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mus国际中文版与周榕访谈(节选):从“中国式新现代主义”走向盛唐
Interview & edited by 李华
周榕:我认为,很明显地,整个中国建筑界逐渐浮现出一种可称为“中国式新现代主义”的趋同走势。这种“小清新”模式甚至已经开始影响国外建筑师在中国的设计。
Domus China:“中国式新现代主义”和我们通常讲的西方的“现代主义”是什么关系?中国在其中又加入了什么元素?
周榕:我并非简单地谈论建筑形式或网格本身,而是试图将这一现象放在文明共同体的大视野中去进行解读——我把它理解为中国现代文明体逐渐浮现、成形过程中在建筑上的具体表现。我把这一集体表现归纳为“中国式新现代主义”。
中国的“现代主义”很难界定。“现代”这一概念最早进入中国,是以一种[西方]古典的形式出现的;相对于晚清时期的中国,当时的西方文明已经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现代图景,而这一现代文明体却是以欧洲古典建筑形式作为建筑表征的。于是在“西学为用”的时代潮流中,中国建筑的“现代化”,是从模仿西方古典建筑风格开始的。从清末新政时期诸如海军部、陆军部、国会等几大国家级官式建筑,到上海、广州、武汉等租界城市,都是用西方古典的建筑形式去阐释对现代文明的憧憬。在这一特殊的语境里,中国建筑对“现代”的理解,和西方“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对“现代”的理解是迥然相异的。
1930年代时,[建筑上的]“中国式新古典主义”已经出现了萌芽,但可惜由于战争和动乱,没有很好地夯实。50年代,梁思成曾经试图夯实“中国式新古典主义”,但很快又被政治运动的话语淹没了。1959年“十大建筑”为代表的建筑体系是折衷主义的,也就是梁思成所批判的“不中不洋、不新不古”。自50年代到80年代初,折衷主义一直是中国建筑叙事的主流。直到80年代,以香山饭店为标志,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开始甚嚣尘上——可以说,对中国建筑而言,没经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就直接跨进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反而变成了“现代建筑”的二次启蒙。
纯正的西方历史语义上的“现代主义建筑”,直到90年代才真正开始在中国出现,其代表人物是张永和,他的建筑价值观、设计理念和工作方法,最接近西方语境中的“现代主义”。在90年代孤军奋战的张永和,扮演了一个“现代主义启蒙者”的角色,虽然在观念上影响巨大,但在实践中却所获甚微。1990年代中国建筑的主流,还是“形似”现代或后现代风格,实质是拼凑性的折衷主义创作。现代主义建筑原则真正去除意识形态干扰、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是在大约2000年前后。当时正值外国建筑师开始大量进入中国,而中国本土建筑师对西方消费语境下发展起来的那套形式游戏还不太熟悉,于是匆忙中又拾起“现代主义”应战;这有点像人家都开着坦克了,我们还拿着三八大盖。
“中国式新现代主义”就是这样从2000年初至今,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咀嚼反刍、淬火锤炼、酝酿发酵而逐渐形成的。它已经不是简单的普适性的现代主义,而是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叙事特征,也就是我总结为“小清新”的概念丛集。你很难再用一个笼统的现代主义的大帽子去描述中国当下的建筑实践。现代主义这柄巨伞下其实流派纷纭,有未来主义,理性主义,有功能主义,有巨构,还有粗野主义、地区主义、生态主义等等,因此笼统地用“现代主义”来描述中国当代的建筑实践本质上相当于什么也没说。
“小清新”其实是消费语境下滋生出来的西方“新现代主义建筑”的某类特征,但“中国式新现代主义”和西方新现代主义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建筑师引人注目地将“小清新”的形式特征单独提出、特别钟爱,并且予以强化突出。[西方]新现代主义中对复杂性的铺陈、对暧昧状态的表述、对材料的极端应用、对表皮肌理的实验探索,在中国都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性演绎,而唯独小清新风格一枝独秀,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本土的文化基因发挥了选择性效应。
Domus China:所以“中国式新现代主义”更多是一种纯形式操作?
