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学院（中国）奥伯豪森宣言
1962年2月28日，26位德国电影导演在奥伯豪森第八届西德短片电影节上宣布：“旧电影已死。我们信仰新电影。”他们宣称要打造新的德国故事片。
在奥伯豪森发出唤醒世人的呼声之前的年份，就电影业来说真可谓黯淡无光：所有的希望都贯注在了唯一一部电影上，伯哈特•维奇（Bernhard Wicki）的《马拉基阿神父的奇迹》号称在柏林电影节上备受关注，但却遭到观众差评，而批评界对之也只给予了半心半意的认同。威尼斯电影节婉拒了所有五部送往丽都岛（即威尼斯城附近著名岛屿——译注）的德国参选片，而在德国电影大奖颁发时，没有“金奖影片”，不论是故事片还是导演都无人获得金奖。得到嘉奖的只有古斯塔夫•格伦德根斯（Gustaf Gründgens）版《浮士德》戏剧演出的纪录片。
要艺术还是要票房？
在柏林、汉堡和慕尼黑制作的电影数量大减，更重要的是进电影院的人数显著减少：比上一年少了14%。人们显然厌倦了无关痛痒的家乡题材片，浅薄乏味的爱情片和千篇一律的侦探片和战争片。曾在柏林电影节举办过回顾展的名导演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曾不无道理地指出德国摄影棚在技术上的落后。批评家约•黑姆布斯（Joe Hembus）在一篇颇受好评的小册子中冷静地分析说：“德国电影已经无可救药了。”他的同行瓦尔特•施密丁（Walther Schmieding）提出过“要艺术还是要票房”的实际问题，而德国电影则两者都缺。
叛逆者
叛逆者是谁？不是所有当年签下名字的导演今天都依然为人熟知：费迪南•基特尔（Ferdinand Khittl）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平行街》曾沦为地下邪典电影，而他本人则在奥伯豪森宣读了那篇宣言。而主持其后讨论的亚历山大•克鲁格与他情况相同。与此类似的还有埃德加•赖茨（Edgar Reitz）、皮特•夏莫尼（Peter Schamoni）和哈洛•曾福特（Haro Senft），后者以慕尼黑的DOC59小组真正推动了新电影运动走上正轨；汉斯-约尔根•坡兰德（Hans-Jürgen Pohland），他作为制片人将赫尔伯特•费瑟吕（Herbert Vesely）的《昔日的面包》做成了奥伯豪森群英的第一部“官方”故事片；还有当时的联邦德国最重要的两个纪录片导演汉斯•罗尔夫•施特罗贝尔（Hans Rolf Strobel）和海因里希•提查夫斯基（Heinrich Tichawsky），每当他们的杰出讽刺片《旧磨坊山谷录》在歌德学院某分院放映时，德国外交官们往往会紧张得汗毛直竖。
要让人更好地理解奥伯豪森宣言在西德激起的强烈反应，就必须再现当时国际电影界的境况：六十年代早期是一个万象更新的年代。各处都在形成新的学派，新的潮流。在法国，“新浪潮”刚刚取代了“品质传统”。在日本，各式各样的新风潮不约而同地使人么将传承已久的观看习惯抛诸脑后。在英国则有“自由电影运动”。在东方阵营中，年轻的导演们也正暗中瓦解社会主义写实风格。在巴西发展起了“新电影”，而在美国有一批数量可观的电影人（其中包括约翰•卡索维茨John Cassavetes,、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雪利•克拉克Shirley Clarke和乔纳斯•梅卡斯Jonas Mekas）正联合起来，以“新美国电影社团”之名为传统的演播室电影开出了死亡证明书。只是因循守旧的德国电影界对所有这些新动向视而不见。
在新近出版的短文集（《人物与言论》）中，亚历山大•克鲁格写道：“当时，电影已有了70年历史。稍后在奥伯豪森运动中所产生的事物在法斯宾德去世之前填满了四分之一的电影发展史。其中有许多错误，许多特殊之处，繁多的花样，蓬勃的热情，丰富了电影界的众多作品。正是因此，我们今天才能有所期望。因为没有人能否认，在电影这片领地里，还会有来自我们国家的惊世之作出现，比如略勒（Röhler）、提克威尔（Tykwer）、卡尔玛卡（Karmakar）、布特格莱特（Buttgereit）等许多人就一再制造了让人惊奇的作品。而像施隆多夫（Schlöndorff）、赖茨（Reitz）、库克尔曼（Kückelmann）、费霍芬（Verhoeven）、博姆（Bohm）、文德斯和许多其他导演（包括赫尔佐格）则一再成为品质、真实性和反主流的代表。”
