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落选者？——《Der Zug》Vol.3发刊

                
                
[编者语]
时代落选者？
撰文：张早，刘泉，苏杭
        九月的一个夜晚，亚琛大教堂旁的一家意大利餐厅里，微醺的Manfred Speidel双手交叠搭在印有大理石花纹的塑料桌台上，说起在他读大学的六十年代，建筑系里的青年人会分作两个阵营，要么站在Le Corbusier一边，要么站在 Hugo Häring一边。今年七十八岁的Manfred年轻时曾游学日本。Bruno Taut旅居日本时期的论著多经由他手重新引回德语发表。从亚琛工大退休之后，他把自己最后的精力投入到对Taut遗著的整理和研究上面，这一工作持续至今。在此之前，对于日本茶室文化的研究和教学，以及针对科隆及周边地区建筑师的写作和编纂，也是这位建筑史学家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们的谈话就围绕着Heinz Bienefeld、Böhm父子、Rudolf Schwarz、Emil Steffan、O.M.Ungers这些科隆一带的建筑师展开。
        Heinz Bienefeld在国内的声名多源自于张永和老师的提及。他建造的房子拥有极致的细部，其空间质感亦令人着迷。内敛沉静的性格使他可以沉浸在交接、砌体、灰缝、饰面所联系起的无限世界里。除几座乡村教堂和一座幼儿园之外，Bienefeld一生都在雕琢小型住宅项目。直到其创作生涯的晚期，才在德国范围内逐渐获得声誉。在他的去世前后，各有一本关于他的德语作品集出版，系统地介绍了他的工作。前一本出版于1991年，编写者就是Manfred Speidel。然而迄今为止，Bienefeld的作品集仍未有英文译本，他的名字亦为中文世界所鲜闻。类似的境况也出现在他曾经的同事Gottfried Böhm身上。这位1986年的普利茨克奖得主建造了为数众多、形式独特的房子，其中不乏震撼之作。但关于他的中文介绍屈指可数。更不用说他的父亲Dominikus Böhm。这位可以轻松自如面对设计和建造的妙人，一生修建了近六十座天主教教堂，是现代教堂建筑无可争辩的辟路巨匠。Bienefeld即受其作品感召投入D. Böhm门下，成为了他晚年的得力助手，直至D. Böhm去世。其后Gottfried Böhm接手了父亲的事务所。父亲的成就无疑对儿子构成了相当的压力。D. Böhm善于在教堂中使用拱形结构；G. Böhm则将拱形倒置，逐步发展出他自己的帐篷式的悬挂结构体系。G. Böhm的悬挂体系曾被Frei Otto写进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悬挂的屋顶》（Das hängende Dach）。作为D. Böhm的助手和伙伴，Rudolf Schwarz具有神学家和建筑师的双重身份。他致力于宗教仪式的现代改革，发表了大量相关的论述文章；也建造了十余座影响深远的教堂，还主持了科隆的战后都市重建。Emil Steffann，曾与Schwarz在战中的洛林和战后的科隆一同工作，也是Schwarz等所倡导的教堂建筑改革的同路人。Steffann年轻时曾旅居意大利小城阿西西，受此经历影响，终其一生追求“圣贫”和“简朴”，以无尽简洁质朴的建筑材料和语汇，创作出许多尺度近人、“匿名的”、具有“人类学空间品质”的教堂作品。Bienefeld离开Böhm事务所至独立执业之间，曾在Schwarz和Steffann这两位虽关系紧密却又性格气质工作方式迥异的教堂建筑师之间考虑。最终选择了加入Steffann的团队，参与负责了数座Steffann设计的教堂的实地建造。
        一旦Dominikus Böhm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便自然带出了他的老师，在历史中占据着特殊地位却很少被人谈论的建筑师Theodor Fischer。在Fischer任教斯图加特期间，与Böhm一样曾追随过他的学生还有Paul Bonatz、Bruno Taut、Hugo Häring。Bonatz为斯图加特建造了一座令市民至今引以为荣的中央火车站。他在参与魏森霍夫住宅展的筹备过程中，因理念差异而与Mies发生争执，退出后与Paul Schimitthenner一同成立了与“环社”（der Ring）相对抗的“块社”（der Block）。