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诸众（西尔维尔·罗廷格）

                
                
　　保罗·维尔诺的《诸众的语法》篇幅不大，却投射出一道长长的影子。透过这道影子隐现着整个劳工运动史及劳工运动的异端羽翼——意大利的工人主义（operaismo），此流派鉴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斗争对马克思主义做了重新思考。但是在极大程度上是前瞻性的。抽象智力和非物质的信号在我们生存的“后福特制”经济体系中已经成为主要生产力，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的结构和心态。维尔诺的这篇论文审视了新型劳动力增强了的流动性和通用性，现在他们的工作时间几乎扩展至他们的整个生命。“诸众”是一种主观形态，这种彻底的改变就是解放，由此引出一个“我们有什么能耐”的政治问题。
　　工人主义（workerism）因为不认为劳动是人类生活的决定因素，所以，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官方劳工运动之间的关系显得有些矛盾。马克思主义分析认为劳动异化是由资本主义剥削造成的，但工人主义者却认为那更像是把生活降格到了工作的地步。矛盾的是，“工人主义者”反对工作，反对惯常高举劳动尊严的社会主义伦理，他们不想去重新适应工作（“接受新的生产方式”），而是想减少工作。工会和党派关心工资和劳动条件，却不为改变工人的命运而斗争，他们充其量也只是使情况变得更令人可容忍一些罢了。工人主义者则对减少工作时间，凭借技术知识和社会化的智力做生产改造两个问题紧紧催逼。
　　20世纪30年代中期，左派哲学家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主动投身于工厂，在生产装配线当第一手，体验了一次可怕的卑屈。她想知道列宁和斯大林是否真的会踏进车间庆贺工人的劳动。当她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决裂后，她在写《压迫与自由》（Oppression and Liberty）一书时总结道：“因此，问题已相当清楚，这是一个弄清楚是否可以认为生产组织”不会“在压迫下摧毁灵魂和肉体的问题”。那时，凭借自动化达到这一目的为时尚早，她的努力陷入孤立；在20世纪50年代终于由意大利的工人主义者在她中断了的地方捡起。
　　从意识形态来说，工人主义是由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的入侵促成的，此次入侵显露了官僚社会主义的本性。这使得意大利左派中的左倾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托尼·内格里（Toni Negri）和马里奥·特隆蒂（Mario Tronti）］看清楚了苏联不是工人的国家，而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极权形式。在那段时间，意大利工人首次从贫困的南部向工业化的北部大迁徙，显得更为动乱。年轻的非熟练工人（大众工人）不愿把自己交给新型的规模化生产系统，而是绕过了优先考虑技术工人的老牌工会，猛力抵制福特制生产流水线。工人主义运动在都灵的第一次大规模劳工冲突后于1961年崛起。《红色笔记》（Quaderni Rossi）在其创刊号中分析了青年大众工人对劳动力已造成的影响和随着近期资本主义的转变而出现的新的“阶级成分”。1964年出版的《工人阶级》 （Classe Operaia）杂志阐述了一种新的政治策略——拒绝工作，向资本用新技术发展其生产力挑战。这一“拒绝的策略”（出自马里奥·特隆蒂的一篇开创性的文章） 被应用在资本主义发展“之中”，但是“持反对态度”。 它预言了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 和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于1972年在《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一书中对1968年后的资本的分析，并在70年代中期把意大利社会思想家和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联系起来。