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读书会【凤凰网年度沙龙第三场】文艺与新民——兼谈知识分子写作
【注：本文为节选，完整内容请戳http://book.ifeng.com/wengao/wengao/salon201403/】
1、柴春芽：
我希望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从30岁开始到现在快40岁这段时间的思考。因为我觉得30岁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30岁之前我是一个像堂吉诃德一样向外去战斗批判的角色，做了八年的记者，有过被撤职的经历。我为什么要谈个人的这个问题，因为今天上午我们听各位老师讲，似乎总是有一个知识分子或者精英要去启蒙别人，要去塑造别人，但是我在30岁这年发生了一个思想的转折——启蒙先启自己，新民先新个人。所以30岁那年我做了一个选择，去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的一个牧场做义务的老师，在那里生活一年，这是没有报酬的。那个地方没有电，没有通讯，没有公路，我每个月要去县城买点吃的，需要骑马走九个小时，但那九个小时的路不是像蒙古草原那么平坦的，而是山路，特别陡峭。
我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就是希望先从认识自己开始。我首先对我的个人身份产生了怀疑，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我是个汉人吗？对于这个问题，可能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很多人没有这个敏感性，因为有大量的汉人，你很少接触到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像我生活在甘肃，我从小就有穆斯林朋友，到了大学又有了藏族朋友、蒙古族朋友，所以被一种外来文明感染，我意识到，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概念？什么是我的汉族属性？是血统吗？肯定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自五胡乱华之后，几乎没有纯正的汉人，尤其像我们在边疆长大的人，更没有纯汉族的血统。那汉族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我认为是用汉语言文字符号系统来思考和表达认知自我和世界的这么一个中国人。
可是到了30岁我在想，多少年来对西方文学、西方哲学的阅读，我又是按照西方的很多价值观来判断我的行为。比如说我要做一个环保主义者，我要做一个公民，这些东西又不是中国文化里面所具备的，那这时候我还是个中国人吗？所以到了30岁那年，我希望完全进入另外一个环境，比如去西藏，接触西藏的这么一种认知。当然这时候也是因为有另外一些影响，比如我那时候比较系统地阅读俄罗斯文学。从列夫·托尔斯泰开始，我在读他们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我们后来以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其实是超现实主义作家。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在俄农奴制快要崩溃的时候，整个俄国社会道德也是非常混乱堕落的，也有人对人的压迫、奴役，所以列夫·托尔斯泰他们开始“新民先新自己”。托尔斯泰是一个庄园主，但是他可以解放农奴，给农奴的孩子办学校，亲自耕种，又把自己融入东正教的思想当中去，借了东正教的信仰——东正教的信仰来自欧洲，它不是俄罗斯本土的宗教——借助多重文化来重塑自我，在重塑自我的过程中又写作品，在作品中树立价值观，树立一个新的俄罗斯人在司法腐败的过程中还要承担心灵救赎的工作。这使得俄罗斯的读者再去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有一个价值观标准：如何做一个“新人”。
这些对我的影响很重要，所以我的改造是从自我开始。我进入了西藏的草原，在西藏草原当中使我认识到另外一个自我。因为藏传佛教否认人的这一生仅仅是你从生下到死亡这个阶段，生命不是这么简单的，人的生命还有以前的很多因缘的结果，人的死亡也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外一种生命形态的开启。这套价值观使得我重新反省我们以前。我小时候受到的汉族文化的教育，因为我们的汉族文化是不谈来世的，也不谈前世，我们主要注重的是现世的伦理这么一个规范世界。所以这种新的文明对我的思维产生了很大的撞击，然后我就会思考说，到底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谁。
2、格非：
