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昌碩治印

                
                
文：李夢
上周與香港數十位書畫愛好者去杭州，參與西泠印社與香港集古齋合作的「西泠學堂」暑期遊學活動。之前去杭州，要麼與家人朋友在西湖邊閒逛賞月看花，要麼因公出差行程匆匆，倒真是沒有太多機會接觸西泠印社的金石傳奇。
此次遊學，在西泠印社旁小住幾日，白天在社內題襟館跟隨名師學習姓名印和肖形印的製法，夜晚游西湖，垂柳夏荷之間，找到不少古人遺存的名物，真真覺得錢塘地靈，淡妝濃抹，暗藏無垠情致。
此次來杭之前，我對於西泠印社的印象，一是那扇綠蔭掩映的石門，另外則是弘一法師當年出家前，曾經將自己的大半藏印都捐給了這座「天下第一名社」。雖說去年春天香港曾經舉辦「西泠印社創社四君子暨歷任社長書畫篆刻作品展」，但我直到這次遊學活動開始之後，才稱得上對於西泠印社首任社長吳昌碩的篆刻作品，有了些許淺薄的認知。
                
                
今年六月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開幕的吳昌碩書法篆刻作品展，取名「鐵筆生花」，頗能恰切形容這位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書畫名家作品的特征。生於浙江鄉間讀書人家的吳昌碩自小跟隨父親學習印刻，自此大半生，「與印不一日離」。雖說他的書畫與篆刻技藝皆精，但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其篆刻功力在書畫之上：「人說我善作畫，其實我的書法比畫好，而我的篆刻更勝於書法。」
吳昌碩之所以如此強調篆刻之於其藝術創作生涯的影響，一則因為他研習篆刻的時間最長，二來也因為篆刻對於他後來在書法及繪畫領域的探索頗有助益。他將上承西周金文、下啟秦代小篆的石鼓文用在印章篆刻上，而這樣質拙古樸的筆法也隨之用在書畫作品中，以至於印與書畫，「相輔而行」。
                
                
中國的篆刻藝術興起至今已有千年，秦漢時尤為盛行，故而有「印宗秦漢」一說。在那之後，篆刻的技巧不斷演進，由實用的物品轉向鑒賞與收藏的對象，而工藝化的傾向亦愈發嚴重：製印人不再關心印章文字的意涵，也不怎麼看重書法與篆刻的關聯，而是單純關注篆刻技巧，似乎只要將線條刻得漂亮，便能造出一方好印。而在吳昌碩看來，「印外有印」，要想篆刻技藝精益求精，單靠刀工並不夠，也要觸類旁通，在書畫筆法與風格上多加留心。
因此，我們今天看吳昌碩的篆刻作品，見到的並不盡是工整無瑕的作品。他並不要求自己的篆刻作品必得左右對稱、線條均衡、完美周全，而是因應時間、場合與心境而調整，故而其印章中方寸間常見變化，字與字之間，甚至單個字的筆畫與筆畫之間都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常常有濃淡、虛實與方圓的對照，甚至他會將原本完好圓整的印章有意做出「殘破」的效果，以與出土漢印的古樸渾厚兩相應和。誠如我們欣賞書法作品的時候，單單見到筆畫與佈局皆工整的作品並不至於稱奇，反倒是那些流暢率性、不拘小節的創作，每每令觀者眼前一亮。
                
                
且以吳昌碩的一方「缶廬」印為例。「缶廬」是藝術家的書齋名，他本人也常常以「老缶」自居。「缶」是古代器物的一種，形狀古樸，器身上的裝飾與花紋也不多。而吳昌碩以「缶」自比，正是看重這件器物的古樸與簡約，寄望自己的藝術創作同樣能在華麗紛亂的情形中抱持清醒、獨立與天真。
這枚「缶廬」印也如器物一般質拙，筆畫遒勁有力，造型求新奇，手做「殘破處」十分顯眼，是古代石鼓文的再現，也是藝術家自身喜好與信念的承載。吳昌碩一生專注藝術探索，創作眾多，去世後竟將眾多作品無償捐給西泠印社，這又可說是另一種為人處事的「質拙」與「素樸」了。
在中國傳統藝術的情境中，有「書畫同源」的講法，意在強調不論圖畫抑或文字，但凡用毛筆所寫，每每強調線條的力道、美感與章法。在吳昌碩等人牽引出的浙派篆刻及之後的各流派風格中，線條之於篆刻之美同樣不可忽視。線條將原本或方或圓的印面分割成大小不等的空間，不同空間之間的交疊與互動衍生出諸多姿態，或急或徐，或動或靜，或濃或淡，真可謂方寸之間，得氣象萬千。
（原文刊於香港《大公報》副刊「大公園」，2018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