不做则罢,做就要做到最好。做过的工作,不要让后人再做第二遍。’这些年,我们的图录、目录编纂工作就是在先生的上述指导思想下展开。北图的敦煌遗书,哪怕一些很小的残片,乃至背面揭下的古代裱补纸,只要有文字,一律收入图录。北图的敦煌遗书目录,将遗书上各种信息,依照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尽量予以著录。就文献而言,我们尽力对遗书上的每一行字都有所交待,以尽可能为研究者提供有关信息。”总之,从1984年到2009年,25年中,我们的每一步工作,都是在先生的指导、支持下完成,有什么困难,都是先生为我们解决。
三、为新文化建设积累资料、培养人才
1964年,任先生受命组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他为宗教所确定了八个字的办所方针:“积累资料,培养人才。”我认为任先生组织、指导、支持国图敦煌遗书的整理,依然贯彻了他的这一方针。
为什么要“积累资料”?任先生对此有深刻的思考。他说:
我们自己几千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建立新国家,首先应该发展生产,然后才是文化建设、思想建设。……。
新中国建立刚五十年,目前我们正处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转折时期。二十一世纪将是经济有长足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民族统一大国取得成效的时期。我们“继往”,继的是五千年文明残烂之“往”;我们“开来”,开的是五千年从未有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未来。
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是迎接二十一世纪,为创建新文化准备充足的思想资料。[⑦]
为中国新文化的崛起而“积累资料”,这也就是他在2004年12月21日所说的“粮草先行”。正因为出于上述思考,任先生提出:“敦煌遗书的佛教文化当然受到应有的重视。”[⑧]他宣布“只有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才有可能摆脱前人的局限,吸收古今中外前人的一切有价值的遗产”[⑨],指明了“积累资料”的方法与目标。
为什么要“培养人才”?
任先生说:
建设中华民族文化,主力军只能依靠中国人自己,客卿(指外国学者——方按)有他们的优势,可以备一格,但不能任主力。……路虽长,靠我们自己走;问题复杂,靠我们自己群体解决,我们的路子会越走越广,前途光明无限。[⑩]
由此,任先生特别注意国图敦煌遗书整理团队的建设,不仅对工作抓得很紧,而且对工作人员有严格的要求。如前所说,先生要求大家要遵守团队工作纪律,要不讲名、不讲利、讲奉献。由于先生的严格要求,几十年来,国图敦煌遗书工作团队真正做到不讲名、不讲利,讲工作、讲奉献。举例而言,2012年,《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图录146册全部出版。这部图录凝结了工作团队从1990年以来共计22年的心血,但国图出版社没有给工作团队支付一分钱稿费,团队的成员也没有一个人提出诸如稿费、报酬之类的要求。坦率说,作为常务副主编,我觉得对不起大家付出的劳动,所以一直惦着要在将来设法予以补偿。但大家却毫无怨言,在此后的工作中,依然心甘情愿,团结一心,奉献奋斗。我为我们这个团队感到自豪。
先生晚年特别关心培养国图敦煌遗书接班人的问题,曾多次要我关注此事、负起责任。有一次还特意交代:一个不够,至少要选两个。先生还把这一层意思告诉了国图有关负责人。我已经离开国图多年,希望国图的敦煌遗书工作能够后继有人。
2016年2月15日於古运河北端
[①] 清宣统元年(1909年),张之洞(1837—1909)掌学部,奏请设立京师图书馆。9月9日,清政府准奏,京师图书馆开始筹备。但未及开馆,清朝便颠覆。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京师图书馆由教育部接管,继续筹备。1912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在北京广化寺正式开馆。1928年6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7月18日,京师图书馆奉大学院令改名为“北平图书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改名为“北京”。北平图书馆移交文化部,改名为“北京图书馆”,英文馆名为“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1998年12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中文名改为“国家图书馆”,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英文馆名不变。