刚才柴春芽先生说到有一个东西我特别赞同，他说"启蒙先启自己，新民先新个人"。大家也知道，所谓的"新民"这个概念，梁启超提得较多，但是比较早的一个分歧是在《大学》里面出现的,就是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究竟是"新民"呢，还是"亲民"呢？朱熹的解释（朱子学）和王阳明的解释（阳明学）是完全不一样的。朱熹认为就是"新民"。当年的士大夫，所谓统治者，这些读书人，自我意识都很高，都觉得自己应该来匡复天下，那么当然这个"民"是处在很低的一端的，你是被我来"新"的，我要让你"新"。这种道统是一贯制的，所以要来"新"。这个"新"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就是今天说的"启蒙"，让这个民变得新。当然这种解释大家后来觉得有问题，我就不重复思想史上的争论了。阳明学把这个字训读为"亲民"，意思是整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再抱着老一套的思想已经根本无法应对当时的社会。这个话不是王阳明讲的，是李贽讲的，李贽说假如我们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那么就等于说天下没有是非，这个话说得很严厉。
刚才提到我在写《金瓶梅》，这是一个随笔，不是学术研究。我就是写着好玩儿，但是也关注了一下思想史的变化。在明代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怎么判断是非善恶已经出现非常大的问题，连那个万历时代的宰相张居正都说，今日之善就是明日之恶，一时之善就是一时之恶，就是善恶是变化的。李贽也说过这样的话，今天的是是昨天的非，昨天的是可能是后天的非，是非也是变化的。如果在这样一个变化的时代面前你抱着僵死的教条不放，实际上你对今天的社会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阳明学认为应该把对文化的决定权和控制权往下降，降到贩夫走卒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当中。
大家可能都知道阳明说过满街都是圣人，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很多追随者其实没有什么文化，后来都成了一代宗师。那么"新民"还是"亲民"，对于《大学》章句的解释引出了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讨论，这个讨论持续到了五四的启蒙运动，梁启超对这个词赋予了新的含义。当然我们也知道鲁迅先生关于启蒙也有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充满矛盾的思想。所以我可以说说这方面的一个看法，就是当我们在启蒙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到你自己？你自己的心不见得那么干净，你的所作所为也不见得那么光明正大。我们今天社会里有很多这样的人，认为自己有教训别人的资格，当然我们说知识分子写作，在知识界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动不动就启发别人。所以柴春芽说的这句话我非常赞同，你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你自己先得让自己变得好一些。
3、戴锦华：
所以我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时代，我们的现实当中每个人又沉湎在小时代当中——电影《小时代》引发的这个热议，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命名。太平盛世就是小时代，我们只有一己的欢乐，我们无法感觉别人。而且当“宅”成为现实的时候，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足不出户可以生存。我们生活在、沉湎在、陷溺在小时代当中，但是外面的世界在燃烧。
我现在还没有讨论我们这一期的文明正在面临着一个最严峻的考验，就是我们的文明是石油文明，而石油的储量是有限的。今天，13亿中国人加入到了对石油文明所创造的所有的奢华的、舒适形态的消费之中，所以曾经独占这些资源的西方世界大为惊恐和愤怒。我们不是要讨论说我们该不该过那样的好日子，我们讨论的是我们更真切、更贴近地开始分担这一期文明，正在走近终点，走近尽头。于是人们说有替代能源就是核能源，而核能源有福岛。
我们面临文明的转型、文明的枯竭，不要忘记曾经有一个文明是以木柴作为主要能源材料的，当木柴基本上被伐尽砍光以后，发生了欧洲的中世纪，就是大倒退、大黑暗。
那么反过来说，在这样一个大的、深陷小时代遭遇大转折的当口，请大家记住：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家如此，人类如此，地球更如此。
我最后讲一下，今天什么叫知识，什么叫知识分子。
刚才格非说“大学问家”，今天大学问家难于成立了。此前知识的概念和老师的意义就在于我知你不知，我背下了五本字典，你就歇菜了，你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在我的知识面前感到惭愧。而今天是网络时代，我们只是知和不知、想知和不想知的区别，我们可以轻松地获取任何一种知识，所以知识、学习、教育的概念已经被彻底改变了，仍然在传授知识的意义上占据大学讲堂，从某种意义上是犯罪，这件事学生已经可以自己完成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经常有学生很虔敬、尊重地问，老师，这个材料你从哪儿找到的，我说谷歌上搜的。为什么我可以谷歌到，他不可以呢，还是在于我有知识和我有组合知识的方法。
