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为什么“受伤”的总是老王

                
                
个人遍身原罪，却非常优异，既很神秘又长着一张“大嘴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任性老男人——这就构成了“误读王石”的事实基础。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表述了当代思想者在处境上的尴尬与危险，他说，“我们最大的不幸也是源自某些既令人赞美和完美无瑕、又充满危险的东西——源自改善我们同时代人处境的渴望。”
这种渴望本身，是如此必要又是如此的脆弱，而表述者本人势必承受不确定的攻击，也就是波普尔所感叹的“最大的不幸”。
近日，这样的处境落到了王石的身上。
在春节前的一次峰会上，王石反思“宝万事件”，一时嘴巴没锁住，蹦出一句“不欢迎民企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一言既出，当即被乱马踏扁。数日后，王石本人在微博发文道歉，表示“老王的朋友多是民营企业家，若说看不起民企或民营企业家，那是连自己也看不起了。”但是，舆论似乎仍然不依不饶，我的同学、也是王石最亲近的媒体朋友之一秦朔发的长文《致王石书：当您在说社会主义和国营企业时，您想表达什么？》。
我细读了很多讨伐文章，确定老王从无反驳，他本来就不善辩论，况且所有掷向他的“投枪”，都是他多年以来抛向公共社会的共同立场。这便是“王石现象”中最为诡异的一部分：事实上，对王石攻击得最为激烈的往往是他的朋友，他们所表达的观点，俱为常识，或者说，也是王石本人无法拒绝、长期宣扬的普世观念。
                
                
在过去的几年里，这样的景象也出现在其他一些具有公共意见角色的企业家身上，比如2013年的柳传志，曾因一句“在商言商”而被同辈攻击，王健林的“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更是让人莫衷一是。
让人好奇的是，被“误读”次数最多的人，正是王石。我简单排了一下，过去的七八年里，起码就有五六起。
先是2008年的捐款门事件，一句“普通员工限捐10元，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触犯众怒，他不得不开了两个半小时的股东大会，“以道歉开始，以道歉结束”；
2009年，他说“万科不行贿，社会要有假想的善意”，再次挑战公众对地产商的“公共认知”；
2012年，王石与田朴珺恋情曝光，一碗“笨笨红烧肉”让他“勇敢”地登上了娱乐版的头条；
2015年初，他在贵州演讲，被问及“到底是留在海外发展还是归国创业？”他随口一句“去抓阄”，又让舆论热闹了好一阵；
在“宝万事件”中，他对姚振华同学的“出身歧视”，颇让很多人不快，再然后，就是2016年初的这个“不欢迎论”。
                
                
王石成为众矢之的，除了他不回避媒体采访之外，在客观上有自然的原因存在，其一，他所从事的房地产行业长期以来被认定为一个灰色暴利产业，对之的妖魔化是政府和公众在特定时刻的一个“共谋”，其二，他的官员家庭出身的背景，很容易被贴上“权贵同路人”的标签，其三，万科在所有制性质上的央企控股事实以及他本人在股权自由化上的不作为，一直被信仰资本市场化的民企朋友所“腹议”。
这三个客观原因，前两个如胎记般无从更改，最后一个迄今也没有被改变的迹象，因此，对他的攻击将非常轻易，只要在任何一个观念或道德高地上架一门小钢炮，轰隆隆地就可以打上一百来发炮弹，保证弹无虚发。
但是同时，王石在中国企业界又享有很崇高的地位，他是最受欢迎的职业企业家，万科由深圳诞生的小地产公司，历三十年而成为全球最大地产集团，他的管理思想和治理模式一直备受关注，王石本人在意志力上的个性展现，也非常迷人。
                
                
这就构成了“误读王石”的事实基础，这个人遍身原罪，却非常优异，既很神秘又长着一张“大嘴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任性老男人。自2008年的捐款门事件后，老王几次被舆论掀翻在地上，又几次摸摸鼻子爬起来，都与他是一个奇特的“矛盾体”有关。
再细读秦朔等人的长文，你还会发现一个事实，所有的论调甚至不能归结为对王石的气愤，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攻击”，以最“安全的方式”表达民营资本阵营的立场，在这样的攻击行动中，我们最为真切地目睹了一个被扭曲的思想市场。
也就是说，对王石的失望，是整个职业企业家集团对自我失望的一部分。
王石与质疑他的朋友之间，没有什么敌意需要化解，王石用他的行为体现了作为一个中国转型企业家的复杂性，而他的朋友们则一直试图将之符号化，这中间的言论冲突形成为一种戏剧性的张力。
自2004年的国进民退之后，民营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权重逐渐下降，失望情绪开始弥漫，到2008年之后，出现了移民潮和资金外流现象，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阶层也出现分化，有人选择激进，有人选择逃避，有人选择骑墙投机，也有人选择妥协表达。
王石、柳传志等人应是第四阵营的代表，就本质而言，他们是当今中国商业界的理性主义者，用雷蒙·阿隆的说法，“理性主义者具备妥协的个性，但是，他们总是支持心灵在任何条件下的独立，思想不对理性之外的任何权威承诺义务。”但也如同阿隆当年在法国思想界的处境一样，理性主义者最容易遭遇攻击和误读。
民营企业家集团在当今中国的处境非常微妙，一方面，他们与国有资本集团的冲突从未缓解，对自身现状的不满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公众及知识阶层对之的不理解和失望也未降低。
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资中筠先生曾在去年的一个场合说，对于中国改革的前途，“我原来寄希望于民营企业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民族资本家都是有理念的，而且他们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前进，可是现在我发现情况令我失望。他们要生存，非得跟权力勾结不可。那些勾结不上的，就没有安全感。”
                
                
资先生的失望很具代表性，但反之，若把她讲话中的“民营企业家”换成“知识分子”，恐怕也颇为合适。当阶层与阶层之间形成一个互相失望的关系，那么，那些阶层代表人物便无疑陷入了波普尔式的“最大的不幸”。
我不觉得因为不久前的那番言论，老王将与他的民企朋友们“割袍断义”，我甚至认为，这一争论本身，意味着共同立场的再次强力表达。企业家从来不会像革命家表现得那么勇敢，他们在本性上有着“资本的怯弱”，可是，资本自己又会说话和行动。
王石的受伤和“被误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阶层自我意识觉醒过程中的“救赎”，只是在中国，它表现得像一场滑稽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