电影作为沟通手段
借助奥伯豪森宣言而得以孵化并诞生于世的思想财富：导演不该，不能，也不可成为发号施令的艺术家；他们并不是被雇来领导某个行业里的；电影也可以成为一种沟通手段，它的作用不只是一种麻醉品；活动的画面有许多故事，不是所有故事都能安居在传统的光影游戏空间里。
在纪念奥伯豪森宣言问世五十周年之际，许多地方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德国电影是否需要一份新宣言。汉斯•格奥尔格•罗德克（Hanns Georg Rodek）在《世界报》的一篇文章中接过话头说：“这份宣言当然不仅仅必须提到内容，也要提到资助、发行和变革了的观影行为。一个可能的开头是：我们不相信，人们可以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上看一部电影。我们相信，电影不可以被广告或者短信打断……谁会接着往下写呢？”
参考文献:
Ralph Eue / Lars Henrik Gass 主编:
《现实的挑衅：奥伯豪森宣言及其影响 》(《文本与批评》杂志出版，2012年)
Ralph Eue是电影记者和翻译。他在《电影批评》担任编辑至1984年，1990-95年出任Tobis电影艺术的出版总监，1996年起成为一名电视记者，2005年任柏林电影节回顾展策展人。他工作和生活在柏林。
翻译：李双志
版权所有：歌德学院在线编辑部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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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伯豪森发出唤醒世人的呼声之前的年份，就电影业来说真可谓黯淡无光：所有的希望都贯注在了唯一一部电影上，伯哈特•维奇（Bernhard Wicki）的《马拉基阿神父的奇迹》号称在柏林电影节上备受关注，但却遭到观众差评，而批评界对之也只给予了半心半意的认同。威尼斯电影节婉拒了所有五部送往丽都岛（即威尼斯城附近著名岛屿——译注）的德国参选片，而在德国电影大奖颁发时，没有“金奖影片”，不论是故事片还是导演都无人获得金奖。得到嘉奖的只有古斯塔夫•格伦德根斯（Gustaf Gründgens）版《浮士德》戏剧演出的纪录片。
要艺术还是要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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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汉堡和慕尼黑制作的电影数量大减，更重要的是进电影院的人数显著减少：比上一年少了14%。人们显然厌倦了无关痛痒的家乡题材片，浅薄乏味的爱情片和千篇一律的侦探片和战争片。曾在柏林电影节举办过回顾展的名导演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曾不无道理地指出德国摄影棚在技术上的落后。批评家约•黑姆布斯（Joe Hembus）在一篇颇受好评的小册子中冷静地分析说：“德国电影已经无可救药了。”他的同行瓦尔特•施密丁（Walther Schmieding）提出过“要艺术还是要票房”的实际问题，而德国电影则两者都缺。
叛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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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者是谁？不是所有当年签下名字的导演今天都依然为人熟知：费迪南•基特尔（Ferdinand Khittl）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平行街》曾沦为地下邪典电影，而他本人则在奥伯豪森宣读了那篇宣言。而主持其后讨论的亚历山大•克鲁格与他情况相同。与此类似的还有埃德加•赖茨（Edgar Reitz）、皮特•夏莫尼（Peter Schamoni）和哈洛•曾福特（Haro Senft），后者以慕尼黑的DOC59小组真正推动了新电影运动走上正轨；汉斯-约尔根•坡兰德（Hans-Jürgen Pohland），他作为制片人将赫尔伯特•费瑟吕（Herbert Vesely）的《昔日的面包》做成了奥伯豪森群英的第一部“官方”故事片；还有当时的联邦德国最重要的两个纪录片导演汉斯•罗尔夫•施特罗贝尔（Hans Rolf Strobel）和海因里希•提查夫斯基（Heinrich Tichawsky），每当他们的杰出讽刺片《旧磨坊山谷录》在歌德学院某分院放映时，德国外交官们往往会紧张得汗毛直竖。