本文为行文方便起见,除特别需要之外,不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名称,一概称之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
[②] 方广锠:《敦煌佛教经录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8月。
[③] 方广锠:《任先生是怎样培养学生的》,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10月。收入《我们心中的任继愈》,中华书局,2010年4月。又收入《随缘做去,直道行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11月。
韦力、拓晓堂所著《古书之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对我如何进入敦煌学领域、由谁指导从事敦煌遗书的编目与研究,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描述。可与本文对照、参看。
[④] 关于这两箱埋没达60年之久的敦煌遗书的“再发现”经过,可参见拙作:《两箱敦煌经卷残片的再发现》,原载台湾《南海》杂志,1998年第9期。略加删节后收入《随缘做去,直道行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11月。未删节原文可见本人博客“水源之行”(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0095t.html)。此外还有另一种说法,则可参见前述《古书之媒》。
[⑤] 1990年12月25日任先生讲话,据李际宁记录稿整理。
[⑥] 任先生讲话,据录音整理。
[⑦] 任继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2月,第1—2页。
[⑧] 同上,第2页。
[⑨] 同上,第2页。
[⑩] 同上,第2页。
摘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2x43v.html
本文拟对任先生怎样组织与指导我们对国图敦煌遗书进行整理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以此纪念先生百年冥寿。
一、缘起
要讲任先生就敦煌遗书对我的指导,要追溯到1983年。
1983年夏天,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宣告成立。作为签字上书、呼吁成立学会的40多位学者之一,任先生参加了这个成立大会。我则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所谓偶然机遇,是因为当时我的专业方向是印度佛教研究,并没有进入敦煌学领域,自然没有参加这个大会的资格。但恰巧当年夏天在敦煌有一个关于佛教因明的研讨会,我被邀参加。而我的硕士导师黄心川先生接到了参加兰州会议的邀请,但他因为某些原因不想参加,就把邀请信交给我,说:两个会议的时间刚好能够衔接,你就代表我去参加吧。这样,敦煌的因明会结束以后,我就来到兰州。由于自己的兴趣是印度佛教,所以到了兰州以后,首先挤出时间与杨化群先生一起跑了一趟甘南拉卜楞寺,目的是想寻访嘉木样一世撰写的《大宗派源流》。据法尊法师介绍,那是一部讲述印度佛教史的藏文典籍,是藏文中论述印度佛教的三部著作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另两部是《多罗那他佛教史》与《布顿佛教史》),且唯有此书,至今尚无汉文译本。前此我刚刚学了一年藏文,此时想把这部著作翻译成汉文,通过翻译更多地掌握印度佛教史的资料,并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藏文水平。但拉卜楞寺之行没有能够得到这本书,我们怏怏返回兰州。杨化群去塔尔寺,我则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大会。
虽说敦煌名气很大,虽说我对莫高窟、敦煌遗书、外国探险家盗宝之类的故事耳熟能详,但毕竟自己的专业不是敦煌学,且仅代替黄先生参会,所以对会议本身没有很重视。记得会议开始,我与李正宇、荣恩奇三人住招待所同一间房。荣恩奇向我承诺,任何时候都可以到他担任馆长的敦煌县博物馆考察所藏的敦煌遗书原件,我则哼哼哈哈答应之。等到自己后来到各地从事敦煌遗书调查,真正切身体验到查看原卷之难,才为当时未能抓住机会去考察敦煌县博物馆所藏敦煌遗书而后悔。
