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採樣音樂之後：有技術就有政治—— Bob Ostertag & Pierre Hebert台北演出與專訪

在採樣音樂之後：有技術就有政治—— Bob Ostertag & Pierre Hebert台北演出與專訪
編輯部 — Thu, 2013-04-11 17:15
.文／林易澄
攝／陳藝堂

「如果Kraftwerk按了啟動鍵就下台一鞠躬，那還算不算一場Live？」一直到下了捷運的時候，我跟朋友都還在討論現場該怎麼去界定，那大概是因為Bob Ostertag跟Pierre Hebert那天的演出跟Kraftwerk之後三十年來電子音樂的發展全然不同的關係。他們沒有一套預先編好的東西，只有在表演的終端成型的作品，這使得每個觀眾都會在那些碎片裡面看到一些故事，卻又很難向不在那裡的人說明到底看到了什麼。

在我們的邦交國薩爾瓦多內戰結束的二十年後，曾經與當地游擊隊並肩作戰，撰寫一手報導給各國左翼刊物的Bob Ostertag終於來到台灣。在旃陀羅唱片的宣傳海報上，多少還是凸顯出一股激進的色彩。他在1991年的專輯Sooner or Later裡所採樣（sampling）的，葬禮上哭號著父親被射殺的薩國男孩，想來跟我們一樣都要30歲了吧，但是每次聽著那一再反覆的呼告，在經過調變的電子合成聲裡，腦海總會浮現起Bob在唱片內頁寫的句子：「這裡的死亡沒有上帝的榮光，如果想要找到什麼稱得上美的，你得靠近再靠近，直視蚊蠅、土鏟與男孩，那些真正在那裡的東西。」

只是那晚在華山的Live Cinema演出裡，感受到的卻不是這麼清晰的激越政治意識，反而像是萬花筒般，拋出許多碎片與疑問。Bob把西門町路邊買來的瓦力機器人放到台上，跟小狗的布偶對打，透過攝影機轉為數位訊號，疊合在前幾天的蘋果日報和上禮拜的人民日報上，加上Pierre變換的塗鴉及他右手的影子，共同形塑著不斷被打破的結構。電玩的搖桿在他手上發出嘰嘰逼逼的音效與開火的吶喊。投影機打出蔣的光頭和毛的光頭，城市的土風舞與行進的憲兵，而蠟筆線條的魚群像是飛彈，在「和諧」的字樣中穿行。

當最後紙折的金元寶在清明節的晚上燒起來，銀幕上剩下恐龍與樹叢，看著這個有些嘲諷、有些童趣、也帶著些殘酷的故事，不禁會想，六十歲的Bob跟年近七十的Pierre，是否也告別了革命，關注起生活裡的微小事物？

新的技術，新的政治
但是，當你連起他們一路走過來的道路，便會知道這並不是什麼爆破大敘事解構意義的後現代拼貼藝術，而是召喚意義的參與過程。在那些彷彿政治不再之處，我們更能看出他們作品是「政治的」。通過隔天的訪談與工作坊，我們得以一點一點理解，他們現在的作品與現在的政治。

從1960、70年代開始，Pierre跟Bob分別投入動畫電影和電子音樂的工作，也在不斷的嘗試中，反思各自技藝領域的系譜。Bob提出了”why computer music sucks?”，直指學院派現代音樂的故步自封，Pierre則回溯木偶劇場的歷史，討論表演者的身體在現代動畫中消失的過程。他們共同質疑的是，在近代的機械技術下，藝術作品呈現在觀眾眼前時，越來越顯得完滿自足，抹去了創作者的雙手與建構的過程。Pierre引述義大利政治哲學家Giorgio Agamben的觀察，指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邏輯並不在於生產主體，而是生產去主體的狀態。

