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继明：是我建议取消了五一黄金周

五一黄金周的取消，使蔡继明被一些人归入“不能为民请命的政协委员”之列。然而，一群老知识分子却曾经联名给全国政协和蔡继明所在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写信，专门感谢蔡委员“为民请命”的履职表现。
蔡继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2006年，蔡继明领导的课题组向民进中央提交假改方案，建议变黄金周集中休假为分散休假、增加部分传统节日为法定节假日、全面推行带薪休假。2008年起，五一黄金周正式取消。
                
                
文/张国 章剑锋
　　自近两年“五一黄金周”被取消后，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被骂得厉害。有人是这样“问候”他的：“清明节全国人民都给你扫墓！”清明节是他倡议设立的法定假日。
　　这位习惯了受人尊重的清华大学教授可谓“祸从口出”。从2008年起，在国人日常生活中存在了7年的“五一黄金周”被取消，传统佳节清明、端午、中秋成为法定假日，除夕进入春节长假。而加在蔡继明身上的骂名，也正从那时开始。国务院的假日制度改革，与多年以来许多人士的倡导有关，其中就包括蔡继明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在一年一度两会上的建言。
　　蔡继明领导的清华大学假日改革课题组，建议取消“黄金周”7天长假，将集中休假改为分散休假，增设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一个必要的前提是，全面推行带薪休假，让人们自由选择休假时间，缓解集中度假所带来的交通出行等方面的压力。
　　尽管调整之后，法定节假日天数由原来的10天增至11天，但“五一黄金周”的取消，还是让蔡继明成了众矢之的。
　　有人批评他“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享受教师的寒暑假，却剥夺普通劳动者的假期；有人抱怨带薪休假还没落实，原有的假期就没了。这些人把蔡继明当成取消“五一”长假的“罪魁祸首”，在网上散播他的手机、住宅、办公电话号码，通过电话、邮件和短信骂他。
　　网民在“百度贴吧”里创建了以“蔡继明”命名的贴吧。在那里，他的外号是“蔡叫兽”和“蔡鸡鸣”。类似的侮辱还波及到了他的家人、学校和党派。
　　蔡继明试图与匿名来电者平等辩论，但只有少数人能够心平气和地交流。“多数人就是骂街，你来不及解释，他就挂断了。”他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抱怨道。
　　他很想告诉反对者，自己只是假日调整的建言者之一；有人之所以反对取消“黄金周”，是因为带薪休假没有落实，而这与自己主张带薪休假的观点是一致的。
　　顶着各种骂名，蔡继明继续在各种场合阐述自己的方案。他建议完善带薪休假制度，继续拆分“十一黄金周”，将重阳、元宵设为假日。
　　“如果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十一黄金周’不取自消。”他相信，假日改革终将使全民受益，就像人们已经习惯享受清明、端午、中秋假期一样。
　　他的固执所引发的骂声也愈演愈烈。事实上，这并不是蔡继明14年的履职生涯中第一次挨骂。几年以前，他因提议延长退休年龄，被一些人指责变相“为公务员说话”。
　　“五一黄金周”的取消，使他被一些人归入“不能为民请命的政协委员”之列。
　　然而，一群老知识分子却曾经联名给全国政协和蔡继明所在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写信，专门感谢蔡委员“为民请命”的履职表现。
　　只要稍微留意蔡继明的提案，就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提案都与改善民生有关。他为失地农民的权益呼吁过，也会在家里为下岗工人递一杯茶，耐心地听他们诉说生活上的难处。
　　假如谩骂他的人最初认识的蔡继明，不是因为建议“取消黄金周”而是建议“减轻居民税收负担”，他们或许会是另一个态度。
　　因为不堪辱骂，2010年，蔡继明与百度公司对簿公堂，起诉这家互联网企业可搜索到大量涉嫌人身侮辱言论。法院一审判他败诉，但他仍然提起上诉。
　　有人指出，作为公众人物，他应“宽容”那些言论。他对此无法接受：“我维护的不是我个人。我是出于公心，出于公共利益，遭到了侮辱谩骂。那么其他的政协委员怎么办，其他学者怎么办，普通公民怎么办？宽容就意味着你没有维护法律的尊严。”