大众工人最反对的是将人类的知识转化成机器，使生活沦为“死劳动”。那里有一个存在的维度，但是没有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为改变劳动条件所做的努力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未知的，他们主要专注于作为压迫手段的机械论及其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在《朝霞》（Daybreak） 中，尼采号召欧洲工人去“公然宣布，从今以后，作为阶级，他们是人类的一种不可能性，而不像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只是一种严酷的、毫无指望的编制”。他还勉励道，“不可能的阶级”应该从欧洲的蜂巢中蜂拥而去，“用声势浩大的自由迁徙这种行动去反对机器、反对资本、反对他们现在面临的不得不（necessity）在成为欧洲国家的奴隶还是成为某个革命党的奴隶之间做出选择的威胁……”对这种大规模迁徙的颂扬在马克尔·哈特 （Michael Hardt）、托尼·内格里所著的《帝国》（Empire）（“一个幽灵，迁徙的幽灵，在世界游荡……”），一本在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艺术评论家圈子里的畅销书中可以看到。维尔诺在《诸众的语法》中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做了补充。人们可以从被叫作沃伯莱斯（Wobblies）的非正统、流动性外来异教劳工中追溯到这种说法的原型，沃伯莱斯即“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该联合会在20世纪20年代组织起遍布美国的外籍劳工（因此，造成工人主义者对美国工人运动及美国总体的一种奇怪的偏爱）。移民作为一种反抗的形式也使我们回想起马克思关于现代殖民的论述，想起欧洲的劳工逃离了饥荒和工厂工作去美国西部的自由土地。意大利社会思想家竭尽他们的创造力，把工人们想“成为独立自主的土地所有者”这个愿望的粗略考虑变成了后现代诸众的期望。尽管哈特和内格里认为这种大批逃离是“阶级斗争强有力的形式”，维尔诺提醒道，逃亡只是“一种暂时状态”，其后还隐喻着后福特制工人的流动性（欧洲劳工在东海岸的工厂工作了一二十年，然后继续迁徙）。两者之间也许差别不大，但意义重大。维尔诺和哈特、内格里不同，他忍住了，不逃亡，也不就此做个诸众，更别说共产主义，因而转入了另一个辉煌的神话。
　　自治论者（Autonomist）的理论见于许多地方，也包括美国。但自治运动发展最强烈的地方是意大利，从20世纪60年代持续发展到70年代。年轻的工人主义知识分子摆脱了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传统的、民粹派的马克思主义，从工人本身了解到生产的现实状况究竟如何。他们帮助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通过罢工和破坏活动抗拒迎面而来的生产系统。工人主义者的这种务实和富有战斗性使它有别于意大利社会思想家。他们反对意大利共产党和葛兰西采取小步伐战略（战场在民间）的霸权，意大利共产党和葛兰西的方针导致欧洲共产主义和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保守派）的“历史性妥协”。工人主义者是第一个对整个社会主义传统的基石——无产阶级中心论提出质疑的，并呼吁对阶级分析的类别做重新评价。“改变阶级编排”的概念由塞尔焦·博洛尼亚（Sergio Bologna）提出，使得他们在工厂和大学里刚出现“新的社会主体”的时候重新把革命斗争作为新主体的中心任务。1969年的“多事之秋”以大众工人为获得平等的工资待遇所发起的强大攻势为标志。各种工人主义团体联合起来创建了一个新的组织，包括名称都叫“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的一个团体和一本杂志。这个组织聚集了一批如马里奥·特隆蒂、托尼·内格里、佛朗哥·皮帕尔诺（Franco Piperno）、奥雷斯特·斯卡尔佐内（Oreste Scalzone）和博洛尼亚这样的理论家，他们重塑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整个自治运动的新创意。1974年，由于“红色旅”（Red Brigades）这个秘密行当与工人力量内群众组织的公开形式相冲突而导致该团体的自我崩溃。
