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可终止与不可终止的分析(第一节-第四节)
可终止与不可终止的分析
作者 弗洛伊德
译者 班鸠
审校 吴张彰
第一节
经验告诉我们,精神分析治疗—也就是让某人摆脱其神经症症状、抑制和异常性格—是一件耗时的工作。因此一开始,我们就一直试图缩短分析的疗程。这样的努力无可厚非;因为这种尝试的依据,理由充分、又权衡了利弊。然而更早期的医学认为神经症没有必要治疗、而且没有什么可见的伤害,如此急躁轻视的态度,或许在缩短疗程的尝试中也可见一斑。如果如今神经症已经有必要得到关注了,那么我们还是要尽快对此进行处理。
这个方向上,奥托·兰克(Otto Rank)在其著作《出生创伤》(The Trauma of Birth)中已经做了一些积极的努力。兰克认为神经症的真正来源乃是出生,因为出生过程可能致使儿童对其母亲的“原初固着”(primal fixation)得不到克服,从而保留下来成为一种“原初压抑”(primal repression)。兰克期望,如果这种原初创伤随后能够通过分析进行处理,那么整个神经症就可以得到治愈。因此完成这一小部分的分析工作,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剩下的部分了。而数个月时间应该足以完成。兰克的论证无疑是大胆且独创的;然而这并未经受批评性的检验。不仅如此,这个理论是在一战后欧洲的悲惨和美国的“繁荣”之间的反差下构想出来的,其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且这个理论本就是为了让精神分析治疗的节奏适应匆忙的美国社会生活而存在的。兰克的思想起效的个案,我们所知不多。兰克这种想法可能类似于:消防队去处理一个因油灯倾倒而着火的房子,但只满足于从着火的房子中拿走那个油灯。这样无疑是缩小了消防队的作用。兰克的理论和实践都已经是过去时了,正如美国的“繁荣”。
而我自己,甚至在二战之前也曾采用另一种方式来加速精神分析治疗。那时我接受了一个俄国年轻人的个案①,财富宠坏了案主,而他在私人医生和随从的陪同下,在完全无法自立的状态下来到了维也纳。几年分析过程中,我本来有可能让案主重新独立起来,唤起他对生活的兴趣、并调整他与重要他人之间的关系。然而这时,分析进程却中断了。在处理他童年神经症的过程中,我们没能取得进展,而这种神经症正是他之后疾病的根基;而且很明显,患者那时觉得自己已处在一个高度舒适的位置,便不再想继续前进,但这本来可以带领他接近治疗的终点。这正是治疗抑制了自身的一个案例:正是治疗的部分成功,让其有了失败的危险。
在如此困境中,我采取了一种大胆的方式,也就是为分析设定了一个固定的时限:在一年分析工作开始的时候,我告诉患者,不论今后他能取得怎样的进步,接下来的一年就是治疗的最后一年。起初案主并不相信我,但随后他确信我是认真的,于是渴望获得改变。患者的阻抗减小了,并且在治疗的最后几个月,他回忆起了所有的记忆,并且发现了一些联系,这些联系对于理解其早年神经症以及当下的疾病是必要的。1914年盛夏患者离开了我,那时他完全没有疑惑为何我们最后的进展如此迅速,而我也相信分析对他的疗效是彻底且永久的。
1923年我在这位患者个案史所加的一个脚注中,我已经表明我曾经想错了。战争结束之际,这位患者已经穷困潦倒,当他流亡回维也纳时,我还得帮助他处理一部分一直以来未得到解决的转移。数月之内,这项工作就完成了,于是我才能这样来总结我的脚注:“自此开始,患者才感到正常,且言行举止都无可非议,尽管战争已经夺去了他的家产,以及所有的家庭关系。”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反驳这个结论的真实性;然而我们还是得有所保留。这位患者一直在维也纳生活,而且在社会上立足,尽管只是个卑微的小角色。然而在这期间,这位患者良好的健康状况受几次疾病的影响所中断了,而这些疾病只能解释为是其多年以来神经症的衍生物。多亏我的一个学生如斯·马克·布伦斯维克(Ruth Mack Brunswick)医生,他每次都用一个短程的治疗就治好了这些疾病。我希望如斯·马克·布伦斯维克医生她自己以后能对此做个简短的报告。这些疾病的影响有些仍然与转移残留下的部分有关;尽管这些残余的转移存在时间很短,但仍然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偏执倾向。然而在另一些影响中,病理性材料则由患者童年历史的片段构成,这些材料在我对患者进行分析的时候并未显露出来,而如今则出现了(这种对比无可避免)如同手术后的缝合线、或是坏死骨头的小碎片。我已经发现,这位患者康复的经历几乎和其患病经历一样让人感兴趣。
我后来也在其他一些个案中,采用过这种固定时限的方式,我也考虑了其他分析家的经验。而关于这种“要挟”策略的价值仅有一个结论:只有我们恰好遇到了合适的时间,才会起效。但无法保证能完全完成治疗任务。反过来说,我们可以确信,当一部分材料在威胁之下能够获得时,另一部材料也会因此而得到保留,进而掩埋下去。倘若是如此,那么这一部分材料就得不到处理了。一旦分析家固定了时限,那么就不能再延期;否则这会让患者对分析家完全失去信任。而对患者而言,最明显的解决方式就是去另一个分析家那里继续分析;尽管我们知道,这样会浪费一段时间,而且要放弃已经取得的分析成果。对于这种强制性的分析技术,并没有一个普遍的准则;其决定全凭分析家的机智。算错一步可就无法回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句谚语,用在此处相当合适。
注释:
1.请看我的在病人同意下出版的论文,《从一个婴儿神经症的历史》。它没有包含这个年轻男子的成人后的疾病的详细叙述。这部分疾病只有与其婴儿神经症有联系时,才需要提到。
第二节
如何加速缓慢的分析进程,对这一技术问题的讨论,把我们引向了另一个更加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有没有一件事可以作为分析自然而然的终点——有没有可能我们把每一个分析都引向这样的终点?倘若用分析家们通常的论述来判断,似乎分析确实有某个确定的终点,当分析家们对某些不完美的分析感到遗憾、或为自己辩解时,这种不完美大家公认、且人人都会遇到,分析家们常说:“他的分析并未完成”或“他还没有分析到终点。”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分析的终点”这个模糊短语的含义是什么。从实践角度而言,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当分析家和患者停止分析会面时,分析便走到终点了。
这种情况须有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患者不再遭受其症状的痛苦,并且已经克服其焦虑和抑制;第二,分析家应该判断足够多的材料已然意识化;足够多难以理解的材料已然得到解释;足够多内部阻抗得到克服,以至于无需再害怕病理过程的重复出现。如果我们因为外界困难导致无法达到这个目标,那么最好称之为不完整的分析,而非未完成的分析。
分析的“终点”另一含义则需要更大的野心。在此意义上,我将要追问:是否分析家已经给患者带来了足够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如果继续分析,则不能期待患者还会有进一步的改变。这就似乎有可能通过分析的方法让患者达到一个绝对精神健康的水平;不仅如此,我们相信这种水平可以维持稳定,就仿佛我们已经成功处理了患者的每一处压抑,并且填补了患者记忆中的所有缺口。我们可以首先问问自己的经验,是否确实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然后再转向我们的理论,从而探索一下这种情况发生是否有可能。
每个分析家都会遇到少数个案,这些个案已经取得了满意的治疗结果。分析家成功解除了患者神经症的困扰,而且这种困扰既没有反复,也没有由其他困扰所取代。但若是没有对这种决定因素的深刻洞见,我们就无法成功。那就是患者的自我一直还未有明显改变,且其病患的成因也一直基本上是创伤性的。然而任何一种神经症困扰的成因毕竟都是混合的。因此问题在于病因到底是驱力过分强大(换言之,驱力拒绝自我对其的驯服)还是早期创伤(比如早产)的影响,这些创伤不能为不成熟的自我所掌控。一般来说,就是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一种是固有因素,一种是偶然因素。固有的因素越强大,创伤越容易导致固着、并且使得发展受阻;创伤越强大,那么即便驱力情况正常,创伤的损害效果会很明显,这也越是必然的。到目前为止,创伤种类的病因学无疑给分析提供了更倾向于分析的领域。只有当个案病因主要是创伤性的;分析才能成功完成,其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只有这样,由于患者自我的增强,某个恰当的解决之道才会取代掉患者早年生活中所做出的不适当抉择。只有在这样一些个案中,我们才能说分析已经完结了。这些个案中,分析已经竭尽全力,且再无继续下去的必要。如果患者果真以这样的方式获得康复,并且再未产生其他需要分析的疾患。那么我们不知道,这有多少是由于患者人生命运的宽慰、为他除去了许多极其严酷的磨难。
驱力本身的增强,以及自我在受到限制、驱离的过程中,进行防御性斗争从而导致的消极改变,这些因素都会对分析效果造成不利影响,且还可能导致分析迟迟无法结束。我们也冒着风险认为,第一个因素(驱力的增强),乃是第二个因素(自我的改变)出现的原因;然而似乎后者的出现也有其自身的成因。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如今还并不充分。时至今日,这些问题才成为分析性研究的主题。在这个研究领域内,我觉得分析家们的兴趣完全受到了错误地引导。我们应该探究的问题不是“分析是如何治愈的(这是一个我认为已经充分阐明了的问题)”,而是“阻碍着治愈的那些障碍到底是什么?”
