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误读钱锺书
现在关注二十世纪现代学术的人多起来了,但研究得远不够深入。有一些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就刮起这个“热”那个“热”的风。学术研究最怕刮风。一刮风,“热”得快,凉得也快。然后骂声随之而来。钱锺书先生不幸也遭此命运。我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钱锺书是卡夫卡的绝食艺人》。这篇文章写得倒是很俏皮,但认为钱先生的学问,不过是一个杂耍艺人用以谋生惑众的绝活,除了博得看客的几声叫好,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他说《谈艺录》和《管锥编》,本质上应归属于诸如绕口令、回文诗、字谜等文字和语言游戏一类,是一种自娱性的、习惯性的、享受性的东西。这位作者甚至还声称,《谈艺录》和《管锥编》是自私的,势利的,是抬高门槛为难人的,是以显摆为目的等等。
我无论如何不能认同这篇文章对钱锺书先生的评价。如果不是牵引卡夫卡蓄意做一番拟于不伦的文字游戏,我认为他至少是没有读懂钱锺书。读懂钱,并不容易。陈寅恪先生的书,马一浮先生的书,也不容易读。读懂读不懂,不完全是文字障碍,文字没有那么多障碍。马一浮的著作不多,无非《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等。但读懂马先生,我认为是非常难的事情。难就难在,阅读者是否能够进入马先生的学问世界和精神世界。陈寅恪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就是对古人的著作,对古人的立说,要具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因而能够体会古人立说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钱锺书先生的著作,为什么采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呈现方式?为什么用文言而不是白话?他是文学家,小说《围城》和散文《写在人生边上》等,可以证明他的白话同样令人绝倒。
这涉及如何理解钱先生的学问态度和学问方式问题。他对学问有一个宿见,就是认为大抵真正的学问,不过是荒江野老,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而不是闭目塞听地“做”出来,或是吵吵嚷嚷地“讲”出来的学问。他说一旦成为朝市的“显学”,很快就会变成俗学。这些话,深入体会,才能知道一点学问的滋味。以虚妄浮躁的心态,试图了解稳定的学问,不可能对学问得出正解。钱先生的学问方式,毫无疑问是活跃的,多姿的,千变万化的,但他的学问精神是恒定而守持不变的存在。他认为古与今、中和西,不是截然不搭界的两造,而是可以连接一气、互相打通的世界。他说:“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的现实意义。”
他对“专学”的看法也很特别。他说因研究一种书而名学的情况不是很多。一个是“选学”,《文选》学;一个是“许学”,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的学问,它们可以称为专学。《红楼梦》研究成为“红学”,是为特例,但他认为此学可以成立。其余的研究,包括千家注杜(杜甫)、百家注韩(韩愈),都不能以“杜学”或者“韩学”称。可见他对学问内涵的限定,何等严格。这是大学问家的态度。现在到处使用专学的称谓,把学问泛化,结果取消了学问本身。钱先生还特别指出“师传”的弊端,认为弟子多,对其师尊崇的结果,反而把师也扭曲变形了。这就是《谈艺录》反复讲的“尊之实足以卑之”。钱先生的好友郑朝宗先生说,钱先生是“但开风气不为师”,可谓真知钱先生之言。钱先生从不以师自居,不聚徒讲学,也没有弟子。
作者并没有举出令人信服的例子来驳倒《钱锺书是卡夫卡的绝食艺人》的观点,而是顾左右而言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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