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书大家风华 | 黄裳：杀了XXX，还有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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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不做司马迁，做杨恽可不可以，做苏轼可不可以？若风气鼓励人做张晏，做舒亶，那么临到末了可别学崇祯哭“诸臣误我”。
（题目是二胖自己加的，不是黄裳老爷子原话。本文为《笔祸史谈丛》的“后记”，二胖要是真就写个“黄裳：后记”，你说不会叽叽歪歪，你猜二胖信不信？）
历史上以文字杀人较早的一例，一般都认为应数杨恽之狱。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家世贵盛，汉宣帝时曾做过不小的官，后因事为人举发，免为庶人。但他不肯闭门思过，装出可怜的样子，反而大置产业，交结宾客，“以财自娱”。这就引来了友人西河太守孙会宗的劝诫。杨恽在答书中说明了自己的态度，进行了辩解。文章写得实在很好，后被收入《文选》中。书中说到家居生活，有下面一段话：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
他虽然口中说这种生活态度是“不可”的，但又事先声明，“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不料竟因此而惹来了皇帝的不快，被装上了大逆不道的罪名腰斩了。这实在是一桩大冤案，如果没有特别的眼光，是不可能发现书中的“大逆”气味的。张晏为汉书作注，对此曾有所分析：
山高在阳，人君之象也；芜秽不治，朝廷荒乱也。一顷百亩，以喻百官也；言豆者真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己见放弃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谄谀也。
张晏的话不知有无定罪案卷的根据，更可能是他自己的发明。这种锻炼方法，简直与猜谜测字没有分别，这就为后来的诗狱开了一个先例，一下子使我们想起宋代苏轼的乌台诗案来。
时间虽然经过了一千年，手法却还是那一套，别无任何改进提高。如舒亶所上札子攻击苏轼时就说：
盖陛下发钱以本业平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求’；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不以讥谤为主。
在严酷诛求之下，苏轼不得不交代所作诗文篇目及往来投赠友人的名单，并说，“其余委是忘记。轼有此罪愆，甘伏朝典。”这是九百年前的认罪书样本，读来十分面善，正如不久前曾风行一时的一种文体，用“罪该万死”作结的一种“交代八股”。那结果必然如苏轼“赠孙莘老”诗所说：
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
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苏轼后来交代创作意图说：“是时约孙觉并坐客，如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言时事是非，轼意言时事多不便，更不可说也，说亦不尽也。”
鸦雀无声的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文字狱的效果也在这里表现出来了。
上面所举的两例，加上嵇康的因“非汤武而薄周孔”被杀一案都是带有政治性的文字狱，和后来一些因笑骂了皇帝本人而被迫害的不同。暴君总是怀疑人们说他的怪话、坏话，如传说中明太祖朱元璋忌讳人家说和尚说光头，曾因此而杀人。又因监察御史张尚礼作“宫怨”诗，有“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之句，认为“能摹写宫阃心事”，命下蚕室死。明初的高启据说也是因为一首“宫女图”诗而被腰斩的。这些都属于“诽谤”罪，与政治思想并无关系，虽然在定罪时往往要拉扯一些“大不敬”“大逆不道”的词句装点门面，但人们都明白，这些人死得是冤枉的。这情形一直到清初的文字狱还是如此。为了改变这种缺乏说服力的不利状况，感到孤独而心虚的统治者就要千方百计制造舆论，以传统的礼教为依据，把种种罪名都拉扯到“离经叛道”上来，用以激起更多人的愤慨，煽起众怒，这样站在统治者身旁的人数就将大大增加，而暴行也就理所当然地化为“正义行动”。“举国共诛，人人共讨”的声势因而形成。清朝皇帝中想出了这方法而执行得最起劲的是雍正，乾隆也并不弱。虽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中国民族的思想中间缺少宗教迷信狂热，对皇帝的权威也并不热心，一般只是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对《大义觉迷录》这样的宣传品兴趣也并不高。像欧洲神圣裁判那样的恶浪还是没有卷起，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
但是清代的文字狱论其规模之大与持续之久都是空前的。手段之毒辣、诛杀之凶残更是远远超出了前代。鲁迅先生曾经推荐过《清代文字狱档》，还提出了几种清代的政书，如《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认为“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驭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得读先生的这些教诲已经五十多年，对先生所提出的任务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去实施，因为这实在太艰巨了，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及。但在平日读书时也时常记起，遇见有关文字狱的文献，也较为留心。随时记下一些零感，就是这里的一束笔记。虽然杂乱无章缺乏系统，但从中也能多少看出一些严重的事实。即如先生提到的“奴性的由来”一节，就是值得深刻省察的宿病根。几千年来人们的信条是，只有孔子之是非而没有我之是非，这就在思想上受了阉割，从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与能力。只要听见一声吆喝，就会如中风魔，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其后果之严重是可想而知的。这个，我们是已经有过惨痛的经验了，那就是二十年前发生的全国大动乱。那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试拿来和清朝的文字狱比较一下，其荒谬与离奇又哪里是雍正和乾隆想象得到的。头脑清醒站出来抗议的人也不是没有，但都被立即打翻在地不许做声。于是一场昏天黑地的大动乱开始了，同时又出现了无数形形色色的文字狱，其内容之丰富离奇，受害者命运之悲惨，也绝非几卷“文字狱档”所能相提并论。但寻踪觅迹，却都能从往事中发现它的踪迹，难道真的是历史循环，轮回不爽吗?恐怕还是没有找到病根、汲取教训。这本小册子如能提醒人们多少记起往事，并从中得到启示，引起思索，有助于挖掉痼疾的根源，那就是值得高兴与庆幸的了。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胖注：距今已三十余年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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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不做司马迁，做杨恽可不可以，做苏轼可不可以？若风气鼓励人做张晏，做舒亶，那么临到末了可别学崇祯哭“诸臣误我”。
