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德雅新书预售 | 吉尔·德勒兹，友谊中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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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田延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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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尔·德勒兹入门》（L’Abécédaire de Gilles Deleuze，或者《德勒兹ABC》［Deleuze’s ABC Primer］，以下简称《入门》）中——这是他和克莱尔·帕内特进行的一次8小时的电视访谈，拍摄于1988—1989年， 并于1995年播出——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描述了他对友谊、创造及生活之间的联系的独特见解。在回答帕内特提出的问题时（在“F”［Fidelity，即“忠诚”］这一部分中），德勒兹提出了一个假说：为了形成和某人的友谊的基础，我们每一个人都倾向于抓住个人魅力的某种标志，例如，通过一种姿势、一次触碰、一种适度的表现或者一种思想（甚至是在那种思想变得有意义之前）。换句话说，友谊是“个人散发出来的魅力”这个概念的结果，通过这种魅力，我们感觉到另一个人跟我们是合拍的，他可能会提供给我们某些东西，可能会打开并唤醒我们。而且，德勒兹说，一个人实际上是通过某种错乱（démence）或疯狂，通过一种向失常状态的转变显露出他或她的魅力，同时，作为个人魅力的特定来源，这种疯狂的程度为友谊提供了冲动。
我以这个切入角度开头是因为，这里的作者和我恰好是以这种精神来撰稿的，我们试图促进这种友谊的叠合，而德勒兹正是通过这种友谊来生活、写作并且教学的。这种灵光的闪现以及与德勒兹著作的相遇把读者卷入了一个变得精神失常的过程，一个令人兴奋的、富有创造力的但却令人窘迫的过程，而我们则将要以阅读德勒兹所需要的那种活力来享受，甚至是品味这个过程。德勒兹著作的魅力需要我们以别样的方式去思考，因此，对于德勒兹从一系列的学科兴趣和跨学科联系阐发出来的那些具体作品和概念，这里的撰稿者便通过别样的方式给予读者以指导。在准备这些文章的过程中，作者们已经注意到，不仅要展示所选的这些概念是（are）什么，而且尤其要注意这些概念在哲学内外有什么用（do）。作者们思考的是这个（些）概念所牵涉的“近似的其他概念”，它们和别的作品、作家以及别的思考领域之间的交叉与联系，而不是必然地要把每一个概念限制在它的根本的实质上。最重要的是，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通过向读者们表明：虽然他的概念被定位在一个错综复杂、深奥微妙的哲学关系网中，但它们对在哲学领域之外形成批判性反思也是可以理解和使用的，借此鼓励新老学生去阅读德勒兹的原始文本。
在这篇导论中，我计划为思考德勒兹的著作提供一个一般性的，尽管是不太寻常的概念框架。也就是说，和此处那些把所选作品与具体概念联系起来的文章相比，我提供了一个以友谊这个特定概念作为基准的更加总体性的视角——这个概念后来作为一种方法贯穿于德勒兹的手写文本和访谈当中——来简明扼要地描述本书的组织架构以及每篇文章在本书中的地位。但首先，我想通过德勒兹自己对创造和友谊的看法来思考一下他职业生涯中所走过的轨迹，同时提供一些他个人以及他和加塔利对他本人知识轨迹的共同反思。
用友谊来做哲学
德勒兹在《入门》中提出的友谊这个概念，与他在别的地方进行的思考有着更为广泛的联系。在他的职业生涯之初，德勒兹跟随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证实了一个结论：一方面，“以误解（misunderstandings）为基础的友谊，除了建立起错误的交流之外一无所成”；另一方面，“除了一种艺术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外，没有任何主体间性”，而且“只有艺术才能给予我们从朋友那里徒劳地寻求着的东西”（PS: 42）。后来，在他与加塔利最后的合作中，德勒兹通过思考“什么是哲学？”这个题目的含义而开始了《什么是哲学？》这篇文章的写作，并认为“这个问题在‘朋友之间’是有可能提出的……同时在日暮时分连朋友也要提防的时候也是有可能提出的”（WIP: 2）。似乎，无论一个人从朋友那里获得的东西多么少（遵循普鲁斯特的思路），他也必然会抵达那个朋友之间提出问题的黄昏时分，不管在这种交流模式中可能会有任何的猜疑，甚至痛苦。