對他們來說，作品中的政治不僅是關於某一場內戰、某個組織、某個強人，也關於人的處境，特別在當前，技術與我們的現實的關係正在變化，「如果我們要討論2013年的政治，卻不涉及技術，那麼我們什麼都沒有談到。」你必須去認識在物質的條件下，自己能做的是什麼，限制又是什麼。

Bob說：「現在我比較少作採樣的作品，畢竟過了很長時間，它變得有些老套，每個人都在作。可能有些人會希望我繼續作像Sooner or Later、All the Rage這樣的作品，希望我繼續當一個政治作曲家，但我不想一直重複。」在1990年，採樣作為一個新的技術，連結起新聞事件與音樂，但是現在新的介面正在蔓延，重新定義了人跟機械的關係。

「當電音鍵盤發明的時候，樂手在舞台上這樣那樣耍弄，像個搖滾明星，可是創作者的身體跟聲音的聯繫反而被削弱了。」這十年來，他開始用Max/MSP程式撰寫自己想要的控制軟體，ipad跟智慧型手機的流行，也讓他感到新的改變的出現：「ipad深深改變了電子音樂的可能性。它沒有固定用途的設計，可以是鍵盤、是鼓、是連接器、合成器，你甚至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設計，而且它很便宜，你花10塊美金就可以在app store找到很多新的想法。」

「很多人對新的技術感到興趣，他們會到麻省理工、史丹佛、微軟，那邊有最貴的機器；但是我想，如果要看到世界真正在改變的地方，你該看的是到處都有的技術，這才是最有意思的。」他說，一個玩具兵、一輛塑膠坦克，有這些的地方就有政治：「當我說我不再作那樣的東西，並不是說我的作品裡面就沒有政治。」

離開座位，進入現場
這樣的思考，也呈現在Pierre的演出中，透過雙手的影子，他把創作者的軌跡帶進動畫，使得觀眾看到的不再是一個完整的現成作品。當觀眾在銀幕上看到動畫生成的痕跡，察覺到其間的物質性與技術性，這時觀眾便離開了安全的觀賞座位，被帶進到充滿疑問、探索、思考的現場空間。

Pierre說：「我的動畫混合了兩個部份，一邊是真實的物質的東西，一邊是在過程中建構的塗鴉。這並不是做好一次，就可以用在每一場演出的東西。在演出和演出之間，我會在各個城市的街頭觀察可能的素材。有事前預備好的材料，但也有一些事情正在發生，所以你會看到芝加哥的報紙、北京的報紙，你必須一步一步地思考這一場演出到底要表達什麼，這是表演者與整個過程的關係。當到了一個新的城市，我想捉捕的是這樣的東西：蘇州的水池裡的魚、台北夜市賣的玩具鳥，它們折射出了這個城市的狀況。」

在這個游擊隊放下槍枝進入議會，新自由主義體制下不再有革命，一切都「好了」的時代，他們敏銳地察覺到新的戰場的誕生。數位技術的創新可能讓人更自由，也可能帶來更多的控制，更可能的是，讓人在自由的幻覺中忘記了被控制的實質。聽著Bob對當前音樂工業生產的分析，某個瞬間，你會覺得他仍然身在中美洲的叢林裡，在地圖上拿著恐龍的玩偶比劃著新的戰術佈署。儘管有時看起來像後現代，骨子裡他仍然是個歷史唯物主義者。各色各樣的素材在我們的周遭堆起，你不能只是買票進場，而得讓自己成為現場的一部分，詢問你要怎麼樣去生活。

那也就是他所說的：「Glenn Gould在”The Prospects of Recording”裡面，預言未來有了可以編輯錄音的技術的時候，將會有一種新的聆聽者，他們會篡奪權力發起政變，然後聽眾會變成藝術家。這是藝術的終結，因為藝術不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他非常樂觀。Gould是那個時代最有名的鋼琴家，但他覺得這與我無關，他痛恨這個，在這一點上，他是我的英雄。他是一個革命者，察覺到未來的裂縫與開口，而今天，我想我們就生活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