会议期间,任先生由张新鹰陪同,住在兰州宁乐庄。不巧,张新鹰病了,要提前返回北京。他与我商量,让我代他陪同任先生并陪护任先生返京。我自然义不容辞,于是从招待所搬到宁乐庄。会议期间,任先生除了开会就是看书、写文章,几乎没有聊天的时间。但返回北京的火车上,我经常到任先生的软卧去聊天,先生给我讲了敦煌遗书的来龙去脉,特别讲了敦煌遗书在佛教研究中的价值。这时候,我才真正对敦煌遗书重视起来。会议期间看的一些论文、听的一些发言,犹如埋下的种子,此时这颗种子渐渐在心里抽芽。我后来在《敦煌佛教经录辑校》[②]的“前言”中谈到过这段经历。
1984年,我考取任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跟随任先生攻读佛教文献学。先生给我的任务,是一号一号清理敦煌遗书,找出未入藏佛教文献,以为正在编纂的《中华大藏经》所用。有关情况,我在《任先生是怎样培养学生的》一文中有简单记叙:
原来以为这个任务并不难,按照现有敦煌遗书目录进行核对、整理,列出未入藏佛典目录即可。但真正动手才知道,现有的敦煌遗书目录,实在不足以反映敦煌遗书的现实,无法真正依靠。这才明白先生为什么让我一号一号去整理。于是我开始一号一号地阅读、记录、整理、研究。
在整理的过程中,深感没有一个完整、详实、编排科学的目录,对研究者从事相关课题研究是多么不便。敦煌遗书又是中华民族如此重要的珍贵文化遗产,于是萌发自己编一个敦煌遗书目录的想法。我把这个想法向先生汇报,先生非常支持。但敦煌遗书数量巨大,编目工作量非同小可。先生当即决定,由我招聘一名助手,工资由他设法解决。80年代中期,一个文科博士研究生,可以有自己的专用助手,我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接着,先生又向季羡林先生、宁可先生打招呼,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为敦煌目录立项,给予1万元课题经费。80年代中期,那是一笔大数字。
……
开始,我的工作依靠台湾出版的《敦煌宝藏》进行。但是,深入工作才知道,光凭图版无法真切把握敦煌遗书。北京图书馆收藏大量敦煌遗书,能否与北图合作从事这项工作呢?我向北图的有关人士提出,最终未能有积极回音。没有想到,1987年,先生被任命为北图馆长。1988年,我博士毕业。1989年,先生把我调到北图,任善本部副主任。从而为北图敦煌遗书编目铺平了道路。1990年底,北京图书馆敦煌遗书的编目,克服种种障碍,正式启动。但工作量大,缺少人手,依然是一个巨大的困难。最终,这个困难依然是在任先生支持下得到解决,使编目工作得以顺利展开。[③]
我曾经说:国图敦煌遗书的工作,“没有任先生创造的条件,是不可想象的。”完全是一句大实话。
二、四个阶段
任先生组织的国图敦煌遗书的整理,至今为止,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1984年到1990年
如前所述,自跟从任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先生就给我指定了整理敦煌遗书这一任务,并由“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出资为我配备了助手。依据最近从我书库翻寻出来的资料,我当时先后聘请过两位助手,一位叫王子温、一位叫李叆云。至于当时编目的具体情况,我在《任先生是怎样培养学生的》一文中已经有所叙述,在即将付印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序》中还会谈到,为节省篇幅,此处不赘。
(二)1990年到2004年
1989年3月,按照任先生的安排,我从中国社科院调到国图,任善本部副主任。这样,依据原卷推进《国图敦煌总目录》的可能性便浮现出来。在馆长任继愈先生的提议与支持下,《国图敦煌总目录》项目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根據目前資料,从敦煌遗书入藏国图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图已经为馆藏敦煌遗书先后编过8个目录。这8个目录总计收入敦煌遗书约达11000号,约占国图敦煌遗书总数的66%。此时计划编纂的则是第九个目录,拟将国图藏敦煌遗书全部纳入。所以,新的敦煌遗书的编目工作本身既属于国图对馆藏藏品应做的基础工作,也是赓续国图前辈的编目工作而发扬光大。
编目的准备工作,从1990年初善本库搬库工作结束后陆续开始。我们首先清理藏品,并把相关资料全部集中到敦煌库中。比如1990年8月初,把原来散存在新字头柜中的简编号遗书取出登记,集中存放。同年8月16日,把原来存放在战备书库中的新字号敦煌遗书共29号、唐卡(佛画)4幅提存敦煌库。紧接着,我与杜伟生、王扬等几位同仁一起,用大约一周时间把年初善本书库搬家时新发现的两箱敦煌遗书残片[④]逐一清点、分类,作简单登记。1990年10月,清点了当年京师图书馆时期、北平图书馆时期所编纂的各种馆藏敦煌遗书目录的稿本及当年写经组留存的各种资料。