这种关于友谊的反传统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德勒兹在《入门》中有关“相遇”（rencontres）在生活中的基本作用的论述。在感受文学艺术中的强度和多样性的过程中，在产生思想的过程中，因而在通过哲学而超越哲学的过程中，他把这些看得同等重要。在他早年与帕内特的《对话录》（Dialogues）中，德勒兹就此问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在肉体痛苦的哭喊和形而上学苦难的歌唱之间，一个人将如何描绘他那狭义的斯多葛派处事方式呢？这种方式就在于认为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值得的，并且在所发生的事情中抽取出某些快乐的东西并且爱上这些事物，比如一点微光的闪耀、一次相遇、一个事件、一种速度、一种转变。（D: 66，译文有改动）
德勒兹早年对他的知识计划的独特定义既揭示出他的谦逊，也揭示出他的机敏，这体现在他1973年致米歇尔·克雷索勒（Michel Cressole）的信中：
我属于差不多已经被哲学史谋害了的最后一代人。哲学史在哲学中扮演着一种显然是压迫者的角色……我这一代人中的许多成员从未挣脱这种状况；而其他人则通过发明他们自己独有的方法和新法则、新途径做到了这一点。我自己“做”哲学史很长时间了，阅读了有关这个或那个作者的书籍。但我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使自己得到了补偿。（N: 5-6）
他的新途径就是去看那些被他判定为挑战了理性传统的人物，特别是休谟、卢克莱修、尼采和斯宾诺莎，还有康德——德勒兹把他当成一个“敌人”（enemy），但是他的著作却需要一种洞察和理解的努力。根据他对这一计划的追忆，德勒兹必须采取一种特别严格的生存战略：
我认为我当时应对它的主要方式是把哲学史视为一种鸡奸（enculage）或者圣洁的观念（它们都是一回事儿）。我设想自己从某个作者身后占有他的肉体，并且使他生下一个成为其后代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却是畸形的。使之成为他自己的孩子，这至关重要，因为这个作者实际上必须说出我让他说的一切。而这个孩子也注定是畸形的，因为这是各种转换、滑脱、断裂和潜藏的散逸的结果，而我真的很享受这些东西。（N: 6）
在与这种“做”哲学史的形象相符合的作者当中，德勒兹在他1962年的著作中引用了尼采，在他1966年的著作中引用了柏格森。德勒兹坚持认为，尤其是尼采，“把我从所有这一切中解救了出来”，因为尼采“洞悉你身后的一切”，同时赋予了德勒兹“一种用［他］自己的方式言说简单事物的倔强的趣味，一种通过情感、强度、经验、实验去说话的趣味”（N: 6）。通过尼采，德勒兹把自己向着“在［诸个体］中随处可见的多样性和奔涌在他们当中的强度”敞开了，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非个性化（depersonalization），“它和哲学史影响下的那种非个性化完全相反”；这是一种通过爱（love），而非通过征服（subjection）形成的非个性化”（N: 6-7）。这种向着非个性化和爱的敞开在1960年代末把德勒兹引向了两个计划，即《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和《意义的逻辑》（The Logic of Sense），人们还可以加上他论斯宾诺莎的第一本书。虽然这些书仍然充满了“学究气”，但对于德勒兹而言，这却是“一种想撼动、转移我内在的某些东西，并且把写作当作一种流（flow）而非一种代码的尝试”（N: 7）。德勒兹认为，这种阅读模式是：
［一种］强化的阅读法，它和外部世界相联系，它是和其他流相碰撞的一种流，是其他装置中的一种装置，是为了那些置身在与书本毫无关系的事件中的每一位读者准备的一系列实验，是把书本撕成碎片，同时使它和其他事物，随便什么事物交互影响……［这］是一种伴随着爱的阅读［unemanière amoureuse］。（N: 8-9）
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因为它沿着，或者联系“外的线”（line Outside）来给“人”定位：
有些东西比一切外部世界都要更远。但它也比任何内在世界都更近……应该把这条线折起，建构一个耐久的区域，使我们自己在其中得到安顿，勇敢地面对事物、坚持、呼吸——总之，思考。折叠这条线我们就可以成功地依靠它生存，并且与之同在：这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N: 111）
