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先生的寂寥与失落（姜义华）

一、斯人独憔悴
　　我与何炳棣先生正式见面，是在20世纪90年代。1993年，我受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总会邀请，去台湾访问，在台湾“中研院”住了两个多月，那段时间，与何柄棣先生有比较多的接触。他是“中研院”院士，来台湾参加院士会议的。知道我也在，特意过来找我谈话。当时，去台湾的大陆学者很少，而何柄棣先生，是比较关注国内的学术动态的。
　　90年代初，比较热的文化思潮，就是新儒家。新儒家主张儒家资本主义，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就是儒家资本主义的实践。我们的谈话主题也是围绕着这些。新儒家的基本观点能不能站住脚，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治学方法是否可行，何先生与我，都抱有疑义。
　　何先生的中学西学基础很坚实，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眼光开阔，思路活跃，经常能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见解。那一代学者，经历动荡的社会生活，与后来书斋中的学者相比，其生活经验让他们的历史研究更接地气。何先生在海外中国史研究领域，开创了一片天地之后，于90年代转而研究中国思想史。
　　对于新儒家，他其实早已有自己的看法，很坦率地表达了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认为从儒家思想中开创现代民主、现代科学、现代资本主义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是以现代的目光重新建构历史。但历史研究必须回到历史本身，儒家思想在具体的历史中所发挥的实际功能，是史学问题，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
　　我现在还记得他用浑厚健劲的声音说：“这个东西，在海外糊弄糊弄外国人是容易的，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来谈论这些问题，需要谨慎，不是那么随便可以推导出这些东西的。带着理想色彩与主观意图看待历史，用儒家的语汇，去包装现代西方的核心观念，不是严格的历史研究。”
                
                
二、真性情，真学者
　　1996年，我去台湾，刚好又遇到何先生。与他聊起学术界的人事，他臧否人物，爱憎分明，骂起人来，坦率直接，不留情面，而且，总是气昂昂的。我发现，何先生是很传统的知识分子，看人时，既看重学者的学术成绩，也看重学者的为人之道，认为学者必须有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思想，以及现实情怀与责任感。有些学者为名利地位弯躬屈膝谄媚迎合，他极为愤怒，并遣用一般学者不会使用的词语，加以称呼，不顾及对方在学术界的影响力，批评得慷慨激昂，声色俱厉，足见其真性情。
　　2010年，何先生来清华大学做演讲，是关于墨子的，认为我们过高地评价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墨家。秦制建立，实为墨者协助的结果。他感慨墨者原有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清补良药，竟被时代剧变无情地化为本身生命的强酸消溶剂，是值得讴歌的悲剧。在那次演讲中，他引用经史，条分缕析，谨慎立论，态度之认真，让人感动。
　　你想，他年逾九十，来清华做演讲，讲的却是他最新研究的学术成果，而非寥寥经验之谈，这是真正的学者。他身上有着特殊的气质，对学术对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的严谨，并在这过程中渗透了现实情怀，学人风骨与为人情怀相容在一起，让人心生敬意。也是在那次演讲之后，我越发觉得他不追求个人得失，生活简朴，关注大众的真实生活。
三、他有深刻的孤寂
　　何先生一如既往地坚守学术阵地，以自己的努力保护学术的尊严，为人爱憎分明，直来直去，在一个大家互相说好话、和稀泥的学术环境里，何先生得到的，是大家自觉的敬而远之，他的孤寂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何先生早年的作品，都是英语写作，专业性很强，大陆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对何先生的学术做出深层次的回应。尽管他在海外影响很大，但是大家只看到他的声名，而不知他做的学问。长久地得不到大陆学界学术回应，让他有深刻的寂寥感。
　　何先生的寂寥，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悲剧，“人造大师”的喧嚣之外，斯人独憔悴。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是以艰深的学术研究，让世界了解中国，而我们却没能真正理解他的学术努力。需要说明的是，在满街都是大师的时代，像何先生这样在英语世界有极大影响的学者，华人世界是很少的。
　　何先生的学术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出版时，专门让人送了一本给我，彼时，我还打电话告诉他我会细读研究，但我到现在也没写出来。我为自己找到的借口是，术业不同，我没有研究过他早年的学术作品，终究不知道如何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