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创刊号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不是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上)
作者:万毓泽
1前言
法国经济学者皮凯提(Thomas Piketty)于2013年9月在法国出版《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半年内卖了五万本;2014年3月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后,更是不到两个月就卖掉八万本(还不含一万两千本的电子书销量)。这种销量对严肃的学术著作而言,可说是天文数字。皮凯提本人也因此成为举世瞩目的“公共知识分子”,全球演讲邀约不断。
由于这本书的书名是《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似乎有向马克思的《资本论》致敬的意味,再加上皮凯提的父母曾是法国老牌托派团体“工人斗争”(Lutte ouvrière)的成员,更容易让人产生皮凯提是左翼经济学者的印象。皮凯提是法国社会党成员,2006年和2012年都曾协助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竞选。他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是不是“左翼”或许见仁见智,但本文将指出,他的研究取径与理论架构和马克思几乎没有共通之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资本论》的延续或更新。
2《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主要论点
皮凯提的主要论点可归结如下。首先,他提出两条“资本主义基本规律”及一条“资本主义核心矛盾”,认为财富和所得的(益趋)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且正在恶化。不平等扩大的主因是以利润、利息、地租等形式出现的资本所得(capital income)(非劳动所得)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而“遗产继承”又使不平等的状况恶化(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不是“白手起家”,而是“祖上积德”)。于是,当代资本主义越来越接近“靠爸”(patrimonial)资本主义。为了矫治资本主义的弊病,皮凯提主张透过大幅的税制改革,重新建立“社会国”(social state),否则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威胁民主社会本身。以下再针对两条“资本主义基本规律”及一条“资本主义核心矛盾”略做说明。
“资本主义第一条基本规律”是α(资本所得∕国民所得比)= r(资本报酬率)× β(资本∕所得比)。与其说这是“基本规律”,不如说这是一条计算公式,用来衡量α值的高低。α越高,代表社会中靠“资本”累积而来的财富比例越高。除了1910-1950年这段时间外,β呈现大幅提高的趋势(见第五章的讨论),而r又几乎不变,因此α也趋向提高。请注意,皮凯提(2014: 52)认为这条“规律”可以“应用于各历史时期的所有社会”,也就是不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后文会回来讨论这个问题。
“资本主义第二条基本规律”是β(资本∕所得比)= s(储蓄率;一个国家总所得中没有被消费掉的比例)/ g(经济成长率;所得成长率)。这条规律的意义是“一个国家若储蓄得多、成长得慢,长期下来将积累大量的资本(相对于其积累的所得),而这又会对财富的社会结构和分配产生重大影响”(Piketty, 2014: 166)。
最后是“资本主义核心矛盾”:r > g(资本报酬率高于所得成长率)。根据皮凯提的说法,人类社会两千年来,只有二十世纪是所得成长率高于资本报酬率(主因是战争、进步的租税政策和战后三十年的高经济成长),而他推估这个趋势很快就会被翻转(见第十章)。而根据公式α = r × β,可得出α = r × s / g,因此,若r > g,则α(资本所得∕国民所得比)趋向提高,财富分配将更加不均。他观察到,“我们目睹的是1970年代以来富裕国家内私人资本的强势回归,或者换种方式说,是一种新的靠爸资本主义的兴起”(Piketty, 2014: 173);“在二十一世纪初,继承而来的财富所具有的重要性,已接近巴尔札克笔下《高老头》(Pere Goriot)的时代(按:19世纪初期)”(Piketty, 2014: 22)。
在所得与财富分配不平等方面,他的研究发现很丰富,如包括:(1)自1970年代以来,英美前10%的所得占总所得的比例明显增加(英国增加约10%,美国增加约15%),不平等的状况相当严重,但德、法、瑞典等国的变化幅度则有限,显示“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是有地域差异的;(2)1810年,欧洲∕美国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社会总财富的80%∕60%,最富裕的1%则占有50%∕25%,这个状况大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0至1970年间,这个比例大幅下降,但1970年后又开始回升。皮凯提认为,如果没有激进的改革措施,21世纪末将重现整个19世纪收入和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的状况。
皮凯提在最后几章提出了他的政策建议,如重新建立“社会国”、约束金融资本主义、进行税制改革、大幅提高高所得者的最高边际税率、课征全球资本税等。根据他的说法,“本研究的整体结论是:建立在私有财产上的市场经济,如果放任其运行……会具有强大的分歧力量(forces of divergence,按:导致不平等的力量),而这将对民主社会及其基础,即社会正义的价值,构成潜在的威胁”(Piketty, 2014: 571)。但Piketty自己却对改革的前景不乐观:“全球资本税是一个乌托邦的理念。很难想象世界各国短期内会同意这类提议”(Piketty, 2014: 515)。但他也强调这些想法是“有用”的乌托邦理念,能够成为提出进一步政策建议的参照点。
此书出版后,除了保守派了无新意的批评(如批评皮凯提是“马克思主义者”)之外,舆论界大致褒多于贬。由于已有许多文章讨论主流学界的回响,我就不多做讨论。我比较关心的是左翼学界和社会运动界如何看待这本书。大体而言,他们的正面响应分为两类:(A)皮凯提针对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提供了翔实的统计资料,为左翼运动提供了弹药;(B)皮凯提在书中展开了与马克思的深入对话,对复苏马克思的思想极有帮助。而批评也分为两类:(a)皮凯提充其量是社会民主派(法国社会党成员),只主张约束不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并不倡议任何激进的左翼政治;(b)皮凯提的理论架构与马克思毫无共通之处,且他对马克思的许多批评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可以发现,(B)和(b)是矛盾的。究竟孰是孰非?皮凯提是否真如意大利学者Lucia Pradella(2014)在《卫报》所言,“针对如何理解资本主义、面对资本主义的矛盾,与马克思展开了隐微的对话”?
