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璐LiuLu承前启后的《〈故事新编〉散论》【注释见《东吴学术》2019年第3期（有删节），现列出全部主要参考文献】
刘璐 清华大学中文系（发表于《东吴学术》2019年第3期）
摘要：王瑶的《〈故事新编〉散论》在《故事新编》研究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对此前论争的焦点问题进行辩证地分析和阐释，对史料间的复杂关联采取不回避的直面态度，并基于自己的文学史观、立场以及“以鲁迅精神治鲁迅”的理路，对《故事新编》的现实性和战斗性作以更有包容度的阐发。他所探讨的《故事新编》与传统戏曲中的二丑艺术、与演义式的历史小说传统之间的关系，既出自于敏锐的眼光和丰厚的学术功底，也是他在新时期所提出的“民族文学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故事新编〉散论》不仅以具体论述和所触及的思想文化向度启发着后续研究，也以其开放性态度和对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品格的坚持给当下的学术研究以更多启迪。
关键词：王瑶；鲁迅；《故事新编》；《〈故事新编〉散论》
一、思想支撑：现实性与不回避
作为鲁迅作品中形式特别、内涵复杂、写作时间最长的小说集，《故事新编》在问世后一直激发着迥异的思考和评价。不仅在三四十年代即出现诸多差异性的解读，连鲁迅本人也曾专门申说要旨、批评其中“非斥人则自况”的读法，而且在1950年代再次升级成一场针锋相对的论争。与其说这场性质之争直接导源于1951年戏曲改革中新编历史剧的反历史主义现象、1956年双百政策所带来的宽松氛围以及及同年译介前苏联《共产党人》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产生的影响，不如说是《故事新编》自身的独特性使得当时主流的政治革命式的解读方法遭遇困难，比如“油滑”的现代性细节是否违背了现实主义对细节真实的要求而走向反现实主义和反历史主义、小说中多处的讽刺笔法与翻转情节是否影响了对作者态度的认识等。再加上鲁迅在《故事新编》前言和致友人书信等处对“油滑”、“庸俗”、“历史小说”、“诚敬”等写作心得的自述略显曲折，以及部分论者所感到的评价压力和“保卫鲁迅”的心理，导致分别以有缺陷的历史小说和带有杂文性的讽刺作品为主要观点的论争双方似乎都难以摆脱对《故事新编》的选择性理解和对论断与作品实际互相矛盾之处的回避。1970年代末，《故事新编》研究出现了新的导向，大多数研究者已不再视“油滑”为缺点，并有研究者认为《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与现实讽刺的统一， 作品里偶尔出现的油滑只加强了讽刺效果而并未破坏小说整体的结构和气氛。
王瑶的《〈故事新编〉散论》正是在这样的研究状况中展开自己的驳论与立论的。这篇长达四万字的论文首先从《故事新编》所引发的争论切入，在梳理争论的发展和双方论辩的理路后，两次明确指出以往研究者对主要分歧之处的回避，“即对作品中有关现代性情节的作用及其与表现历史人物的关系，大多仍采取回避态度；说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迄今仍然是模糊的”；“我们说后来一些涉及《故事新编》的书籍或文章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就是说他们既承认《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又阐述了其中某些针对现实的情节所起的战斗作用，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一般未加说明；也就是说对于性质之争的焦点未能作出科学的解释，问题依然存在”。 对于这个一直被含糊过去的“关系问题”，王瑶选择了不回避的直面态度，辩证分析小说与鲁迅自述的曲折与层次，以更为学理化的方式做出自己的回应。在现实主义的总体框架下，他的论述策略是肯定《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同时“具体分析这些被认为是缺点的细节在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们对主要人物性格的影响”， 将小说中的油滑和现代性细节归于虚构的喜剧性穿插人物身上，进而从这些小人物并没有影响主要人物的历史真实性的角度，驳斥那种古今混同的反历史主义的观点，接着从创作态度和艺术效果两个层面分析了鲁迅对“油滑”的看法。
区分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围绕人物的思想品质和行为指向展开对作品主题的解读和评价，这些既是革命现实主义读法的常见方式，也是王瑶认为能够更简明扼要地解决“油滑”等争论之处的突破口。他的上述处理以及对《故事新编》各篇的具体解读，比较接近于唐弢的《〈故事新编〉的革命现实主义》。在总体思路上，他们都强调《故事新编》的现实批判的强度和社会效果，认为它有着与《呐喊》、《彷徨》相一致的改良社会的写作目的，并把小说的喜剧特征解读为随着鲁迅的思想进展而出现的艺术手法，表现了鲁迅后期更乐观明朗的思想状态和战斗精神。唐弢还在文中特意说明，鲁迅时时向前看的现实主义在《故事新编》这里比《呐喊》和《彷徨》表现得更突出鲜明，“不仅消弭了类似《彷徨》那样不断求索的痕迹，同时，曾经闪烁于《呐喊》各篇中的明天的亮光，却有了更大的发扬，形成一种信念，稳定地烛照着一切。这就使鲁迅的现实主义增进了革命的因素，出现了新的理想的光芒。不仅和《彷徨》、《呐喊》比起来是这样，就以同书里后写的五篇和先写的三篇相比，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由此，被阐释为歌颂“中国的脊梁”的《理水》和《非攻》在唐弢和王瑶的论文中成为《故事新编》里与革命现实主义读法契合度最高的篇目，《出关》、《起死》、《采薇》则被分别阐释为对老庄虚无思想和儒家“王道”思想的批判，《奔月》和《铸剑》被着重关注的是勇毅战士的坚韧和复仇式的抗争。而相对最不容易被革命现实主义阐释体系读解的《补天》则被视为对创造和劳动的歌颂，论者不仅着意说明小说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突破，将女娲补天的场景描写阐释为鲁迅的浪漫主义想象，还把《补天》连同《奔月》、《铸剑》这三篇小说都归于尚未找到现实力量的鲁迅向古代神话传说的人物寄托自己的理想。
