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海一蓑翁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状况(第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长达二十多年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运动连连的国内政治环境,使得生产力水平和经济运行效率严重低下,人民生活极度贫困。
P14:“由于这样和那样的误农、伤农政策,到1978年,有三分之二的农民收入低于50年代的水平,有三分之一甚至还不及30年代的水平,比日本侵华之前还低。”
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和管理体制的僵化,其最严重的后果,就是1960-1962年的三年大饥荒。
P29:“不出所料,在1958年,农民手中的粮食被国家大肆征收,而到1959年,被收购的粮食数量仍不断上升。粮食出口额从1957年的193万吨飙升至1958年的266万吨,到1959年则达416万吨。到了1961年,中国开始进口粮食,但在此前一年,即1960年,中国粮食出口额仍高达265万吨。1959年,毛泽东宣称中国的粮食产量已达3.75亿吨,然而当时的实际产量大概只有1.7亿吨。当中国雄心勃勃地不断向外出口粮食时,国内却有大批农民死于饥荒,到处是一片食不果腹、哀鸿遍野的惨状。‘天作孽,尤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没有什么灾难比这更悲哀和愚昧了。”
科斯对改革前中国深层次结构性缺陷的总结:
P32:“实际上,在1958年实行地方分权之前,中国就存在一些深层的结构性缺陷;若没有这些缺陷,‘大跃进’很可能不会发生,也不会造成饥荒致使数千万人丧生。这些缺陷包括反市场化、剥夺居民迁移权、垄断媒体以及激进的反智主义。”
P36:“文革所表现出来的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及对文化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的各种极端行为——几乎等同于完全的去中国化——在人类历史上也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二、1976—1978年由政治运动连连向经济建设方向的过渡(第二章 中国在转折年代):
P52:“在1977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两年任期里,华国锋成功地让中国的发展方向从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激进主义转到了经济建设上。”
三、1978—1989年改革第一个十年的情况(第三章 中国市场体制改革起源 第四章 笼中之鸟: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
这两年和改革最初的几年里,虽然政府工作重心已经转向经济建设,但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仍然牢不可破。
P57:“在那一周某节课后的午餐时间里,中国赴美考察团的成员、物资分配部门的部长和第一副部长,想询问弗里德曼去美国到底应该去见谁,去考察什么。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请告诉我们,在美国,到底由谁负责物资分配?”(1980年弗里德曼访华时的场景)
P163:“在整个80年代,抵制市场化改革最强烈的力量既不来自担忧市场竞争的国营企业员工,也不来自党和政府内害怕失去特权的官员,而是来自中国政府继续信仰的社会主义。”
改革初期的典型产物——双轨制:计划内生产按国家规定价格,计划外生产按市场价格。
P80:“‘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产物,是中央计划与市场一同协调国营部门生产的共生物。因此,虽然国营企业继续占据着主导地位,也没有尝试私有化,但市场机制仍然能在中国经济中破土而出。”
双轨制的优劣分析:
优点:P155:“部分国营企业职工借此脱离了中央经济计划。他们虽然停留在国营经济体制中,但根据市场需求生产产品。”
缺点:不公平竞争,寻租横行,价格信号扭曲化。
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看法: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改革。
一刀切推行联产承包的缺点:P90:“因此,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即使曾经表现良好的集体耕种也难逃被废除的命运。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这种‘一刀切’的政策毫无疑问是一次倒退。”(丧失了农村经济运营方式多元化尝试的可能性)
四、从计划经济到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1992至今)(第五章 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改革在江泽民时代的确立和深化:1992十四大首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十五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P258:“此轮改革主要由三方面力量主导:全国公共市场的发展、国企的股份制改造以及区域竞争的崛起。”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P215:“1994年实行的全面税改对消除价格扭曲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标志着中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此次改革措施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简化税制、税收分成及税收管理。”
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是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的重要一步(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和住房改革):
P227:“1994年,由于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了‘失业’的说法,原来的‘待业保险’因此变为‘失业保险’。到1995年,失业保险在全国国企职工中的覆盖率超过了70%。与此同时,原来由企业负责的职工养老金逐渐剥离出企业,而是由国家养老基金统一接管。住房改革也于1994年开始启动,并在90年代末基本完成;国企职工允许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现在居住的企业福利房,意味着他们不需再为变更工作而丢失住房权利担忧。”
对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区域竞争的评价:
P246:“若没有一定程度的重复投资,区域之间的正面竞争便不可能形成。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者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组织生产。如果我们将市场经济的发展看作一个开放的学习过程,那么企业在重复投资中造成一定‘浪费’则不可避免。”
(张五常关于县域经济竞争是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原因的论断)
P290:“由于地方政府官员本质上是由中央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表现任命的,各级地方政府(省市县乡镇五级)与现代企业极其相似。”
经济上的实用主义与文化上向传统和市场伦理回归相结合:
P187:“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完全改变了毛泽东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政策。江泽民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优良的思想、道德、文化传统’对中国‘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至关重要,同时还要‘学习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经验和进步文化成果’。”
P317:“在30年的市场化转型后,中国不仅将市场经济作为财富创造的经济体制,同时也认可了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道德与伦理基础。”(市场经济思想的奠基人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成为中国领导人的推荐读物)
五、对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以及下一步改革亟需解决的问题(第六章 从单一市场经济到多元市场经济):
科斯观点:再三强调中国经济改革并未有意设计的产物。
P275:“在这个以政府为中心的叙事里,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农业改革,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启动了工业改革,然而这两个论断都经不起推敲。”
P296:“中国经济大转型绝不是靠一个全知全能的政府,处心积虑、耐心设计的结果。”
(联系对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评价)
对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式改革的批评:
P263:“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通过理性设计而建成,正是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理性主义中的‘致命的自负’。早在几十年前,哈耶克就曾在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发言中提到:‘我们以为自己拥有足够的知识与力量建设自己想要的社会,而其实那些知识我们并不具备,这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伤害。’”
中国得以逃离哈耶克所谓“致命的自负”,源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对旧体制的修补,而不是要把旧体制推翻重来。
对旧体制的修补,导致采取的改革方式为“增量改革”,即尽量不触动原有的国有企业体制,转而开拓新的边缘经济力量,通过这些新的经济力量来推动生产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转变。
P278:“四大边缘力量——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经济特区——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先锋力量。”
下一步改革亟需解决的问题:
1. 年轻劳动力数量的降低、人口的老龄化:
P306:“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当初,其本意仅仅是一个紧急措施,如果实行时间过长,则会给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深远与严重的影响。”
2.劳动力市场仍然面临诸多障碍:
P307:“但现在的劳动力市场上依旧存在诸多障碍,尤其是户籍制度和农民工面临的各种体制壁垒。只有深化改革才能逐步消除这些制度障碍,为劳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3. 国企、民企、外企之间仍然存在明显不平等竞争现象:
P310:“当国企凌驾于法律之上和市场纪律之上时,不仅私营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也如同慎子和商鞅所描述的那样,整个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基础将危如累卵。”
4. 知识和思想市场仍然缺乏活力:
P327:“从经济到教育,从法律到政治,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都缺乏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
科斯展望:中国经济前景仍然乐观
P335:“一旦中国思想市场崛起,政治体制改革得以深化,将更好地激发蕴藏在中国人民中的创业精神,降低市场体制的运行成本,最终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的动力。”
(注:本文为本人在金陵读书2013年11月13日“《变革中国》与中国经济腾飞之谜”沙龙上的讲稿提纲。)
“《变革中国》与中国经济腾飞之谜”讲稿
2013-11-14 11:57:20
来自: 江海一蓑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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