由于国图不少敦煌遗书残破较甚,故编目之前,必须先解决敦煌遗书的修复,否则编目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我把有关情况向任先生汇报。先生指示我:这是一件大事,务必谨慎,只能做好,不能做坏。他让我多听取老专家的意见,并特别指出:冀淑英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有着丰富的经验,要多听她的意见。于是我出面组织了多次敦煌遗书修复论证会,会上,冀淑英、丁瑜等先生对开展敦煌遗书修复工作大力支持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善本部图书修整组长杜伟生同志刚从英国图书馆参加敦煌遗书修复回来,也带来国外的经验与他的思考。国图敦煌遗书修复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敦煌遗书编目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于国图敦煌遗书修复的情况,在我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序》中有所记叙,为节省篇幅,此处不赘。
由于善本部人手不足,按照任先生的指示,我与国图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协调,决定编目工作由双方合作进行。 1990年12月25日,编目工作正式开始,任继愈先生在编目成员全体会议上作动员讲话。
任先生指出:担任国图馆长以来,看到国图保存着许多珍贵资料,但因为没有整理编目,不能公布使用,常以为忧。现在已经具备对敦煌遗书进行编目的条件,感到很高兴。这一编目工作对国内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只有国图的工作人员才有条件承担这一工作。我们应该把它做好,承担起这一责任。
他说:讲到善本,传统重视经史子集。但佛教、道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份。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虽然庞大,收入佛教典籍只有13部300多卷。实际上佛教典籍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仅《赵城金藏》就收经7000卷。所以,以往对传统文化的观点需要改变,要重视对佛教典籍的研究。敦煌遗书中佛教典籍较多,有必要先做好这一部份的工作。现在的编目,就属于基础性的工作,既是对馆藏藏品的基础工作,也是对佛教典籍的基础工作。
他要求参与者不但要学习佛教知识,还要学习隋唐史,要熟悉隋唐的社会,要练就扎实的基本功。希望参加这项工作的年轻人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要急功近利。对自己的发展要有一个规划,要培养自己发展的后劲。他说:参加敦煌遗书编目,实际上就是为自己将来的发展培养后劲。
最后他强调:集体劳动要注意职业道德。不能公布的东西不公布,不能发表的东西不发表。世界很多单位都有类似的规定,要遵守这一规定。不要沾染抢先发表资料的坏学风。[⑤]
肇创初始,工作环境比较艰苦,犹记得春节前那段时间,资料中心的同志黎明、尚林、李德范、李锦绣、孙晓琳等同志克服种种困难,顶风冒雪赶到紫竹院新馆,在狭小的办公室中参加编目的情况。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除了黎明同志外,资料中心的其它同志不再参加。再后来,黎明同志从敦煌资料中心正式调归善本部。
编目工作开展后,工作量大,人手不足的矛盾严重凸显。根据这一情况,任继愈先生决定从“中华大藏经编辑局”抽调人员,参与国图敦煌遗书目录的编纂。先后调来的有赵瑞禾、陈刚、张桂元、牛培昌、余岫云、马彤谨、苏燕荪等。这些人大多是退休人员,唯有最年轻的牛培昌先生是返城知青。其中张桂元女士原是退休工人,其后为了敦煌遗书几乎投入后半生的精力。她虽然只有高中学历,但勤奋努力、细心周全,后来成为我们编目工作的主力之一。她虽然终生没有写过什么专著或论文,但通过长期接触原卷,实际已成为敦煌遗书编目的专家。拿起一件敦煌遗书,她便可以大体鉴别真伪、判定年代,有时可以根据笔迹,大体判定某号残卷属于什么文献,有些遗书甚至可以说出是哪个写经生写的。赵瑞禾先生是青海回京的退休教师,工作执着认真,一丝不苟,一直坚持到著录初稿全部完成。陈刚先生原为武警军级干部,当时已将近70岁,每天与其它工作人员一起朝九晚五,勤勤恳恳,一纸一纸地量,一字一字地抄,一段文字、一段文字地查核原文。诸位先生原来对佛教都不了解,而国图敦煌遗书绝大部份为残破佛经。当时还没有电子版大藏经,我们的工作全部靠人工查阅《大正藏》。