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兰德和她创造的世界》前言

                
                
1982年，安·兰德在她位于纽约玛瑞山（Murray Hill）的公寓中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她在我生活的城市讲学、著述，度过了她最后三十年的岁月。对我而言，她是一种耳熟能详的存在，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创作的小说我当时只知道两部，一部是《源泉》，另一部是《阿特拉斯耸耸肩》。在缺乏可靠根据的情况下，我想当然地认为这两本小说属于粗制滥造之作或宣传材料。这两本小说对我的一些熟人产生了一种令人困惑不解的影响，他们开始谈论“赚到的东西和没有赚到的东西”、“自由市场与自由思想”以及一个名叫约翰·高尔特的个人主义主人公。此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移居纽约的时候，我一直在埋头阅读E.L.达科特罗（E.L.Doctorow）、J.M.凯恩斯（J.M.Keynes）和利脱·马格仁斯（Little Magazines）的著作。
就这样，与安·兰德的大多数读者不同，我邂逅她的著作时并非一个黄毛丫头，而是已经年届不惑。当时，我在一家金融杂志社任编辑。苏兹·奥尔曼是一个投稿者，他给我看了一个两千字的段落。这个段落就是弗兰西斯科·德安克尼亚著名的“金钱演说”，出自《阿特拉斯耸耸肩》。“那么你们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作为资本家的主人公弗兰西斯科向一群“新政”类型的说客及官僚发问道：“你们曾经追问过什么是金钱之源吗？”在某种程度上，兰德的回答是这样的：金钱是一个社会的“工具和符号”；这个社会建立在相互自愿的贸易之上，而非强制劳动、政府职责或战争之上。“但金钱只是一种工具，”她写道，“它可以把你带到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但它不会取代你成为驾驭者。它会赋予你满足自己欲望的手段，但它不会赋予你欲望。”奥尔曼作了如下注释：这就是她在我正在编辑的随笔中试图加以表达的东西。
这个段落以一种让我吃惊的方式为无限的财富辩护。这种辩护方式合乎逻辑，具有独创性和复杂性，虽然略显傲慢，但写得很美。我了解到，兰德经常用这一长段来测试潜在的新信徒的智力与文学敏感性。接受过测试的人中有艾伦·格林斯潘，他是她最著名的信徒。接下来，我狼吞虎咽地阅读了她的小说。再后来，我又阅读了她的演说、随笔、信件、日记、电影剧本和剧院剧本（第439页有一个收录了她所有已出版著作的清单）。虽然有很多疑问和保留意见，但我还是成了她的一个热烈崇拜者。
尽管兰德几乎没在大学里教过书，但那些多为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新读者总是能搞到她的书。《源泉》（1943年出版）与《阿特拉斯耸耸肩》（1957年出版）一年能售出三十多万本，堪与畅销书匹敌。大萧条近乎是《阿特拉斯耸耸肩》的背景。最近，在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中，她最后且最雄心勃勃的一本书的销量几乎翻了三倍。在美国，这两本书共售出了一千三百多万本。
                
                 
由于兰德的大多数读者是在其成长期和她的著作邂逅的，因而深受她影响的美国人多达三代。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她著作中引发争论的主题和生动、浪漫的场景令她声名鹊起。在五六十年代，她吸引了一个年轻的右派崇拜者群体。在七八十年代，她不仅成了自由主义的指导者，也成了白宫经济政策的指导者。1991年，在国会图书馆与每月一书俱乐部（Book of the Month Club）共同发起的一次调查中，美国人称《阿特拉斯耸耸肩》是对他们生活影响最大的书之一（仅次于《圣经》）。1998年，现代图书馆（Modern Library）请读者列举二十世纪一百部最伟大的著作。在排行榜上，《阿特拉斯耸耸肩》位列第一，《源泉》位列第二，《颂歌》位列第七，《我们活着的人》位列第八，排在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愤怒的葡萄》和《尤利西斯》之前。她为极端个人主义和作为资本家的一种德性的自私进行了辩护，这为她赢得了当代许多公开的拥护者。这些拥护者不仅包括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前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参加了2008年总统竞选的众议员罗恩·保罗，自由党创建人约翰·哈斯普斯，《华尔街日报》主笔斯蒂芬·摩尔，艾伦·格林斯潘，甚至还包括了克里斯·马修斯。克里斯·马修斯是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新闻评论员、开明的众议员泰普·奥尼尔（Tip ONeill）的前行政助理。《福布斯》与《财富》曾正式将兰德称为硅谷年轻的创业者、游戏理论家、国际象棋大师们的女英雄。然而，她并不处于美国受人尊敬的自由实践者和社会批评家之列。不仅如此，在她去世二十五年后，她小说的大部分读者已经对她知之甚少。
兰德不仅出生在俄国，就连她的气质也是俄国式的。她出生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期间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当布尔什维克革命颠覆她的家乡圣彼得堡时，她才十二岁。不仅如此，布尔什维克革命还导致她的家庭南逃，使她重新陷入贫困，忍饥挨饿。虽然在读者的印象中，她的性格和主题无疑是美国式的，但构成了她最好、最出名著作基础的，却是她对俄国专制的仇恨。她的信徒曾经常声称，她在精神上生而为一个美国人，只是在其成长岁月里，才陷入一块黑暗、异己的斯拉夫土地。我曾试图论证俄国、犹太的文化与历史是如何为她的性格和著作赋予最有趣的特征的。
                