这给我带来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在分析实践中直接出现了。我希望下面这个例子能够将之展现出来。有一位男子,他做的分析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他自己却得出结论,觉得自己与男人和女人(与他竞争的男人和他所爱的女人)的关系都没有摆脱神经症的困扰;因此他去找那些他自认为比自己优越的人去做分析。这位男子自己的批判启发结果完全成功。他与所爱的女人结了婚,而且还成为了竞争对手的朋友和老师。他与前任分析家的关系也相当明郎,就这样过去了很多年。然而后来,在没有明显外界因素或困扰的情况下 ,这个一直接受分析的男子开始对分析家产生敌意,并且指责分析给他做的分析并不完整。他说,分析家应该已经知道,并且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转移关系绝不可能是纯粹积极的;他本应该考虑到有消极转移的可能性。
而分析家为自己辩解称,分析的那段时间并没有消极转移的迹象。然而,即使分析家没有察觉到消极转移的一些模糊迹象(由于分析早期视野有限,因此消极转移也不能排除考虑范围)分析家认为,如果当时那种情结还没有在患者身上激活,那么仅仅靠指出这个情结,仍然很难说这个情结就有力量去激活一个主题(或者,如我们所说的“情结”)。要激发这个情结,分析需要做些不那么友好的行为。此外,在分析期间或分析之后,并不是分析家和其主体之间的一切良好关系都可以视为转移;也会有一些基于现实的友好关系,这些关系可以持续保持下来。
现在,我来讲述第二个例子,这个例子激起了同样的问题。一个年迈的未婚女士,她由于腿部的几处疼痛而不能走路,因此自青春期开始她就无法生活自理。她这种情况明显带有一种癔症的性质,并且许多次治疗都失败了。而一段持续了三个季度的分析解决了这个困扰,让患者得以康复,并使之成为了一位杰出而优秀的人物,有了生活的能力。
她康复之后的几年里总是遭遇不幸。她的家庭发生了一些灾难,财产也有所损失,并且随着她慢慢老去,也渐渐失去了爱情婚姻幸福的希望。但是这位曾经的患者勇敢地面对这一切,并且在这段困难时期成为了家庭的支柱。我不记得是在分析结束的12年还是14年后,她由于内出血严重,而不得不接受妇科检查。检查发现了一个肿瘤,而明智的办法就是进行子宫切除手术。手术完成之后,这位女士又再次发病了。她爱上了她的外科医生,她沉浸在受虐(masochistic)的幻想中,幻想着身体内部发生了可怕的改变,她将这些幻想以及这份爱慕埋藏在心底,这使得进一步分析变得困难重重。这位女士一直到临终之前都身陷疾患。而分析治疗的成功太过久远,我们无法对此有太多期望;而那段分析正是我开始分析工作最早那几年所做的。毫无疑问,这位患者第二次爆发的疾患与第一次成功治愈的疾患有着同样的根源:第二次疾病是同一些受压抑冲动的另一次表现,分析并没有解决这些冲动。然而我更倾向于这样认为:如若没有这次新的创伤,那么神经症就不会重新发作。
这两个例子是从大量类似的案例中特意地挑选出来的,对于我们正在考虑的主题,这两个例子足以展开讨论了。怀疑论者、乐观主义者和野心家都会对这些主题持有不同观点。第一种人会说,现在证据确凿了,甚至一次成功的分析治疗也不能保证当时得到治愈的患者后来也能免患另一种神经症(的确,后来的神经症也来自同一种驱力根源)也就是说,不能避免旧病复发。剩下两种人可能会觉得这并未得到证实。他们会反对说,这两个例子分别出现在二十年和三十年以前,也就是分析的早期;但如今我们的认识和知识更为深入和宽广,而我们的技术也随着新的发现而有所改变。他们会说,如今我们可以要求期待分析性的治愈应该是持久的,或者至少说,如果患者再次患病,新的疾病不应该是他早先驱力的干扰的复发(以新形式出现)。他们会坚持认为,对我们治疗方法的要求,不应该受到我们过去经验的极大限制。
当然,我选择这两个例子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存在于如此遥远的过去。显然,一次成功分析个案越是近期的,则对我们讨论的价值就越少,这是因为我们无法预测(个案)痊愈以后将会怎样。很明显,乐观者的期望有预先做了一些假设,而这些假设却并非自明的。首先,他们假定:驱力冲突(或者更正确地说,自我和驱力的冲突)是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其次,当我们处理某人的驱力冲突时,好像我们可以给患者打个预防针,以防备任何其他类似的冲突;第三,为了预防疾病,我们有能力激发出这种致病冲突,而这种冲突同时又不会有任何外在表现,而且这种做法很明智。我抛出这些问题,但并不打算现在就进行答复。这些问题也许目前也不可能有明确的答案。
借由理论方面的考虑,我们可能会获得一些启发。然而另外一点已经很明确了:如果我们希望让分析治疗能达到这些严苛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缩短治疗的疗程。
第三节
一段持续了数十年的分析经验、以及一次在我工作的模式和本质上发生的改变,鼓舞着我在你们面前去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在我从业早期,我治疗过许许多多患者,他们自然都希望可以尽快被治好。而最近几年,我则主要一直忙于训练分析;而数目相对较少的严重病案则还是留给了我继续治疗,然而这些治疗总是被或长或短的间隔所打断。对于这些病案,治疗的目标已经不再相同了。不再是缩短疗程的问题;而目标却在于从根本上消除疾病发作的可能性,并使患者的人格发生一种深入的改变。
在这三个我们认为对治疗的成败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中:即创伤的影响、驱力原发的强度、自我的改变中,我们在此所关注的只有第二个,即驱力的强度。此时一个重要的疑问出现了,是否用“原发的”(或“先天的”)这个形容词来做限定是必要的呢?的确从一开始,原发性的因素就有着决定性作用,然而驱力的增强仍然有可能发生在随后的生活中,这样产生的效果也是相同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该修改我们的公式,用“当时驱力的强度”来换掉“驱力原发的强度”。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用分析治疗的方式,是否有可能决定性地永久解决驱力和自我之间的冲突,以及对自我的病理性驱力需求?”为了避免误解,我们有必要更准确地来解释一下“永久地解决驱力需求”是为何意。当然这意义不是指“使得这个需求消失,以至于它再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这通常是不可能的,也不该这么指望。不,我们所指的是其他意思,大抵可以描述为“驯化”驱力。换言之,即驱力完全与自我相和谐,并以自我的其他倾向来得以满足,不再寻求以其独自的方式来寻求满足。如果要问起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结果,要回答并不容易。我们只能说:“So muss denn doch die Hexe dran!”(那么,只好来请教女巫了——《浮士德》)——元心理学巫术。没有元心理学思考或理论(我差点说成“幻想”)我们就无法继续深入了。不幸的是,我们的“巫术”在这里所揭露的结果既不很清晰、也不详细。我们只能从一条单一的线索入手(一条价值最高的线索)即,初级过程(primary processes)和次级过程(secondary processes)之间的对比;我此刻要转过来讨论这一对比。如果现在我们再次看看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新的思路必定会把我们带到一个确切的结论上。问题就在于是否有可能决定性地永久解决驱力冲突,如:用那种方式“驯化”某种驱力需求。这样来说,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提到驱力的强度;但是分析的结果恰恰依赖于这一点。让我们从这个假设开始,即分析给神经症带来的结果,完全就是没有做过分析的正常人状态。然而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正常人那里,任何一种驱力冲突的解决方案都只适用于特定的驱力强度,或者更准确地说,只用于驱力强度和自我强度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之上。①如果自我的强度减弱,不论是因为疾病、精力衰竭还是什么类似原因,那么已经被成功驯化的所有驱力都可能重申其需求,并竭力以非正常的方式而获得替代性满足(substitutive satisfactions)。②我们每晚做的梦就给这个说法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梦以驱力需求的苏醒来回应自我的睡眠状态。