如果将这些论述比照于之前的相关论文，就不难发现革命现实主义的读法虽仍或有不甚妥帖之处，但在他们的笔下已经显示出更多的贴合度和包容度。而这种更强劲的阐释力的获得，既源于他们对既有研究的关键症结尽量采取不回避的态度，以及在掌握全面史料的基础上寻找更贴切适度的历史辨析路径的努力，也与他们自身的文学史观、立场甚至某种亲历者的现场感受有密切关联。作为三四十年代历史亲历者和杂文家，唐弢曾在《关于〈故事新编〉》一文中坦言自己最初的阅读感受：“我很喜欢鲁迅的《故事新编》——尤其是后期写的五篇。虽然作者采用了历史故事的形式，但三十年代最初读到的时候，却觉得那些人物，那些事件，莫不栩栩如生地活动在我的周围，活动在我所处的那个社会里。” 《〈故事新编〉的革命现实主义》更是用整段的篇幅，概括了1930年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与《故事新编》后五篇小说的内在关联，还在结尾处对鲁迅以夸张、俭省的笔墨勾勒出“三十年代形形色色的现代人的灵魂”予以充分肯定。王瑶的《〈故事新编〉散论》虽不同于唐弢论文的明快犀利而以扎实严谨见长，但唐弢所谈及的历史情境以及鲁迅的经历与处境，在王瑶对《故事新编》各篇小说的分析中都有进一步的开展，既表现了他重视历史条件的史家自觉，也使各篇小说的现实针对性得以更鲜明的突显。比如，“《采薇》略谈”一节就这样论述小说的现实指向：“周武王是打着推行王道、‘恭行天罚’的旗号伐纣的，在‘流血漂杵’之后又‘归马于华山之阳’，博得了‘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美名；一直到鲁迅写《采薇》的年代，不是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统治者，一直到胡适，都在喧嚣着要提倡王道吗？而一些自以为正直的知识分子，虽对黑暗现实有所不满，但只能在‘有所不为’的无力抗争中自我安慰，结果当然不能不陷入‘通体矛盾’的悲剧。” 又如，“《奔月》与《铸剑》”一节论述战士的遭遇与行进，结合了鲁迅当时对并肩作战的导师与青年关系的思考，又侧重说明其中所反映的大革命高潮时期的时代特点与战斗热情。事实上，正如姜涛指出的，王瑶自身对鲁迅和左翼文化的认同以及对现实针对性和战斗精神的推重，与他早年的政治文化参与有直接的内在关联。 他在1930年代参加清华学生组织的鲁迅追悼会次日所写《悼鲁迅先生》一文中，曾明确表示出对作为战士和“一个进步的文化运动的领导者”的鲁迅的钦慕。完全转向学术研究后，他又多次强调鲁迅的治学方法对自己的深刻影响。而刊于《〈故事新编〉散论》同一时的《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清醒的现实主义》，正是梳理总结鲁迅那种从实际出发、面向现实、决不回避矛盾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两相联系，便不难发现王瑶“以鲁迅精神治鲁迅”的理路。
二、古与今：二丑艺术与新的演义
王瑶《〈故事新编〉散论》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探讨了小说的艺术形式、渊源及其美学意义，而他的切入点还是从鲁迅的一段自述开始。在《〈出关〉的“关”》中，鲁迅说他的《出关》是将老子漫画化了，并没有把老子的“鼻子涂白”。 “鼻子涂白”正是传统戏曲里丑角的主要特征之一，鲁迅这里是比喻的意思，被思考小说油滑笔法之渊源的王瑶借来说明穿插性戏剧人物与丑角艺术的关系。在申说作为“典型概括时常用的方法”的漫画化与“鼻子涂白”的区别后，他联系舞台上与案头上的丑角戏的油滑传统以及古代戏剧理论家的艺术总结和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论证了丑角多重身份、油腔滑调所产生的特殊效果。
其实稍早于王瑶，已有研究者钱碧湘由《故事新编》的油滑联想到传统戏曲的插科打诨及其讨好取媚于看戏的权贵的负面作用，但仅认为鲁迅是“反其义而用之”，以相似的手法达到嘲讽现实人事的目的，并未做进一步的探讨。 类似这种旧戏中古今杂糅、插科打诨的负面作用，王瑶也并没有回避和忽视，而是运用辩证的眼光在文中给予其适当的位置。这就是《〈故事新编〉散论》在论述丑角传统的同时主动说明“古代剧作中的一些脱离剧情，喜剧性穿插不一定有很高的思想意义，有时只是为了‘令人捧腹’”， 接着用转折、让步句式把正负面成分作以有效的区隔，并说“我们对于这种文艺现象的美学意义还缺乏研究，但决不能认为它只是一种原始形态的落后的表现方式。这种为人民所创造并经过历史检验为人民所欢迎的表现方式，尽管其中杂有许多庸俗的成分，但它的表现能力和艺术效果都是无容争辩的”。 随后，他论证了鲁迅对故乡剧种的喜爱与借鉴，以及对相关的戏曲文献资料熟悉程度，即如钱理群所说，通过夯实逻辑链上的这个“中间环节”而使“鲁迅《故事新编》受古代传统戏曲手法影响和启示”这一新见得以成立。
