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图书馆情缘（葛剑雄　撰）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3年06月12日　09版）
                
                
　　看这本《图书馆的故事》的读者大概都知道博尔赫斯的名言：“这世上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但图书馆应该是什么模样，就只能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想象。
　　1957年我进入初中，有了学生证，可以凭证进上海图书馆看书了。当我第一次进入它的目录厅，随意翻着一个个书目卡片箱时，简直无法想象馆里竟藏了那么多的书。进入高大宽敞的阅览室时，我虽然没有马上联想到天堂，却立即视为乐园，此后经常出现在梦中。不过，直到1978年成为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以后又留校任教，我才有机会走进真正的书库。尽管那时的书库夏天闷热不堪，冬天冰冷彻骨，还有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灰尘——怪不得馆里的工作人员进书库都会穿上深蓝色的工作服。1985年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见识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才知道“天堂”的模样。1997年我到坐落在日本京都近郊山上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当客座教授，尽管此前我已参观过几十座世界著名的图书馆，但在仰望这座图书馆大厅的穹顶时，还不得不为它精巧的设计和完美的功能所折服。
　　在担任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的助手期间，我得知他曾在研究生的最后学年开始当过三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馆员，而他的族伯谭新嘉先生还是该馆的元老，与他亦师亦友的前辈学者中有好几位都是当初的馆员或编纂委员，如向达（觉明）、贺昌群（藏云）、刘节（子植）、王庸（以中）、谢国桢（刚主）、赵万里（斐云）、王重民（有三）、孙楷第（子书）等，更加深了我对图书馆人的敬意。
　　2007年，我在当了十一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后，意外地被学校任命为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从一个图书馆的读者变为主管——拥有450余万册图书、200余位员工，为3万多师生服务——我没有像一些朋友所羡慕的那样有更多的时间看书，特别是看一般读者看不到的书（实际上我已规定全部藏书都向读者开放），但对图书馆还是有了更多的了解。
　　六年来，我也有机会到过更多世界著名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结识了国内外一批图书馆馆长和优秀的馆员，听到了图书馆的名人轶事。但在读了马修·巴特尔斯《图书馆的故事》后，仍感获益匪浅，使我所知的“天堂”片断连接成一篇世界图书馆的简明历史。作者以他丰富的经验和学识，以生动明了的语言，叙述了从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亚历山大图书馆到作者长期服务因而最为熟悉的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的故事。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故事还包括秦始皇焚书坑儒、司马迁编纂《史记》和房山石刻佛经，这在西方同类著作中往往是被忽略的。
　　近年来，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有人预测纸质图书和现在形式的图书馆即将消失。我认为，这样的预言者只知道图书馆的工具功能，却不理解图书馆传承文化的作用。作为工具的图书馆被更新、更便捷、更强大的工具所取代是完全正常的，但作为文化的图书馆却会与人类的需求共存，并且为后代所继承。看了这本《图书馆的故事》，我有了更坚定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