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时代之间的折痕（黄德海　撰）

                
                
　　《夭折的记忆》是一本回忆录，由两个相对独立但未完成的作品构成。“八十年代琐记”写的主要是文学评论家，“一点点趣事加一点点幽默，平铺直叙，几乎没有抒情”，分行，“用很少的词”勾勒出作者诸多评论家朋友的肖像。“九十年代小纪事”是随笔体，篇幅稍微长一些，每篇也不过两三千字，讲的主要是吴亮和他艺术家朋友的故事。
　　两个时代，两群人，两种写作方式，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当然会给人不同的感觉。细细读下来，却发现两部分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真正的八十年代实际上短得出奇，而九十年代却像一场瘟疫，早已完成了自己的提前渗透。两者的关系类乎一场预先不知主题的演讲，八十年代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精彩绝伦的短短开场白，映衬出了作为正式讲辞的九十年代的沉闷和冗长。
　　八十年代这个短短的开场白，有时表现为一种莫名的昂扬情绪：“一次，李庆西来。大约是冬季，我与程德培去火车站接他。三人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小饭馆吃饺子喝啤酒。李庆西问程德培：清污结束了，你们这儿传达了没有？程德培兴奋得直搓手，答非所问：吴亮又可以乱写了！”有时表现为一种见证的喜悦：“一个老头用浓重的苏北口音问：找拉勾？如果我说我找马原，如果我的嗓门响亮，如果马原正在二楼，我就会听见马原的声音，吴亮快上来！知道马原的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吗？它就诞生在这儿，建国路某弄14号甲。”有时又表现为一种近乎无限的写作可能：“一次，我对李陀说我正在写一本新书，一本叫《麻将之道》的新书……不久，其中的两章就发表在《北京文学》上。那真有点不可思议……一九八八年的时候，我的兴趣真杂。”
　　那个时候，连血气之勇都带着蓬勃的朝气，连打鼾都有着鲜明的个性。“一次，《上海文学》的几个哥们儿开车送我回家。车子在家门口停靠，司机小王和路边一个骑自行车的醉鬼发生冲突，我上去一拳打断了那酒鬼倒霉的鼻梁。”“半夜我醒来了，我听到了什么啊！整个房间如同船舱底层的机房，那种轰鸣声难道是从人的口腔鼻腔和胸腔发出来的吗？老吴那边仿佛有一台老式马达，声音单一，巨大，均匀，有持续性。老钱这边更了不得，足足一个重金属乐队！老钱的鼾声形式多样五花八门，一会儿如管乐齐鸣一会儿如口哨悠扬……突然，老钱这边的声音没有预兆地戛然而止，只剩老吴的驳船还在突突行驶……片刻过后，又是没有预兆地，老钱那边重新擂响战鼓吹起了号角！”
　　当然，不会有人相信八十年代的打鼾本身真的别具一格，给人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是作者讲述此事的口气，以及背后支撑这一叙事的观点和态度。然而，即使在这本小书里反复搜寻，也不得不承认，与上述类似的琐记少之又少。何况，跟所有的美梦一样，八十年代匆忙而草率地结束了，中国美术馆现代艺术展上的一次行为艺术预告了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一点，吴亮也在“八十年琐记”里埋伏了自己另外的隐喻：“杨小斌来我家和我告别，留给我七八张大胶木唱片，贝多芬马勒斯特劳斯。还有一张叫《查拉图斯特拉》，封套上印着尼采的头像。但那些天，我的音响突然坏了。”而“九十年代小纪事”的基调，也早已出现在关于八十年代的回忆之中：“历史不过是沉沦在黑暗中的一堆废墟而已，每个人只能照亮渺小的一角。至于我，我是个历史虚无主义者。”
　　拿“九十年代小纪事”的开头来说，调子往往是低沉的，语气常常是反讽的，人也显得懒懒散散：“我虽对历史不怎么感兴趣，不过重温往事，把无足轻重的逸闻翻出来，包括哪些让人伤心的、快要湮灭的，甚至不怎么值得炫耀的消失，不特别隐私的隐私，严肃的、感慨的、令人发笑，或可充作谈资的，却还始终怀有偏爱。”“90年代最初那几年，我常拿杜尚的话来为自己的平庸生活开脱，‘生活是被用来度过的，而不是被用来谈论的’，很讽刺，我广征博引式的自我辩解不就是一种谈论？”“1995年深秋某日我吃完晚饭，骨头酥酥不像动弹，便懒洋洋打开电视看球赛，一边剔牙擤鼻子。”……不用再抄下去，这就是“九十年代小纪事”的基调了。
　　大约并非刻意，与短暂而明朗的八十年代对照，吴亮用在思辨，幻想，抒情，描写，议论，反讽中反复游走的文字，确保了自己记忆中冗长的九十年代的低沉感觉重现在纸上。或许正是在写作的意义上，我们需要更换一下前面关于演讲的比方——就像一张非对称折叠的纸页，这本小书因为写出了两个并不等长的时代各自的鲜明特征，更引着我们思考这两个时代之间的深深折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