　　工人们对控制生产周期的强大压力遭到了来自特务机关和天主教民主党政府的严重挑衅，这种挑衅是随着1969年米兰丰塔纳广场的爆炸案开始的。政府草率地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以爆炸案来证明警察以强硬手段镇压工人组织是名正言顺的。这种“高压政策”将意大利撕裂，激起的冲击波蔓延至整个70年代，濒临内战。这在菲亚特工厂的工人中引发了组建地下恐怖组织——其中以“红色旅”和“前线组织”（Prima Linea）最为有名，以产业界的领袖人物和政治界的著名人物为目标。绑架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主席阿尔多·莫罗（Aldo Moro）以及在政府中止谈判后“红色旅”残酷地将莫罗处死，进一步打破了意大利的政治平衡。
　　1975年，工人力量被自治运动（Autonomia）所取代，自治运动是一个由学生、妇女、年轻工人和失业者参加的大型运动。他们根茎式的组织体现了工人主义思想家所期望的各种形式的政治行为——反等级制、反辩证、反代议制。自治主义不是正规的政治组织，是自由主义的、新无政府主义的，在意识形态上开放地、宽松地按地区组成，体现了政治分歧间的互相尊重。自治论者团体只在共同的公开行动方面进行合作。这个尝试性、创造性的群众运动很难与组织严密、采取“武装斗争”的恐怖组织画上等号。1977年，一名自治主义学生在罗马被法西斯分子谋杀，自治运动终于爆发成为“1977运动”。运动横扫全国，自治主义者接管了罗马、巴勒莫、那不勒斯的大学，随后又接管了佛罗伦萨、都灵的大学，最后接管博洛尼亚大学。看上去他们似乎还打算接管意大利。接下去他们到底还想做些什么？皮帕尔诺最近承认他们当时真的不知道接下去还该做什么。在这样的不祥之年，这个运动来的不是时候。挑战来自其最左边，共产党利用“莫罗谋杀案”来剔除自治运动，指控自治主义是“无产阶级武装派”的幕后指使者，所有自治论者的领导人，包括内格里，于1979年4月被逮捕和监禁。其他像皮帕尔诺和斯卡尔佐内处于流亡状态（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当时在具有影响力的自治论者杂志《大都市》编委任职的保罗·维尔诺遭两年监禁后才洗脱一切指控。（25年后，许多自治论者还仍在狱中。）保罗·维尔诺现在是卡拉布里亚大学传播伦理学的系主任。2001年，他在那里做了三次专题讲座并将其编成这本《诸众的语法》。
　　马克尔·哈特和托尼·内格里所著的《帝国》没有明确提及这一具有社会和政治创造力的时期，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当时美国的左派站在欧洲共产主义一边，而对自治主义持怀疑态度。然而，内格里当时提出的论点却与他现在进一步的阐述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那是怎么回事呢？（反常的是，在《帝国》一书中，自治主义是以幽灵般的形象出现的，在这一点上它比《诸众的语法》给人的感觉更为强烈，而保罗·维尔诺对这一点是持对抗态度的。）现在证明这种策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目前对《帝国》的评论和批判性研究的文章篇幅已大大超过它自身（大约500页）的篇幅。可惜，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诸众”不只是斯宾诺莎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诸众的民主政治——它还有一段挂在另一个名下的历史，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集体实验的对象。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那时候提出的问题现在又会被重新提起，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某种知性的复兴现在会发生在意大利。近来随同《帝国》一书在美国重新凸显的不仅是又一个美国文化时尚（“帝国”取代了“全球化”），目前还有一个勇于尝试的且具争议的当代社会实验室。维尔诺的《诸众的语法》是这种新凸显的另一个标志。