要让人更好地理解奥伯豪森宣言在西德激起的强烈反应，就必须再现当时国际电影界的境况：六十年代早期是一个万象更新的年代。各处都在形成新的学派，新的潮流。在法国，“新浪潮”刚刚取代了“品质传统”。在日本，各式各样的新风潮不约而同地使人么将传承已久的观看习惯抛诸脑后。在英国则有“自由电影运动”。在东方阵营中，年轻的导演们也正暗中瓦解社会主义写实风格。在巴西发展起了“新电影”，而在美国有一批数量可观的电影人（其中包括约翰•卡索维茨John Cassavetes,、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雪利•克拉克Shirley Clarke和乔纳斯•梅卡斯Jonas Mekas）正联合起来，以“新美国电影社团”之名为传统的演播室电影开出了死亡证明书。只是因循守旧的德国电影界对所有这些新动向视而不见。
在新近出版的短文集（《人物与言论》）中，亚历山大•克鲁格写道：“当时，电影已有了70年历史。稍后在奥伯豪森运动中所产生的事物在法斯宾德去世之前填满了四分之一的电影发展史。其中有许多错误，许多特殊之处，繁多的花样，蓬勃的热情，丰富了电影界的众多作品。正是因此，我们今天才能有所期望。因为没有人能否认，在电影这片领地里，还会有来自我们国家的惊世之作出现，比如略勒（Röhler）、提克威尔（Tykwer）、卡尔玛卡（Karmakar）、布特格莱特（Buttgereit）等许多人就一再制造了让人惊奇的作品。而像施隆多夫（Schlöndorff）、赖茨（Reitz）、库克尔曼（Kückelmann）、费霍芬（Verhoeven）、博姆（Bohm）、文德斯和许多其他导演（包括赫尔佐格）则一再成为品质、真实性和反主流的代表。”
电影作为沟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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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奥伯豪森宣言而得以孵化并诞生于世的思想财富：导演不该，不能，也不可成为发号施令的艺术家；他们并不是被雇来领导某个行业里的；电影也可以成为一种沟通手段，它的作用不只是一种麻醉品；活动的画面有许多故事，不是所有故事都能安居在传统的光影游戏空间里。
在纪念奥伯豪森宣言问世五十周年之际，许多地方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德国电影是否需要一份新宣言。汉斯•格奥尔格•罗德克（Hanns Georg Rodek）在《世界报》的一篇文章中接过话头说：“这份宣言当然不仅仅必须提到内容，也要提到资助、发行和变革了的观影行为。一个可能的开头是：我们不相信，人们可以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上看一部电影。我们相信，电影不可以被广告或者短信打断……谁会接着往下写呢？”
参考文献:
Ralph Eue / Lars Henrik Gass 主编:
《现实的挑衅：奥伯豪森宣言及其影响 》(《文本与批评》杂志出版，2012年)
Ralph Eue是电影记者和翻译。他在《电影批评》担任编辑至1984年，1990-95年出任Tobis电影艺术的出版总监，1996年起成为一名电视记者，2005年任柏林电影节回顾展策展人。他工作和生活在柏林。
翻译：李双志
版权所有：歌德学院在线编辑部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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