而王瑶之所以能够在庞杂的史料中找准方向、理清主次，能在传统戏曲手法的负面作用之外更全面地观照总体、发现其更有价值的部分，既是因为他有治古代文学史的学术功底和严谨充分的准备工作，以及准确把握史识与史料、理论思维与考据功夫之关系的能力，更与他在新时期提出的“外来文化民族化”和“民族文化现代化”这两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向度的宏观构想相关。尤其在注重“民族文化现代化”方面，他曾多次撰文强调研究者要重视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自然存在的继承和革新的历史联系，而探讨“代表新文化发展方向”的鲁迅与古代文学的深层关联、阐发鲁迅作品中的民族特色就自然成了他着力之处，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鲁迅研究视野。他在《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一文中所提出的鲁迅作品与魏晋文章的关系、鲁迅小说与《儒林外史》的关系、鲁迅小说中几代知识分子形象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联系、鲁迅小说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关系等方面的创见，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同时，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常常能够从细节处联想到与之相近的古代文学传统，于历史发展中前后左右的联系之间阐述自己的洞见，以别具一格的论述令人耳目一新。比如文章《论〈野草〉》分析到鲁迅《影的告别》时就提出，以形与影的不同想法来表达自的己思想矛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有传统的，并举陶渊明《形影神诗》中的《影答形》为例相印证。 又如《〈故事新编〉散论》为论述戏曲中的油滑手法可以运用于其他文类，进而间接说明它对鲁迅的影响关系，王瑶巧妙地引述了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里的话，使他的论证虚实相间、灵活柔韧：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附论诸家诗话”第五十二条引黄庭坚论古体诗“煞句宜活”时说：“如杂剧然，要打诨出场。”方东树还用杂剧的打诨来比喻苏轼“波澜浩大，变化不测”的七言古诗。如果戏曲中的打诨或油滑的手法可以运用于古体诗而取得“活”的效果的话，那么鲁迅在力求不“将古人写得更死”的历史小说中，这种传统对他不是更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吗？《故事新编》中关于穿插性的喜剧人物的写法，就是鲁迅吸取了戏曲的历史经验而作出的一种新的尝试和创造。它除了能对现实发生讽刺和批判的作用以外，并没有使小说整体蒙受损害，反而使作者所要着重写出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更“活”了。
此外，与上述讨论《故事新编》的艺术渊源分享相似的学术思路的还有，王瑶对《故事新编》与中国古代演义体历史小说传统的关系的阐发。依据鲁迅曾在《〈自选集〉自序》里称自己的《故事新编》为“神话，传说史实的演义”的说法， 王瑶考察了鲁迅对演义传统的研究与《故事新编》的关系。他结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传统的发展历程、艺术效果和社会影响的认识和评价，指出鲁迅所肯定的是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演义写法一脉而非以《东周列国志》为代表的一脉，并基于鲁迅的演义研究和《故事新编》的艺术成就这两方面，总结出鲁迅理想的历史小说的原则和内涵，以阐明自己有关鲁迅以创作实践赋予演义以新诠释的观点。这就让以往争论背后的另一个向度的内容，即《故事新编》很好地协调了文献根据与艺术虚构这一特征，得以从更高更开阔的视角下进行审视，进一步展开了小说背后丰富的支撑性内涵。类似王瑶这样借由鲁迅所言“神话，传说史实的演义”中的“演义”来展开个人论述视角的方式，也见之于后来的研究者。高远东的文章《鲁迅对与儒家的批判与承担——〈故事新编〉与鲁迅对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的批判之一》，即借用了1952年冯雪峰所提《故事新编》是“寓言式的短篇小说”这一看法里的“寓言”， 以强调并阐发与混沌的神话思维相区别的批判性思想和积极的文化心理再造的新维度。
三、启迪：开放性与历史品格
随着198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与文论的大量译介，文化热、方法热、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等文化思潮的兴起更迭，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规范不断完善，《故事新编》研究有了更多方向、层次的展开。王瑶《〈故事新编〉散论》的具体论述和他所触及的思想文化向度，都已成为后来研究者在新的研究视野中继续探讨和不断对话的对象。
受到王瑶援引布莱希特的启发，陈平原继而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展开了切面式的平行研究，详述二者的艺术手法及其“理性主义”的效果。 其后，又出现了《郭沫若和鲁迅历史小说的美学比较》、《鲁迅与施蛰存比较》、《鲁迅故事新编与欧洲“梅尼普体”文学》、《论〈故事新编〉与〈神曲•天堂篇〉》等研究成果。而沿着王瑶文中从地方戏曲出发的考察方向，民间文化、地域文化甚至鲁迅小说与戏剧这样跨文类的视角都在后续研究中得到了相当的重视。钱理群、陈方竞继续阐发了《故事新编》与鲁迅故乡文化、浙东民间文化传统的关系，类似鲁迅作品与吴越民俗文化、绍兴戏、目连戏之关系这样的论题也得到了部分研究者的持续关注，更有黄如文、孙淑芳等学者直接对鲁迅与戏剧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考察。与这类跨越性的比较视角、文化视角相关，1990年代后又出现了部分从人类学、神话学等跨学科的视角来系统研究《故事新编》的新成果。同时，不同于王瑶文中对鲁迅“社会批评”方面的侧重，高远东将小说置于鲁迅的思想脉络中，从其一贯的立人主题出发，考察了鲁迅的“文明批评”对传统儒、墨、道思想的复杂评价和态度，阐发小说中有关鲁迅创造性地转化传统、重建文化的层面。 这就从鲁迅的内在逻辑和与先秦诸子思想相比照的角度，推进了对《故事新编》思想价值的研究。顺着这一思路，又有研究者详细探讨章太炎的诸子学说与鲁迅及《故事新编》的关系。祝宇红又将小说置于现代先秦诸子学和神话学的学术背景中，从中国现代思想学术和重写型小说之关系的角度来探讨小说的认知模式，并把《故事新编》视为鲁迅的一种文化“校雠”式重写。
