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这样去旁观生活 ——专访滕华涛
采访、整理\韩冰
本期封面人物由本刊编辑部组织业内专家、影评人、观众代表投票选出,滕华涛以75%的得票率居首位。
编者按:
2007年,一部《双面胶》让中国的电视荧屏观照平凡而残酷的家庭生活;2009年,一部《蜗居》将都市生活的艰难和阴暗推向前所未有的深度;2011年,一部《失恋33天》成为当年最大的票房与口碑“黑马”;2013年,一部《等风来》正在酝酿......这些作品皆出自一位年轻的导演——滕华涛。他才华横溢却谦虚悲悯,观众会讶于他对生活如此细腻的捕捉,让人在不经意间就被那些相似的场景和对话击中,潸然泪下......
2013年底,他的新片《等风来》即将登陆院线。本刊记者专访了滕华涛导演,分享他对于电影、电视剧和现实人生的感悟。
《影博·影响》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我知道您是编剧出身,对于剧本的要求自然不会低,与您合作的编剧也都是非常具有语言天赋的人,比如六六、鲍鲸鲸,但她们的作品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您是如何来选择题材、剧本的?
滕华涛:我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主题。从2006年创作《双面胶》开始,我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大方向,就是拍摄2000年到现在的中国都市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以人为主,描写各个阶层的人在这样一个财富激增的年代因为金钱所导致的价值观的扭曲,以及进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就是对2000年以后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小记录,然后在这个大前提下选择作者就会偏向当代都市题材,比如六六对于当下都市生活有她非常独特的思考,鲍鲸鲸也是,但都可以纳入我的这个大方向下面。
记者:在您的作品中,很多人物的个性都是通过他们个性化的语言表现的,总是妙趣横生,这是您本身的偏好,还是编剧本身是这方面的高手?
滕华涛:其实我自己是编剧出身,对剧本的结构和情节演进掌握得比较好,而台词这方面就很看重原作者本身的能力,在选择小说的时候会尽量选择语言能力比较强的作者的作品,因为不管电影还是电视剧,有相当一部分的表达是靠台词来推进的,语言也是塑造人物的主要方式。
记者: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您一直比较关注现实主义题材,但在电影中对现实的展现力度似乎没有电视剧深入,比较商业化,您怎么看待自己的电影和电视剧作品?
滕华涛:电影方面,目前只有一部《失恋33天》,第二部《等风来》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其实一开始创作《失恋33天》时,我们都没有预想这是一部商业片,只是就这个结果看它很商业。电视剧方面,因为像《蜗居》那样现实性非常强的片子毕竟少,不能以那个为标准。
记者:在电影和电视剧两个领域同时拍出好作品并不容易,但您和您的父亲滕文骥导演都做到了,请问有什么“秘诀”吗?谈谈父亲对您的影响吧。
滕华涛:我父亲对我影响很大,这是肯定的,但是“秘诀”还真说不上来,我们也不常交流这些。因为就我的创作来说,我还是更加依赖文学作品这个基础,像六六的小说,比较合适的表现方式就是电视剧;而鲍鲸鲸的作品,我觉得比较适合做成电影,所以我认为应该根据文本本身的特点来判断。其实我不太看好电视剧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觉得现在适合改成电视剧的小说越来越少,六六那批作家之后的年轻作家写的东西,不太适合改编成长篇电视剧这种形式。
记者:您说过《浮沉》是您电视剧的收官之作,以后专心拍电影,现在仍不想再拍电视剧了吗?为什么?
滕华涛:说实话,我觉得在《蜗居》之后,拍电视剧没有太大的动力了,感觉这个阶段拍这么一部电视剧也就差不多了。这种感觉就像爬山,感觉自己爬到头了,在那儿待着也没什么意思,就剩挣点儿钱了,所以还不如重新再找一座山开始爬起,这也是选择电影的一个原因。另外,对于一个导演而言,电视剧这种形式毕竟有限,视觉和声音表现还是相对简单和粗糙了点儿,较难满足我的追求。
记者:新片《等风来》改编自鲍鲸鲸的小说,就目前的宣传看,是一部渗透着温情和青春感伤的治愈系作品,请问您认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什么?目标受众是哪些人?