德勒兹总结了他职业生涯的这个节点上的一次重要相遇，即1960年代末——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与费力克斯·加塔利的会面”（N: 7），后来他描述加塔利是“一个置身于团体、集群或者群落中的人，但又是一个孤独的人，是一片被所有这些团体、他的所有朋友、他的一切生成（becomings）所占据的荒漠”（D: 16）。德勒兹在大量文本中都讨论了这一合作与友谊之于他的著作的重要性，并且极力暗示加塔利在德勒兹的创作过程中所能够引起的重要联系，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比如，在1991年《什么是哲学？》出版后、加塔利去世不久前与罗伯特·马焦里（Robert Maggiori）进行的一次访谈中，德勒兹强调：
［关于加塔利］最震惊我的是：由于他没有哲学背景，因此他就对哲学问题更加小心，而且他比受到了正规哲学训练还要更加具有哲学气质，所以他是那种独创性哲学的化身。（Maggiori 1991: 17-18，自译）
加塔利解释说，他和德勒兹1969年最初的计划不过是 “一起讨论、一起研究些东西”，对于加塔利来说，这意味着“把德勒兹抛到［1968年5月骚乱之后的］不安之中”（Guattari 1995: 28）。通过德勒兹所描述的他们的penséeà deux（Maggiori 1991: 19）——我在其他地方称之为“双层思想”（two-fold thought; Stivale 1998）——德勒兹和加塔利完成了1970年代的主要著作，即《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的两卷：《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和《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还有《卡夫卡：走向一种少数文学》（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随后，在1990年代初，则完成了他们最后的合作：《什么是哲学？》（What Is Philosophy？）。在过渡期间，1980年代是德勒兹继续和哲学内外的作品及作者产生一系列奇遇的十年——弗朗西斯·培根的艺术、电影创作、米歇尔·福柯以及弗朗索瓦·夏特莱、莱布尼茨和巴洛克、卡尔梅洛·贝内的戏剧——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他最终在随笔《批评与临床》中和文学相遇。人们最好把这些后期的作品想成与许许多多艺术感觉的相遇，这些感觉提供了德勒兹在友谊中所感知到的那种激情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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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田延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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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尔·德勒兹入门》（L’Abécédaire de Gilles Deleuze，或者《德勒兹ABC》［Deleuze’s ABC Primer］，以下简称《入门》）中——这是他和克莱尔·帕内特进行的一次8小时的电视访谈，拍摄于1988—1989年， 并于1995年播出——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描述了他对友谊、创造及生活之间的联系的独特见解。在回答帕内特提出的问题时（在“F”［Fidelity，即“忠诚”］这一部分中），德勒兹提出了一个假说：为了形成和某人的友谊的基础，我们每一个人都倾向于抓住个人魅力的某种标志，例如，通过一种姿势、一次触碰、一种适度的表现或者一种思想（甚至是在那种思想变得有意义之前）。换句话说，友谊是“个人散发出来的魅力”这个概念的结果，通过这种魅力，我们感觉到另一个人跟我们是合拍的，他可能会提供给我们某些东西，可能会打开并唤醒我们。而且，德勒兹说，一个人实际上是通过某种错乱（démence）或疯狂，通过一种向失常状态的转变显露出他或她的魅力，同时，作为个人魅力的特定来源，这种疯狂的程度为友谊提供了冲动。
我以这个切入角度开头是因为，这里的作者和我恰好是以这种精神来撰稿的，我们试图促进这种友谊的叠合，而德勒兹正是通过这种友谊来生活、写作并且教学的。这种灵光的闪现以及与德勒兹著作的相遇把读者卷入了一个变得精神失常的过程，一个令人兴奋的、富有创造力的但却令人窘迫的过程，而我们则将要以阅读德勒兹所需要的那种活力来享受，甚至是品味这个过程。德勒兹著作的魅力需要我们以别样的方式去思考，因此，对于德勒兹从一系列的学科兴趣和跨学科联系阐发出来的那些具体作品和概念，这里的撰稿者便通过别样的方式给予读者以指导。在准备这些文章的过程中，作者们已经注意到，不仅要展示所选的这些概念是（are）什么，而且尤其要注意这些概念在哲学内外有什么用（do）。作者们思考的是这个（些）概念所牵涉的“近似的其他概念”，它们和别的作品、作家以及别的思考领域之间的交叉与联系，而不是必然地要把每一个概念限制在它的根本的实质上。最重要的是，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通过向读者们表明：虽然他的概念被定位在一个错综复杂、深奥微妙的哲学关系网中，但它们对在哲学领域之外形成批判性反思也是可以理解和使用的，借此鼓励新老学生去阅读德勒兹的原始文本。