而与之迥异的是，新时期以来对《故事新编》的语言艺术和文体形式方面的研究，则向着完全不同于《〈故事新编〉散论》的方向发展。先是黄子平的《〈故事新编〉：时间与叙述》开启了对小说文本与叙事的关注，后有严家炎的《鲁迅与表现主义》结合现代主义理论资源论证《故事新编》并非现实主义的作品而将其归入表现主义文学的行列。随后，郑家建、朱崇科等研究者，开始借助结构主义叙事学、解构主义叙事学和巴赫金的话语狂欢理论，来解读《故事新编》文本的裂隙、翻转性结尾的解构意味和小说整体的反讽风格。在他们看来，《故事新编》的油滑不单纯存在于穿插性小人物身上，而是弥散在小说整体；作品的诙谐、讽刺也不再如王瑶所说指向现实批判和鲁迅后期的乐观主义精神，而是作为某种先锋文学的特征和“反讽世界观”，指向艺术的新高度和消解英雄神话的荒诞虚无。
时代更迭，1980年代以来当代人的社会生活、文化思想、心理倾向、学术生态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有关《故事新编》后续研究的多重学术价值及其产生的缘由，也应从这些变化了的具体情景中得到理解。反观王瑶的《〈故事新编〉散论》，这篇被视为突破昔日理论水平、引领重振鲁迅研究科学性的文章似乎已显出某种距离感，个别的论述细节也已不大容易被当代读者直接领会。但王瑶其实对现代文学史研究一直持开放的态度。他不仅关注最新近出现的史料和相关研究成果并积极吸收到自己的论述中，比如《〈故事新编〉散论》所征引的普实克对《故事新编》的评价和布莱希特间离理论都是当时新近译介到国内的，还在鼓励研究者关心当代社会文化生活、强调文学史研究要以当代现实为出发点与归宿的同时，明确指出文学史研究需要随时代而发展，不断的重写就是要“突破过去，要后来居上，每个时代的文学史都应该达到自己时代的高度”，各种研究“都来接受历史的不断检验”。 这正与他多次申明的坚持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品格的治学思想，形成了必要的补充和张力，以及推动研究持续进展的动力。由此就可以理解，王瑶何以在鼓励对研究持开放态度的同时，仍然“至死不悔”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的方法、不回避文学现象上下左右之间客观存在的多重联系；何以在他晚年批评“以政治代替艺术”的庸俗社会学的同时，也批评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淡化政治”的倾向。他曾说：“我以为研究鲁迅，既要有历史感，又要有现实感，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就比较好。” 在文化和价值都愈加多元化、现实与学术都愈加复杂化的今天，王瑶的治学心得和主体状态给当下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启迪，或许比《〈故事新编〉散论》中的具体观点所能提供的更多。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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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瑶：《论〈野草〉》，《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重排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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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邢程：《章太炎的思想学术与鲁迅《故事新编》的写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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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黄子平：《故事新编：时间与叙述》，《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
【36】严家炎：《鲁迅与表现主义》，《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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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朱崇科：《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性介入》，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
【39】王泽龙、王建雄：《论故事新编的叙事策略》，《文艺研究》2013年第3期。