周榕:不能简单地这么说。
从文明体的视角来看,中国从农业文明转向城市文明是在这几年才发生的: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才达到51.3%,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城市户籍人口过半,在此之前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国家。但现在至少从名义上,我们是城市人口为主体的文明形态了。再加上大量未入户籍管理的城市流动人口,可以说进入2010年代,中华文明从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整体转型的标志已经确立。
在更广阔的文明视野观察,中国现在进行的是从前现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根本转型,这个过程从晚清开始,一路至今已逾一个世纪。“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一种组织方式和组织系统,而建筑只是这一文明大系统中的某个组成部分。所以所谓的“形式操作”也都可以归结到文明系统的归属:现在再做一古典或是后现代的房子,可能就没人买你的账了。这是为什么?这就是社会基础变了,是文明的演变。
90年代曾有人高喊“夺回古都风貌”,这在当下的中国已经不可能出现了。我们当下的文明已至少一只脚踏入了现代语境中,而“夺回古都风貌”则还在追求一种独特而封闭的文明状态,还没进入到“世界现代文明共同体”中,至少还没自觉地认同这一点。从现代文明共同本的视角看中国当代建筑,第一个标志性的转变是1998年定案的国家大剧院——作为一个具有文明示范作用的重要的国家级建筑,率先采用了与既往前现代文明毫无关联的纯现代形式,标志着中国政府对现代文明共同体试探性的价值认同,而这种认同在以往是绝不会宣之于国家级建筑之上的。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后,大量现代、新现代、超现代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几乎完全不受意识形态干扰,连CCTV这样的奇观性方案都能顺利通过并实施。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文明地标,标志着官方开始在文明认同的层面接受了现代形式的建筑,其深层意义是确认了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合法性。因此我说在2000年后,现代主义和新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的发展不仅是流行的形式操作,更意味着深层的文明认同。
Domus China:那您认为现在中国文明的特征是什么呢?
周榕:文明问题主要是认同问题:认同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秩序和原则,认同既有的人类社会体系。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主要标志是2008北京奥运会,类似情形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的韩国也同样发生过。那段时间前所未有地出现了整个国家和世界现代文明的全方位接轨——例如街上突然间可以买到境外的报纸了。整个文明被迫、至少是暂时地,认同了普世价值。虽然这是暂时的,但对普通老百姓来讲,还是有很大冲击——大家突然发现竟然还可以这样,而不是以前那种单一的、集权的形式叙事体系和前现代的社会组织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开放、随之而来的“世界工厂”、以及互联网,都是功不可没。它们不同程度上降低了我们和世界沟通的成本,尤其是互联网,使得我们与陌生的现代文明之间沟通成本几乎下降为零。这给社会带来的变化是极其明显的:它让一个国家知识人口的大多数都至少熟悉并在不同程度上认同了现代文明的规则。举例来说,现在街上打架的就比我小时候少多了,解决争端不再轻易地诉诸暴力,而是趋向于理性,用法律的方式去解决。再比如说,大家现在觉得拜金主义很严重,但货币事实上是现代文明的重要体现,它有利于财富和资源更加公平、合理地进行社会分配。这都是现代文明的体现。现代文明从各个方面改变了我们文明的肌体,建筑也一样。
Domus China:请您具体说说“小”、“清”、“新”分别指的是什么?