　　马里奥·特隆蒂在1965年出版的“拒绝的策略”中提醒说，不要太关注资本的力量或者认为资本为自身的利益遏制劳动力。工人本身在成为与资本相对立的阶级之前就已经是一个阶级。实际上，总是资本“设法利用工人对抗性的斗争意志作为自身发展的推动力”。《帝国》对这个论点做了拓展：正因为无产阶级“事实上发明了资本在未来总归会被迫采用的社会和生产形式”，所以，资本主义只能是反应性的，是意大利工人顽强抵制福特制的合理化工作方案，而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才迫使资本进入非物质生产的后福特制时代。
　　哈特和内格里强烈反对任何同时强调资本的创造力和工人阶级创造力的“混合动力论”。在这方面他们与德勒兹和加塔利对资本的分析有明显区别，而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资金流理论则被他们采用了（显然是《帝国》向《千高原》发出清晰的回响）。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资本看作流体，既别出心裁又十分恰当，在水流经的通道里放上障碍物，流体受阻回涌，然后继续向前流动。然而他们还强调，骗局总是出现在最后，它绝不敢随自己的惯势一直流下去。因为资本主义的极限底线就像股票市场，不受约束的疯狂总归会来的，要么在资本它自己流程的游戏里做变本加厉的解码时打败它，要么不断地置换自己与它们之间的位置。他们当然也承认意大利资本主义在去疆域化工人的压力下被迫做范式转变，但同时也指出它利用这种转变重新获得主动权，对工人阶级重新赋值，使他们变成相对稳定的社会构成。
　　这也是维尔诺在《诸众的语法》中的结论。回顾自治运动那个动乱的年代，维尔诺深知他们的斗争尚未达到目标。他说，政治对抗只有“表面上看起来的”激进冲突，因为自治论者都曾声明算不上是真正颠覆性的，只是对后福特制突变的一种期待。自治运动只不过是“不幸（被那些仍然等同于衰退的福特制范式的人）当作边缘人群、寄生人群的运动来对待了”，但实际上运动不是这样的。然而，现在维尔诺评价道，那只不过是后福特制诸众的一个“愤怒”和“粗鲁”的版本，因为他们曾老是把非社会主义的诉求（拒绝工作、废除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他幽默地挖苦“许多人曾瞎扯革命”）。自治运动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对此，后福特制的范式就是答案。
　　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并且后福特制时代用什么方法去实现自治运动用更直接的手段没有能实现的目标？新的无产阶级不取代工人阶级，而是扩展向那些他们的劳动正在受着资本剥削的所有人群。在后福特制的经济中，剩余价值不再提取自劳动在产品中的物化，而是存在于支付与不支付的心灵空闲时间的工作这两者之间的差额之中，而这种心灵空闲时间的工作源源不断地产生丰富的但不被承认的非物质劳动的果实。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写的那样，劳动活动“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诸众被定义为一种力量。在这个定义中，同其实际生产出了什么相比更偏重于其精湛的才艺，更偏重于其潜在的（potential）生产力和生产本身。这么说，这就是比以前所获得的更多的收获？工人们习惯了奴性的工作，只给他们留下刚够对身心做补充恢复的那点时间。现在他们的整个生命都是“活劳动”（live labor），一种无形的、不可分割的商品。今天所有诸众确实都成了屏幕上的监控信号。但是机器设备却再也不是“死劳动”（dead labor），它们是工人“活劳动”的一部分，现在“活劳动”插入“普遍智能”之中，将知识向整个公共领域传播。工人越是具有创造性和适应性，就越能“实现自我价值”（self-valorizing），就越能将剩余的知识带给社会。诸众是生产过程科技突变的副产品，正如消费阶层曾经是商品从物品［obejects（les choses）］转化成符号（signs）过程中的副产品一样。在后福特制时代，通常人际交往已成为生产合作的基础。那么，从纯粹的社会角度说，维尔诺是对的。这就是当初自治论者为了逃避劳动的奴役，尽情地体验生活而提倡“非保障”劳动和流浪的方式所试图达到的目的。