【40】高远东：《某种启示：鲁迅研究过程中的王瑶先生》，《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
【41】王瑶：《文学史著作应该后来居上——在〈上海文论〉主持的“重写文学史”座谈会上的发言》，《王瑶全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42】王瑶：《“鲁迅研究”教学的回顾和瞻望——在“鲁迅研究教学研讨会”上的发言》，《王瑶全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43】钱理群：《王瑶先生文学史理论、方法描述》，《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
【说明】王瑶《〈故事新编〉散论》所引普实克对《故事新编》的评价，出自1979年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的《鲁迅研究年刊》中对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主编的《东方文学辞典》中鲁迅辞目的译介。布莱希特的文章《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的译文发表于1979年第2期的《戏剧学习》
摘要：王瑶的《〈故事新编〉散论》在《故事新编》研究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对此前论争的焦点问题进行辩证地分析和阐释，对史料间的复杂关联采取不回避的直面态度，并基于自己的文学史观、立场以及“以鲁迅精神治鲁迅”的理路，对《故事新编》的现实性和战斗性作以更有包容度的阐发。他所探讨的《故事新编》与传统戏曲中的二丑艺术、与演义式的历史小说传统之间的关系，既出自于敏锐的眼光和丰厚的学术功底，也是他在新时期所提出的“民族文学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故事新编〉散论》不仅以具体论述和所触及的思想文化向度启发着后续研究，也以其开放性态度和对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品格的坚持给当下的学术研究以更多启迪。
关键词：王瑶；鲁迅；《故事新编》；《〈故事新编〉散论》
一、思想支撑：现实性与不回避
作为鲁迅作品中形式特别、内涵复杂、写作时间最长的小说集，《故事新编》在问世后一直激发着迥异的思考和评价。不仅在三四十年代即出现诸多差异性的解读，连鲁迅本人也曾专门申说要旨、批评其中“非斥人则自况”的读法，而且在1950年代再次升级成一场针锋相对的论争。与其说这场性质之争直接导源于1951年戏曲改革中新编历史剧的反历史主义现象、1956年双百政策所带来的宽松氛围以及及同年译介前苏联《共产党人》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产生的影响，不如说是《故事新编》自身的独特性使得当时主流的政治革命式的解读方法遭遇困难，比如“油滑”的现代性细节是否违背了现实主义对细节真实的要求而走向反现实主义和反历史主义、小说中多处的讽刺笔法与翻转情节是否影响了对作者态度的认识等。再加上鲁迅在《故事新编》前言和致友人书信等处对“油滑”、“庸俗”、“历史小说”、“诚敬”等写作心得的自述略显曲折，以及部分论者所感到的评价压力和“保卫鲁迅”的心理，导致分别以有缺陷的历史小说和带有杂文性的讽刺作品为主要观点的论争双方似乎都难以摆脱对《故事新编》的选择性理解和对论断与作品实际互相矛盾之处的回避。1970年代末，《故事新编》研究出现了新的导向，大多数研究者已不再视“油滑”为缺点，并有研究者认为《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与现实讽刺的统一， 作品里偶尔出现的油滑只加强了讽刺效果而并未破坏小说整体的结构和气氛。
王瑶的《〈故事新编〉散论》正是在这样的研究状况中展开自己的驳论与立论的。这篇长达四万字的论文首先从《故事新编》所引发的争论切入，在梳理争论的发展和双方论辩的理路后，两次明确指出以往研究者对主要分歧之处的回避，“即对作品中有关现代性情节的作用及其与表现历史人物的关系，大多仍采取回避态度；说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迄今仍然是模糊的”；“我们说后来一些涉及《故事新编》的书籍或文章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就是说他们既承认《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又阐述了其中某些针对现实的情节所起的战斗作用，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一般未加说明；也就是说对于性质之争的焦点未能作出科学的解释，问题依然存在”。 对于这个一直被含糊过去的“关系问题”，王瑶选择了不回避的直面态度，辩证分析小说与鲁迅自述的曲折与层次，以更为学理化的方式做出自己的回应。在现实主义的总体框架下，他的论述策略是肯定《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同时“具体分析这些被认为是缺点的细节在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们对主要人物性格的影响”， 将小说中的油滑和现代性细节归于虚构的喜剧性穿插人物身上，进而从这些小人物并没有影响主要人物的历史真实性的角度，驳斥那种古今混同的反历史主义的观点，接着从创作态度和艺术效果两个层面分析了鲁迅对“油滑”的看法。