滕华涛:《等风来》的主题其实就是书的标题那句话,意思就是不管你现在多着急、多害怕,你其实飞不起来,唯一能做的就是静静地等风来。我们在创作这部戏之前就带着这个想法,就是想要探讨在现代的社会,大家都在拼命地、焦虑地奔着下一个目标去,但是这个目标是什么呢?这些忙碌、愤怒、焦躁......到底是为了什么?答案似乎都不确定。之所以选择一个到尼泊尔旅行的故事,因为尼泊尔是全世界排在前十名以内的贫穷国家,但它又是全世界幸福指数排名很高的国家,这样的反差才有意义。当然一次旅行不可能让人完全明白什么是幸福、怎样做就能幸福,但是会让人有一点变化。至于目标受众,就是所有那些往前奔着的、“玩儿命飞着”的人,让大家停下来“等等风”,去思考这样做的理由。
记者:我看了一下您的资料,在2002年到2007年这五年间您并没有什么作品,但2007年的《双面胶》一下就提升了知名度,请问您这五年间是怎样一个状态,是不是也在“等风来”?
滕华涛:其实每个人在任何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等风来”的点,所以我们这部新片会让观众在影院总结出自己现在“在等什么风”。对我个人而言,2002到2007年那段时间,虽然没拍出什么轰动性的作品,但是对技术上的储备、团队的调整以及对视听效果的探索,我们都在努力做得更好,等到后来有合适的机会,比如《双面胶》这样的本子出现的时候,整个摄制组就能完成得更好。
记者:谈谈您合作过的演员吧,很多人都是原来默默无闻,跟您合作之后就一炮而红,像海清、白百何等,您在和演员合作上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滕华涛:他们都是表演能力非常强的演员,之前没被大家熟知可能是因为没有碰到合适的角色,又或者是形象不符合其他主创的要求。我在选择演员方面,从《双面胶》开始就坚定了这样的方向:只选合适剧本的演员,而不追求所谓的明星和票房效应。确定了这个方向以后,事情反而很简单,就是以小说和剧本来衡量和选择演员。像海清、张嘉译、白百何、文章,大家在合作的过程中会逐渐熟悉,会多次合作,演员自己发现不了的一些特质,我往往就能看到,于是就会要求他们做一些比较大的突破,比如文章在《失恋33天》中的人物塑造,和他本人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他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找他演这么一个角色。当然这有一个互相信任的基础,既然我找他演,他就会相信我。
记者:您的《失恋33天》是部“现象级”的电影,票房非常好,但是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比如说影片不太“电影化”,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滕华涛:其实对这样的批评我是没有太在意的,因为在评价一部作品的时候,你无法说这是按电影语言或者是电视剧语言拍的。在拍片时,选择形式是为了把故事讲清楚,为了更加符合我的表达方式,而不是说这个镜头用电影的方式,那个用电视剧的方式,不是那样的。
记者:今年我们电影博物馆的年会提出了一个“轻电影”的概念,即指从《失恋33天》,到今年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北京遇上西雅图》,一些新生代导演所拍摄的相对轻松但又有一定思想内涵的现实题材影片。您怎样看待这些“轻”电影?
滕华涛:“轻”电影这个问题,以我为例吧,拍《失恋33天》时有人不太看好,就是因为这是一部“轻”电影,他们觉得电影还是需要大的制作。但是我依然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因为我在电视剧领域已经尝试过这种题材,也成功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认为中国电影需要一些变化。我在拍《心中有鬼》时,大家对电影就普遍存在这么一个大概念:两岸三地明星、大制作、3D等等,技术层面都没问题,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拍这部戏!导演、观众都不知道,可能唯一确定的就是影片有商业价值。等我2010年回来拍电影时,发现四五年过去了,电影还是这样,原来凑三个明星,现在就凑十个明星,在内容和情感上没有跟观众建立起联系。《失恋33天》我首先觉得这个故事本身可以和观众形成联系和共鸣,再加上我们之前拍摄电视剧的一些成功的方法和思路,所以我们很确定这部电影能够打开一个新局面。
记者:我们都知道现在的青年导演拍片子特别不容易,要照顾制片方和观众的要求,您作为业内导演,对此怎么看?
滕华涛:我合作的制片方还都不错,不是简单粗暴地追求利益。我觉得很多中国的导演太听制片方的话了,或者说很多制片方以为自己太了解这个游戏规则了,导致出现了很多模仿性的同类作品。电影本身的艺术本质决定了它是需要象征和隐喻的,尤其是现实题材的作品,更需要主创将自己的想法通过象征、隐喻的手法来表述,比如六六的作品,不光是婆媳争吵,更多的是通过这些表象来写中国社会的变化。其次,电影的集体观影效果,除了视听冲击之外,更多的是让电影院的观众在同一环境下一起哭一起笑,这才是电影的意义所在。除了以上两点,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一定要听制片人的,也没有什么是一定要直接表达给观众的,不存在这样的所谓“游戏规则”。
(采访、整理者系本刊实习记者)
本期封面人物由本刊编辑部组织业内专家、影评人、观众代表投票选出,滕华涛以75%的得票率居首位。
编者按:
2007年,一部《双面胶》让中国的电视荧屏观照平凡而残酷的家庭生活;2009年,一部《蜗居》将都市生活的艰难和阴暗推向前所未有的深度;2011年,一部《失恋33天》成为当年最大的票房与口碑“黑马”;2013年,一部《等风来》正在酝酿......这些作品皆出自一位年轻的导演——滕华涛。他才华横溢却谦虚悲悯,观众会讶于他对生活如此细腻的捕捉,让人在不经意间就被那些相似的场景和对话击中,潸然泪下......