另一方面的材料同样很清楚。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某些驱力第二次大幅度增强了:如青春期,女性的更年期。如果一个人从前不是神经症患者,在那些时期变成了神经症患者,这一点也不奇怪。当他的驱力还没有那么强大时,他可以成功“驯化”它们;然而当驱力增强时,他就做不到了。压抑就像水坝抵抗着水的压力。驱力的这两种生理性增强带来的影响完全相同,也可能因生活中其他时期由于意外因素而引发。可能导致驱力的增强的因素有:新的创伤、突如其来的挫折、或是各种驱力间的相互作用。结果通常都一样,而且都表明导致疾患的因素中,一种与量相关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十分重要。
我觉得我一直谈论的这些东西都十分平常且不言而喻,为此我对这种沉闷的阐述也感到有些愧疚。然而事实是,我们常常好像完全熟知了这些;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理论概念却忽视了一点,即经济学(economic)思路与动力学(dynamic)或地质学(topographical)思路同样重要。因此,我恰好要重视这一点。
然而在我们决定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个异议,这个异议基于一个我们事先就会认可的事实。可以说,我们的论据都是从自我与驱力之间自然发生的过程中所推断出来的;而且我们的讨论假定,分析治疗只能实现那些在有利且正常条件下自发产生的结果。然而事实是这样吗?我们理论的主张不是分析带来的结果绝不会在自我中自然发生吗?且治疗带来的这种新状态,难道不是正是接受过分析和未接受过分析的人之间的基本差异吗?让我们牢记这项主张的依据。一切压抑都出现在童年早期;这些压抑乃是不成熟而脆弱的自我所采取原始防御措施。之后的岁月里没有出现新的压抑;但旧的压抑依然存在着;这些压抑继续服务于自我,以便控制驱力。我们称之为“压抑后”(after-repression)的东西处理了这些新冲突。对于这些婴儿期压抑,我们或许可以下一个一般性结论,即压抑整个都完全依赖于与之相关力量的相对强度,而且压抑无法抵抗住驱力的增强。然而,对于已经更为成熟强大的自我,分析可以使之修正这些从前的压抑;其中少数压抑完全消除了;而另一些则得到认识,并被更为坚实的材料所重新构造。这些新的大坝与早期的相比,其坚固程度完全不同;我们自信满满地说:在驱力的洪潮面前,这些新大坝不会轻易倒塌。因此,分析治疗的真正成就在于对压抑的原初过程进行修正。这种修正摆脱了由于量的原因而带来的驱力的控制。
到现在为止,对于我们这套除非有难以避免的强制因素否则无法放弃的理论。我们的经验对此是什么看法呢?也许我们的经验还不够充足,所以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结论。经验证实时常可以证实我们的预期,但也不总是如此。我们有一种印象:如果一个没有接受过分析的人与已经接受过分析的人之间行为的差异,并不像我们所追求、期望、主张的那样,那么出现这种结果,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如若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意味着,分析有时能成功消除驱力增强所带来的影响,但并不总是如此,或者说分析的效果只限于增强抑制的抵抗力量,以便这种抑制
的力量能够等同于,比分析之前或比没有分析还没开始的时候更为强大驱力需求的力量。我实在不能在这一点上做出定论,甚至也不知道此刻有没有可能做出定论。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着手处理分析效果的可变性这个问题。我们清楚,在对从智力上认识我们环境的过程中,第一步就是进行概括、总结出规律,从而给混乱带来秩序。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简化现象世界;但这样我们就不可避免会有歪曲,尤其如果我们所处理的是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我们所关注的是识别出一种性质的变化,但通常,我们一开始无论如何都会忽视掉量的因素。现实世界中,各种过渡和中间阶段远比我们(在理论上)已经完全分化的各种独立的阶段更为常见。在研究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我们仅仅注意到结果;而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发展的过程通常或多或少不完整,也就是说,发展其实只是部分的改变。
从前奥地利一位机智的讽刺文作家约翰·内斯特罗伊(Johann Nestroy)曾说过:“前进的每一步都比看上去要小一半。”把一种基本有效的结论归到这句不怀好意的格言中,确实很容易。差不多总是会一些现象残留下来,一些部分退缩回去。当一位慷慨的资助者突然变现得吝啬,当一位一向和蔼的人突然任性地四处表现敌意,这些“残留现象”对于遗传学研究有相当的价值。这些现象表明,这些珍贵而让人敬佩的品质,本质上是种补偿或过度补偿,尽管它备受期待,但补偿总是不完全、不完整的。我们最初这样描述力比多的发展:即原初口欲阶段更替为施虐性的肛欲阶段(sadistic-anal phase),后者之后又更替为阳具生殖阶段(phallic-genital phase)。后来的研究并没有推翻这个观点,但对其进行了补充修正:这种阶段更替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逐渐产生的,因此较早的性组织(阶段)总是残留了一部分,留在之后的组织(阶段)中,即使在正常的发展进程中,这种转变也不完整。早期力比多固着的残留物仍然留在了最终的结构中。在其他完全不同的领域中,也能见到同样的情况。在人类所有的谬误迷信(尽管可能已经被去除了)中,没有哪一种不残留到了今天,它们存在于低级文明社会,甚至以及最高级的文明社会。曾经进入到生活中的东西僵而不化。有时候,我们不禁怀疑,远古时期的恐龙是否真的灭绝了。
如果把这些讨论套用到我们当下的问题,那么我认为,如何解释分析治疗带来的结果是多变的,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当我们力图用可靠的自我调控来取代危险的压抑时,我们常常并不能完全实现我们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实现得不够彻底。这种转变确实成功了,但常常只是部分成功:仍然有一部分旧的防御机制没有被分析工作触及到。要证明事实真是如此十分困难。因为除了我们正在试图解释的结果之外,要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别无他法。然而,我们在分析工作中获得的印象和这个假设并不矛盾;事实上,这些印象更加证实了这一点。但我们绝不能拿自己洞察的清楚程度来衡量患者对我们的信服成都。就是人们说的,患者的信服可能缺乏“深度”,这通常是个“量”的因素的问题,且容易被人忽视。如果这就是解决我们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可以说,在主张控制驱力来治愈神经症这一点上,精神分析在理论上通常正确,但在实践上并不总是正确。这是因为,它不能保证控制驱力有足够程度的基础。这样一部分失败的原因显而易见。
过去,驱力强度的数量因素与自我防御的努力相对立;因此,我们需要分析工作来帮忙;而现在,同样的因素却给新努力的效果设了限。如果驱力的强度太过,那么受分析所支撑的成熟自我就没法完成任务,就像先前脆弱自我的失败一样。
它对驱力的控制力确实提高了,但是这还不够。因为防御机制中的转换并不完全。这并不稀奇,由于分析运作使用的工具的力量不是无限而是有限的,所以最后的结果常常取决于互相对立的精神机构彼此之间的相对强度。