区分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围绕人物的思想品质和行为指向展开对作品主题的解读和评价，这些既是革命现实主义读法的常见方式，也是王瑶认为能够更简明扼要地解决“油滑”等争论之处的突破口。他的上述处理以及对《故事新编》各篇的具体解读，比较接近于唐弢的《〈故事新编〉的革命现实主义》。在总体思路上，他们都强调《故事新编》的现实批判的强度和社会效果，认为它有着与《呐喊》、《彷徨》相一致的改良社会的写作目的，并把小说的喜剧特征解读为随着鲁迅的思想进展而出现的艺术手法，表现了鲁迅后期更乐观明朗的思想状态和战斗精神。唐弢还在文中特意说明，鲁迅时时向前看的现实主义在《故事新编》这里比《呐喊》和《彷徨》表现得更突出鲜明，“不仅消弭了类似《彷徨》那样不断求索的痕迹，同时，曾经闪烁于《呐喊》各篇中的明天的亮光，却有了更大的发扬，形成一种信念，稳定地烛照着一切。这就使鲁迅的现实主义增进了革命的因素，出现了新的理想的光芒。不仅和《彷徨》、《呐喊》比起来是这样，就以同书里后写的五篇和先写的三篇相比，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由此，被阐释为歌颂“中国的脊梁”的《理水》和《非攻》在唐弢和王瑶的论文中成为《故事新编》里与革命现实主义读法契合度最高的篇目，《出关》、《起死》、《采薇》则被分别阐释为对老庄虚无思想和儒家“王道”思想的批判，《奔月》和《铸剑》被着重关注的是勇毅战士的坚韧和复仇式的抗争。而相对最不容易被革命现实主义阐释体系读解的《补天》则被视为对创造和劳动的歌颂，论者不仅着意说明小说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突破，将女娲补天的场景描写阐释为鲁迅的浪漫主义想象，还把《补天》连同《奔月》、《铸剑》这三篇小说都归于尚未找到现实力量的鲁迅向古代神话传说的人物寄托自己的理想。
如果将这些论述比照于之前的相关论文，就不难发现革命现实主义的读法虽仍或有不甚妥帖之处，但在他们的笔下已经显示出更多的贴合度和包容度。而这种更强劲的阐释力的获得，既源于他们对既有研究的关键症结尽量采取不回避的态度，以及在掌握全面史料的基础上寻找更贴切适度的历史辨析路径的努力，也与他们自身的文学史观、立场甚至某种亲历者的现场感受有密切关联。作为三四十年代历史亲历者和杂文家，唐弢曾在《关于〈故事新编〉》一文中坦言自己最初的阅读感受：“我很喜欢鲁迅的《故事新编》——尤其是后期写的五篇。虽然作者采用了历史故事的形式，但三十年代最初读到的时候，却觉得那些人物，那些事件，莫不栩栩如生地活动在我的周围，活动在我所处的那个社会里。” 《〈故事新编〉的革命现实主义》更是用整段的篇幅，概括了1930年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与《故事新编》后五篇小说的内在关联，还在结尾处对鲁迅以夸张、俭省的笔墨勾勒出“三十年代形形色色的现代人的灵魂”予以充分肯定。王瑶的《〈故事新编〉散论》虽不同于唐弢论文的明快犀利而以扎实严谨见长，但唐弢所谈及的历史情境以及鲁迅的经历与处境，在王瑶对《故事新编》各篇小说的分析中都有进一步的开展，既表现了他重视历史条件的史家自觉，也使各篇小说的现实针对性得以更鲜明的突显。比如，“《采薇》略谈”一节就这样论述小说的现实指向：“周武王是打着推行王道、‘恭行天罚’的旗号伐纣的，在‘流血漂杵’之后又‘归马于华山之阳’，博得了‘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美名；一直到鲁迅写《采薇》的年代，不是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统治者，一直到胡适，都在喧嚣着要提倡王道吗？而一些自以为正直的知识分子，虽对黑暗现实有所不满，但只能在‘有所不为’的无力抗争中自我安慰，结果当然不能不陷入‘通体矛盾’的悲剧。” 又如，“《奔月》与《铸剑》”一节论述战士的遭遇与行进，结合了鲁迅当时对并肩作战的导师与青年关系的思考，又侧重说明其中所反映的大革命高潮时期的时代特点与战斗热情。事实上，正如姜涛指出的，王瑶自身对鲁迅和左翼文化的认同以及对现实针对性和战斗精神的推重，与他早年的政治文化参与有直接的内在关联。 他在1930年代参加清华学生组织的鲁迅追悼会次日所写《悼鲁迅先生》一文中，曾明确表示出对作为战士和“一个进步的文化运动的领导者”的鲁迅的钦慕。完全转向学术研究后，他又多次强调鲁迅的治学方法对自己的深刻影响。而刊于《〈故事新编〉散论》同一时的《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清醒的现实主义》，正是梳理总结鲁迅那种从实际出发、面向现实、决不回避矛盾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两相联系，便不难发现王瑶“以鲁迅精神治鲁迅”的理路。
二、古与今：二丑艺术与新的演义
王瑶《〈故事新编〉散论》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探讨了小说的艺术形式、渊源及其美学意义，而他的切入点还是从鲁迅的一段自述开始。在《〈出关〉的“关”》中，鲁迅说他的《出关》是将老子漫画化了，并没有把老子的“鼻子涂白”。 “鼻子涂白”正是传统戏曲里丑角的主要特征之一，鲁迅这里是比喻的意思，被思考小说油滑笔法之渊源的王瑶借来说明穿插性戏剧人物与丑角艺术的关系。在申说作为“典型概括时常用的方法”的漫画化与“鼻子涂白”的区别后，他联系舞台上与案头上的丑角戏的油滑传统以及古代戏剧理论家的艺术总结和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论证了丑角多重身份、油腔滑调所产生的特殊效果。
