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读书会【凤凰网读书会第87期】高晓松VS刘震云VS崔永元：青春如丧 青春如花
【注】本文为节选，完整版详见http://book.ifeng.com/dushuhui/special/salon087/欢迎来到第八十七期凤凰网读书会！2012年4月9日，我们相聚北京海淀剧院。本期做客的嘉宾是高晓松、刘震云、崔永元。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待到回首，却只剩发黄扉页上的寥寥数笔，只余云影般掠过的朦胧背影。还好我们可以追忆，追忆似曾相识的岁月，追忆无暇顾及的过去，无论含着笑抑或带着泪，那些喧嚣、悸动，都是属于我们的流年啊！
【编者按】
本期凤凰网读书会，我们有幸邀请到高晓松、刘震云与崔永元，再一次带领我们怀念青春。
谈到青春，我们总是有说不完的故事，诉不完的情怀，张郎郎曾带着他的《大雅宝旧事》追忆了五六十年代人的集体童年，九把刀也曾带着《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与我们一同回忆关于青春的浪漫与错过。此次，高晓松、崔永元、刘震云三人成行，再次回忆了他们的青春以及青春背后的年代故事。并不稀奇，对于青春，对于年代故事，我们总是百听不腻，可是这次，回望清澈岁月过后，我们总会不由得打量起意义层面的一些东西。
“如丧”，就是如同要丧，还未丧，但终归会丧。有那么股子辛酸的味道，更多地是体会到一种宿命。谁都抵御不了时间的侵袭，无论我们是否留意；我们都将成长，如果这真的算成长；我们都将在社会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如果这真的算一种适应能力。在我们混沌的目光里映现的是一只只正在紧张奔跑的提线木偶。木偶也会微笑，当他想起自己不是木偶的时候。
悲观如此，高晓松告诉我们的却不止这些。无论现实的我们有多少荒诞的“非人性”，我们毕竟都还走在前进的路上。高晓松的题目给了我们更多的启示，“我们终于老的可以谈谈未来了”，我们还是有未来的，在久或不久的将来。（编者：马培杰）
【高晓松：弹琴是一种宗教仪式】
刘震云：我表达了三分之一，他俩老插话，一扯就扯到社会和道德的层面。文本上写到他跟女朋友的经历，非常糜烂，恰恰这个作者是在一个每天见不到女性的地方来写糜烂和蔓延，这种心情的对照，我觉得晓松掌握得特别好。但这并不是他自主地掌握，是客观上给他提供了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应该感谢生活。
高晓松：我很感谢生活。
刘震云：另外我还有三分之一没说完。晓松在台上的发言是自相矛盾的。他说，他年轻时候做过很多伤天害理的事，其实他书里的情感不是这样的，他的情感充满了美好。刚才崔老师说第一篇写得好，其实第二篇写得也不错。第二篇是06年写给90年的，隔了10多年。这两篇基本以作者情感作为通道，我觉得还是有继承性的。歌词部分，我也看了，不知道崔老师有没有看到，第一首写的满含情感，我想请教一下李娜是谁？
高晓松：就是火车上跟我挤成相片的那个人，大眼睛。《恋恋风尘》，“我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我的制片人手机铃声就是这个。歌是真的，我怀念了很久，坐在北外3号楼台阶上，自己唱这个歌，她也没有听见，事隔很多年才发表。
崔永元：看完了这个书，对《同桌的你》有不一样的感觉。本来《同桌的你》这首歌特别动情，想起自己的青年或者少年，青涩美好。然后晓松介绍了《同桌的你》的创作经历，介绍之后，整个把梦戳破了。歌挺美好的，创作意境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刘震云：结构很好，一个美好的歌产生于一个特别糜烂的环境里。
高晓松：我觉得是一个平衡。就是说你把糜烂的东西释放了，心里特别纯净，如果你释放了纯净，留在心里的就特脏。
崔永元：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创作的？什么东西激发了你？