在这篇导论中，我计划为思考德勒兹的著作提供一个一般性的，尽管是不太寻常的概念框架。也就是说，和此处那些把所选作品与具体概念联系起来的文章相比，我提供了一个以友谊这个特定概念作为基准的更加总体性的视角——这个概念后来作为一种方法贯穿于德勒兹的手写文本和访谈当中——来简明扼要地描述本书的组织架构以及每篇文章在本书中的地位。但首先，我想通过德勒兹自己对创造和友谊的看法来思考一下他职业生涯中所走过的轨迹，同时提供一些他个人以及他和加塔利对他本人知识轨迹的共同反思。
用友谊来做哲学
德勒兹在《入门》中提出的友谊这个概念，与他在别的地方进行的思考有着更为广泛的联系。在他的职业生涯之初，德勒兹跟随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证实了一个结论：一方面，“以误解（misunderstandings）为基础的友谊，除了建立起错误的交流之外一无所成”；另一方面，“除了一种艺术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外，没有任何主体间性”，而且“只有艺术才能给予我们从朋友那里徒劳地寻求着的东西”（PS: 42）。后来，在他与加塔利最后的合作中，德勒兹通过思考“什么是哲学？”这个题目的含义而开始了《什么是哲学？》这篇文章的写作，并认为“这个问题在‘朋友之间’是有可能提出的……同时在日暮时分连朋友也要提防的时候也是有可能提出的”（WIP: 2）。似乎，无论一个人从朋友那里获得的东西多么少（遵循普鲁斯特的思路），他也必然会抵达那个朋友之间提出问题的黄昏时分，不管在这种交流模式中可能会有任何的猜疑，甚至痛苦。这种关于友谊的反传统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德勒兹在《入门》中有关“相遇”（rencontres）在生活中的基本作用的论述。在感受文学艺术中的强度和多样性的过程中，在产生思想的过程中，因而在通过哲学而超越哲学的过程中，他把这些看得同等重要。在他早年与帕内特的《对话录》（Dialogues）中，德勒兹就此问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在肉体痛苦的哭喊和形而上学苦难的歌唱之间，一个人将如何描绘他那狭义的斯多葛派处事方式呢？这种方式就在于认为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值得的，并且在所发生的事情中抽取出某些快乐的东西并且爱上这些事物，比如一点微光的闪耀、一次相遇、一个事件、一种速度、一种转变。（D: 66，译文有改动）
德勒兹早年对他的知识计划的独特定义既揭示出他的谦逊，也揭示出他的机敏，这体现在他1973年致米歇尔·克雷索勒（Michel Cressole）的信中：
我属于差不多已经被哲学史谋害了的最后一代人。哲学史在哲学中扮演着一种显然是压迫者的角色……我这一代人中的许多成员从未挣脱这种状况；而其他人则通过发明他们自己独有的方法和新法则、新途径做到了这一点。我自己“做”哲学史很长时间了，阅读了有关这个或那个作者的书籍。但我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使自己得到了补偿。（N: 5-6）
他的新途径就是去看那些被他判定为挑战了理性传统的人物，特别是休谟、卢克莱修、尼采和斯宾诺莎，还有康德——德勒兹把他当成一个“敌人”（enemy），但是他的著作却需要一种洞察和理解的努力。根据他对这一计划的追忆，德勒兹必须采取一种特别严格的生存战略：
我认为我当时应对它的主要方式是把哲学史视为一种鸡奸（enculage）或者圣洁的观念（它们都是一回事儿）。我设想自己从某个作者身后占有他的肉体，并且使他生下一个成为其后代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却是畸形的。使之成为他自己的孩子，这至关重要，因为这个作者实际上必须说出我让他说的一切。而这个孩子也注定是畸形的，因为这是各种转换、滑脱、断裂和潜藏的散逸的结果，而我真的很享受这些东西。（N: 6）