为了核对那些残卷到底属于那部经典,先生们翻烂了一部《大正藏》、一部《大正藏索引》。“中华大藏经编辑局”条件有限,给予的待遇非常菲薄,每月只有几十元的补贴。但先生们出于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不计报酬,不计辛劳,执着地投入这一工作,并以今生能够参加这样的文化工程为荣。后来,“中华大藏经编辑局”聘请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老先生因脑溢血逝世,我担心陈刚先生年龄较大,身体又不是很好,经受不了我们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经再三动员,他才很不甘心地退出这一工作。其后,还经常抽空来看看,来坐坐。由于善本部本身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有限,所以《国图敦煌遗书条记目录》的初稿,绝大部份由这些先生完成。这些初稿至今完整保存在我家,看着上面工工整整的铅笔字,私心区区,实不能已。
我于1993年5月调离国图,回到中国社科院。离开前,与善本部签订协议,承诺继续承担编纂《国图敦煌总目录》工作;善本部则承诺给予我在馆时同样的工作条件。该协议经当时主持工作的唐绍明常务副馆长签字生效。此后,我经常到国图去,由于解脱了行政职务,可以安心从事编目。有一段时间,因为家住得较远,又需要集中工作,国图还在招待所给我安排了一间宿舍。但我毕竟已经不是国图的工作人员,许多具体的事情更多地由李际宁挑起重担。其后李际宁担任善本部副主任,工作担子更重,但对《国图敦煌总目录》的编纂从不松懈。黄霞同志除了参与编目外,一直负责敦煌库的管理,在保证敦煌遗书安全方面,作出重要贡献。遗憾的是同样做出重要贡献的黎明同志其后辞职离馆。
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国图敦煌遗书条记目录》的初稿全部完成,国图敦煌特藏的主体部份均已著录,当时能够查得到的文献,大体均已查出,并对部分文献做了录文。
初稿完成以后,到2004年《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大型图录)编辑以前,我们做了这样一些工作:
(1)将全部铅笔手写目录初稿录入电脑。
(2)对初稿原稿与电脑录入稿进行反复校对。
(3)设计数据库,将电脑稿输入数据库。
(4)在数据库中对著录数据进行规范与整合。
1997年,我提出的《敦煌遗书总目》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列为重点项目,社科院先后两次,共计给予12万元课题资助。国图敦煌遗书目录实际是《敦煌遗书总目》的一个组成部份或阶段性成果。社科院这笔费用的拨付使上述输入计算机、建立数据库等工作成为可能。
这一阶段中,在任先生的主持下,国图与江苏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大型图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999年出版了五册,2001年又出版两册,总计七册。配合图录的出版,对相关遗书的条记目录进行修订,纂为定稿。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合作未能继续。
(三)2004年到2012年
2004年下半年,在任继愈先生的推动下,在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詹福瑞先生、副馆长陈力先生,时任善本部主任的张志清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国图敦煌特藏图录的出版再次启动,成立了专门的编辑委员会与出版工作委员会,由任先生担任主编,将图录定名为《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负责出版。
2004年12月21日,时已88岁高龄的任继愈先生与参加图录工作的全体人员见面,并讲了如下一番话:
……文化建设不能那么快就看到明显的效果,可是有所感觉。看报上深圳地铁开通,几十万人挤啊,挤来挤去。咱们看挤公共汽车,一拥而上。有力气的就捷足先登,老弱就被挤下来了。诸如此类。排队时加塞啊,司空见惯。民族文化品位真正地提高不是很快就能够见效,要长期积累才行。不长期积累,光靠突击恐怕不行。搞卫生,大扫除,扫除一阵也就行了。但经常讲卫生,养成讲卫生的习惯,一个民族那才是干净的。我们到日本,那里平常就比较干净,不是客人来了打扫打扫才干净。我们这个工作,说大了是改善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品位的工作。这个工作当时看不到效益,效益在若干年以后慢慢才开始出现。这是慢工,不是速效化肥,投上几天以后苗就返青,就旺了。没有那种效果,但非常重要。