在我看来,皮凯提与马克思的“对话”多为没有根据的批评。一个最明显的误读马克思的例子,就是皮凯提(2014: 10, 22)竟然认为“马克思和前人一样,完全忽略了技术持续进步和生产力稳定成长的可能性”;“马克思的理论隐含的假设是生产力的零增长”。这是令人惊讶的误读。就算没有读过《资本论》对相对剩余价值(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的讨论,只要对马克思有最粗浅的认识,也一定知道马克思的理论非常强调技术(生产力)进步带来的正负面效应。只要引《共产党宣言》一段广为人知的文字就够了: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Marx and Engels,2014:104,108)
事实上,另一种更常见的反面误读,反倒是以马克思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文献为基础,主张马克思的理论是“技术决定论”(相关讨论见万毓泽,2008;MacKenzie, 1996)。[1]从这个误解就可以判断,皮凯提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
[1]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Marx,1995:141-2)。但整体而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比这种技术决定论丰富多了。
作者授权转载自“读书共和国”网络
作者单位:国立中山大学
1前言
法国经济学者皮凯提(Thomas Piketty)于2013年9月在法国出版《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半年内卖了五万本;2014年3月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后,更是不到两个月就卖掉八万本(还不含一万两千本的电子书销量)。这种销量对严肃的学术著作而言,可说是天文数字。皮凯提本人也因此成为举世瞩目的“公共知识分子”,全球演讲邀约不断。
由于这本书的书名是《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似乎有向马克思的《资本论》致敬的意味,再加上皮凯提的父母曾是法国老牌托派团体“工人斗争”(Lutte ouvrière)的成员,更容易让人产生皮凯提是左翼经济学者的印象。皮凯提是法国社会党成员,2006年和2012年都曾协助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竞选。他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是不是“左翼”或许见仁见智,但本文将指出,他的研究取径与理论架构和马克思几乎没有共通之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资本论》的延续或更新。
2《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主要论点
皮凯提的主要论点可归结如下。首先,他提出两条“资本主义基本规律”及一条“资本主义核心矛盾”,认为财富和所得的(益趋)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且正在恶化。不平等扩大的主因是以利润、利息、地租等形式出现的资本所得(capital income)(非劳动所得)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而“遗产继承”又使不平等的状况恶化(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不是“白手起家”,而是“祖上积德”)。于是,当代资本主义越来越接近“靠爸”(patrimonial)资本主义。为了矫治资本主义的弊病,皮凯提主张透过大幅的税制改革,重新建立“社会国”(social state),否则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威胁民主社会本身。以下再针对两条“资本主义基本规律”及一条“资本主义核心矛盾”略做说明。
“资本主义第一条基本规律”是α(资本所得∕国民所得比)= r(资本报酬率)× β(资本∕所得比)。与其说这是“基本规律”,不如说这是一条计算公式,用来衡量α值的高低。α越高,代表社会中靠“资本”累积而来的财富比例越高。除了1910-1950年这段时间外,β呈现大幅提高的趋势(见第五章的讨论),而r又几乎不变,因此α也趋向提高。请注意,皮凯提(2014: 52)认为这条“规律”可以“应用于各历史时期的所有社会”,也就是不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后文会回来讨论这个问题。
“资本主义第二条基本规律”是β(资本∕所得比)= s(储蓄率;一个国家总所得中没有被消费掉的比例)/ g(经济成长率;所得成长率)。这条规律的意义是“一个国家若储蓄得多、成长得慢,长期下来将积累大量的资本(相对于其积累的所得),而这又会对财富的社会结构和分配产生重大影响”(Piketty, 2014: 166)。