在与这种“做”哲学史的形象相符合的作者当中，德勒兹在他1962年的著作中引用了尼采，在他1966年的著作中引用了柏格森。德勒兹坚持认为，尤其是尼采，“把我从所有这一切中解救了出来”，因为尼采“洞悉你身后的一切”，同时赋予了德勒兹“一种用［他］自己的方式言说简单事物的倔强的趣味，一种通过情感、强度、经验、实验去说话的趣味”（N: 6）。通过尼采，德勒兹把自己向着“在［诸个体］中随处可见的多样性和奔涌在他们当中的强度”敞开了，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非个性化（depersonalization），“它和哲学史影响下的那种非个性化完全相反”；这是一种通过爱（love），而非通过征服（subjection）形成的非个性化”（N: 6-7）。这种向着非个性化和爱的敞开在1960年代末把德勒兹引向了两个计划，即《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和《意义的逻辑》（The Logic of Sense），人们还可以加上他论斯宾诺莎的第一本书。虽然这些书仍然充满了“学究气”，但对于德勒兹而言，这却是“一种想撼动、转移我内在的某些东西，并且把写作当作一种流（flow）而非一种代码的尝试”（N: 7）。德勒兹认为，这种阅读模式是：
［一种］强化的阅读法，它和外部世界相联系，它是和其他流相碰撞的一种流，是其他装置中的一种装置，是为了那些置身在与书本毫无关系的事件中的每一位读者准备的一系列实验，是把书本撕成碎片，同时使它和其他事物，随便什么事物交互影响……［这］是一种伴随着爱的阅读［unemanière amoureuse］。（N: 8-9）
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因为它沿着，或者联系“外的线”（line Outside）来给“人”定位：
有些东西比一切外部世界都要更远。但它也比任何内在世界都更近……应该把这条线折起，建构一个耐久的区域，使我们自己在其中得到安顿，勇敢地面对事物、坚持、呼吸——总之，思考。折叠这条线我们就可以成功地依靠它生存，并且与之同在：这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N: 111）
德勒兹总结了他职业生涯的这个节点上的一次重要相遇，即1960年代末——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与费力克斯·加塔利的会面”（N: 7），后来他描述加塔利是“一个置身于团体、集群或者群落中的人，但又是一个孤独的人，是一片被所有这些团体、他的所有朋友、他的一切生成（becomings）所占据的荒漠”（D: 16）。德勒兹在大量文本中都讨论了这一合作与友谊之于他的著作的重要性，并且极力暗示加塔利在德勒兹的创作过程中所能够引起的重要联系，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比如，在1991年《什么是哲学？》出版后、加塔利去世不久前与罗伯特·马焦里（Robert Maggiori）进行的一次访谈中，德勒兹强调：
［关于加塔利］最震惊我的是：由于他没有哲学背景，因此他就对哲学问题更加小心，而且他比受到了正规哲学训练还要更加具有哲学气质，所以他是那种独创性哲学的化身。（Maggiori 1991: 17-18，自译）
加塔利解释说，他和德勒兹1969年最初的计划不过是 “一起讨论、一起研究些东西”，对于加塔利来说，这意味着“把德勒兹抛到［1968年5月骚乱之后的］不安之中”（Guattari 1995: 28）。通过德勒兹所描述的他们的penséeà deux（Maggiori 1991: 19）——我在其他地方称之为“双层思想”（two-fold thought; Stivale 1998）——德勒兹和加塔利完成了1970年代的主要著作，即《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的两卷：《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和《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还有《卡夫卡：走向一种少数文学》（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随后，在1990年代初，则完成了他们最后的合作：《什么是哲学？》（What Is Philosophy？）。在过渡期间，1980年代是德勒兹继续和哲学内外的作品及作者产生一系列奇遇的十年——弗朗西斯·培根的艺术、电影创作、米歇尔·福柯以及弗朗索瓦·夏特莱、莱布尼茨和巴洛克、卡尔梅洛·贝内的戏剧——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他最终在随笔《批评与临床》中和文学相遇。人们最好把这些后期的作品想成与许许多多艺术感觉的相遇，这些感觉提供了德勒兹在友谊中所感知到的那种激情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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