毫无疑问,缩短治疗的疗程令人向往。然而,只有增强分析的效力以致得以协助自我,我们才能实现治疗目标。对于这个目标,催眠似乎就是最佳工具;但是我们不得不放弃它,理由也众所周知。但催眠的替代品至今还未发现。从这个观点,我们可以理解,一位像弗伦兹这样的精神分析大师为何要将晚年奉献给治疗实验,尽管很不幸,这些实验都被证明是徒劳。
注释:
1.或者完全准确地说,在这个关系落入特定界限之内的时候。
2.对于像是过劳、受惊等不特定因素在病原学上的重要性,我们在此有个说法。常识中一般坚信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但是精神分析却恰恰要把这些因素视为背景。除非使用元心理学的术语,否则定义健康是不可能的:例如,借助精神装置中各种机构(我们已经认识到或者推测出来的机构)之间的动力关系。
第四节
有两个进一步的问题需要放到一起考虑;即(1)当处理一个驱力冲突时,我们能够保护患者免受未来冲突的影响;(2)为了预防的目的,去激起一个在当时并不明显的冲突,这是否可行而恰当;很明显,只有当第二项任务完成时,第一项任务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转变为了当下现实的冲突时,其影响力才会出现。对这个问题的阐释方式说到底,只是之前方式的一种延伸。对于第一个例子,我们之前一直在思考如何防范同样的冲突再度出现,而现在我们思考的是,如何防范它可能被另一个冲突所取代。这个计划听起来很有野心,但我们试图做的,仅仅是搞清楚精神分析治疗效果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不论我们的治疗野心多么想去承担这样的任务,经验也会断然否定这种意图。倘若一种驱力在当前并不活跃,也没有自行显现,那么我们也无法通过分析而影响它。别吵醒睡着的恶犬,我们在探索精神地下世界时经常听到这个警告,但它用在心理生活的情况时却相当不合适。
因为如果驱力正在导致紊乱,那就证明恶犬并没有睡着;而且如果它们真的睡着了,那么我们也无力去唤醒它们。这最后一个说法还相当不明确,且需要更详细地讨论。让我们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原本潜伏的驱力冲突转变为当下激活的冲突?很明显,我们只能做两件事。 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些会激活冲突的情景,或者我们也乐于在分析中讨论它,并指出它出现的可能性。这两种选择中的第一种可以用两种方式实现:在现实或转移当中(两种情况都是通过让患者暴露在一定程度真实的痛苦受挫的环境中,并控制力比多而实现的)。目前,我们也确实已经在一般的分析过程中使用这种技术。另外,分析需要在“一种挫折状态”中进行,这条原则有什么意蕴呢?这是我们处理已经激活的冲突时所使用的技术。我们试图将冲突带到顶端,让其达到最高峰,从而增强驱力的力量来进行解决。分析经验教导我们,更好永远是好的敌人,在患者康复的每个阶段,我们都必须和患者的惰性做斗争,这种惰性就是满足于不完整的解决方案。
然而,如果我们打算进行预防性治疗的那些驱力冲突,仅仅只是潜在而尚未激活的,那么仅仅控制患者身上目前无法避免的痛苦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下决心激活患者新的痛苦;而这一点迄今为止还只能理所当然地交给命运。我们会从各个方面受到警告,反对我们同命运竞争,让可怜的人类遭受如此残酷的实验。而这又会是些什么样的实验呢?我们能否以预防伪目的,负责破坏一段满意的婚姻,或是促使患者放弃他赖以为生的生计?幸运的是,我们从未把自己放到这样的处境下,去考虑干预患者的现实生活是否合理;我们也没有这样做所需要的绝对权力,而且我们治疗实验的主体也当然会拒绝服从。在实践中,这样一个步骤差不多都是不被允许的;此外,在理论上也存在异议。倘若患者的致病经历发生在过去,那么分析工作进展最顺利,这样他的自我也能站在致病经历一段距离之外。在急性危机情况下,分析的一切目的和意图都没有用处。自我的全部精力都关注在痛苦的现实当中,而隔绝在分析之外,而分析则试图穿透表面,去揭露过去的影响。创造一个新的冲突只会增长分析的时间,并使得分析更加困难。
反对者会认为这些言论相当没有必要。没有人愿意为了治疗潜在的冲突,而故意制造出新的痛苦情景。把这作为一种预防性的成就,这没什么好骄傲的。例如,我们知道患过猩红热的患者就会对同样的疾病产生免疫;然而从来没有一位医生,为了让一位可能得猩红热的健康人获得免疫力,就故意让他染上猩红热。保护措施不一定要制造出与疾病致使的一样的危险情景,而只要非常轻微的结果,正如牛痘疫苗的接种或其他类似的例子。因此,分析预防驱力冲突时,也只能考虑之前提到的另外两种方法:在转移中人为制造的新冲突(毕竟,这种冲突缺乏现实特征),以及在患者的想象中唤起这些冲突,让患者对此进行熟悉。
我不知道,是否我们可以说,这两种比较温和方法中的第一种,是完全被排除在分析之外的。尽管这个方向上,没有过任何实验。但问题也会立马显现,即这样的工作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首先,选择这种转移情形的机会很有限。患者自己无法把所有冲突都带入转移中;分析家也无法在这种转移情形下,唤起其全部有可能的冲突。分析家可以让患者产生嫉妒,或者让他们在爱中体验到受挫;但唤起这些没有任何技术目的。在大多数分析情况下,这样的事情总是会自动出现。其次,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即这类做法会迫使分析家对患者表现出不友善,而这会给分析家的亲切态度(根据积极转移)带来损害,这种亲切态度是患者在分析合作工作中,愿意承担自己责任的最大动机。因此,我们不能对这种做法抱有期待。
如此以来,我们就只剩下一种方式了,这种方式在所有选项中原本就是唯一一个值得考虑到。我们告诉患者其他驱力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勾起他对这种冲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期待。我们希望,这条信息及警告能够激活我们所指出的冲突,其激活程度适当,但足够用于治疗。但这次,经验的声音丝毫不含糊。我们期待的结果没有出现。患者听到了我们传递的信息,但丝毫没有反应。他可能在暗地思索:“这挺有意思,但我什么都感觉不到。”我们已经增添他的知识,但没有给他带来改变。这种情形与人们阅读精神分析文本时一模一样。读者只有读到那些感觉能适用于自己的部分时,才会感到受“刺激”,即牵涉到了当时在他身上活跃的冲突。而其他部分只能让他毫无感觉。我觉得,当我们给儿童性启蒙时,我们也会有类似的体验。我不能说性启蒙有害或者没有必要,但是确实这种开明的措施所带来的预防效果被极大高估了。经过这样的启蒙之后,儿童认识到了一些之前不知道的事情,但他们不会运用这些当下传授给他们的新知识。我们能看到,儿童甚至不会急着因为这种新知识,而放弃原来的性理论。这些性理论可以说成是一种自然成长,它们建构在与其相称的不完整力比多组织之上,并依赖于此。儿童在接受性启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表现得像被迫信仰基督教的原始民族,仍然继续秘密地膜拜他们从前的偶像。
作者 弗洛伊德
译者 班鸠
审校 吴张彰
第一节
经验告诉我们,精神分析治疗—也就是让某人摆脱其神经症症状、抑制和异常性格—是一件耗时的工作。因此一开始,我们就一直试图缩短分析的疗程。这样的努力无可厚非;因为这种尝试的依据,理由充分、又权衡了利弊。然而更早期的医学认为神经症没有必要治疗、而且没有什么可见的伤害,如此急躁轻视的态度,或许在缩短疗程的尝试中也可见一斑。如果如今神经症已经有必要得到关注了,那么我们还是要尽快对此进行处理。
这个方向上,奥托·兰克(Otto Rank)在其著作《出生创伤》(The Trauma of Birth)中已经做了一些积极的努力。兰克认为神经症的真正来源乃是出生,因为出生过程可能致使儿童对其母亲的“原初固着”(primal fixation)得不到克服,从而保留下来成为一种“原初压抑”(primal repression)。兰克期望,如果这种原初创伤随后能够通过分析进行处理,那么整个神经症就可以得到治愈。因此完成这一小部分的分析工作,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剩下的部分了。而数个月时间应该足以完成。兰克的论证无疑是大胆且独创的;然而这并未经受批评性的检验。不仅如此,这个理论是在一战后欧洲的悲惨和美国的“繁荣”之间的反差下构想出来的,其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且这个理论本就是为了让精神分析治疗的节奏适应匆忙的美国社会生活而存在的。兰克的思想起效的个案,我们所知不多。兰克这种想法可能类似于:消防队去处理一个因油灯倾倒而着火的房子,但只满足于从着火的房子中拿走那个油灯。这样无疑是缩小了消防队的作用。兰克的理论和实践都已经是过去时了,正如美国的“繁荣”。
