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理想【延伸阅读】黑暗的人
文/维舟
黑暗时代的一个共有特征是：它们常常既激起争论，又难以言说。不同的人往往对此持有难以妥协的不同观点，而那种极端年代下人们的极端处境又是如此远离日常生活，以至于它不但常常令缺乏切身体验的后人难以置信，甚至即便是亲身经历的人，都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那种炼狱般的感受。事实上，当那些黑暗时代过去，受难者往往比作恶者更经常受到记忆的折磨。
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普里莫•莱维深知这一点。从集中营获得自由之后，他的后半生实际上一直没有离开“记忆”：书写自己所经历的黑暗与痛苦、反抗和平年代的人们对集中营记忆的漠视与淡忘、以及对逃避有罪记忆和隐瞒记忆的不断抗争。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从未真正离开集中营：从那里出来之后，有关的记忆仍一直如影随形，直到他终于无法抵挡而自杀。但如他所言，甚至这也是一种胜利。“集中营里是很少会有人自杀的，因为只有当人活得较有人的意识时，才会考虑自杀。 ”
他给自己赋予的是一项继续受难的使命。或许可以这么说：不仅对于作恶者来说逃避记忆是自我开脱的途径，甚至对于受难者而言忘掉那噩梦般的记忆也是解脱，很多人甚至根本不愿再提起。这样的共谋我们并非不曾见证过：当苦难过去，所有人都默默选择了“忘掉过去重新开始”。然而那并不会就此过去，它还会时时作祟，除非我们正视它、记住它。而这对个人而言却是一番受难式的拷问，因为正如加缪所说的，“写作，就是生活两次”，而普里莫•莱维，生活了不止两次。
这是一段黑暗的记忆，一本绝望之书，从中你几乎看不到对人类所抱有的任何乐观。他是从地狱回来的人。他甚至对自己的见证都没有丝毫乐观：真正体验过集中营最可怕一面的人基本已无人生还，书写集中营历史的只是像我这样“从未彻底探究过集中营最底层生活的人们”。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说的是事实。他直到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年才被送往奥斯威辛，而此前意大利虽是轴心国，对犹太人却一直未像德国那样采取极端措施。然而这一年已足够黑暗，大部分犹太人在进入奥斯威辛之后的15－20天内就已死亡。奥斯威辛之所以不可言说，是因为它见证了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人类迄今所能犯下的最深的罪恶。老实说，要让经历过奥斯威辛的人还对人抱有信心，这大概也是不现实的。
奥斯威辛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在此之前，他曾是个化学家，而奥斯威辛使他变成了思想家。他不得不如此。他所惧怕的，是集中营的历史由纳粹来书写——人们无法相信受难者和幸存者讲述的可怕故事，最终转向放弃、否认和淡忘真实的记忆，以一句“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打发了事。
这一担心不是多余的。即便是在以色列，这个理论上而言最应铭记犹太大屠杀的国家，在战后早期也没有将大屠杀视为悲剧，而更多的是当成耻辱——人们认为像绵羊一样走向毒气室是可怜的表现，而抵抗和出逃才是真正的英勇之举。这也是缺乏相应经历的后人最常有的误解，他们转而指责受害者，并自信如果换作他，将能顺利脱身。
如作者所言，这种无知根本低估了集中营的黑暗，也忘记了集中营系统“从出现起，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粉碎敌人的抵抗能力”——人们在其中感到绝望，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懦弱，而是他们会以各种方式被反复摧毁。如果说管理集中营的党卫军军官拥有绝对的权力，那么他们想要受难者感受到的，就是绝对的无力与无助。
受难者也并不是一个团结的整体。像很多处于绝境中的团体一样，在这最应团结的时刻，其内部斗争反倒是最激烈的。犹太人隔离区的主席热衷于获得顺从与爱戴，这个在纳粹主子看来任人宰割的小人物在地位更低的民众面前俨然无所不能；而集中营中的新人照例也总要受同是囚犯的先来者的欺压。黑暗的事实是：幸存者乃是依靠着极度的自私才得以幸存的。一如书中毫不留情所说的：“如果我们不得不体验并能体验到每个人的痛苦，那么我们将无法生存。可能，只有圣人才配拥有这种悲悯众生的可怕天赋。”
关于“是什么驱使德国人成为希特勒的志愿行刑人”的问题，已经讨论得够多了。历史反复证明：残酷统治和对待其它民族的民族，自身也会遭到诅咒。正如斯巴达人为统治占人口多数的无权奴隶而被迫变成一个军事化社会，德国人也付出了代价。
