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异教大全》：一部托马斯“最个人化”的皇皇巨著

                
                
　　《反异教大全》这部“皇皇巨著”是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表达”（one of the great expressions），堪称托马斯主义的“一个光辉典范”（a good example）：不仅是托马斯的代表作之一，而且也是一部堪与其《神学大全》相提并论的著作。尽管人们对《反异教大全》的内容见仁见智，但对其重要性和历史地位却几乎众口一词。大多数托马斯的研究者将他的“两全”（即《反异教大全》和《神学大全》）规定为他的代表作，即或有人将其他著作列入其中，却没有人在谈托马斯的代表作时不谈及他的“两全”的。例如，约翰·英格利斯曾断言托马斯一生写过三部“伟大著作”：《<箴言四书>注》，《反异教大全》和《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第1卷的英译者安东·C.佩吉斯则声称托马斯有四部“值得特别关注”的著作：《<箴言四书>注》，《反异教大全》，《神学大全》和《神学纲要》。
　　《反异教大全》在托马斯的众多著作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可以被视为其代表作中一部在许多方面都“最个人化”的著作。
　　《反异教大全》之所以能够被视为托马斯代表作中“最个人化”的著作，首先是因为它是一部托马斯“从头至尾”“亲笔书写”的著作。托马斯著作等身，如果将其著作汉译出来，恐怕有两千万字之多。但其写作生涯却并不太长，只不过20年之久。他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短暂的写作生涯期间取得如此众多的学术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学术秘书的帮助。据说，托马斯一生“亲笔书写的著作”很少，其著作大部分都是由他“口授”，由其秘书“记录”而成的。
　　其次，《反异教大全》之所以能够被视为托马斯代表作中“最个人化”的著作，还因为《反异教大全》是托马斯的一部“完整”的大部头著作。如所周知，《神学大全》虽然是托马斯一部声誉卓著的大部头著作，却又是托马斯的一部未竟著作。该著第三集“教义神学”在写到“论圣事”的第三项圣事即“告解”圣事时，便在“告解”圣事未写完的情况下戛然而止。现今刊行的《神学大全》第三集的其余部分（包括“论圣事”（续）、“论复活”、“论最后之事”和两个附录）均由其秘书依据其早年著作《<箴言四书>注》和《反异教大全》的结构、条理和内容补充而成。
　　最后，《反异教大全》之所以能够被视为托马斯代表作中“最个人化”的著作，还在于《反异教大全》是托马斯代表作中唯一一部从正面来全面系统深入论证其思想体系的大部头著作。《<箴言四书>注》是托马斯对彼得·隆巴迪《箴言四书》的一个评注。而《神学大全》则是按照当时大学教材的流行体例编著的。该著不分章节，全部依照问题的形式展开。全书共含611个问题，其中第一集“论上帝”含119个问题，第二集“伦理学”含303个问题，第三集“教义神学”含189个问题。在每个问题下依据不同情况设立数量不等的子问题，而每个子问题又都是按照当时流行的三段论式展开，即先列举“反题”，再列举“正题”，最后再针对反题对正题的内容进行发挥。亚里士多德曾经将推理区分为“证明”和“辩证”两种，并且强调了“证明”对于哲学的特别重要性，断言：“辩证法只是批判，哲学却要求知识。”《神学大全》显然主要是依照辩证的方式或驳论的方式展开的。与此相反，《反异教大全》却主要依照“证明”的方式展开。与《神学大全》不同，也与托马斯的绝大多数著作不同，《反异教大全》不是以“问题”展开的，而是以卷和章的形式展开的。其理论之宏伟、论述之系统和结构之严谨，即使在托马斯的著作中也是少见的。如果我们想要从正面全面系统和深入地理解托马斯的思想体系，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从阅读和理解《反异教大全》开始。
　　但从历史上出版的情况看，《反异教大全》也有一个致命的硬伤，这就是它的标题的不确定性。就我们所知，现在保存在罗马梵蒂冈图书馆的《反异教大全》的原著残缺不全，不仅只有现在刊行的著作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且连一个具体书名也没有。这就是说，托马斯究竟将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叫作什么，至今对于我们依然是一个谜。至今流传下来的《反异教大全》的种种版本不是由出版者和翻译者根据手抄本和印刷本确定下来的，就是由出版者和翻译者根据正文的内容自己确定下来。在一些中世纪的手稿中，其标题为《论天主教信仰真理：驳不信者所造成的错误》。但比较流行的则是《反异教大全》。此外，至19世纪，《反异教大全》这部著作还“多次”（several times）以《哲学大全》（Summa philosophica）的书名出版发行，以与《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相比照。当代著名的托马斯专家克雷茨曼根据该著作的内容也极力主张对照《神学大全》给其取名为《哲学大全》（Summa philosophica），断言：这样一个书名虽然也可能误导读者，却能更精确地表达《反异教大全》的内容，尤其是其中第1—3卷的内容。
　　与此相关，托马斯的研究者对《反异教大全》的写作动机和学科性质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有学者强调它的护教学或传教的写作动机，将《反异教大全》视为一部护教学著作或专供传教士使用的一本传教手册。其实，早在14世纪初，即在托马斯去世后不久，就有人将《反异教大全》视为一部护教学著作，并且被视为中世纪护教学的唯一一部代表作。1313年出版的《天主教新百科全书》的“护教学”条目在谈到中世纪的护教学时，提到的“唯一”思想家即是托马斯·阿奎那，提到的“唯一”一部著作即是托马斯的《反异教大全》。不仅如此，该词条的作者还盛赞托马斯所撰写的《反异教大全》这部“皇皇巨著”“在这一领域内享有无与伦比的地位”。现代学者佩吉斯也将《反异教大全》称作“传教士的护教指南”（a manual of apologetics for missionaries）和“基督宗教护教学（Christian apologetics）的一部创造性的甚至革命性的著作”。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立场，强调《反异教大全》的“教学动机”（the pedagogical motivation）和学术性质。至于《反异教大全》的学科性质，研究者们也见仁见智。一些研究者，如佩吉斯，宣称《反异教大全》是“一部有关基督宗教学说的著作”（a work of Christian teaching）或“一部基督宗教信仰者的著作”（the work of a Christian believer）。另一些研究者，如克雷茨曼，则强调《反异教大全》的哲学性质。1994年，克雷茨曼在牛津大学作关于《反异教大全》的演讲时所用的总题目即为“自上而下的哲学”（Philosophy from the Top Down）；后来他在出版其关于《反异教大全》第1卷和第2卷的研究成果时又分别冠以《有神论的形而上学》和《创造的形而上学》的书名。所有这些显然都旨在渲染作为“哲学大全”的《反异教大全》的学科性质。
　　不难看出，无论是研究者对《反异教大全》书名的歧见，还是研究者在《反异教大全》写作动机和学科性质方面的纷争，所关涉的都并非《反异教大全》中的某个局部问题，而是关涉《反异教大全》的全局和理论深度问题。鉴此，正确地理解和处理这些歧见和纷争，实在是我们准确、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反异教大全》全书内容的一个回避不了的基本问题。换言之，倘若我们对于这些歧见和纷争没有一种初步的先行了解和认识，我们便很难对该著有一种高屋建瓴和统揽全局的理解和把握。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将依据文本对这些歧见和纷争作出必要的应对，对《反异教大全》的思想体系从宏观的维度给出一个较为精准的理论定位和粗线条的勾勒，规定为我们这个“汉译者总序”的根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