高晓松：花了十几年时间准备这首歌。弹琴是一种宗教仪式，当年的摇滚圈那么脏，为什么有那么多好姑娘喜欢呢？弹琴的孩子都是好孩子，放下琴不管有多糜烂，拿起琴一下子就变得特别干净，那个瞬间最美好。写歌肯定需要经过弹琴的过程，先弹一小时琴，自己变得特别干净，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弹完琴一下就多愁善感了。九月开学时候，风吹开领口，长发的姑娘远远朝你微笑。
崔永元：你说的是清华还是哪个学校？
高晓松：刘老师北大的或者你们广院的。
刘震云：我们学校可没这风景。我觉得晓松给糜烂的生活找了一个美好的理由。另外，我看晓松的小说、散文和诗，确实颠覆了多少年的一个概念。有一个词叫“英雄救美”，他书里总是美女救英雄。哪有这样的好事？
高晓松：没有让你遇见。
刘震云：完全是因为音乐。
高晓松：你背了一把琴，五六个姑娘就上来了。那真是一个干净而美好的时代，不管怎么糜烂，都觉得自己干净。在一个肮脏的时代，不管怎么美好，都觉得肮脏。那个时代的厦大，姑娘们站在海边，看着驶来的轮船，想象着这条船会带来什么样的生活，会有怎样的邂逅，会遇见怎样的爱情。没有骗子，他说他是中央美院，我说我是清华的，没有一个人欺骗，大家都别上了校徽，没有卖假学生证的。在那么干净的环境里，你最多做流放的人，因为时代好，再怎么样也坏不到哪里去。今天我们倒有一点变成坏时代的好孩子了，反而我们不管在微博上，还是在其他事上，还愿意呼吁，写很多善良、美好的东西。这个时代总让人觉得脏，每天洗车都觉得车上满是泥，或者今天又出去做了一件肮脏的事情。你很难要求自己。
崔永元：你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已经出版了。写第二本书吧。
高晓松：又要半年时间。
【高晓松：“我身怀六甲，满腹经纶！”】
崔永元：你喜欢哪个高晓松？一个是《如丧》的作者，一个是写《同桌的你》的音乐人？还有一个是电影《大武生》的导演，你喜欢哪个？
刘震云：我和晓松上礼拜一起去旅游，从不熟变成了熟。他最大的才华在于结构，他的小说、诗、散文，包括电影、音乐都有这个特点。如果在导演、音乐人、作家三者之间，晓松能够专心做一件事，他肯定能做到大师的地步。但是晓松给我的回答是，只做一件事情没劲，三件事同时做才享受，才是牛的。这个观点使我开了眼界。从古至今我接受的教育都是一个人只做一件事情，从那天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发生了变化。
另外，晓松说比这三件事更重要的是做人。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跟一个著名的足球运动员在拉斯维加斯进赌场，高晓松在里面输了，足球运动员赢了，足球运动员出来就分钱给高晓松，他说一块来的，算总帐。
高晓松：在伦敦的赌场。
崔永元：玩什么呢？玩24点还是？
高晓松：还少点。
崔永元：刘老师接着说。
刘震云：我就问咱俩进赌场，赌24点，如果你赢了，我输了，你会不会给我？他说今天的月亮很好。
高晓松：刘老师说的也挺打动我，我跟刘老师比是才疏学浅。
刘震云：你当时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有一天晚上，在阿尔卑斯山下，大喊“我满腹经纶”。
高晓松：上联是“身怀六甲”。我当时的原话是，“努力想把一件事做成功相当于欲望”，是欲望支配你做。我最大的理想是有一位公子哥养着我，我什么都懂点，我很多年前就说了，今天还是没有变。
刘震云：你当时说的不是公子，你说的是美女。
高晓松：美食、美酒，替公子把这事儿给应了。
【刘震云：书应该真实记录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情感】
崔永元：我特别欣赏刘震云老师的性格，对他的朋友，他都说实话。图书大厦有600多种新书上市。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对待书？我们年轻的时候对书顶礼膜拜，现在我们怎么看待书？怎么看待出书？晓松先谈谈？