而我自己,甚至在二战之前也曾采用另一种方式来加速精神分析治疗。那时我接受了一个俄国年轻人的个案①,财富宠坏了案主,而他在私人医生和随从的陪同下,在完全无法自立的状态下来到了维也纳。几年分析过程中,我本来有可能让案主重新独立起来,唤起他对生活的兴趣、并调整他与重要他人之间的关系。然而这时,分析进程却中断了。在处理他童年神经症的过程中,我们没能取得进展,而这种神经症正是他之后疾病的根基;而且很明显,患者那时觉得自己已处在一个高度舒适的位置,便不再想继续前进,但这本来可以带领他接近治疗的终点。这正是治疗抑制了自身的一个案例:正是治疗的部分成功,让其有了失败的危险。
在如此困境中,我采取了一种大胆的方式,也就是为分析设定了一个固定的时限:在一年分析工作开始的时候,我告诉患者,不论今后他能取得怎样的进步,接下来的一年就是治疗的最后一年。起初案主并不相信我,但随后他确信我是认真的,于是渴望获得改变。患者的阻抗减小了,并且在治疗的最后几个月,他回忆起了所有的记忆,并且发现了一些联系,这些联系对于理解其早年神经症以及当下的疾病是必要的。1914年盛夏患者离开了我,那时他完全没有疑惑为何我们最后的进展如此迅速,而我也相信分析对他的疗效是彻底且永久的。
1923年我在这位患者个案史所加的一个脚注中,我已经表明我曾经想错了。战争结束之际,这位患者已经穷困潦倒,当他流亡回维也纳时,我还得帮助他处理一部分一直以来未得到解决的转移。数月之内,这项工作就完成了,于是我才能这样来总结我的脚注:“自此开始,患者才感到正常,且言行举止都无可非议,尽管战争已经夺去了他的家产,以及所有的家庭关系。”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反驳这个结论的真实性;然而我们还是得有所保留。这位患者一直在维也纳生活,而且在社会上立足,尽管只是个卑微的小角色。然而在这期间,这位患者良好的健康状况受几次疾病的影响所中断了,而这些疾病只能解释为是其多年以来神经症的衍生物。多亏我的一个学生如斯·马克·布伦斯维克(Ruth Mack Brunswick)医生,他每次都用一个短程的治疗就治好了这些疾病。我希望如斯·马克·布伦斯维克医生她自己以后能对此做个简短的报告。这些疾病的影响有些仍然与转移残留下的部分有关;尽管这些残余的转移存在时间很短,但仍然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偏执倾向。然而在另一些影响中,病理性材料则由患者童年历史的片段构成,这些材料在我对患者进行分析的时候并未显露出来,而如今则出现了(这种对比无可避免)如同手术后的缝合线、或是坏死骨头的小碎片。我已经发现,这位患者康复的经历几乎和其患病经历一样让人感兴趣。
我后来也在其他一些个案中,采用过这种固定时限的方式,我也考虑了其他分析家的经验。而关于这种“要挟”策略的价值仅有一个结论:只有我们恰好遇到了合适的时间,才会起效。但无法保证能完全完成治疗任务。反过来说,我们可以确信,当一部分材料在威胁之下能够获得时,另一部材料也会因此而得到保留,进而掩埋下去。倘若是如此,那么这一部分材料就得不到处理了。一旦分析家固定了时限,那么就不能再延期;否则这会让患者对分析家完全失去信任。而对患者而言,最明显的解决方式就是去另一个分析家那里继续分析;尽管我们知道,这样会浪费一段时间,而且要放弃已经取得的分析成果。对于这种强制性的分析技术,并没有一个普遍的准则;其决定全凭分析家的机智。算错一步可就无法回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句谚语,用在此处相当合适。
注释:
1.请看我的在病人同意下出版的论文,《从一个婴儿神经症的历史》。它没有包含这个年轻男子的成人后的疾病的详细叙述。这部分疾病只有与其婴儿神经症有联系时,才需要提到。
第二节
如何加速缓慢的分析进程,对这一技术问题的讨论,把我们引向了另一个更加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有没有一件事可以作为分析自然而然的终点——有没有可能我们把每一个分析都引向这样的终点?倘若用分析家们通常的论述来判断,似乎分析确实有某个确定的终点,当分析家们对某些不完美的分析感到遗憾、或为自己辩解时,这种不完美大家公认、且人人都会遇到,分析家们常说:“他的分析并未完成”或“他还没有分析到终点。”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分析的终点”这个模糊短语的含义是什么。从实践角度而言,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当分析家和患者停止分析会面时,分析便走到终点了。
这种情况须有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患者不再遭受其症状的痛苦,并且已经克服其焦虑和抑制;第二,分析家应该判断足够多的材料已然意识化;足够多难以理解的材料已然得到解释;足够多内部阻抗得到克服,以至于无需再害怕病理过程的重复出现。如果我们因为外界困难导致无法达到这个目标,那么最好称之为不完整的分析,而非未完成的分析。
分析的“终点”另一含义则需要更大的野心。在此意义上,我将要追问:是否分析家已经给患者带来了足够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如果继续分析,则不能期待患者还会有进一步的改变。这就似乎有可能通过分析的方法让患者达到一个绝对精神健康的水平;不仅如此,我们相信这种水平可以维持稳定,就仿佛我们已经成功处理了患者的每一处压抑,并且填补了患者记忆中的所有缺口。我们可以首先问问自己的经验,是否确实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然后再转向我们的理论,从而探索一下这种情况发生是否有可能。
每个分析家都会遇到少数个案,这些个案已经取得了满意的治疗结果。分析家成功解除了患者神经症的困扰,而且这种困扰既没有反复,也没有由其他困扰所取代。但若是没有对这种决定因素的深刻洞见,我们就无法成功。那就是患者的自我一直还未有明显改变,且其病患的成因也一直基本上是创伤性的。然而任何一种神经症困扰的成因毕竟都是混合的。因此问题在于病因到底是驱力过分强大(换言之,驱力拒绝自我对其的驯服)还是早期创伤(比如早产)的影响,这些创伤不能为不成熟的自我所掌控。一般来说,就是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一种是固有因素,一种是偶然因素。固有的因素越强大,创伤越容易导致固着、并且使得发展受阻;创伤越强大,那么即便驱力情况正常,创伤的损害效果会很明显,这也越是必然的。到目前为止,创伤种类的病因学无疑给分析提供了更倾向于分析的领域。只有当个案病因主要是创伤性的;分析才能成功完成,其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只有这样,由于患者自我的增强,某个恰当的解决之道才会取代掉患者早年生活中所做出的不适当抉择。只有在这样一些个案中,我们才能说分析已经完结了。这些个案中,分析已经竭尽全力,且再无继续下去的必要。如果患者果真以这样的方式获得康复,并且再未产生其他需要分析的疾患。那么我们不知道,这有多少是由于患者人生命运的宽慰、为他除去了许多极其严酷的磨难。
驱力本身的增强,以及自我在受到限制、驱离的过程中,进行防御性斗争从而导致的消极改变,这些因素都会对分析效果造成不利影响,且还可能导致分析迟迟无法结束。我们也冒着风险认为,第一个因素(驱力的增强),乃是第二个因素(自我的改变)出现的原因;然而似乎后者的出现也有其自身的成因。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如今还并不充分。时至今日,这些问题才成为分析性研究的主题。在这个研究领域内,我觉得分析家们的兴趣完全受到了错误地引导。我们应该探究的问题不是“分析是如何治愈的(这是一个我认为已经充分阐明了的问题)”,而是“阻碍着治愈的那些障碍到底是什么?”