　　还曾有朋友忠告蔡继明，以后别再提取消“黄金周”了，容易招骂。为什么不谈点大家爱听的呢？
　　蔡继明则说，刻意去迎合一些人的口味，就会违反他作为学者和政协委员的职责。他表示，自己的所有提案都是经过认真研究分析产生的，不会为某个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也不会因为害怕反对的声音而隐瞒真实的观点。
　　赞美与批评都无法动摇这位热心参政的政协委员和大学教授。蔡继明对记者说：“我是政协委员，我确认我是站在公众的立场上，我会坚持我的观点。我从来不去迎合，我讨厌哗众取宠。”
　　经济学家要实现经世济民，有三条途径：一是就职于政府及其智囊机构；二是为企业提供咨询、顾问服务；再就是出掌教职，做一个纯粹的学院派。
　　蔡继明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最后一类，这也是他的初衷。他说，一旦到政府就职或为企业打工，拿谁的钱就得为谁说话，做研究和发议论时需要过多考虑所属机构的偏好，顾忌太多，立场摇摆。
　　以蔡继明而论，显然不大适合附尾于人。1985年于河南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毕业之前，他本有机会成为中共党员。之前几次申请入党都不成功，最后一次被接受，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志愿填了，誓都宣过了，结果党总支书记找来谈话，要求他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南开大学已经三次跑到河南邀约他前去天津工作。他执意要去南开。总支书即以不服从党组织安排为由，将他的所有入党申报材料扣下。走之前，蔡继明抛下一句话，“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一个党领导，你要这样衡量我，这个党我还就不入了。”
　　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的几年，当时的所长是民进老会员，在他引荐下，已是天津市南开区政协常委的蔡继明加入了民进，一直做到民进天津市副主委和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转化成建议或提案。在假日制度之外，农村土地权属的被禁锢和小产权房的被压抑也属于他明确反对的问题，为此他组建了相应的课题组，辗转于全国各地做田野调查。历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相应的改革建议被反复提出。
　　“民主党派和政协委员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提出来的建议政府可听也可不听。但是，不说白不说，白说也得说。有时候，说了十句话也许有一句就是管用的。”政府没有漠视这些声音，他们同样对未来的改革路径和利益调配十分关切。一番踌躇之后，农地流转眼下在中国已成现实，政府也公开承诺对小产权房将既往不咎。不过，蔡继明对这些只表示有限乐观，他认为此类改革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应该朝前推进。
　　生性耿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特点，蔡继明也不例外。出生在唐山市一个工人之家的他，“文革”到来，大学梦碎，上山下乡。所有目标都是事先预设。恢复高考后，他先后在三所大学念书，1985年自河南大学毕业之前，几个同学散步闲聊，说及将来理想。蔡继明表示打算在大学里面任教。同学问，你在大学的目标是什么？他答，5年提副教授、10年提教授；同学又问，是想在大庙里当小和尚，还是在小庙里当大和尚？他答，要在大庙里当大和尚。
　　当时可以选择去几所不同的地方院校，这些单位也开出了相应的物质条件，他觉得庙不够大。1985年去南开大学之后，他的个人理想如期实现，5年内成了副教授。1992年，时年36岁的蔡继明又被破格提升为教授，比预期提前了7年时间。
　　14年后，由于不愿陷身校内小帮派的争斗漩涡，蔡继明来了个“走为上策”，于1999年改执清华教鞭。转眼10年过去，蔡继明现在的身份已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及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成为中国政府的智囊之一。然而，更多地介入公共生活并没有使他得到额外的好处，遭遇谩骂不过是其中的副产品之一。
原文链接
《博客天下》总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