高晓松：你可能有点保守的倾向。书不能只是伟大的、专业的，艺术也一样。每个人可以拿起笔，拿起吉他，拿起摄影机，我觉得才是艺术真正的生命力所在。不是仅有几个大师可以写书嘛，我觉得应该以开放的态度接受。我在微博上、网上看到很多完全不知名的人写的东西，虽然经常吐得在电脑前打滚，但有时也有漂亮、干净的，我会抄下来，哪天用在什么地方。
崔永元：写书不是表现每一个人的才华，而是表现每一个人的权利。
高晓松：每个人都有权利。
崔永元：刘老师为什么把书放在地下，放在脚边呢？不是故意的吧？您谈谈书？
刘震云：放这儿。
高晓松：实在不行再还给我。
刘震云：书有多种多样。有的书会把一个民族引向歧途，可能过了一百年，你才发现因为这些书，这个民族受了多少磨难，死了多少人。
崔永元：您说一本书就达到这样的效果？
刘震云：比如说前苏联，信的是德国的两位哲学家，从十月革命开始一直到苏联解体，这个民族确实经受了巨大的磨难。
另外还有一种书，它其实离社会、政治是比较远的，像《如丧》就很远，《红楼梦》也很远。但我觉得它记录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感情。我们想知道清朝人的感情只能到《红楼梦》里去找，我们想问唐朝就去白居易的诗里去找，所以从古至今，点点滴滴情感的记录，是这个民族能够流传到今天一个最大的依据和助力。我们可以忘掉历朝历代的思想，但是我们不能没有情感。这个情感从哪里来？我们过去的情感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文学、诗歌、包括音乐、电影，承担的特别重要的任务。当然这样的书，它的价值和发行量有多少，和这个作家是不是大众偶像是没有关系的。但同时也是有关系的，凡是好书，发行量一定非常大，比如孔子的书，从春秋发行到现在，再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确实在排行榜上呆了很久。
书最大的价值，也就是说之所以要出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本书的意义何在。以前写书的时候发现，书里的人物总是比作者说的多，他们体现了这个民族此时此刻的一种心境。中国人口非常多，但确实是一个弱小的民族，这个弱小的民族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以及表达什么样的情感，这是文字工作者的一种责任。我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可以从这书中看。
我可能跑题了。
高晓松：没关系，大家来上课。
我来补充一句。出书是权利，我愿意写几个字，甚至找人代笔都可以，但是写书的是自己，下笔去写时，你其实是有责任的。不过跟我写歌不同，那是职业责任。崔老师和刘老师都说第一篇写的好，比后面的带劲。我之前不知道什么叫写作，除了知道写歌词得押韵。在里面没有事，就尝试去翻译《百年孤独》最后一章，翻译书和看书有巨大的不同。你翻译一本书得字斟句酌，学习写作，每一段看很多遍，意义在哪里？节奏在哪里？需不需要多加字或者简略一点？原来认认真真去翻译一本书后，会发现大师有很多有意思的技巧在里面。
翻译完之后，还有三个月时间，我就想是再翻译一本呢，还是自己写点什么？我自己有了冲动，我学会一点东西，学会了一点节奏感。隔着墙壁听着100米外的雨声，我就在想是不是拿起这只刚学会的笔，写出来？所以就写了这个东西。我自己包括出版社都认为这个东西比我以前草根状态下写的东西要好很多。艺术艺术，艺和术，少一个都不行。但为什么艺写在前边？有艺才有术。像刘老师就都有了。我以前音乐上有点手艺，但没有崔健、罗大佑那种术。
刘老师说错了，即使我专心做一件事，我也成不了大师，我30岁就发现了。我特高兴，特轻松，太好了，终于不用对南墙了。我知道自己能不能做，那个时候看大师们的电影和书，包括我翻译的那本书，穷我一生也写不出来，包括崔健，我一生也写不出来。所以我干脆甭撞南墙了，但是我还行，还有些自己独特的东西，所以我走上了这条路，当门客，不当公子，我还是闲散吧。