知识并不跟知识分子相关，我经常反复强调这件事。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是一种社会身份，知识分子跟你有多少知识没关系，知识分子只跟一种社会功能位置相关。知识分子是什么？是站在弱势者一边，站在正义一边，在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去对抗强者、去对抗强势、去对抗主流。你出而做这件事，那一刻你是知识分子；你退到书斋当中读书，你就是个读书人。
所以，确实有一种东西叫知识分子写作，但是不意味着有知识的人写作的东西就是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意味着一种社会关怀。但是我在这儿要说的是，挺身抗暴者是履行知识分子的角色，是履行知识分子的功能，是出演知识分子，而挺身抗暴的行为自身并不能够赋予挺身抗暴者天然的正义性。面对社会的种种不义，种种不公，种种问题，种种危机，在今天更急迫、更重要的是去思考它，去正视它，去回答它，去重新展开梦想，去重新想象不一样的世界。我用我很年轻的时候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的一句矫情的话作为结尾，当年它打动了我，今天仍然打动我，就是：对于宇宙来说，地球是年轻的星球，在年轻星球上，人类是一个极端年轻的物种。人类还年轻，人类应该活下去，但是人类必须为自己活下去提供它的前提和创造它的条件。
4、欧阳江河：
今天我们在这个讨论里面想引入一个跟写作、思想有关的很重要的维度，即审美的维度。我记得上一星期跟格非和西川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还谈到过这个问题。当代中国很让人恼火的一个状态就是这种平庸化，智力与审美的严重欠缺导致了一种广泛的退化与麻木。艾希曼这样一个纳粹罪犯被抓了以后，他非常真诚地认为他一点都没有站在恶的方面，而只是在实施、执行他的职责而已。作为一个军人，他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元首的命令，恶不该由他负责，该由元首、上级负责。他一点恶的内疚感都没有，他认为自己可能有一点点职责，就是职业意义上的一种帮凶。他被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犯罪，他完全没有善恶意识，没有思考能力，只有恶的平庸。他的恶都不是极恶，因为极恶有时候还包含一种思想否定的力量。
我再回到我想谈的，我们今天的很多的问题，如我们想理解思想、写作、诗歌、小说、电影，其实如果回到它们的根源上，我们都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我刚才讲的布罗茨基的说法，这不是一个史诗的时代。他有一首诗，说在这样一个二流的时代，我作为二流时代忠实的臣民，一个臣子，我承认，我所有的写作都是二流的。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要忠实于你这个时代，你就不可能像莎士比亚一样地写作，如果你想像莎士比亚一样地写作，除非为我们造一个莎士比亚的时代。我们知道，中国人的莎士比亚是一个被朱生豪的美文翻译出来的莎士比亚，这其实是一个偏离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充满了当时的那种世俗的，甚至粗鄙的、很性感的活力，一种街头文化的东西，这个在朱生豪的翻译中没了。
我再说另外一个问题，关于为什么我要对抗长诗写作，长诗写作甚至不那么好看，有点枯燥，有点让人头疼，有点非诗歌。因为我们在谈论诗歌的时候，就像刚才格非在引用李贽的说法，如果我们只在孔子的意义上谈论你的是非，那整个天下就没有是非。同样的，如果我们只是在徐志摩的意义上，在朱生豪翻译体的意义上谈论诗歌，那对我来讲就根本没有诗歌。
最近我们包括西川都有这样一个趋势，写的诗歌、长诗是不讨好的，用一种可能不是那么优美的、诗歌化的语言，就是将那种警句化的，精彩的东西，那种可以单独拿下来做广告语的东西，放在我们的诗歌里。那种语言可能是我昨天刚写的一首关于我的血糖有点高的诗，里面讲的血糖这种东西是不能写的，小便怎么能写诗呢？这是所谓的中年写作，或者作家的晚期风格，有点乖戾，有点不妥协，有点不讨喜，有一种把非诗的和活力的这种复杂的东西包含进来。有一首诗最后一小节说：
伤感是多余的/但又必不可少/甜的哲学被苍蝇飞过之后/再也不可能飞得像一只翠鸟。
我其实不能碰甜东西了，那个东西被我自己身上的苍蝇碰了以后，已经不可能像翠鸟一样碰它了。反过来讲，我们的诗歌是不是也是这样，当我写的诗被徐志摩这样的人写过的时候，我就不能写它了。所以我要写的是，我所认为的长诗，或者是刚才这几位所认为的写作，其实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翠鸟意义上的写作，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可能又不可能。人到中年，我们进入晚期风格的写作和思想之后，很多东西其实已经没有办法飞翔了，而我们用翅膀飞不起来的东西用手和头脑能不能飞起来，这对我们是一个挑战。