　　但从政治的角度看也正确吗？现在诸众在政治思想领域还是一个新的类别。那么，“政治”与自治运动相比又如何？维尔诺建议：这就是开放多元化的体验，探索非代议制的政治形式，但是要“冷静地、现实地”，不是立足于边缘化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诸众通过主动参与知识社会化，最终会实现自治论的箴言——“在中心的边缘”。不管怎样，政治本身已经改变了。劳动、政治和智力不再分离，实际上它们已经成为可互换的，这就给了诸众一个去政治化的外貌。一切都已成为“述行语”（performative）。维尔诺在这里出色地展现了他的主要论点，精湛才艺（艺术、创作、演讲）和政治之间的类比。他们都是政治性的，因为他们都需要听众、观众或读者，都需要一个马克思称为“社会合作”的公开组织的空间，还都需要一种通用语言来交流。并且，他们又都是表演，因为他们从自己身上，而不是在任何终端产品里，发现了他们自己的成就感。
　　不错，这不是攻打冬宫，但自治论者也从来没有想过要那样的表现。当代诸众还不是一个阶级，它还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阶级意识，更遑论与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然而，正是它作为诸众的存在，才有别于“我们，人民”（人民总是放在国家这个基础上的）所说的“国家形式的危机”。《诸众的语法》用了大量篇幅详尽地阐释了当代生活方式不断变化的性质，但是没有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危机做进一步详细阐述，而简单地将其归因于“诸众的离心特性”。在这一点上，《帝国》已有所体现。
　　哈特和内格里也采取“后现代”社会阶级的概念，但他们通过彻底改变其规模和意识形态的视野来试图偏移其日益增长的政治不满。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像诸众预示的国家形式的危机，而是目前由全球化形成的那个帝国形态的危机。帝国是一个导致重大转变的强大的政治综合体，这个重大转变就是把政党和民族国家降到从属性角色的地位。先进的资本主义是非管制市场，它迫使现代各国将其主权转移到一个处于优势的实体，也就是一个由跨国公司的金字塔、跨政治组织和由仅剩的超级大国——美国领导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无首领、超国家的秩序”（美国很可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但是它不是帝国）。主权国失去了它的调停权，一个新的宪法程序开始出现，允许强制性国际监管的激增和扩散，以等级制、不平等对待等更复杂的形式取代国家和社会、统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传统的对立。因此，哈特和内格里想到的那种诸众与维尔诺的诸众是相当不同的类型。帝国并不是一个由后福特制经济带来的、强制推行跨越国界普世秩序的“划时代的转变”，它是通过打着旧时工人阶级旗帜的全体诸众提取到的另一种妥协。帝国，现在还呈上升趋势，但已经寄生着自身毁灭的种子。
　　这是一个大胆的断言，目的是在其基础上撼动帝国。把维尔诺的诸众置入帝国的核心，开创一个全新的政治范例，同时又适当地保留作为历史动力的阶级斗争。虽然民族国家的衰落很可能会削弱革命运动，对此会引起很多人的争论，但哈特和内格里却强调新出现的超国界结构确实已支撑起“新的社会阶层”。所以他们不会反对全球化，实际上会像自治主义赞扬美国般欢迎帝国。很明显，他们需要一个超大的敌人将已被击败的意大利运动打造成全球性的对抗力量（a global counter-power）。
　　全球诸众具有混合性、流动性、突变性和去疆域性，宛如后现代世界的非物质工人。然而，玄妙的是，它还应包括全球贫困者，这些贫困者已取代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传统上，工人运动一直来不信任无组织的流氓无产阶级）。贫困者并不是非物质的，在悲惨的境遇中就他们本身来说都太物质了，内格里常常笼统地唤起他们的“贫困与爱情”的好时机（kairos）。（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倾覆期的兴起，好像带着传染性，广泛传播至大半个罗马帝国，但类比成革命的愿望却是成问题的。）在哈特和内格里看来，诸众就是这种将自己从国家和政党中摆脱出来的新的社会阶级，去应对迎面扑来的帝国的挑战。“怀着对立的情绪和渴望解放的心愿”，诸众“必须奋力穿过帝国从另一边出来。”