不过普里莫•莱维并未将之作为一个重点，他更关注的是德国人的另一项重大集体犯罪：隐瞒集中营。他并不只是自我拷问，也一直在不断拷问德国人的良心。这一点之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在彻底反思之前，没有人能真正摆脱集中营的阴影：盟军对集中营的解放并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即便是幸存者，也并未在那一刻到来时真正感到狂喜，相反倒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沮丧与疲惫。事实上，直到它被解放那一刻，外界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众多大屠杀集中营的存在，更不可能知道其内部所发生的可怕事件。
“奥斯威辛的历史并非已经过去，而是当代史。”借用克罗齐的这句名言，它不仅仅是历史记忆的刻写，事实上也改变了世人的心灵，以及（至少是）欧洲的政治。许多现代政治实践（尤其是在德国），都奠基于集中营的历史废墟上，那与其说是一种向前展望的政治，不如说是一种回头沉思的政治——人们确信，政治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防范这一历史重演。因为既然人类曾干出来过，他们就有可能再一次犯下同样的罪孽。它也时时提醒着和平年代的人，我们所处其中的和平既可珍贵又是如此脆弱，那些黑暗，实际上从来都并不遥远。
普利莫·莱维Primo Levi，奥斯维辛幸存者，第174517号囚犯。
普利莫·莱维是二十世纪最引人关注的公共喉舌，备受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以及卡尔维诺 等文学大师的推崇。 他同时也是一位化学家，他常说：“化学家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这两种身份在我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他无法想象没有这双重经历的自己。
莱维1947年出版第一部作品回忆奥斯维辛经历的《如果这就是人类》时，卡尔维诺为他撰写书评，热切推介。然而，却直至1958年的修订版，才终获文坛认可。从此，他的创作如源泉喷涌，涉及诗歌、小说、回忆录等各个领域。1963年出版的《终战》，描述从集中营得救回到意大利的经过，这部作品不仅被选入意大利语文教材，还于1997年被编为电影《劫后余生》。出版于1975年《周期表》是莱维最为著名的作品。
1987年，由于抑郁症，莱维从住宅一跃而下。同样是奥斯维辛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维瑟尔说：“早在四十年前的奥斯维辛时代，莱维已死。”
黑暗时代的一个共有特征是：它们常常既激起争论，又难以言说。不同的人往往对此持有难以妥协的不同观点，而那种极端年代下人们的极端处境又是如此远离日常生活，以至于它不但常常令缺乏切身体验的后人难以置信，甚至即便是亲身经历的人，都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那种炼狱般的感受。事实上，当那些黑暗时代过去，受难者往往比作恶者更经常受到记忆的折磨。
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普里莫•莱维深知这一点。从集中营获得自由之后，他的后半生实际上一直没有离开“记忆”：书写自己所经历的黑暗与痛苦、反抗和平年代的人们对集中营记忆的漠视与淡忘、以及对逃避有罪记忆和隐瞒记忆的不断抗争。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从未真正离开集中营：从那里出来之后，有关的记忆仍一直如影随形，直到他终于无法抵挡而自杀。但如他所言，甚至这也是一种胜利。“集中营里是很少会有人自杀的，因为只有当人活得较有人的意识时，才会考虑自杀。 ”
他给自己赋予的是一项继续受难的使命。或许可以这么说：不仅对于作恶者来说逃避记忆是自我开脱的途径，甚至对于受难者而言忘掉那噩梦般的记忆也是解脱，很多人甚至根本不愿再提起。这样的共谋我们并非不曾见证过：当苦难过去，所有人都默默选择了“忘掉过去重新开始”。然而那并不会就此过去，它还会时时作祟，除非我们正视它、记住它。而这对个人而言却是一番受难式的拷问，因为正如加缪所说的，“写作，就是生活两次”，而普里莫•莱维，生活了不止两次。
这是一段黑暗的记忆，一本绝望之书，从中你几乎看不到对人类所抱有的任何乐观。他是从地狱回来的人。他甚至对自己的见证都没有丝毫乐观：真正体验过集中营最可怕一面的人基本已无人生还，书写集中营历史的只是像我这样“从未彻底探究过集中营最底层生活的人们”。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说的是事实。他直到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年才被送往奥斯威辛，而此前意大利虽是轴心国，对犹太人却一直未像德国那样采取极端措施。然而这一年已足够黑暗，大部分犹太人在进入奥斯威辛之后的15－20天内就已死亡。奥斯威辛之所以不可言说，是因为它见证了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人类迄今所能犯下的最深的罪恶。老实说，要让经历过奥斯威辛的人还对人抱有信心，这大概也是不现实的。