现在我们国家,文科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文科建设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现在我们印刷出版敦煌遗书是开始重视文科的表现,引起注意了。
我们这个工作意义比较重大,因为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部份。文化建设先行部份就是积累资料。这又是一个第一步,就是积累数据。积累资料就好比打仗要粮草先行。文化的粮草就是积累数据。看来,真正的文化高潮大概你们到了中年以后才赶得上,这个世纪的中叶就会看到一些苗子。现在我们做一些准备。就因为开始做准备,这个意义就比较大了。人家还没有注意,我们先走一步,这是很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
再一个是大家都很敬业,这一点我也很佩服。比如我知道黄霞同志并不热爱这件事,但她的敬业精神非常好。这一点我有同感。我来图书馆时,本来想干个两三年就回去了。但来了以后看回不去,既然来了就尽心尽意地做这件事情。(方插话:黄霞倒不是不热爱敦煌。干了这么多年敦煌,她对敦煌非常有感情。但她对佛教没有兴趣。)
大家还要认识到,我们这个工作没有什么显着的引起社会重视啊,出名啊。不像别的人那么照耀啊,那么光辉啊,灿烂啊,没有那种情况。这个要耐得住寂寞。我记得我们编《中华大藏经》,方广锠也在,先后有十二、三年吶,106本。那个书我是主编,大家看书上,没有我的名字,没有出现过。与中华书局订合同时,甲方、乙方,当然有我的名字,那是合同上的,书上没有。最后出目录的时候,讲编纂经过,才提到我怎么参加的,书上也没有。要为了出名的话,花十几年搞这个事情,划不来。实际上我们是为中华文化做贡献,这是我们感到很安逸的地方,这比什么鼓励都好、比什么奖励都好。我们为中华文化出了一份力量,出的力量还是比较长远,很不容易。现在有些流行的书,寿命也就是三五年,甚至于出版以后马上就不行,就销毁了,这样的书很多。我们的书不是这样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所以不要求速效,求实际的。方广锠同志念博士学位的时候,一般是三年毕业,毕业以后打算怎么怎么了。他的工作没有完,论文做起来也不大踏实,他就延长一年,晚毕业。为了这个晚毕业,工作做得挺好。他也没有计较这些。我觉得这很好。人要拿点奉献精神才行。大家要认识这件事情的意义,大家共同共事,对文化建设做一份应尽的工作。这件事,我觉得说伟大也够伟大,说平凡也够平凡。就是这么一件工作,很值得做一做。
现在有这么个机会,国家肯拿出钱来做这件工作。咱们就兢兢业业地把它做好。很高兴看到大家这么认真负责地做这件工作。我也很愉快,了一件心事,完成一件任务。全世界等着我们这个呢,英国、法国都有了,我们的还没有拿出来。而且我们加了一个说明提要(方按:指图录所附《条记目录》),很有意义。这个有什么意义?他们都没有这个东西,我们有。他们是印出来就完了,我们是拿了我们的判断、加上说明,等于一人一个户口本,他的职业、年龄等等。一般的就是一个相片,贴一张相片,而我们有职业、年龄等等,多了一点。顾炎武说著作不一定要求多,要“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者,这样的任务做起来就有意义。《日知录》那本书一条一条的,后来他自己发现前人已说过的,就删掉一些,不是越厚越好。咱们也不要赶时髦。咱们的这件工作就是前人没有来得及做的,后人非做不可的,我们做了这么一件事情。这不是意义很重大吗?这不是很好吗?报材料写什么“填补了空白”,那是随便一说,什么叫空白?咱们这个事情真的是个空白,因为从来没有嘛,外国也没有过,咱们开始做,这就很好嘛。做点实际的,不要图虚名。做一点实事,心里就很踏实。这就不容易。我就这么个想法。少做些后悔的事,心里就健康了,就踏实。做些遗憾的事情,心里也不踏实。
这里谈一点初步的想法。大家要苦几年,把它做完。希望大家共艰苦、共甘苦、共患难。有什么难题,共同解决,一定把它做好。大家有什么要求、愿望,提出来,我愿意为大家服务。不能在第一线像你们那样艰苦地工作,我摇旗呐喊、帮帮忙、协助协助还是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让我们大家共同做好。[⑥]
那天先生开始讲话以后,我才想到应该录音,所以该录音缺失先生讲话的开头部份。先生在讲话中阐明了这项工作的在中华文化建设中的价值与意义。强调要不务虚名,耐得寂寞,不企求荣誉与光辉,惟求为中华文化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奉献。强调不求速效,惟求实际。并针对新组班子中大多数人以前没有接触过敦煌遗书,特地以黄霞同志为例,提倡敬业精神。