本文为节选，完整版详见http://book.ifeng.com/dushuhui/special/salon087/
【编者按】
本期凤凰网读书会，我们有幸邀请到高晓松、刘震云与崔永元，再一次带领我们怀念青春。
谈到青春，我们总是有说不完的故事，诉不完的情怀，张郎郎曾带着他的《大雅宝旧事》追忆了五六十年代人的集体童年，九把刀也曾带着《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与我们一同回忆关于青春的浪漫与错过。此次，高晓松、崔永元、刘震云三人成行，再次回忆了他们的青春以及青春背后的年代故事。并不稀奇，对于青春，对于年代故事，我们总是百听不腻，可是这次，回望清澈岁月过后，我们总会不由得打量起意义层面的一些东西。
“如丧”，就是如同要丧，还未丧，但终归会丧。有那么股子辛酸的味道，更多地是体会到一种宿命。谁都抵御不了时间的侵袭，无论我们是否留意；我们都将成长，如果这真的算成长；我们都将在社会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如果这真的算一种适应能力。在我们混沌的目光里映现的是一只只正在紧张奔跑的提线木偶。木偶也会微笑，当他想起自己不是木偶的时候。
悲观如此，高晓松告诉我们的却不止这些。无论现实的我们有多少荒诞的“非人性”，我们毕竟都还走在前进的路上。高晓松的题目给了我们更多的启示，“我们终于老的可以谈谈未来了”，我们还是有未来的，在久或不久的将来。（编者：马培杰）
【高晓松：弹琴是一种宗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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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我表达了三分之一，他俩老插话，一扯就扯到社会和道德的层面。文本上写到他跟女朋友的经历，非常糜烂，恰恰这个作者是在一个每天见不到女性的地方来写糜烂和蔓延，这种心情的对照，我觉得晓松掌握得特别好。但这并不是他自主地掌握，是客观上给他提供了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应该感谢生活。
高晓松：我很感谢生活。
刘震云：另外我还有三分之一没说完。晓松在台上的发言是自相矛盾的。他说，他年轻时候做过很多伤天害理的事，其实他书里的情感不是这样的，他的情感充满了美好。刚才崔老师说第一篇写得好，其实第二篇写得也不错。第二篇是06年写给90年的，隔了10多年。这两篇基本以作者情感作为通道，我觉得还是有继承性的。歌词部分，我也看了，不知道崔老师有没有看到，第一首写的满含情感，我想请教一下李娜是谁？
高晓松：就是火车上跟我挤成相片的那个人，大眼睛。《恋恋风尘》，“我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我的制片人手机铃声就是这个。歌是真的，我怀念了很久，坐在北外3号楼台阶上，自己唱这个歌，她也没有听见，事隔很多年才发表。
崔永元：看完了这个书，对《同桌的你》有不一样的感觉。本来《同桌的你》这首歌特别动情，想起自己的青年或者少年，青涩美好。然后晓松介绍了《同桌的你》的创作经历，介绍之后，整个把梦戳破了。歌挺美好的，创作意境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刘震云：结构很好，一个美好的歌产生于一个特别糜烂的环境里。
高晓松：我觉得是一个平衡。就是说你把糜烂的东西释放了，心里特别纯净，如果你释放了纯净，留在心里的就特脏。
崔永元：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创作的？什么东西激发了你？
高晓松：花了十几年时间准备这首歌。弹琴是一种宗教仪式，当年的摇滚圈那么脏，为什么有那么多好姑娘喜欢呢？弹琴的孩子都是好孩子，放下琴不管有多糜烂，拿起琴一下子就变得特别干净，那个瞬间最美好。写歌肯定需要经过弹琴的过程，先弹一小时琴，自己变得特别干净，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弹完琴一下就多愁善感了。九月开学时候，风吹开领口，长发的姑娘远远朝你微笑。