1、柴春芽：
我希望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从30岁开始到现在快40岁这段时间的思考。因为我觉得30岁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30岁之前我是一个像堂吉诃德一样向外去战斗批判的角色，做了八年的记者，有过被撤职的经历。我为什么要谈个人的这个问题，因为今天上午我们听各位老师讲，似乎总是有一个知识分子或者精英要去启蒙别人，要去塑造别人，但是我在30岁这年发生了一个思想的转折——启蒙先启自己，新民先新个人。所以30岁那年我做了一个选择，去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的一个牧场做义务的老师，在那里生活一年，这是没有报酬的。那个地方没有电，没有通讯，没有公路，我每个月要去县城买点吃的，需要骑马走九个小时，但那九个小时的路不是像蒙古草原那么平坦的，而是山路，特别陡峭。
我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就是希望先从认识自己开始。我首先对我的个人身份产生了怀疑，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我是个汉人吗？对于这个问题，可能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很多人没有这个敏感性，因为有大量的汉人，你很少接触到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像我生活在甘肃，我从小就有穆斯林朋友，到了大学又有了藏族朋友、蒙古族朋友，所以被一种外来文明感染，我意识到，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概念？什么是我的汉族属性？是血统吗？肯定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自五胡乱华之后，几乎没有纯正的汉人，尤其像我们在边疆长大的人，更没有纯汉族的血统。那汉族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我认为是用汉语言文字符号系统来思考和表达认知自我和世界的这么一个中国人。
可是到了30岁我在想，多少年来对西方文学、西方哲学的阅读，我又是按照西方的很多价值观来判断我的行为。比如说我要做一个环保主义者，我要做一个公民，这些东西又不是中国文化里面所具备的，那这时候我还是个中国人吗？所以到了30岁那年，我希望完全进入另外一个环境，比如去西藏，接触西藏的这么一种认知。当然这时候也是因为有另外一些影响，比如我那时候比较系统地阅读俄罗斯文学。从列夫·托尔斯泰开始，我在读他们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我们后来以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其实是超现实主义作家。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在俄农奴制快要崩溃的时候，整个俄国社会道德也是非常混乱堕落的，也有人对人的压迫、奴役，所以列夫·托尔斯泰他们开始“新民先新自己”。托尔斯泰是一个庄园主，但是他可以解放农奴，给农奴的孩子办学校，亲自耕种，又把自己融入东正教的思想当中去，借了东正教的信仰——东正教的信仰来自欧洲，它不是俄罗斯本土的宗教——借助多重文化来重塑自我，在重塑自我的过程中又写作品，在作品中树立价值观，树立一个新的俄罗斯人在司法腐败的过程中还要承担心灵救赎的工作。这使得俄罗斯的读者再去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有一个价值观标准：如何做一个“新人”。
这些对我的影响很重要，所以我的改造是从自我开始。我进入了西藏的草原，在西藏草原当中使我认识到另外一个自我。因为藏传佛教否认人的这一生仅仅是你从生下到死亡这个阶段，生命不是这么简单的，人的生命还有以前的很多因缘的结果，人的死亡也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外一种生命形态的开启。这套价值观使得我重新反省我们以前。我小时候受到的汉族文化的教育，因为我们的汉族文化是不谈来世的，也不谈前世，我们主要注重的是现世的伦理这么一个规范世界。所以这种新的文明对我的思维产生了很大的撞击，然后我就会思考说，到底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谁。
2、格非：