这给我带来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在分析实践中直接出现了。我希望下面这个例子能够将之展现出来。有一位男子,他做的分析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他自己却得出结论,觉得自己与男人和女人(与他竞争的男人和他所爱的女人)的关系都没有摆脱神经症的困扰;因此他去找那些他自认为比自己优越的人去做分析。这位男子自己的批判启发结果完全成功。他与所爱的女人结了婚,而且还成为了竞争对手的朋友和老师。他与前任分析家的关系也相当明郎,就这样过去了很多年。然而后来,在没有明显外界因素或困扰的情况下 ,这个一直接受分析的男子开始对分析家产生敌意,并且指责分析给他做的分析并不完整。他说,分析家应该已经知道,并且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转移关系绝不可能是纯粹积极的;他本应该考虑到有消极转移的可能性。
而分析家为自己辩解称,分析的那段时间并没有消极转移的迹象。然而,即使分析家没有察觉到消极转移的一些模糊迹象(由于分析早期视野有限,因此消极转移也不能排除考虑范围)分析家认为,如果当时那种情结还没有在患者身上激活,那么仅仅靠指出这个情结,仍然很难说这个情结就有力量去激活一个主题(或者,如我们所说的“情结”)。要激发这个情结,分析需要做些不那么友好的行为。此外,在分析期间或分析之后,并不是分析家和其主体之间的一切良好关系都可以视为转移;也会有一些基于现实的友好关系,这些关系可以持续保持下来。
现在,我来讲述第二个例子,这个例子激起了同样的问题。一个年迈的未婚女士,她由于腿部的几处疼痛而不能走路,因此自青春期开始她就无法生活自理。她这种情况明显带有一种癔症的性质,并且许多次治疗都失败了。而一段持续了三个季度的分析解决了这个困扰,让患者得以康复,并使之成为了一位杰出而优秀的人物,有了生活的能力。
她康复之后的几年里总是遭遇不幸。她的家庭发生了一些灾难,财产也有所损失,并且随着她慢慢老去,也渐渐失去了爱情婚姻幸福的希望。但是这位曾经的患者勇敢地面对这一切,并且在这段困难时期成为了家庭的支柱。我不记得是在分析结束的12年还是14年后,她由于内出血严重,而不得不接受妇科检查。检查发现了一个肿瘤,而明智的办法就是进行子宫切除手术。手术完成之后,这位女士又再次发病了。她爱上了她的外科医生,她沉浸在受虐(masochistic)的幻想中,幻想着身体内部发生了可怕的改变,她将这些幻想以及这份爱慕埋藏在心底,这使得进一步分析变得困难重重。这位女士一直到临终之前都身陷疾患。而分析治疗的成功太过久远,我们无法对此有太多期望;而那段分析正是我开始分析工作最早那几年所做的。毫无疑问,这位患者第二次爆发的疾患与第一次成功治愈的疾患有着同样的根源:第二次疾病是同一些受压抑冲动的另一次表现,分析并没有解决这些冲动。然而我更倾向于这样认为:如若没有这次新的创伤,那么神经症就不会重新发作。
这两个例子是从大量类似的案例中特意地挑选出来的,对于我们正在考虑的主题,这两个例子足以展开讨论了。怀疑论者、乐观主义者和野心家都会对这些主题持有不同观点。第一种人会说,现在证据确凿了,甚至一次成功的分析治疗也不能保证当时得到治愈的患者后来也能免患另一种神经症(的确,后来的神经症也来自同一种驱力根源)也就是说,不能避免旧病复发。剩下两种人可能会觉得这并未得到证实。他们会反对说,这两个例子分别出现在二十年和三十年以前,也就是分析的早期;但如今我们的认识和知识更为深入和宽广,而我们的技术也随着新的发现而有所改变。他们会说,如今我们可以要求期待分析性的治愈应该是持久的,或者至少说,如果患者再次患病,新的疾病不应该是他早先驱力的干扰的复发(以新形式出现)。他们会坚持认为,对我们治疗方法的要求,不应该受到我们过去经验的极大限制。
当然,我选择这两个例子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存在于如此遥远的过去。显然,一次成功分析个案越是近期的,则对我们讨论的价值就越少,这是因为我们无法预测(个案)痊愈以后将会怎样。很明显,乐观者的期望有预先做了一些假设,而这些假设却并非自明的。首先,他们假定:驱力冲突(或者更正确地说,自我和驱力的冲突)是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其次,当我们处理某人的驱力冲突时,好像我们可以给患者打个预防针,以防备任何其他类似的冲突;第三,为了预防疾病,我们有能力激发出这种致病冲突,而这种冲突同时又不会有任何外在表现,而且这种做法很明智。我抛出这些问题,但并不打算现在就进行答复。这些问题也许目前也不可能有明确的答案。
借由理论方面的考虑,我们可能会获得一些启发。然而另外一点已经很明确了:如果我们希望让分析治疗能达到这些严苛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缩短治疗的疗程。
第三节
一段持续了数十年的分析经验、以及一次在我工作的模式和本质上发生的改变,鼓舞着我在你们面前去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在我从业早期,我治疗过许许多多患者,他们自然都希望可以尽快被治好。而最近几年,我则主要一直忙于训练分析;而数目相对较少的严重病案则还是留给了我继续治疗,然而这些治疗总是被或长或短的间隔所打断。对于这些病案,治疗的目标已经不再相同了。不再是缩短疗程的问题;而目标却在于从根本上消除疾病发作的可能性,并使患者的人格发生一种深入的改变。
在这三个我们认为对治疗的成败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中:即创伤的影响、驱力原发的强度、自我的改变中,我们在此所关注的只有第二个,即驱力的强度。此时一个重要的疑问出现了,是否用“原发的”(或“先天的”)这个形容词来做限定是必要的呢?的确从一开始,原发性的因素就有着决定性作用,然而驱力的增强仍然有可能发生在随后的生活中,这样产生的效果也是相同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该修改我们的公式,用“当时驱力的强度”来换掉“驱力原发的强度”。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用分析治疗的方式,是否有可能决定性地永久解决驱力和自我之间的冲突,以及对自我的病理性驱力需求?”为了避免误解,我们有必要更准确地来解释一下“永久地解决驱力需求”是为何意。当然这意义不是指“使得这个需求消失,以至于它再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这通常是不可能的,也不该这么指望。不,我们所指的是其他意思,大抵可以描述为“驯化”驱力。换言之,即驱力完全与自我相和谐,并以自我的其他倾向来得以满足,不再寻求以其独自的方式来寻求满足。如果要问起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结果,要回答并不容易。我们只能说:“So muss denn doch die Hexe dran!”(那么,只好来请教女巫了——《浮士德》)——元心理学巫术。没有元心理学思考或理论(我差点说成“幻想”)我们就无法继续深入了。不幸的是,我们的“巫术”在这里所揭露的结果既不很清晰、也不详细。我们只能从一条单一的线索入手(一条价值最高的线索)即,初级过程(primary processes)和次级过程(secondary processes)之间的对比;我此刻要转过来讨论这一对比。如果现在我们再次看看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新的思路必定会把我们带到一个确切的结论上。问题就在于是否有可能决定性地永久解决驱力冲突,如:用那种方式“驯化”某种驱力需求。这样来说,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提到驱力的强度;但是分析的结果恰恰依赖于这一点。让我们从这个假设开始,即分析给神经症带来的结果,完全就是没有做过分析的正常人状态。然而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正常人那里,任何一种驱力冲突的解决方案都只适用于特定的驱力强度,或者更准确地说,只用于驱力强度和自我强度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之上。①如果自我的强度减弱,不论是因为疾病、精力衰竭还是什么类似原因,那么已经被成功驯化的所有驱力都可能重申其需求,并竭力以非正常的方式而获得替代性满足(substitutive satisfactions)。②我们每晚做的梦就给这个说法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梦以驱力需求的苏醒来回应自我的睡眠状态。