崔永元：你说的是清华还是哪个学校？
高晓松：刘老师北大的或者你们广院的。
刘震云：我们学校可没这风景。我觉得晓松给糜烂的生活找了一个美好的理由。另外，我看晓松的小说、散文和诗，确实颠覆了多少年的一个概念。有一个词叫“英雄救美”，他书里总是美女救英雄。哪有这样的好事？
高晓松：没有让你遇见。
刘震云：完全是因为音乐。
高晓松：你背了一把琴，五六个姑娘就上来了。那真是一个干净而美好的时代，不管怎么糜烂，都觉得自己干净。在一个肮脏的时代，不管怎么美好，都觉得肮脏。那个时代的厦大，姑娘们站在海边，看着驶来的轮船，想象着这条船会带来什么样的生活，会有怎样的邂逅，会遇见怎样的爱情。没有骗子，他说他是中央美院，我说我是清华的，没有一个人欺骗，大家都别上了校徽，没有卖假学生证的。在那么干净的环境里，你最多做流放的人，因为时代好，再怎么样也坏不到哪里去。今天我们倒有一点变成坏时代的好孩子了，反而我们不管在微博上，还是在其他事上，还愿意呼吁，写很多善良、美好的东西。这个时代总让人觉得脏，每天洗车都觉得车上满是泥，或者今天又出去做了一件肮脏的事情。你很难要求自己。
崔永元：你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已经出版了。写第二本书吧。
高晓松：又要半年时间。
【高晓松：“我身怀六甲，满腹经纶！”】
崔永元：你喜欢哪个高晓松？一个是《如丧》的作者，一个是写《同桌的你》的音乐人？还有一个是电影《大武生》的导演，你喜欢哪个？
刘震云：我和晓松上礼拜一起去旅游，从不熟变成了熟。他最大的才华在于结构，他的小说、诗、散文，包括电影、音乐都有这个特点。如果在导演、音乐人、作家三者之间，晓松能够专心做一件事，他肯定能做到大师的地步。但是晓松给我的回答是，只做一件事情没劲，三件事同时做才享受，才是牛的。这个观点使我开了眼界。从古至今我接受的教育都是一个人只做一件事情，从那天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发生了变化。
另外，晓松说比这三件事更重要的是做人。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跟一个著名的足球运动员在拉斯维加斯进赌场，高晓松在里面输了，足球运动员赢了，足球运动员出来就分钱给高晓松，他说一块来的，算总帐。
高晓松：在伦敦的赌场。
崔永元：玩什么呢？玩24点还是？
高晓松：还少点。
崔永元：刘老师接着说。
刘震云：我就问咱俩进赌场，赌24点，如果你赢了，我输了，你会不会给我？他说今天的月亮很好。
高晓松：刘老师说的也挺打动我，我跟刘老师比是才疏学浅。
刘震云：你当时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有一天晚上，在阿尔卑斯山下，大喊“我满腹经纶”。
高晓松：上联是“身怀六甲”。我当时的原话是，“努力想把一件事做成功相当于欲望”，是欲望支配你做。我最大的理想是有一位公子哥养着我，我什么都懂点，我很多年前就说了，今天还是没有变。
刘震云：你当时说的不是公子，你说的是美女。
高晓松：美食、美酒，替公子把这事儿给应了。
【刘震云：书应该真实记录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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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我特别欣赏刘震云老师的性格，对他的朋友，他都说实话。图书大厦有600多种新书上市。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对待书？我们年轻的时候对书顶礼膜拜，现在我们怎么看待书？怎么看待出书？晓松先谈谈？