周榕:“小”主要指的是建筑不再以集体叙事,而是以小叙事、个人表达为价值基础与出发点,这和中国传统文明是有区别的。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不强调个体,甚至还特别打压差异化的个体。个人主义的观念是从西方现代文明体那里舶来的,对个体的尊重,对个体差异性的尊重迄今还尚未成为普遍性的文化环境;但必须看到,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整体的人文环境对个体的宽容也日益提升,我们现在也可以畅谈个人表达、并有节制地在作品中彰显一些个性了。和其它文化领域的形式供应商一样,建筑师们也逐渐不再努力扮演一个民族、一个集体(无论大小)或是任何他者的代言人,而是更多地谈论“我是这么想的”。但必须看到的是,在建筑领域,纯粹的个人主义还少有市场,所谓个性,充其量是小圈子的趣味认同。
“清”——理性的、清明的、中等复杂程度的形式构造。经过多年乱哄哄的形式探索和趣味磨洗,中国建筑界对形式问题逐渐达成了某种默契——不再认为建筑需要扮出一个个“鬼脸”,或是粘贴生硬的表意符号,而是应该用一种理性的组织方式去呈现空间和环境,并且大家认为这种方式是美的、是正确的、是可接受的。那些特别复杂、看着乱七八糟的东西在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中注定是没有前途的。以马岩松为例,与早期创作相比,他最近的东西已经大大简化了,不再往形式复杂化方向上努力,出手越来越简单,北海那个“山形建筑”就相当简化、写意;弗兰克•盖里至今在中国盖不了房子,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在目前很难接受他那样复杂和矛盾化的表达;扎哈近年在中国的几个作品,与她在国外的同期创作相比,在形式上也进行了高度简化,非常典型地反映出文化认同的力量。在中国实践的建筑师无分中外,都在被中国当下的文化影响着,被迫去适应这个文化的表达。这样的细节太多了:比如我家门口的高速公路,原来叫八达岭高速,后来叫京藏高速,现在叫G6,类似这样的微小改善都在让我们的环境更加理性化。在所有这些文明进步的理性梳理中,建筑环境的理性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它潜移默化地传递着理性的力量。
“新”就是认同现代文明。这个认同是本质上的:你是认同传统的农耕文明,还是我们即将进入的、以城市为主体的现代文明?这个文明认同的判断,我们挣扎了100多年。直到现在,还有人想回归耕读传统、回到前现代文明的状态,但从现实来看,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就像一个孩子要长大一样,他再也回不到自己的童年。现在再做以传统形式为母本的建筑,不管是西方古典还是中国古典,都已经日渐式微,但在十几年前满地都是。即使是王澍这样口口声声说自己是17世纪文人的建筑师,这么热爱传统的东西,他也还是在做与传统形式相去甚远的现代建筑,他的工作依然透露出他嘴上不承认的对现代文明的认同。
“小清新”这个概念我不是随便提的,而是在反复的思考中形成的。那篇文章我写了很长时间,才抽出“小”、“清”、“新”三字。它们每个字独立都能描述一种特征,合并起来更能直观反映出一种状态。它描述的是一种文明的状态:向现代文明全面转型的初期,理性开始萌芽并蔓延,过去残留的东西(宏大叙事、非理性的冲动、不断试图去接续过去那点文明试图使其起死回生的企图)被逐步沉淀。
Domus China:“小清新”是不是突然出现的?
周榕:这跟代际的主体有关系。我那篇文章的主体是“60后”,其实“70后”、“80后”也是这样的——从小受到集体主义的教育和训练,后来其中一批人又去欧美留学、工作,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洗礼以及实践熏陶,所以这些建筑师的个体意识是不丁不八的——不是极端个体,也不是极端集体,因此他们很难去追求高度个性化的东西。你看西方前卫建筑师,再看中国前卫建筑师——两者简直天差地别!中国的所谓前卫建筑师们自己觉得已经很前卫了,但事实上还没迈出步呢!那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很难把自己个性中极端的、为他人所很难容忍的那一套东西充分地表达出来,所以他们要表达的东西一定是柔和的、清楚的,能有更大公约数的共同性的。“小清新”的“小”,是弱的“小”,不是很强大的“小”;“清”呢,就是清楚的,便于大家沟通的,并不太复杂的,比较简化、好理解的;“新”也是如此,不是求怪、求奇的那一种“新”,而是大多数能接受的“更新换代”的“新”。
所以这批人很大程度上也相当乡愿;这是代际的一个区间,不太可能突破出去——堪称“文明的囚笼”。
Domus China:有机会时他们会不甘于“小”、不甘于“清”吗?
周榕:就是放他们跑,他们也跑不出这个笼子。举例:某位知名的50后建筑师,特别想突破自己,不惮进行各种自认为疯狂的形式实验,但最出格的也不过是在方盒子顶上堆一堆柴禾。他几乎每一个作品,都表现出这种纠结——个体的自我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之间的纠结,他做出的每一个空间结构都反映出他真正的意识结构,一旦跟这个结构有冲突就必然不越雷池一步。
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中国当代建筑师,撑死能喝点酒,但绝不会让自己喝醉。
Domus China:明白。我一次采访樊建川,他就说,刘家琨算是他请的建筑师里最“猛”的了,但和樊建川本人一比简直完全不算什么。
周榕:对,他们还是有边界,有无形的墙把自己围住了。
Domus China:另一个我觉得好玩的是,“中国式新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如何被挑选出来和呈现的?为什么杂志社的编辑会觉得这个房子好,甲方也会觉得这个房子好?