刚才柴春芽先生说到有一个东西我特别赞同，他说"启蒙先启自己，新民先新个人"。大家也知道，所谓的"新民"这个概念，梁启超提得较多，但是比较早的一个分歧是在《大学》里面出现的,就是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究竟是"新民"呢，还是"亲民"呢？朱熹的解释（朱子学）和王阳明的解释（阳明学）是完全不一样的。朱熹认为就是"新民"。当年的士大夫，所谓统治者，这些读书人，自我意识都很高，都觉得自己应该来匡复天下，那么当然这个"民"是处在很低的一端的，你是被我来"新"的，我要让你"新"。这种道统是一贯制的，所以要来"新"。这个"新"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就是今天说的"启蒙"，让这个民变得新。当然这种解释大家后来觉得有问题，我就不重复思想史上的争论了。阳明学把这个字训读为"亲民"，意思是整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再抱着老一套的思想已经根本无法应对当时的社会。这个话不是王阳明讲的，是李贽讲的，李贽说假如我们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那么就等于说天下没有是非，这个话说得很严厉。
刚才提到我在写《金瓶梅》，这是一个随笔，不是学术研究。我就是写着好玩儿，但是也关注了一下思想史的变化。在明代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怎么判断是非善恶已经出现非常大的问题，连那个万历时代的宰相张居正都说，今日之善就是明日之恶，一时之善就是一时之恶，就是善恶是变化的。李贽也说过这样的话，今天的是是昨天的非，昨天的是可能是后天的非，是非也是变化的。如果在这样一个变化的时代面前你抱着僵死的教条不放，实际上你对今天的社会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阳明学认为应该把对文化的决定权和控制权往下降，降到贩夫走卒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当中。
大家可能都知道阳明说过满街都是圣人，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很多追随者其实没有什么文化，后来都成了一代宗师。那么"新民"还是"亲民"，对于《大学》章句的解释引出了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讨论，这个讨论持续到了五四的启蒙运动，梁启超对这个词赋予了新的含义。当然我们也知道鲁迅先生关于启蒙也有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充满矛盾的思想。所以我可以说说这方面的一个看法，就是当我们在启蒙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到你自己？你自己的心不见得那么干净，你的所作所为也不见得那么光明正大。我们今天社会里有很多这样的人，认为自己有教训别人的资格，当然我们说知识分子写作，在知识界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动不动就启发别人。所以柴春芽说的这句话我非常赞同，你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你自己先得让自己变得好一些。
3、戴锦华：
所以我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时代，我们的现实当中每个人又沉湎在小时代当中——电影《小时代》引发的这个热议，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命名。太平盛世就是小时代，我们只有一己的欢乐，我们无法感觉别人。而且当“宅”成为现实的时候，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足不出户可以生存。我们生活在、沉湎在、陷溺在小时代当中，但是外面的世界在燃烧。
我现在还没有讨论我们这一期的文明正在面临着一个最严峻的考验，就是我们的文明是石油文明，而石油的储量是有限的。今天，13亿中国人加入到了对石油文明所创造的所有的奢华的、舒适形态的消费之中，所以曾经独占这些资源的西方世界大为惊恐和愤怒。我们不是要讨论说我们该不该过那样的好日子，我们讨论的是我们更真切、更贴近地开始分担这一期文明，正在走近终点，走近尽头。于是人们说有替代能源就是核能源，而核能源有福岛。
我们面临文明的转型、文明的枯竭，不要忘记曾经有一个文明是以木柴作为主要能源材料的，当木柴基本上被伐尽砍光以后，发生了欧洲的中世纪，就是大倒退、大黑暗。
那么反过来说，在这样一个大的、深陷小时代遭遇大转折的当口，请大家记住：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家如此，人类如此，地球更如此。
我最后讲一下，今天什么叫知识，什么叫知识分子。
刚才格非说“大学问家”，今天大学问家难于成立了。此前知识的概念和老师的意义就在于我知你不知，我背下了五本字典，你就歇菜了，你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在我的知识面前感到惭愧。而今天是网络时代，我们只是知和不知、想知和不想知的区别，我们可以轻松地获取任何一种知识，所以知识、学习、教育的概念已经被彻底改变了，仍然在传授知识的意义上占据大学讲堂，从某种意义上是犯罪，这件事学生已经可以自己完成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经常有学生很虔敬、尊重地问，老师，这个材料你从哪儿找到的，我说谷歌上搜的。为什么我可以谷歌到，他不可以呢，还是在于我有知识和我有组合知识的方法。