其实稍早于王瑶，已有研究者钱碧湘由《故事新编》的油滑联想到传统戏曲的插科打诨及其讨好取媚于看戏的权贵的负面作用，但仅认为鲁迅是“反其义而用之”，以相似的手法达到嘲讽现实人事的目的，并未做进一步的探讨。 类似这种旧戏中古今杂糅、插科打诨的负面作用，王瑶也并没有回避和忽视，而是运用辩证的眼光在文中给予其适当的位置。这就是《〈故事新编〉散论》在论述丑角传统的同时主动说明“古代剧作中的一些脱离剧情，喜剧性穿插不一定有很高的思想意义，有时只是为了‘令人捧腹’”， 接着用转折、让步句式把正负面成分作以有效的区隔，并说“我们对于这种文艺现象的美学意义还缺乏研究，但决不能认为它只是一种原始形态的落后的表现方式。这种为人民所创造并经过历史检验为人民所欢迎的表现方式，尽管其中杂有许多庸俗的成分，但它的表现能力和艺术效果都是无容争辩的”。 随后，他论证了鲁迅对故乡剧种的喜爱与借鉴，以及对相关的戏曲文献资料熟悉程度，即如钱理群所说，通过夯实逻辑链上的这个“中间环节”而使“鲁迅《故事新编》受古代传统戏曲手法影响和启示”这一新见得以成立。
而王瑶之所以能够在庞杂的史料中找准方向、理清主次，能在传统戏曲手法的负面作用之外更全面地观照总体、发现其更有价值的部分，既是因为他有治古代文学史的学术功底和严谨充分的准备工作，以及准确把握史识与史料、理论思维与考据功夫之关系的能力，更与他在新时期提出的“外来文化民族化”和“民族文化现代化”这两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向度的宏观构想相关。尤其在注重“民族文化现代化”方面，他曾多次撰文强调研究者要重视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自然存在的继承和革新的历史联系，而探讨“代表新文化发展方向”的鲁迅与古代文学的深层关联、阐发鲁迅作品中的民族特色就自然成了他着力之处，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鲁迅研究视野。他在《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一文中所提出的鲁迅作品与魏晋文章的关系、鲁迅小说与《儒林外史》的关系、鲁迅小说中几代知识分子形象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联系、鲁迅小说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关系等方面的创见，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同时，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常常能够从细节处联想到与之相近的古代文学传统，于历史发展中前后左右的联系之间阐述自己的洞见，以别具一格的论述令人耳目一新。比如文章《论〈野草〉》分析到鲁迅《影的告别》时就提出，以形与影的不同想法来表达自的己思想矛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有传统的，并举陶渊明《形影神诗》中的《影答形》为例相印证。 又如《〈故事新编〉散论》为论述戏曲中的油滑手法可以运用于其他文类，进而间接说明它对鲁迅的影响关系，王瑶巧妙地引述了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里的话，使他的论证虚实相间、灵活柔韧：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附论诸家诗话”第五十二条引黄庭坚论古体诗“煞句宜活”时说：“如杂剧然，要打诨出场。”方东树还用杂剧的打诨来比喻苏轼“波澜浩大，变化不测”的七言古诗。如果戏曲中的打诨或油滑的手法可以运用于古体诗而取得“活”的效果的话，那么鲁迅在力求不“将古人写得更死”的历史小说中，这种传统对他不是更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吗？《故事新编》中关于穿插性的喜剧人物的写法，就是鲁迅吸取了戏曲的历史经验而作出的一种新的尝试和创造。它除了能对现实发生讽刺和批判的作用以外，并没有使小说整体蒙受损害，反而使作者所要着重写出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更“活”了。
此外，与上述讨论《故事新编》的艺术渊源分享相似的学术思路的还有，王瑶对《故事新编》与中国古代演义体历史小说传统的关系的阐发。依据鲁迅曾在《〈自选集〉自序》里称自己的《故事新编》为“神话，传说史实的演义”的说法， 王瑶考察了鲁迅对演义传统的研究与《故事新编》的关系。他结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传统的发展历程、艺术效果和社会影响的认识和评价，指出鲁迅所肯定的是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演义写法一脉而非以《东周列国志》为代表的一脉，并基于鲁迅的演义研究和《故事新编》的艺术成就这两方面，总结出鲁迅理想的历史小说的原则和内涵，以阐明自己有关鲁迅以创作实践赋予演义以新诠释的观点。这就让以往争论背后的另一个向度的内容，即《故事新编》很好地协调了文献根据与艺术虚构这一特征，得以从更高更开阔的视角下进行审视，进一步展开了小说背后丰富的支撑性内涵。类似王瑶这样借由鲁迅所言“神话，传说史实的演义”中的“演义”来展开个人论述视角的方式，也见之于后来的研究者。高远东的文章《鲁迅对与儒家的批判与承担——〈故事新编〉与鲁迅对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的批判之一》，即借用了1952年冯雪峰所提《故事新编》是“寓言式的短篇小说”这一看法里的“寓言”， 以强调并阐发与混沌的神话思维相区别的批判性思想和积极的文化心理再造的新维度。
三、启迪：开放性与历史品格
随着198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与文论的大量译介，文化热、方法热、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等文化思潮的兴起更迭，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规范不断完善，《故事新编》研究有了更多方向、层次的展开。王瑶《〈故事新编〉散论》的具体论述和他所触及的思想文化向度，都已成为后来研究者在新的研究视野中继续探讨和不断对话的对象。