另一方面的材料同样很清楚。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某些驱力第二次大幅度增强了:如青春期,女性的更年期。如果一个人从前不是神经症患者,在那些时期变成了神经症患者,这一点也不奇怪。当他的驱力还没有那么强大时,他可以成功“驯化”它们;然而当驱力增强时,他就做不到了。压抑就像水坝抵抗着水的压力。驱力的这两种生理性增强带来的影响完全相同,也可能因生活中其他时期由于意外因素而引发。可能导致驱力的增强的因素有:新的创伤、突如其来的挫折、或是各种驱力间的相互作用。结果通常都一样,而且都表明导致疾患的因素中,一种与量相关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十分重要。
我觉得我一直谈论的这些东西都十分平常且不言而喻,为此我对这种沉闷的阐述也感到有些愧疚。然而事实是,我们常常好像完全熟知了这些;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理论概念却忽视了一点,即经济学(economic)思路与动力学(dynamic)或地质学(topographical)思路同样重要。因此,我恰好要重视这一点。
然而在我们决定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个异议,这个异议基于一个我们事先就会认可的事实。可以说,我们的论据都是从自我与驱力之间自然发生的过程中所推断出来的;而且我们的讨论假定,分析治疗只能实现那些在有利且正常条件下自发产生的结果。然而事实是这样吗?我们理论的主张不是分析带来的结果绝不会在自我中自然发生吗?且治疗带来的这种新状态,难道不是正是接受过分析和未接受过分析的人之间的基本差异吗?让我们牢记这项主张的依据。一切压抑都出现在童年早期;这些压抑乃是不成熟而脆弱的自我所采取原始防御措施。之后的岁月里没有出现新的压抑;但旧的压抑依然存在着;这些压抑继续服务于自我,以便控制驱力。我们称之为“压抑后”(after-repression)的东西处理了这些新冲突。对于这些婴儿期压抑,我们或许可以下一个一般性结论,即压抑整个都完全依赖于与之相关力量的相对强度,而且压抑无法抵抗住驱力的增强。然而,对于已经更为成熟强大的自我,分析可以使之修正这些从前的压抑;其中少数压抑完全消除了;而另一些则得到认识,并被更为坚实的材料所重新构造。这些新的大坝与早期的相比,其坚固程度完全不同;我们自信满满地说:在驱力的洪潮面前,这些新大坝不会轻易倒塌。因此,分析治疗的真正成就在于对压抑的原初过程进行修正。这种修正摆脱了由于量的原因而带来的驱力的控制。
到现在为止,对于我们这套除非有难以避免的强制因素否则无法放弃的理论。我们的经验对此是什么看法呢?也许我们的经验还不够充足,所以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结论。经验证实时常可以证实我们的预期,但也不总是如此。我们有一种印象:如果一个没有接受过分析的人与已经接受过分析的人之间行为的差异,并不像我们所追求、期望、主张的那样,那么出现这种结果,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如若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意味着,分析有时能成功消除驱力增强所带来的影响,但并不总是如此,或者说分析的效果只限于增强抑制的抵抗力量,以便这种抑制
的力量能够等同于,比分析之前或比没有分析还没开始的时候更为强大驱力需求的力量。我实在不能在这一点上做出定论,甚至也不知道此刻有没有可能做出定论。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着手处理分析效果的可变性这个问题。我们清楚,在对从智力上认识我们环境的过程中,第一步就是进行概括、总结出规律,从而给混乱带来秩序。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简化现象世界;但这样我们就不可避免会有歪曲,尤其如果我们所处理的是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我们所关注的是识别出一种性质的变化,但通常,我们一开始无论如何都会忽视掉量的因素。现实世界中,各种过渡和中间阶段远比我们(在理论上)已经完全分化的各种独立的阶段更为常见。在研究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我们仅仅注意到结果;而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发展的过程通常或多或少不完整,也就是说,发展其实只是部分的改变。
从前奥地利一位机智的讽刺文作家约翰·内斯特罗伊(Johann Nestroy)曾说过:“前进的每一步都比看上去要小一半。”把一种基本有效的结论归到这句不怀好意的格言中,确实很容易。差不多总是会一些现象残留下来,一些部分退缩回去。当一位慷慨的资助者突然变现得吝啬,当一位一向和蔼的人突然任性地四处表现敌意,这些“残留现象”对于遗传学研究有相当的价值。这些现象表明,这些珍贵而让人敬佩的品质,本质上是种补偿或过度补偿,尽管它备受期待,但补偿总是不完全、不完整的。我们最初这样描述力比多的发展:即原初口欲阶段更替为施虐性的肛欲阶段(sadistic-anal phase),后者之后又更替为阳具生殖阶段(phallic-genital phase)。后来的研究并没有推翻这个观点,但对其进行了补充修正:这种阶段更替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逐渐产生的,因此较早的性组织(阶段)总是残留了一部分,留在之后的组织(阶段)中,即使在正常的发展进程中,这种转变也不完整。早期力比多固着的残留物仍然留在了最终的结构中。在其他完全不同的领域中,也能见到同样的情况。在人类所有的谬误迷信(尽管可能已经被去除了)中,没有哪一种不残留到了今天,它们存在于低级文明社会,甚至以及最高级的文明社会。曾经进入到生活中的东西僵而不化。有时候,我们不禁怀疑,远古时期的恐龙是否真的灭绝了。
如果把这些讨论套用到我们当下的问题,那么我认为,如何解释分析治疗带来的结果是多变的,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当我们力图用可靠的自我调控来取代危险的压抑时,我们常常并不能完全实现我们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实现得不够彻底。这种转变确实成功了,但常常只是部分成功:仍然有一部分旧的防御机制没有被分析工作触及到。要证明事实真是如此十分困难。因为除了我们正在试图解释的结果之外,要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别无他法。然而,我们在分析工作中获得的印象和这个假设并不矛盾;事实上,这些印象更加证实了这一点。但我们绝不能拿自己洞察的清楚程度来衡量患者对我们的信服成都。就是人们说的,患者的信服可能缺乏“深度”,这通常是个“量”的因素的问题,且容易被人忽视。如果这就是解决我们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可以说,在主张控制驱力来治愈神经症这一点上,精神分析在理论上通常正确,但在实践上并不总是正确。这是因为,它不能保证控制驱力有足够程度的基础。这样一部分失败的原因显而易见。