2013年底,他的新片《等风来》即将登陆院线。本刊记者专访了滕华涛导演,分享他对于电影、电视剧和现实人生的感悟。
《影博·影响》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我知道您是编剧出身,对于剧本的要求自然不会低,与您合作的编剧也都是非常具有语言天赋的人,比如六六、鲍鲸鲸,但她们的作品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您是如何来选择题材、剧本的?
滕华涛:我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主题。从2006年创作《双面胶》开始,我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大方向,就是拍摄2000年到现在的中国都市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以人为主,描写各个阶层的人在这样一个财富激增的年代因为金钱所导致的价值观的扭曲,以及进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就是对2000年以后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小记录,然后在这个大前提下选择作者就会偏向当代都市题材,比如六六对于当下都市生活有她非常独特的思考,鲍鲸鲸也是,但都可以纳入我的这个大方向下面。
记者:在您的作品中,很多人物的个性都是通过他们个性化的语言表现的,总是妙趣横生,这是您本身的偏好,还是编剧本身是这方面的高手?
滕华涛:其实我自己是编剧出身,对剧本的结构和情节演进掌握得比较好,而台词这方面就很看重原作者本身的能力,在选择小说的时候会尽量选择语言能力比较强的作者的作品,因为不管电影还是电视剧,有相当一部分的表达是靠台词来推进的,语言也是塑造人物的主要方式。
记者: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您一直比较关注现实主义题材,但在电影中对现实的展现力度似乎没有电视剧深入,比较商业化,您怎么看待自己的电影和电视剧作品?
滕华涛:电影方面,目前只有一部《失恋33天》,第二部《等风来》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其实一开始创作《失恋33天》时,我们都没有预想这是一部商业片,只是就这个结果看它很商业。电视剧方面,因为像《蜗居》那样现实性非常强的片子毕竟少,不能以那个为标准。
记者:在电影和电视剧两个领域同时拍出好作品并不容易,但您和您的父亲滕文骥导演都做到了,请问有什么“秘诀”吗?谈谈父亲对您的影响吧。
滕华涛:我父亲对我影响很大,这是肯定的,但是“秘诀”还真说不上来,我们也不常交流这些。因为就我的创作来说,我还是更加依赖文学作品这个基础,像六六的小说,比较合适的表现方式就是电视剧;而鲍鲸鲸的作品,我觉得比较适合做成电影,所以我认为应该根据文本本身的特点来判断。其实我不太看好电视剧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觉得现在适合改成电视剧的小说越来越少,六六那批作家之后的年轻作家写的东西,不太适合改编成长篇电视剧这种形式。
记者:您说过《浮沉》是您电视剧的收官之作,以后专心拍电影,现在仍不想再拍电视剧了吗?为什么?
滕华涛:说实话,我觉得在《蜗居》之后,拍电视剧没有太大的动力了,感觉这个阶段拍这么一部电视剧也就差不多了。这种感觉就像爬山,感觉自己爬到头了,在那儿待着也没什么意思,就剩挣点儿钱了,所以还不如重新再找一座山开始爬起,这也是选择电影的一个原因。另外,对于一个导演而言,电视剧这种形式毕竟有限,视觉和声音表现还是相对简单和粗糙了点儿,较难满足我的追求。
记者:新片《等风来》改编自鲍鲸鲸的小说,就目前的宣传看,是一部渗透着温情和青春感伤的治愈系作品,请问您认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什么?目标受众是哪些人?