（题目是二胖自己加的，不是黄裳老爷子原话。本文为《笔祸史谈丛》的“后记”，二胖要是真就写个“黄裳：后记”，你说不会叽叽歪歪，你猜二胖信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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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祸史谈丛》 黄裳 北京出版社 2016年7月 |
历史上以文字杀人较早的一例，一般都认为应数杨恽之狱。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家世贵盛，汉宣帝时曾做过不小的官，后因事为人举发，免为庶人。但他不肯闭门思过，装出可怜的样子，反而大置产业，交结宾客，“以财自娱”。这就引来了友人西河太守孙会宗的劝诫。杨恽在答书中说明了自己的态度，进行了辩解。文章写得实在很好，后被收入《文选》中。书中说到家居生活，有下面一段话：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
他虽然口中说这种生活态度是“不可”的，但又事先声明，“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不料竟因此而惹来了皇帝的不快，被装上了大逆不道的罪名腰斩了。这实在是一桩大冤案，如果没有特别的眼光，是不可能发现书中的“大逆”气味的。张晏为汉书作注，对此曾有所分析：
山高在阳，人君之象也；芜秽不治，朝廷荒乱也。一顷百亩，以喻百官也；言豆者真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己见放弃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谄谀也。
张晏的话不知有无定罪案卷的根据，更可能是他自己的发明。这种锻炼方法，简直与猜谜测字没有分别，这就为后来的诗狱开了一个先例，一下子使我们想起宋代苏轼的乌台诗案来。
时间虽然经过了一千年，手法却还是那一套，别无任何改进提高。如舒亶所上札子攻击苏轼时就说：
盖陛下发钱以本业平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求’；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不以讥谤为主。
在严酷诛求之下，苏轼不得不交代所作诗文篇目及往来投赠友人的名单，并说，“其余委是忘记。轼有此罪愆，甘伏朝典。”这是九百年前的认罪书样本，读来十分面善，正如不久前曾风行一时的一种文体，用“罪该万死”作结的一种“交代八股”。那结果必然如苏轼“赠孙莘老”诗所说：
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
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苏轼后来交代创作意图说：“是时约孙觉并坐客，如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言时事是非，轼意言时事多不便，更不可说也，说亦不尽也。”
鸦雀无声的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文字狱的效果也在这里表现出来了。
上面所举的两例，加上嵇康的因“非汤武而薄周孔”被杀一案都是带有政治性的文字狱，和后来一些因笑骂了皇帝本人而被迫害的不同。暴君总是怀疑人们说他的怪话、坏话，如传说中明太祖朱元璋忌讳人家说和尚说光头，曾因此而杀人。又因监察御史张尚礼作“宫怨”诗，有“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之句，认为“能摹写宫阃心事”，命下蚕室死。明初的高启据说也是因为一首“宫女图”诗而被腰斩的。这些都属于“诽谤”罪，与政治思想并无关系，虽然在定罪时往往要拉扯一些“大不敬”“大逆不道”的词句装点门面，但人们都明白，这些人死得是冤枉的。这情形一直到清初的文字狱还是如此。为了改变这种缺乏说服力的不利状况，感到孤独而心虚的统治者就要千方百计制造舆论，以传统的礼教为依据，把种种罪名都拉扯到“离经叛道”上来，用以激起更多人的愤慨，煽起众怒，这样站在统治者身旁的人数就将大大增加，而暴行也就理所当然地化为“正义行动”。“举国共诛，人人共讨”的声势因而形成。清朝皇帝中想出了这方法而执行得最起劲的是雍正，乾隆也并不弱。虽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中国民族的思想中间缺少宗教迷信狂热，对皇帝的权威也并不热心，一般只是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对《大义觉迷录》这样的宣传品兴趣也并不高。像欧洲神圣裁判那样的恶浪还是没有卷起，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
但是清代的文字狱论其规模之大与持续之久都是空前的。手段之毒辣、诛杀之凶残更是远远超出了前代。鲁迅先生曾经推荐过《清代文字狱档》，还提出了几种清代的政书，如《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认为“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驭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得读先生的这些教诲已经五十多年，对先生所提出的任务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去实施，因为这实在太艰巨了，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及。但在平日读书时也时常记起，遇见有关文字狱的文献，也较为留心。随时记下一些零感，就是这里的一束笔记。虽然杂乱无章缺乏系统，但从中也能多少看出一些严重的事实。即如先生提到的“奴性的由来”一节，就是值得深刻省察的宿病根。几千年来人们的信条是，只有孔子之是非而没有我之是非，这就在思想上受了阉割，从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与能力。只要听见一声吆喝，就会如中风魔，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其后果之严重是可想而知的。这个，我们是已经有过惨痛的经验了，那就是二十年前发生的全国大动乱。那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试拿来和清朝的文字狱比较一下，其荒谬与离奇又哪里是雍正和乾隆想象得到的。头脑清醒站出来抗议的人也不是没有，但都被立即打翻在地不许做声。于是一场昏天黑地的大动乱开始了，同时又出现了无数形形色色的文字狱，其内容之丰富离奇，受害者命运之悲惨，也绝非几卷“文字狱档”所能相提并论。但寻踪觅迹，却都能从往事中发现它的踪迹，难道真的是历史循环，轮回不爽吗?恐怕还是没有找到病根、汲取教训。这本小册子如能提醒人们多少记起往事，并从中得到启示，引起思索，有助于挖掉痼疾的根源，那就是值得高兴与庆幸的了。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胖注：距今已三十余年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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