奥斯威辛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在此之前，他曾是个化学家，而奥斯威辛使他变成了思想家。他不得不如此。他所惧怕的，是集中营的历史由纳粹来书写——人们无法相信受难者和幸存者讲述的可怕故事，最终转向放弃、否认和淡忘真实的记忆，以一句“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打发了事。
这一担心不是多余的。即便是在以色列，这个理论上而言最应铭记犹太大屠杀的国家，在战后早期也没有将大屠杀视为悲剧，而更多的是当成耻辱——人们认为像绵羊一样走向毒气室是可怜的表现，而抵抗和出逃才是真正的英勇之举。这也是缺乏相应经历的后人最常有的误解，他们转而指责受害者，并自信如果换作他，将能顺利脱身。
如作者所言，这种无知根本低估了集中营的黑暗，也忘记了集中营系统“从出现起，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粉碎敌人的抵抗能力”——人们在其中感到绝望，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懦弱，而是他们会以各种方式被反复摧毁。如果说管理集中营的党卫军军官拥有绝对的权力，那么他们想要受难者感受到的，就是绝对的无力与无助。
受难者也并不是一个团结的整体。像很多处于绝境中的团体一样，在这最应团结的时刻，其内部斗争反倒是最激烈的。犹太人隔离区的主席热衷于获得顺从与爱戴，这个在纳粹主子看来任人宰割的小人物在地位更低的民众面前俨然无所不能；而集中营中的新人照例也总要受同是囚犯的先来者的欺压。黑暗的事实是：幸存者乃是依靠着极度的自私才得以幸存的。一如书中毫不留情所说的：“如果我们不得不体验并能体验到每个人的痛苦，那么我们将无法生存。可能，只有圣人才配拥有这种悲悯众生的可怕天赋。”
关于“是什么驱使德国人成为希特勒的志愿行刑人”的问题，已经讨论得够多了。历史反复证明：残酷统治和对待其它民族的民族，自身也会遭到诅咒。正如斯巴达人为统治占人口多数的无权奴隶而被迫变成一个军事化社会，德国人也付出了代价。
不过普里莫•莱维并未将之作为一个重点，他更关注的是德国人的另一项重大集体犯罪：隐瞒集中营。他并不只是自我拷问，也一直在不断拷问德国人的良心。这一点之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在彻底反思之前，没有人能真正摆脱集中营的阴影：盟军对集中营的解放并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即便是幸存者，也并未在那一刻到来时真正感到狂喜，相反倒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沮丧与疲惫。事实上，直到它被解放那一刻，外界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众多大屠杀集中营的存在，更不可能知道其内部所发生的可怕事件。
“奥斯威辛的历史并非已经过去，而是当代史。”借用克罗齐的这句名言，它不仅仅是历史记忆的刻写，事实上也改变了世人的心灵，以及（至少是）欧洲的政治。许多现代政治实践（尤其是在德国），都奠基于集中营的历史废墟上，那与其说是一种向前展望的政治，不如说是一种回头沉思的政治——人们确信，政治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防范这一历史重演。因为既然人类曾干出来过，他们就有可能再一次犯下同样的罪孽。它也时时提醒着和平年代的人，我们所处其中的和平既可珍贵又是如此脆弱，那些黑暗，实际上从来都并不遥远。
普利莫·莱维Primo Levi，奥斯维辛幸存者，第174517号囚犯。
普利莫·莱维是二十世纪最引人关注的公共喉舌，备受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以及卡尔维诺 等文学大师的推崇。 他同时也是一位化学家，他常说：“化学家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这两种身份在我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他无法想象没有这双重经历的自己。
莱维1947年出版第一部作品回忆奥斯维辛经历的《如果这就是人类》时，卡尔维诺为他撰写书评，热切推介。然而，却直至1958年的修订版，才终获文坛认可。从此，他的创作如源泉喷涌，涉及诗歌、小说、回忆录等各个领域。1963年出版的《终战》，描述从集中营得救回到意大利的经过，这部作品不仅被选入意大利语文教材，还于1997年被编为电影《劫后余生》。出版于1975年《周期表》是莱维最为著名的作品。
1987年，由于抑郁症，莱维从住宅一跃而下。同样是奥斯维辛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维瑟尔说：“早在四十年前的奥斯维辛时代，莱维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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