与Mies同为“环社”成员的Taut和Häring，他们的名字我们或许并不陌生，但他们各自对建筑现代性理解的差异并不为人熟知。Taut曾拒绝Mies将魏森霍夫外墙面全部刷白的倡议。而Häring与Hans Scharoun一起将“有机建筑”的理念坚持始终。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环社”中仅次于Peter Behrens的年长者Hans Poelzig，他也是Rudolf Schwarz的建筑授业老师。此外，经城市笔记人老师提点，与Fischer和Poelzig同辈的建筑师Heinrich Tessenow同样值得被给予更多的重视。虽然他们三人都曾参与了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的初创，我们更多听闻到的是Behrens与制造联盟的关联。或许这并非仅仅出于Behrens个人的建筑造诣和成就，与自他门下走出的三位“现代宗师”恐怕也不无关联。
        上述建筑师构成了本期《Der Zug》的专题对象名单。对于这样一批彼此密切相关的建筑师，我们似乎不难找到某一标签，藉此通过有意地筛选来建立主干，并重新组织他们的关系，让他们更易于被人们记住。那么这主干可以是“教堂神匠”，或是听起来颇为诗意的“莱茵河域建筑师”，可以是重描“表现主义”，或是采用Häring的“有机理论”作为框架展开话题，再或使用更具媒体性的“没有造白房子的现代建筑师”，还可以干脆是“Theodor Fischer和他的学生们”。借由这些标签来和建筑史上最为著名的、也是占据了主流话语的那组师承关系相对比，我们似乎有机会对“英语建筑史”提出挑战，建立一种新的现代建筑史的叙述方式。
        像《反理性主义者》一样，在对“先锋派”、“国际式”的不满中，确实易于滋生类似的观念。此种思考也实在地刺激了本期内容的编排。可是一旦回到具体的历史中，此类对抗性的宏观叙述下的粗疏便开始显露。譬如，Bienefeld在年轻时也会希望去法国为Corbusier工作，这种意愿可能和驱使年轻的Corbusier投奔Fischer或是Behrens、以及拜谒Tessenow的意愿相通；又譬如，Schwarz早年曾有幸受过Gropius的点拨，晚年与Mies又有密切的书信往来。而建筑师群体中思想的传递和误解，定是难于以简单的师承关系图来标示的，再加之建筑师个人的特质和境遇所造成的思考流变，都使得基于人群分类概念框架下的思考和写作极容易成为带有杜撰性质的操作。与此同时，可以容纳多种不同标签共存的特点也说明了这些建筑师工作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如Julius Posener笔下的Poelzig一样，我们完全可以以此推论：Fischer同样不是一位强势的老师。他们的学生们都发展出各自的体系，并没有轻易追随现代的潮流。这使他们的作品中蕴含着某种相对独立的个体价值。
        当Manfred向我们展示他于1983年发表的《科隆学派》一文时，我们惊讶地发现短文中所提及的建筑师与本期杂志专题的写作对象有着高度的重合。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做过任何的沟通。这种与德国史学家思路内核上的“偶然”近似，从某种意义上肯定了这些建筑师之间的关联、以及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书写的必要性。三十多年过去了，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的学术检索系统中，记述这些建筑师工作的文章仍寥寥无几。
        在这些德国建筑师的工作中，“历史”、“信仰”、“城市”、“场所”、“建造”、“材料”、“身体”、“感知”等词语从来都不需要以一种回归或是批判矫正的姿态出现。他们至少是没有被描绘为“先锋”，也没有进入Kenneth Frampton的建构文化写作范围。那么，不如让本期《Der Zug》的主旨回落到对这批德国建筑师群体的基本介绍上，以碎片化的观察来尝试重新进入德语区现代建筑语境，为我们对现代建筑的理解添加层次。它也算是我们为在德国东奔西走的所见所闻交上的一份暂时的粗鄙记录。希望以此记录向往期至今每一位用心阅读的读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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