　　另一边当然要好得多。另一个例子是天堂。问题是诸众是否有这个能耐去做这样一个不存在的或者尚未存在的壮举。至多，这仍然是一个嘲弄性的假设，一个调查有谁想要追随领导的前途无量的领域。但是凭这种本质主义的概念就能轻易地“摧毁”资本这种想法却有点难以让人接受。与工业无产阶级不同，后现代的诸众没有组织起“一支工人大军”，很容易发起对抗资本或对抗帝国的那种队伍（法国1986年5月，工人大军也并没有真正行动起来反对政府）。这个“另一边”，富有诗意地说，是适合于濒危的意识形态的全套甲胄。因为这对替代当代的帝国秩序是必要的——诸众必须像攻城槌般奋力穿过去——不要将它的存在弄得更加实实在在的。但哈特和内格里已经忙着思考“如何能真正掀起阶级斗争的具体实例，并且进一步形成连贯性的斗争计划，形成一个能够摧毁敌人的制宪权，建设一个新社会。问题实际上就在于如何才能让诸众把自己的躯体配置成终极目的（telos）”。
　　换句话说，终极目的领先于（precedes）诸众，并多半会取代它。难怪《帝国》在美国及其民间如此受欢迎，顺便说一句，大约25年前，意大利运动被残酷镇压时，那里的有些人只是装作没看见。［曾经遭受围剿的Semiotext（e）出版物《意大利：论自治》（Italy: Autonomia），在自治论者遭逮捕后仅一年的1980年就已首次出版。现在再度发行。］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将《帝国》誉为“新世纪的第一大理论合成”，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赞扬内格里是“超马克思主义”，认为他的著作为“阶级斗争的新目的论和战斗性”奠定了基础。至于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他的信念是：“如果没有写这本书，它终究也会被创造出来。”有可能齐泽克是对的。尼采不是说思想总是不合时宜的？
　　实际上，精彩的是在《帝国》中含蓄地提出诸众全球化的问题，而不是假设诸众是“帝国赖以存在的生产力，呼吁摧毁帝国并使这种摧毁成为必然”。这场战争纯粹是虚构的，因此是资本的摧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对抗很快具有比喻的维度，两种信念之间的战争。由于诸众就像它所生产的工件那样是非物质的，它的外表，哈特和内格里写道：“简单朴素，并且还天真狂野。”它是预言性的、具有创造力的，是能被转化成“绝对的民主权力”的一种“绝对的正向力”。甚至它的摧毁意志最终也会成为“爱和社区”。另一边，邪恶的帝国，共同的敌人，仅仅是一个“空壳”，一个长着泥足的庞然大物，恶毒的、施虐的、操控的，一个永远忙于“运作着绝对暴力”的掠夺者（信念必然是绝对的）。帝国的控制不过是一种“抽象、空洞的统一”，不过是靠诸众的活力为生的一种“寄生机构”，构成其“消极的残渣和回退”的运作。“寄生虫会耗竭其宿主的活力，然而，也会危及到它自身的生存。”哈特和内格里推断：“帝国权力的功能‘不可避免地与其衰落相联系。’”那又为什么要呼吁权力对象的反向权力呢？
　　因为历史等不及了。在内格里的通篇作品中有一个问题不断重复出现，这就是决策时刻的不可约性。虽然他在 “活力论者唯物主义”的传统上花了大量口舌——尼采、柏格森、德勒兹——但“权力意志”或“生命冲动”对于精力充沛的列宁主义者来说显然是不够的。他写道，这些总是要冒这样的风险， “陷入坏透了的漫无边际的诡辩之中：漫无边际稀释了决策的强度……”没有终极目的，只有一大堆叙述，这种决策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什么意义。《帝国》涉及的阶级斗争是一种原始类型的阶级斗争：斗争去寻找阶级（a struggle looking for a class）。维尔诺的恰好相反：阶级寻找斗争。但哈特和内格里已经知道他们正在寻找什么样的阶级。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借力启动革命的机器。他们引用斯宾诺莎的话：“先知产生他自己的人民。”他们想要产生自己的诸众，但是他们并不清楚诸众是否会工作。他们甚至坦率地承认：“现在一点也不清楚这个预言的作用是否能有效地提出我们的政治需求，形成后现代革命反对帝国的宣言……”后现代（postmodern）革命，恰如其分。这个阶级斗争也已是后现代的。