配合图录的出版,我们再次对照馆藏敦煌遗书原卷将《国图敦煌遗书条记目录》草稿逐一全部核对,解决遗留问题,正式纂为定稿。2004年,在征求任先生意见之后,我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调到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将《敦煌遗书总目》列为特别资助项目。为了让我有更好的条件做好国图敦煌遗书的工作,2005年,经任先生推荐,国家社科基金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列为特别委托项目。2007年,任先生又同意减轻我在《中华大藏经》承担的工作,以便集中精力来完成国图敦煌遗书整理编目工作。
2009年7月11日,任继愈先生辞世,这对我们是巨大的损失。我们按照先生的教导,不讲名、不讲利,讲工作、讲奉献,不求速效、惟求实际。继续一步一步地将这项工作推向前进。
2012年5月,大型图录《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46册全部出齐。标志着第三阶段顺利结束。
(四)2012年到现在
这一阶段主要进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的定稿与编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共分四卷。分别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分类解说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新旧编号对照卷》。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新旧编号对照卷》约150万字,已于2013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约1600万字,最近即将付印。下余两卷,我们正在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完成。
如我在《任先生是怎样培养学生的》一文中所说:“先生在编纂北图敦煌遗书图录、目录的指导思想方面,给与很多具体的指导。他多次指出:我们做的是工具书,一定要详尽、扎实、正确。不但要让使用者信得过,而且要让人家用得方便。要我在这方面多动动脑子。他还反复强调指出:‘工作要精益求精。不做则罢,做就要做到最好。做过的工作,不要让后人再做第二遍。’这些年,我们的图录、目录编纂工作就是在先生的上述指导思想下展开。北图的敦煌遗书,哪怕一些很小的残片,乃至背面揭下的古代裱补纸,只要有文字,一律收入图录。北图的敦煌遗书目录,将遗书上各种信息,依照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尽量予以著录。就文献而言,我们尽力对遗书上的每一行字都有所交待,以尽可能为研究者提供有关信息。”总之,从1984年到2009年,25年中,我们的每一步工作,都是在先生的指导、支持下完成,有什么困难,都是先生为我们解决。
三、为新文化建设积累资料、培养人才
1964年,任先生受命组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他为宗教所确定了八个字的办所方针:“积累资料,培养人才。”我认为任先生组织、指导、支持国图敦煌遗书的整理,依然贯彻了他的这一方针。
为什么要“积累资料”?任先生对此有深刻的思考。他说:
我们自己几千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建立新国家,首先应该发展生产,然后才是文化建设、思想建设。……。
新中国建立刚五十年,目前我们正处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转折时期。二十一世纪将是经济有长足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民族统一大国取得成效的时期。我们“继往”,继的是五千年文明残烂之“往”;我们“开来”,开的是五千年从未有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未来。
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是迎接二十一世纪,为创建新文化准备充足的思想资料。[⑦]
为中国新文化的崛起而“积累资料”,这也就是他在2004年12月21日所说的“粮草先行”。正因为出于上述思考,任先生提出:“敦煌遗书的佛教文化当然受到应有的重视。”[⑧]他宣布“只有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才有可能摆脱前人的局限,吸收古今中外前人的一切有价值的遗产”[⑨],指明了“积累资料”的方法与目标。
为什么要“培养人才”?