最后是“资本主义核心矛盾”:r > g(资本报酬率高于所得成长率)。根据皮凯提的说法,人类社会两千年来,只有二十世纪是所得成长率高于资本报酬率(主因是战争、进步的租税政策和战后三十年的高经济成长),而他推估这个趋势很快就会被翻转(见第十章)。而根据公式α = r × β,可得出α = r × s / g,因此,若r > g,则α(资本所得∕国民所得比)趋向提高,财富分配将更加不均。他观察到,“我们目睹的是1970年代以来富裕国家内私人资本的强势回归,或者换种方式说,是一种新的靠爸资本主义的兴起”(Piketty, 2014: 173);“在二十一世纪初,继承而来的财富所具有的重要性,已接近巴尔札克笔下《高老头》(Pere Goriot)的时代(按:19世纪初期)”(Piketty, 2014: 22)。
在所得与财富分配不平等方面,他的研究发现很丰富,如包括:(1)自1970年代以来,英美前10%的所得占总所得的比例明显增加(英国增加约10%,美国增加约15%),不平等的状况相当严重,但德、法、瑞典等国的变化幅度则有限,显示“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是有地域差异的;(2)1810年,欧洲∕美国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社会总财富的80%∕60%,最富裕的1%则占有50%∕25%,这个状况大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0至1970年间,这个比例大幅下降,但1970年后又开始回升。皮凯提认为,如果没有激进的改革措施,21世纪末将重现整个19世纪收入和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的状况。
皮凯提在最后几章提出了他的政策建议,如重新建立“社会国”、约束金融资本主义、进行税制改革、大幅提高高所得者的最高边际税率、课征全球资本税等。根据他的说法,“本研究的整体结论是:建立在私有财产上的市场经济,如果放任其运行……会具有强大的分歧力量(forces of divergence,按:导致不平等的力量),而这将对民主社会及其基础,即社会正义的价值,构成潜在的威胁”(Piketty, 2014: 571)。但Piketty自己却对改革的前景不乐观:“全球资本税是一个乌托邦的理念。很难想象世界各国短期内会同意这类提议”(Piketty, 2014: 515)。但他也强调这些想法是“有用”的乌托邦理念,能够成为提出进一步政策建议的参照点。
此书出版后,除了保守派了无新意的批评(如批评皮凯提是“马克思主义者”)之外,舆论界大致褒多于贬。由于已有许多文章讨论主流学界的回响,我就不多做讨论。我比较关心的是左翼学界和社会运动界如何看待这本书。大体而言,他们的正面响应分为两类:(A)皮凯提针对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提供了翔实的统计资料,为左翼运动提供了弹药;(B)皮凯提在书中展开了与马克思的深入对话,对复苏马克思的思想极有帮助。而批评也分为两类:(a)皮凯提充其量是社会民主派(法国社会党成员),只主张约束不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并不倡议任何激进的左翼政治;(b)皮凯提的理论架构与马克思毫无共通之处,且他对马克思的许多批评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可以发现,(B)和(b)是矛盾的。究竟孰是孰非?皮凯提是否真如意大利学者Lucia Pradella(2014)在《卫报》所言,“针对如何理解资本主义、面对资本主义的矛盾,与马克思展开了隐微的对话”?
在我看来,皮凯提与马克思的“对话”多为没有根据的批评。一个最明显的误读马克思的例子,就是皮凯提(2014: 10, 22)竟然认为“马克思和前人一样,完全忽略了技术持续进步和生产力稳定成长的可能性”;“马克思的理论隐含的假设是生产力的零增长”。这是令人惊讶的误读。就算没有读过《资本论》对相对剩余价值(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的讨论,只要对马克思有最粗浅的认识,也一定知道马克思的理论非常强调技术(生产力)进步带来的正负面效应。只要引《共产党宣言》一段广为人知的文字就够了: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Marx and Engels,2014:104,108)
事实上,另一种更常见的反面误读,反倒是以马克思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文献为基础,主张马克思的理论是“技术决定论”(相关讨论见万毓泽,2008;MacKenzie, 1996)。[1]从这个误解就可以判断,皮凯提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
[1]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Marx,1995:141-2)。但整体而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比这种技术决定论丰富多了。
作者授权转载自“读书共和国”网络
作者单位:国立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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