受到王瑶援引布莱希特的启发，陈平原继而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展开了切面式的平行研究，详述二者的艺术手法及其“理性主义”的效果。 其后，又出现了《郭沫若和鲁迅历史小说的美学比较》、《鲁迅与施蛰存比较》、《鲁迅故事新编与欧洲“梅尼普体”文学》、《论〈故事新编〉与〈神曲•天堂篇〉》等研究成果。而沿着王瑶文中从地方戏曲出发的考察方向，民间文化、地域文化甚至鲁迅小说与戏剧这样跨文类的视角都在后续研究中得到了相当的重视。钱理群、陈方竞继续阐发了《故事新编》与鲁迅故乡文化、浙东民间文化传统的关系，类似鲁迅作品与吴越民俗文化、绍兴戏、目连戏之关系这样的论题也得到了部分研究者的持续关注，更有黄如文、孙淑芳等学者直接对鲁迅与戏剧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考察。与这类跨越性的比较视角、文化视角相关，1990年代后又出现了部分从人类学、神话学等跨学科的视角来系统研究《故事新编》的新成果。同时，不同于王瑶文中对鲁迅“社会批评”方面的侧重，高远东将小说置于鲁迅的思想脉络中，从其一贯的立人主题出发，考察了鲁迅的“文明批评”对传统儒、墨、道思想的复杂评价和态度，阐发小说中有关鲁迅创造性地转化传统、重建文化的层面。 这就从鲁迅的内在逻辑和与先秦诸子思想相比照的角度，推进了对《故事新编》思想价值的研究。顺着这一思路，又有研究者详细探讨章太炎的诸子学说与鲁迅及《故事新编》的关系。祝宇红又将小说置于现代先秦诸子学和神话学的学术背景中，从中国现代思想学术和重写型小说之关系的角度来探讨小说的认知模式，并把《故事新编》视为鲁迅的一种文化“校雠”式重写。
而与之迥异的是，新时期以来对《故事新编》的语言艺术和文体形式方面的研究，则向着完全不同于《〈故事新编〉散论》的方向发展。先是黄子平的《〈故事新编〉：时间与叙述》开启了对小说文本与叙事的关注，后有严家炎的《鲁迅与表现主义》结合现代主义理论资源论证《故事新编》并非现实主义的作品而将其归入表现主义文学的行列。随后，郑家建、朱崇科等研究者，开始借助结构主义叙事学、解构主义叙事学和巴赫金的话语狂欢理论，来解读《故事新编》文本的裂隙、翻转性结尾的解构意味和小说整体的反讽风格。在他们看来，《故事新编》的油滑不单纯存在于穿插性小人物身上，而是弥散在小说整体；作品的诙谐、讽刺也不再如王瑶所说指向现实批判和鲁迅后期的乐观主义精神，而是作为某种先锋文学的特征和“反讽世界观”，指向艺术的新高度和消解英雄神话的荒诞虚无。
时代更迭，1980年代以来当代人的社会生活、文化思想、心理倾向、学术生态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有关《故事新编》后续研究的多重学术价值及其产生的缘由，也应从这些变化了的具体情景中得到理解。反观王瑶的《〈故事新编〉散论》，这篇被视为突破昔日理论水平、引领重振鲁迅研究科学性的文章似乎已显出某种距离感，个别的论述细节也已不大容易被当代读者直接领会。但王瑶其实对现代文学史研究一直持开放的态度。他不仅关注最新近出现的史料和相关研究成果并积极吸收到自己的论述中，比如《〈故事新编〉散论》所征引的普实克对《故事新编》的评价和布莱希特间离理论都是当时新近译介到国内的，还在鼓励研究者关心当代社会文化生活、强调文学史研究要以当代现实为出发点与归宿的同时，明确指出文学史研究需要随时代而发展，不断的重写就是要“突破过去，要后来居上，每个时代的文学史都应该达到自己时代的高度”，各种研究“都来接受历史的不断检验”。 这正与他多次申明的坚持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品格的治学思想，形成了必要的补充和张力，以及推动研究持续进展的动力。由此就可以理解，王瑶何以在鼓励对研究持开放态度的同时，仍然“至死不悔”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的方法、不回避文学现象上下左右之间客观存在的多重联系；何以在他晚年批评“以政治代替艺术”的庸俗社会学的同时，也批评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淡化政治”的倾向。他曾说：“我以为研究鲁迅，既要有历史感，又要有现实感，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就比较好。” 在文化和价值都愈加多元化、现实与学术都愈加复杂化的今天，王瑶的治学心得和主体状态给当下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启迪，或许比《〈故事新编〉散论》中的具体观点所能提供的更多。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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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王瑶《〈故事新编〉散论》所引普实克对《故事新编》的评价，出自1979年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的《鲁迅研究年刊》中对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主编的《东方文学辞典》中鲁迅辞目的译介。布莱希特的文章《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的译文发表于1979年第2期的《戏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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