周榕:是挺有意思的,层层的“Gatekeeper”是怎么为这些房子开绿灯的?但这些守门员也是有名有姓的呀,不就是你们嘛!虽然从个体上来看千差万别,但是统计学意义上,你们还是会呈现出一种倾向。举个例子,罗旭在云南做的那个土著巢,那完全不是“小清新”,里面充斥着各种混浊的欲望表达,大腿啊、乳房啊……那为什么这种路数的东西没有出现在大多数建筑杂志里面?就是大家脑子里有一个无形的共识,觉得不能把这种东西登出去。再说马岩松,出道时候可比现在猛多啦!现在为什么缩呀?他干完一事,甲方不认同;又干完一事,领导不批准;再做一事,杂志不登。他也是试错嘛,这些反馈会让他有新的反应。这些事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文明的形态。
这就是建筑师、甲方、领导、媒体、大学老师、搞建筑理论的、搞建筑评论的,所有这些人共同的合谋。这就是我说的文明共同体。在文明共同体内,没有哪个建筑师会是真正的“预言家”,真实情况是文明体系通过每一个人的手,不断创造出变化的形态与走势。
Domus China:“小清新”的代表人物是谁?
周榕:都市实践、大舍、朱锫等人再明显不过。他们做的东西甭管多大,都是“小”的;甭管做什么,总能让你看起来舒畅、愉快、赏心悦目,但是它不会让你疼。某种程度上,王澍也是一“小清新”。
Domus China:那您自己对“小清新”有价值判断吗?
周榕:我判断它是一种“初唐气象”——“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生机勃勃的。一个文明体的价值取向逐渐趋向“小清新”的过程是我特别乐见其成的,表明它去掉了乌七八糟的非理性羁绊,正在向上集聚力量,积极的东西正在抬头。这从单一文明体的角度来看是好事;但从全球语境、或单从建筑学科本身来看,未必是件好事,因为价值判断体系不同。
前两天我和曹晓昕讨论说到,现在建筑越来越难有创新了,因为类型化越来越明显。比如你做一个政府办公楼,领导一看“你这不像政府办公楼啊,像文化建筑!”这事十年前是不会出现的;十年前你把政府办公楼做成什么样都行。官式建筑代表着文明最主流的话语体系,但是在文明的混沌期,连官式建筑都完全失范了——后现代式的、天安门式的、白宫式的,各种奇形怪状的都有。可你看现在,中央没下文件,建筑界没开大会,但逐渐通过文明的自组织力量趋向一种共识性的“范式”——你就得这么做,不然连官员都会说你做的不对。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近几年设计的政府办公楼也“小清新”了,不再是以前那种一味炫耀夸张的张扬状态,而是方正、水平、干净、含蓄、内敛、自洽;一定是“新”的,不会再“戴帽子”了;造型相对理性、和人的关系也相对柔化,就算有大台阶也不能像以前那么高得离谱了,更不可能再像以前杭州市政府大楼那种“斜门歪道”了。博物馆、剧院等文化建筑也都是一样,逐渐找到范式了。这就是文明逐渐走向定式化,是件好事;但对建筑师来讲就是噩梦,因为在个人主义语境中,建筑师不就要搞个性嘛。
更多详情请见Domus国际中文版077期(2013年7月刊)
小清新居然渗透到建筑中来了。。。
用小清新来公开讨论建筑就很失范了 建筑评论可以简介有力 但是轻浮就不大好啦 个人观点
建筑已经无关乎什么主义和什么风格了,不如说把建筑从那些主义和风格都解放出来才是真正的任务。
都是装出来 故作看的清楚状
北大的某w老师最装了,东西恶的一笔还狂出书。
信息都不错,应该增进一下修辞水平。别让小清新和绿茶婊占领世界。
居然把仨字拆开解释,这叫什么评论啊
周老师依然思路清晰开阔深入浅出,也依然油嘴滑舌为老不尊哈!其实他应该到了不需要以时髦言语包装自己的程度了呀!
另外,总结的规律对以后的创作毛用没有,设计还是以身体思考为主。。。
走向盛唐?真有这么乐观?
> 我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