知识并不跟知识分子相关，我经常反复强调这件事。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是一种社会身份，知识分子跟你有多少知识没关系，知识分子只跟一种社会功能位置相关。知识分子是什么？是站在弱势者一边，站在正义一边，在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去对抗强者、去对抗强势、去对抗主流。你出而做这件事，那一刻你是知识分子；你退到书斋当中读书，你就是个读书人。
所以，确实有一种东西叫知识分子写作，但是不意味着有知识的人写作的东西就是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意味着一种社会关怀。但是我在这儿要说的是，挺身抗暴者是履行知识分子的角色，是履行知识分子的功能，是出演知识分子，而挺身抗暴的行为自身并不能够赋予挺身抗暴者天然的正义性。面对社会的种种不义，种种不公，种种问题，种种危机，在今天更急迫、更重要的是去思考它，去正视它，去回答它，去重新展开梦想，去重新想象不一样的世界。我用我很年轻的时候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的一句矫情的话作为结尾，当年它打动了我，今天仍然打动我，就是：对于宇宙来说，地球是年轻的星球，在年轻星球上，人类是一个极端年轻的物种。人类还年轻，人类应该活下去，但是人类必须为自己活下去提供它的前提和创造它的条件。
4、欧阳江河：
今天我们在这个讨论里面想引入一个跟写作、思想有关的很重要的维度，即审美的维度。我记得上一星期跟格非和西川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还谈到过这个问题。当代中国很让人恼火的一个状态就是这种平庸化，智力与审美的严重欠缺导致了一种广泛的退化与麻木。艾希曼这样一个纳粹罪犯被抓了以后，他非常真诚地认为他一点都没有站在恶的方面，而只是在实施、执行他的职责而已。作为一个军人，他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元首的命令，恶不该由他负责，该由元首、上级负责。他一点恶的内疚感都没有，他认为自己可能有一点点职责，就是职业意义上的一种帮凶。他被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犯罪，他完全没有善恶意识，没有思考能力，只有恶的平庸。他的恶都不是极恶，因为极恶有时候还包含一种思想否定的力量。
我再回到我想谈的，我们今天的很多的问题，如我们想理解思想、写作、诗歌、小说、电影，其实如果回到它们的根源上，我们都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我刚才讲的布罗茨基的说法，这不是一个史诗的时代。他有一首诗，说在这样一个二流的时代，我作为二流时代忠实的臣民，一个臣子，我承认，我所有的写作都是二流的。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要忠实于你这个时代，你就不可能像莎士比亚一样地写作，如果你想像莎士比亚一样地写作，除非为我们造一个莎士比亚的时代。我们知道，中国人的莎士比亚是一个被朱生豪的美文翻译出来的莎士比亚，这其实是一个偏离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充满了当时的那种世俗的，甚至粗鄙的、很性感的活力，一种街头文化的东西，这个在朱生豪的翻译中没了。
我再说另外一个问题，关于为什么我要对抗长诗写作，长诗写作甚至不那么好看，有点枯燥，有点让人头疼，有点非诗歌。因为我们在谈论诗歌的时候，就像刚才格非在引用李贽的说法，如果我们只在孔子的意义上谈论你的是非，那整个天下就没有是非。同样的，如果我们只是在徐志摩的意义上，在朱生豪翻译体的意义上谈论诗歌，那对我来讲就根本没有诗歌。
最近我们包括西川都有这样一个趋势，写的诗歌、长诗是不讨好的，用一种可能不是那么优美的、诗歌化的语言，就是将那种警句化的，精彩的东西，那种可以单独拿下来做广告语的东西，放在我们的诗歌里。那种语言可能是我昨天刚写的一首关于我的血糖有点高的诗，里面讲的血糖这种东西是不能写的，小便怎么能写诗呢？这是所谓的中年写作，或者作家的晚期风格，有点乖戾，有点不妥协，有点不讨喜，有一种把非诗的和活力的这种复杂的东西包含进来。有一首诗最后一小节说：
伤感是多余的/但又必不可少/甜的哲学被苍蝇飞过之后/再也不可能飞得像一只翠鸟。
我其实不能碰甜东西了，那个东西被我自己身上的苍蝇碰了以后，已经不可能像翠鸟一样碰它了。反过来讲，我们的诗歌是不是也是这样，当我写的诗被徐志摩这样的人写过的时候，我就不能写它了。所以我要写的是，我所认为的长诗，或者是刚才这几位所认为的写作，其实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翠鸟意义上的写作，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可能又不可能。人到中年，我们进入晚期风格的写作和思想之后，很多东西其实已经没有办法飞翔了，而我们用翅膀飞不起来的东西用手和头脑能不能飞起来，这对我们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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