高晓松：你可能有点保守的倾向。书不能只是伟大的、专业的，艺术也一样。每个人可以拿起笔，拿起吉他，拿起摄影机，我觉得才是艺术真正的生命力所在。不是仅有几个大师可以写书嘛，我觉得应该以开放的态度接受。我在微博上、网上看到很多完全不知名的人写的东西，虽然经常吐得在电脑前打滚，但有时也有漂亮、干净的，我会抄下来，哪天用在什么地方。
崔永元：写书不是表现每一个人的才华，而是表现每一个人的权利。
高晓松：每个人都有权利。
崔永元：刘老师为什么把书放在地下，放在脚边呢？不是故意的吧？您谈谈书？
刘震云：放这儿。
高晓松：实在不行再还给我。
刘震云：书有多种多样。有的书会把一个民族引向歧途，可能过了一百年，你才发现因为这些书，这个民族受了多少磨难，死了多少人。
崔永元：您说一本书就达到这样的效果？
刘震云：比如说前苏联，信的是德国的两位哲学家，从十月革命开始一直到苏联解体，这个民族确实经受了巨大的磨难。
另外还有一种书，它其实离社会、政治是比较远的，像《如丧》就很远，《红楼梦》也很远。但我觉得它记录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感情。我们想知道清朝人的感情只能到《红楼梦》里去找，我们想问唐朝就去白居易的诗里去找，所以从古至今，点点滴滴情感的记录，是这个民族能够流传到今天一个最大的依据和助力。我们可以忘掉历朝历代的思想，但是我们不能没有情感。这个情感从哪里来？我们过去的情感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文学、诗歌、包括音乐、电影，承担的特别重要的任务。当然这样的书，它的价值和发行量有多少，和这个作家是不是大众偶像是没有关系的。但同时也是有关系的，凡是好书，发行量一定非常大，比如孔子的书，从春秋发行到现在，再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确实在排行榜上呆了很久。
书最大的价值，也就是说之所以要出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本书的意义何在。以前写书的时候发现，书里的人物总是比作者说的多，他们体现了这个民族此时此刻的一种心境。中国人口非常多，但确实是一个弱小的民族，这个弱小的民族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以及表达什么样的情感，这是文字工作者的一种责任。我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可以从这书中看。
我可能跑题了。
高晓松：没关系，大家来上课。
我来补充一句。出书是权利，我愿意写几个字，甚至找人代笔都可以，但是写书的是自己，下笔去写时，你其实是有责任的。不过跟我写歌不同，那是职业责任。崔老师和刘老师都说第一篇写的好，比后面的带劲。我之前不知道什么叫写作，除了知道写歌词得押韵。在里面没有事，就尝试去翻译《百年孤独》最后一章，翻译书和看书有巨大的不同。你翻译一本书得字斟句酌，学习写作，每一段看很多遍，意义在哪里？节奏在哪里？需不需要多加字或者简略一点？原来认认真真去翻译一本书后，会发现大师有很多有意思的技巧在里面。
翻译完之后，还有三个月时间，我就想是再翻译一本呢，还是自己写点什么？我自己有了冲动，我学会一点东西，学会了一点节奏感。隔着墙壁听着100米外的雨声，我就在想是不是拿起这只刚学会的笔，写出来？所以就写了这个东西。我自己包括出版社都认为这个东西比我以前草根状态下写的东西要好很多。艺术艺术，艺和术，少一个都不行。但为什么艺写在前边？有艺才有术。像刘老师就都有了。我以前音乐上有点手艺，但没有崔健、罗大佑那种术。
刘老师说错了，即使我专心做一件事，我也成不了大师，我30岁就发现了。我特高兴，特轻松，太好了，终于不用对南墙了。我知道自己能不能做，那个时候看大师们的电影和书，包括我翻译的那本书，穷我一生也写不出来，包括崔健，我一生也写不出来。所以我干脆甭撞南墙了，但是我还行，还有些自己独特的东西，所以我走上了这条路，当门客，不当公子，我还是闲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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