任先生说:
建设中华民族文化,主力军只能依靠中国人自己,客卿(指外国学者——方按)有他们的优势,可以备一格,但不能任主力。……路虽长,靠我们自己走;问题复杂,靠我们自己群体解决,我们的路子会越走越广,前途光明无限。[⑩]
由此,任先生特别注意国图敦煌遗书整理团队的建设,不仅对工作抓得很紧,而且对工作人员有严格的要求。如前所说,先生要求大家要遵守团队工作纪律,要不讲名、不讲利、讲奉献。由于先生的严格要求,几十年来,国图敦煌遗书工作团队真正做到不讲名、不讲利,讲工作、讲奉献。举例而言,2012年,《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图录146册全部出版。这部图录凝结了工作团队从1990年以来共计22年的心血,但国图出版社没有给工作团队支付一分钱稿费,团队的成员也没有一个人提出诸如稿费、报酬之类的要求。坦率说,作为常务副主编,我觉得对不起大家付出的劳动,所以一直惦着要在将来设法予以补偿。但大家却毫无怨言,在此后的工作中,依然心甘情愿,团结一心,奉献奋斗。我为我们这个团队感到自豪。
先生晚年特别关心培养国图敦煌遗书接班人的问题,曾多次要我关注此事、负起责任。有一次还特意交代:一个不够,至少要选两个。先生还把这一层意思告诉了国图有关负责人。我已经离开国图多年,希望国图的敦煌遗书工作能够后继有人。
2016年2月15日於古运河北端
[①] 清宣统元年(1909年),张之洞(1837—1909)掌学部,奏请设立京师图书馆。9月9日,清政府准奏,京师图书馆开始筹备。但未及开馆,清朝便颠覆。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京师图书馆由教育部接管,继续筹备。1912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在北京广化寺正式开馆。1928年6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7月18日,京师图书馆奉大学院令改名为“北平图书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改名为“北京”。北平图书馆移交文化部,改名为“北京图书馆”,英文馆名为“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1998年12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中文名改为“国家图书馆”,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英文馆名不变。
本文为行文方便起见,除特别需要之外,不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名称,一概称之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
[②] 方广锠:《敦煌佛教经录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8月。
[③] 方广锠:《任先生是怎样培养学生的》,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10月。收入《我们心中的任继愈》,中华书局,2010年4月。又收入《随缘做去,直道行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11月。
韦力、拓晓堂所著《古书之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对我如何进入敦煌学领域、由谁指导从事敦煌遗书的编目与研究,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描述。可与本文对照、参看。
[④] 关于这两箱埋没达60年之久的敦煌遗书的“再发现”经过,可参见拙作:《两箱敦煌经卷残片的再发现》,原载台湾《南海》杂志,1998年第9期。略加删节后收入《随缘做去,直道行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11月。未删节原文可见本人博客“水源之行”(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0095t.html)。此外还有另一种说法,则可参见前述《古书之媒》。
[⑤] 1990年12月25日任先生讲话,据李际宁记录稿整理。
[⑥] 任先生讲话,据录音整理。
[⑦] 任继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2月,第1—2页。
[⑧] 同上,第2页。
[⑨] 同上,第2页。
[⑩] 同上,第2页。
摘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2x43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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