                
1926年，兰德从苏俄移居美国。当时，她的英语水平并不高，却要从事写作事业。她早期在美国虽然颇为艰难，但并没有后来声称的那么不堪。在《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一篇后记里，她写道：“没有人帮我，并且我也不认为有人有责任帮我。”实际上，很多人帮过她。我不仅调查出她与很多合作者有联系，也调查出她与其所处时代的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作家有联系。
回望美国工业巨子镀金时代，兰德想成为那样一种美国乌托邦的设计师，但就像很多俄国前辈那样，她是一个非常敏锐的社会批评家，而非一个空想家。作为自由美国经济、政治假说的解构者，她凭借二十世纪俄国历史的背景而受到重视，显示出惊人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她关于合理的自私、利己主义和不加管制的资本主义的自信计划，她发现并戳穿怯懦、不公、伪善的能力与其意识形态对手查尔斯·狄更斯一样犀利，一样强烈。
和狄更斯一样，兰德的艺术也属于情节剧的艺术。事实上，她是一位阐释二十世纪社会冲突的十九世纪小说家。在富有和贫穷、政府权力与自治权、安全与自由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的今天，她的小说和她最好的随笔，都很值得一读。
由于我并不拥护安·兰德的思想，加利福尼亚州欧文的安·兰德学会拒绝让我查阅那里保存的兰德资料，其中包括她未发表的信件和日记、大事年表、照片及其他文件。尽管如此，我仍然能够给她的生平记录增添许多新内容。一个俄罗斯的研究组在俄罗斯政府档案馆进行过详尽的研究，提供了很有料的新信息，记述她的犹太人双亲和祖先在排犹主义的俄罗斯帝国生活，自由受到限制；她早年在圣彼得堡和克里米亚接受教育，以及她在俄国革命期间的经历。这些年我听了安·兰德研究所档案员提供的演说、采访和讲座的六份未公开发表过的磁带录音，还前所未有地取得了长达四十小时的磁带录音，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芭芭拉·布兰登关于兰德生平的访谈记录，它们都详细地描述了这位作家的童年和麻烦不断的青年时代。《信息自由法》文件清楚说明了她来到美国最初几年的情况等等，并有助于解释她为何在1929年这个时间与丈夫弗兰克·奥康纳结婚。记者杰夫·沃克和收藏家马克·施瓦布让我听了兰德的朋友的私人访谈录音，时间跨度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许多人现在已去世，他们的评论暗示了兰德性格的一些新侧面。我对兰德目前在世的美国亲属、密友、雇员和论敌进行了五十多次访谈，他们多数年长，其中包括与她以前的门徒兼情人纳撒尼尔·布兰登的三次长时间访谈。我阅读了写给兰德的信件原稿和有关其追随者的信件原稿，以及存放于国会图书馆的兰德的四部小说的草稿和长条校样，更深入地了解了她。这些信件存放在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收藏室：好莱坞、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特区、阿拉巴马州的奥本、亚利桑那州的斯科茨代尔、犹他州的普罗沃、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明顿和爱荷华州的西布兰奇。
兰德精力充沛、努力奋斗、才华横溢、恃才傲物而冷酷无情，如她笔下的主人公们一般有精深的造诣，最终却自我毁灭。我们在相信她的思想之前，必须先理解她。
安妮·C.海勒
200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