　　维尔诺没有什么关于终极目的的锦囊妙计，也没有现成的计划方案给诸众——当然，也没从“另一边”出来。这样的事以前也已尝试过，但结果没那么好。为什么“后现代革命”就会有所不同？谁要是关心诸众，就该先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从它那里可以期盼到什么，而不是从一些革命的要素来推导出它的存在模式。在维尔诺的发明清单上，最终目的是“要把政治行动从它现在的瘫痪状态中解救出来”。《帝国》也正在尝试这样去做，但是无价值的战斗不行——诸众反击战……
　　维尔诺提出后福特制是“资本的共产主义”时，也许说到点子上了。这并不是说眼前不再会有战斗，因为后福特制给我们带来了“共产主义”。 战斗总是会有的，但那不会是所谓消灭敌人的战争。确切地说，这种战斗是要加强存在于资本中的某些力量，将它们与其他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系统。这就是维尔诺一直试图提供的：一种战斗的描述，当代生活中的一些要素最终将被动员起来，通过后福特制使一种虚拟性的蓝图得以实现。难题不在于摧毁资本或帝国——摧毁，他们说——难题在于增强自身的能力。关键在于这个主体有什么能耐？
　　“资本的共产主义”：在资本也能容纳的情况下让资本中具有尽可能多的共产主义成分：取消工作，解散国家等。但是，无论什么形状或形式的共产主义都需要平等，而这，资本不会提供。因此，后福特制只能满足一个虚拟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一种没有物质平等的广义智力的公社性。“共产主义”怎么会这样呢？这个虚拟的共产主义足以把臣服的“人民”转变成自由人的“诸众”，这就是帝国正宣称要实现的，但诸众未必就超越第一世界而欣欣向荣，或者更低一点要求。在那些不发达国家，新的劳动阶级正在通过斩尽杀绝和过度开发寻找自由。各地的不平等现象正呈指数级增长，所以就有了玩世不恭，不是特别有创意的玩世不恭。
　　这是没有理由的醒悟。自治主义的优点之一就是它决不怕大声宣称：“我们是奢侈的先锋。”那时，被剥削的无产阶级仍被认为是革命智慧的资源库。但是只有那些摆脱了奴役的人才敢想象真正的自由会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意大利人在自治主义被“击败”前想尝试的，那就是他们今天通过活跃的理智的辩论正在重新探索的。诸众这个观念就是这个正在进行的事业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能够负担得起的奢侈品：奢侈地想象将来我们有能力积极地把一切联合起来。这些虚拟性带着矛盾的、可逆的特点出现在资本之中，就是在等待着被解放。非物质工人是流动的、超脱的、随机应变的、好奇的、投机取巧的和愤世嫉俗的，也是向着制度和习俗的；他们善于创造并通过人际交往和语言分享知识；他们多半是去政治化的，但也是不顺从的。诸众是一个“两栖”类别，能逐步滑向“反面的发展”，或者落得一事无成，所以战斗不断肆虐——不是与帝国战斗，而是它自身的内斗（within itself）。这是首次“以争斗定义为力量合成”的战斗，不是战胜外部的敌人。
　　　资本让我们提前做设计，实在太清楚任何创造性的步骤很快会被工具化，就从内部将其转化为二元对立，不管他们自称如何激进，已证明方案屡屡失败是由于他们已变得不适宜于考虑当代现实的复杂性。自治论者关于工作所假设的矛盾立场，或者哈特和内格里提出的对帝国的战略性接受就是毫无拘束的超前思维这个奢侈品的一部分，这已成为世上挤压在平庸低俗和自鸣得意的忧郁之中的珍品。所以没有人会责备他们那样想，只会责备还没有充分展开想象就过早掉回焦躁的革命毒品的泥沼，取悦每个人，只会增强那种全身无力却温暖舒适的感觉。
　　对于资本，并不一定要去“摧毁”它。它具有足够的自毁性，但是不像哈特和内格里所想象的那种方式。因为它从不停止触发那些抵抗自己统治规则的因素。这是德勒兹在1991年写的：“资本主义的欢乐足以解放人民是令人生疑的，那些老是援引社会主义血腥失败的人似乎没把它看作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现状的一次失败，由于它涉及血腥的不平等，人民离开了这个市场，等等。这从美国‘革命’失败开始，甚至从苏联失败的前夕开始已经经历了好长一段时间。这种局面和革命性的尝试都是由资本主义本身所产生的，并且它们不会消失。”资本主义本身就是革命的，因为它不断挑起不平等并诱发动荡。它还不断提供它自己类型的“共产主义”，既可当作疫苗，防止其进一步升级，也可作为超越它本身限度的激励因素。对这两方面，诸众可采取这样两种方法来应对：吸收其冲击，或倍增其由不可预知的方式产生的裂隙。
　　一个幽灵，资本的幽灵，在世界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