过去,驱力强度的数量因素与自我防御的努力相对立;因此,我们需要分析工作来帮忙;而现在,同样的因素却给新努力的效果设了限。如果驱力的强度太过,那么受分析所支撑的成熟自我就没法完成任务,就像先前脆弱自我的失败一样。
它对驱力的控制力确实提高了,但是这还不够。因为防御机制中的转换并不完全。这并不稀奇,由于分析运作使用的工具的力量不是无限而是有限的,所以最后的结果常常取决于互相对立的精神机构彼此之间的相对强度。
毫无疑问,缩短治疗的疗程令人向往。然而,只有增强分析的效力以致得以协助自我,我们才能实现治疗目标。对于这个目标,催眠似乎就是最佳工具;但是我们不得不放弃它,理由也众所周知。但催眠的替代品至今还未发现。从这个观点,我们可以理解,一位像弗伦兹这样的精神分析大师为何要将晚年奉献给治疗实验,尽管很不幸,这些实验都被证明是徒劳。
注释:
1.或者完全准确地说,在这个关系落入特定界限之内的时候。
2.对于像是过劳、受惊等不特定因素在病原学上的重要性,我们在此有个说法。常识中一般坚信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但是精神分析却恰恰要把这些因素视为背景。除非使用元心理学的术语,否则定义健康是不可能的:例如,借助精神装置中各种机构(我们已经认识到或者推测出来的机构)之间的动力关系。
第四节
有两个进一步的问题需要放到一起考虑;即(1)当处理一个驱力冲突时,我们能够保护患者免受未来冲突的影响;(2)为了预防的目的,去激起一个在当时并不明显的冲突,这是否可行而恰当;很明显,只有当第二项任务完成时,第一项任务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转变为了当下现实的冲突时,其影响力才会出现。对这个问题的阐释方式说到底,只是之前方式的一种延伸。对于第一个例子,我们之前一直在思考如何防范同样的冲突再度出现,而现在我们思考的是,如何防范它可能被另一个冲突所取代。这个计划听起来很有野心,但我们试图做的,仅仅是搞清楚精神分析治疗效果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不论我们的治疗野心多么想去承担这样的任务,经验也会断然否定这种意图。倘若一种驱力在当前并不活跃,也没有自行显现,那么我们也无法通过分析而影响它。别吵醒睡着的恶犬,我们在探索精神地下世界时经常听到这个警告,但它用在心理生活的情况时却相当不合适。
因为如果驱力正在导致紊乱,那就证明恶犬并没有睡着;而且如果它们真的睡着了,那么我们也无力去唤醒它们。这最后一个说法还相当不明确,且需要更详细地讨论。让我们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原本潜伏的驱力冲突转变为当下激活的冲突?很明显,我们只能做两件事。 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些会激活冲突的情景,或者我们也乐于在分析中讨论它,并指出它出现的可能性。这两种选择中的第一种可以用两种方式实现:在现实或转移当中(两种情况都是通过让患者暴露在一定程度真实的痛苦受挫的环境中,并控制力比多而实现的)。目前,我们也确实已经在一般的分析过程中使用这种技术。另外,分析需要在“一种挫折状态”中进行,这条原则有什么意蕴呢?这是我们处理已经激活的冲突时所使用的技术。我们试图将冲突带到顶端,让其达到最高峰,从而增强驱力的力量来进行解决。分析经验教导我们,更好永远是好的敌人,在患者康复的每个阶段,我们都必须和患者的惰性做斗争,这种惰性就是满足于不完整的解决方案。
然而,如果我们打算进行预防性治疗的那些驱力冲突,仅仅只是潜在而尚未激活的,那么仅仅控制患者身上目前无法避免的痛苦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下决心激活患者新的痛苦;而这一点迄今为止还只能理所当然地交给命运。我们会从各个方面受到警告,反对我们同命运竞争,让可怜的人类遭受如此残酷的实验。而这又会是些什么样的实验呢?我们能否以预防伪目的,负责破坏一段满意的婚姻,或是促使患者放弃他赖以为生的生计?幸运的是,我们从未把自己放到这样的处境下,去考虑干预患者的现实生活是否合理;我们也没有这样做所需要的绝对权力,而且我们治疗实验的主体也当然会拒绝服从。在实践中,这样一个步骤差不多都是不被允许的;此外,在理论上也存在异议。倘若患者的致病经历发生在过去,那么分析工作进展最顺利,这样他的自我也能站在致病经历一段距离之外。在急性危机情况下,分析的一切目的和意图都没有用处。自我的全部精力都关注在痛苦的现实当中,而隔绝在分析之外,而分析则试图穿透表面,去揭露过去的影响。创造一个新的冲突只会增长分析的时间,并使得分析更加困难。
反对者会认为这些言论相当没有必要。没有人愿意为了治疗潜在的冲突,而故意制造出新的痛苦情景。把这作为一种预防性的成就,这没什么好骄傲的。例如,我们知道患过猩红热的患者就会对同样的疾病产生免疫;然而从来没有一位医生,为了让一位可能得猩红热的健康人获得免疫力,就故意让他染上猩红热。保护措施不一定要制造出与疾病致使的一样的危险情景,而只要非常轻微的结果,正如牛痘疫苗的接种或其他类似的例子。因此,分析预防驱力冲突时,也只能考虑之前提到的另外两种方法:在转移中人为制造的新冲突(毕竟,这种冲突缺乏现实特征),以及在患者的想象中唤起这些冲突,让患者对此进行熟悉。
我不知道,是否我们可以说,这两种比较温和方法中的第一种,是完全被排除在分析之外的。尽管这个方向上,没有过任何实验。但问题也会立马显现,即这样的工作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首先,选择这种转移情形的机会很有限。患者自己无法把所有冲突都带入转移中;分析家也无法在这种转移情形下,唤起其全部有可能的冲突。分析家可以让患者产生嫉妒,或者让他们在爱中体验到受挫;但唤起这些没有任何技术目的。在大多数分析情况下,这样的事情总是会自动出现。其次,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即这类做法会迫使分析家对患者表现出不友善,而这会给分析家的亲切态度(根据积极转移)带来损害,这种亲切态度是患者在分析合作工作中,愿意承担自己责任的最大动机。因此,我们不能对这种做法抱有期待。
如此以来,我们就只剩下一种方式了,这种方式在所有选项中原本就是唯一一个值得考虑到。我们告诉患者其他驱力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勾起他对这种冲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期待。我们希望,这条信息及警告能够激活我们所指出的冲突,其激活程度适当,但足够用于治疗。但这次,经验的声音丝毫不含糊。我们期待的结果没有出现。患者听到了我们传递的信息,但丝毫没有反应。他可能在暗地思索:“这挺有意思,但我什么都感觉不到。”我们已经增添他的知识,但没有给他带来改变。这种情形与人们阅读精神分析文本时一模一样。读者只有读到那些感觉能适用于自己的部分时,才会感到受“刺激”,即牵涉到了当时在他身上活跃的冲突。而其他部分只能让他毫无感觉。我觉得,当我们给儿童性启蒙时,我们也会有类似的体验。我不能说性启蒙有害或者没有必要,但是确实这种开明的措施所带来的预防效果被极大高估了。经过这样的启蒙之后,儿童认识到了一些之前不知道的事情,但他们不会运用这些当下传授给他们的新知识。我们能看到,儿童甚至不会急着因为这种新知识,而放弃原来的性理论。这些性理论可以说成是一种自然成长,它们建构在与其相称的不完整力比多组织之上,并依赖于此。儿童在接受性启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表现得像被迫信仰基督教的原始民族,仍然继续秘密地膜拜他们从前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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