滕华涛:《等风来》的主题其实就是书的标题那句话,意思就是不管你现在多着急、多害怕,你其实飞不起来,唯一能做的就是静静地等风来。我们在创作这部戏之前就带着这个想法,就是想要探讨在现代的社会,大家都在拼命地、焦虑地奔着下一个目标去,但是这个目标是什么呢?这些忙碌、愤怒、焦躁......到底是为了什么?答案似乎都不确定。之所以选择一个到尼泊尔旅行的故事,因为尼泊尔是全世界排在前十名以内的贫穷国家,但它又是全世界幸福指数排名很高的国家,这样的反差才有意义。当然一次旅行不可能让人完全明白什么是幸福、怎样做就能幸福,但是会让人有一点变化。至于目标受众,就是所有那些往前奔着的、“玩儿命飞着”的人,让大家停下来“等等风”,去思考这样做的理由。
记者:我看了一下您的资料,在2002年到2007年这五年间您并没有什么作品,但2007年的《双面胶》一下就提升了知名度,请问您这五年间是怎样一个状态,是不是也在“等风来”?
滕华涛:其实每个人在任何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等风来”的点,所以我们这部新片会让观众在影院总结出自己现在“在等什么风”。对我个人而言,2002到2007年那段时间,虽然没拍出什么轰动性的作品,但是对技术上的储备、团队的调整以及对视听效果的探索,我们都在努力做得更好,等到后来有合适的机会,比如《双面胶》这样的本子出现的时候,整个摄制组就能完成得更好。
记者:谈谈您合作过的演员吧,很多人都是原来默默无闻,跟您合作之后就一炮而红,像海清、白百何等,您在和演员合作上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滕华涛:他们都是表演能力非常强的演员,之前没被大家熟知可能是因为没有碰到合适的角色,又或者是形象不符合其他主创的要求。我在选择演员方面,从《双面胶》开始就坚定了这样的方向:只选合适剧本的演员,而不追求所谓的明星和票房效应。确定了这个方向以后,事情反而很简单,就是以小说和剧本来衡量和选择演员。像海清、张嘉译、白百何、文章,大家在合作的过程中会逐渐熟悉,会多次合作,演员自己发现不了的一些特质,我往往就能看到,于是就会要求他们做一些比较大的突破,比如文章在《失恋33天》中的人物塑造,和他本人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他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找他演这么一个角色。当然这有一个互相信任的基础,既然我找他演,他就会相信我。
记者:您的《失恋33天》是部“现象级”的电影,票房非常好,但是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比如说影片不太“电影化”,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滕华涛:其实对这样的批评我是没有太在意的,因为在评价一部作品的时候,你无法说这是按电影语言或者是电视剧语言拍的。在拍片时,选择形式是为了把故事讲清楚,为了更加符合我的表达方式,而不是说这个镜头用电影的方式,那个用电视剧的方式,不是那样的。
记者:今年我们电影博物馆的年会提出了一个“轻电影”的概念,即指从《失恋33天》,到今年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北京遇上西雅图》,一些新生代导演所拍摄的相对轻松但又有一定思想内涵的现实题材影片。您怎样看待这些“轻”电影?
滕华涛:“轻”电影这个问题,以我为例吧,拍《失恋33天》时有人不太看好,就是因为这是一部“轻”电影,他们觉得电影还是需要大的制作。但是我依然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因为我在电视剧领域已经尝试过这种题材,也成功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认为中国电影需要一些变化。我在拍《心中有鬼》时,大家对电影就普遍存在这么一个大概念:两岸三地明星、大制作、3D等等,技术层面都没问题,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拍这部戏!导演、观众都不知道,可能唯一确定的就是影片有商业价值。等我2010年回来拍电影时,发现四五年过去了,电影还是这样,原来凑三个明星,现在就凑十个明星,在内容和情感上没有跟观众建立起联系。《失恋33天》我首先觉得这个故事本身可以和观众形成联系和共鸣,再加上我们之前拍摄电视剧的一些成功的方法和思路,所以我们很确定这部电影能够打开一个新局面。
记者:我们都知道现在的青年导演拍片子特别不容易,要照顾制片方和观众的要求,您作为业内导演,对此怎么看?
滕华涛:我合作的制片方还都不错,不是简单粗暴地追求利益。我觉得很多中国的导演太听制片方的话了,或者说很多制片方以为自己太了解这个游戏规则了,导致出现了很多模仿性的同类作品。电影本身的艺术本质决定了它是需要象征和隐喻的,尤其是现实题材的作品,更需要主创将自己的想法通过象征、隐喻的手法来表述,比如六六的作品,不光是婆媳争吵,更多的是通过这些表象来写中国社会的变化。其次,电影的集体观影效果,除了视听冲击之外,更多的是让电影院的观众在同一环境下一起哭一起笑,这才是电影的意义所在。除了以上两点,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一定要听制片人的,也没有什么是一定要直接表达给观众的,不存在这样的所谓“游戏规则”。
(采访、整理者系本刊实习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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