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愿意一直在边缘待着”
学术研究传承着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价值,为我们重新展开那些已经凝固的伟大思想。但以学术为业的学人们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没有太多的鲜花和掌声,板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当下,学术显然并不是求取名利的优选途径,选择学术其实就是选择一种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学术为志业需要很深的定力。
作为国内知名的新闻学者,展江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从钳工学徒到海军士兵,从图书馆管理员到报社副刊记者,直到34岁,他才迈入大学校门,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新闻学硕士。“读硕士是误入歧途,读博士是无可救药。”展江在报社的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但展江却一门心思往“歧途”里钻,先是硕士,再是博士,最小的同学比他小13岁。
在被人讥笑为“怯懦保守、浅薄无知、自鸣得意”的新闻学术圈里,展江更多时候是以启蒙者以及各种与“公共领域”“舆论监督”相关的活动“组织者”的身份发挥他的光与热。学者徐友渔曾评价展江:“他使新闻成为名副其实的专业,为打造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做出了贡献。”身为一名新闻学者,展江的知名度来自于由他主持翻译的一批西方新闻经典著作和作品,如《美国新闻史》《新闻与正义》《新闻与揭丑》等。在学界,翻译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翻译不算科研成果,稿费所得也有限。对于为什么选择将主要精力投入译介,展江回答说:“我这个人不喜欢热闹,喜欢跟着自己的判断走,至于未来受不受学界和业界重视,这个我不介意,甚至我愿意一直在边缘待着。”
〖九年军旅生涯〗
· 南都:能否先谈谈你早年的求学经历?
· 展江: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的,跟我一批的同学1981年就念研究生了,我直到1991年才读研,晚了整整十年。回想起来,好多事情都是阴差阳错。
作为上山下乡的那代人,我们当年可供选择的职业很有限。高中毕业后,我在扬州当地一家工厂做钳工学徒,而在当时参军是最好的选择,所以1976年我参军到东海舰队舟山基地。第二年开始恢复高考,军队起初允许参加高考,胡舒立就是穿着四个口袋的军装(干部)上的人大。但部队当时有个规定,必须服役满两年以上才能报考,因此那两年我一直在为考大学做准备。谁想1979年部队命令我去海军后勤学校学习,这就意味着我要在部队里当个小干部,而在军队当干部至少要干十五年到二十年。最初我抵触过,但军队不允许抗拒。1980年,我做了一名排职干部。也就在这一年,部队取消了军队人员报考地方高校的资格,军人只能报考军队院校,但我并没有报考,因为我不想在军队长呆。
· 南都:英语是你在从军期间自学的?
· 展江:是的。高中毕业以后,我在一个中学的图书馆中借到一本薄冰著的《英语语法手册》,花了两三个月手抄了一本。抄的过程很痛苦:为什么一个句子里有两个动词?什么叫从句?我都看不懂。花很大功夫收效却很小,实在不是值得提倡的事情。虽然自学英语在周围人看来多少有点不合群,但很快我的英语水平在所在部队就属于不错的了。
· 南都:为什么会干上新闻?
· 展江:在部队时我们高炮团的政委跟我是邻居,他儿子念高中,英语有点困难,就让我辅导。不知道是不是我辅导的原因,这个孩子后来考上了浙江师范大学。当时我就跟政委提出来:“听说政治处有个俱乐部需要一名管理者,能不能把我调过去?”过了几天我就接到一个命令,从一名后勤处的会计成了政治处的新闻干事,升成了副连,这是1982年的事情。
· 南都:在政治处应该干得不错吧?
· 展江:到政治处第二年,我订阅了新华社的外军资料,将其中一些外国军队的最新发展动态整理编译,在《解放军报》“外军瞭望”栏目发表了一篇《海因里齐的防御战术》,这是我第一次在《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按照当时基层部队的规定,在军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就能立一次三等功,而我一年就在军报上发表了超过十篇稿件,相当于海军一个军级单位在军报上发表文章的总和。在编译外稿的过程中,我越发意识到新闻媒介在战争中的作用,这也为我后来研究“新闻与战争”这一课题埋下了伏笔。
到了1984年,我被查出腰部有旧伤,被定为当时的三等乙级伤残。当时医生建议我开刀,但我不同意。后来大夫说:“你这个状况可能到40岁就站不起来了。”尽管现在我还能行走,但情况不是太好。然而,我却因病得以转业,如果我没受伤的话是不会被批准的。
〖“误入歧途”的大龄硕士生〗
· 南都:转业后你去了哪里工作?
· 展江:我离开部队那年已经28岁了,只有中专学历。因为我父亲是当地的一个机关老干部,人事局长就跟我说:“你年轻有文化、政治条件好,工作你自己挑。”最开始他给我提供了去市政府办公室负责外事的工作,但我婉拒了这个岗位,而是选择到扬州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做一名管理员。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在图书馆搬书、接送孩子外,我继续自学英语,通过了英语专业自学考试,拿到了大专文凭。
有了大专文凭,我才有了进报社的“门票”,于是进了《扬州日报》副刊组,负责科普、体育报道。后来副刊组升格为文艺副刊部,我当上了部门副主任。主任是个作家,不大过问具体的事,每周除了八个版的审稿、编版外,我还经常要采写星期日版的新闻头条,劳累程度可想而知。我的新闻业务基础就是在那段时间打下的。
· 南都:你都在新闻一线了,还想着继续圆大学梦吗?
· 展江:在副刊做了两年多,觉得太辛苦,没时间复习考研,就调去了广告部负责安排版面、协调部门。我决定考研时已过了30岁,家里除了我父亲支持外,其他人不阻拦、也不支持,有些朋友则明确反对。当时有个体育报的记者朋友对我说:“读硕士是误入歧途,读博士是不可救药。”
我是1991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报纸编辑。那时人大这个专业一年只招十个人,却有三百多人报名,竞争也挺激烈的。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们班最小的本科应届生比我小13岁,而我已经工作了16年,儿子都念小学了。
· 南都:时隔多年后进入校园适应吗?
· 展江:跟同班同学相比,我的学历起点虽然不高,但丰富的阅历和长期自学锻炼出的独立思考能力反倒成了优势。三年硕士,我在业务各方面学得都比较快,老师在课上讲怎么安排版面,怎么拟标题、写导语,对我来说自然轻车熟路。当然,我跟老师的关系也比较好。
· 南都:人大的老师对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 展江:人大新闻系的老师都比较正派,教学态度极其认真,没有人糊弄。当时人大新闻系的老师也不会让学生给教授打工。人大的老师在新闻实务的训练上是非常专业的,课上要求五分钟写出三个导语,所以人大新闻系的学生在全国都比较经久耐用,也比较低调。
· 南都:为什么选择“不可救药”地接着读博呢?
· 展江:当时有位比我小一轮的北京同学拉我去陪考。1994年,童兵教授招第一届博士生,他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博士。他跟我讲:“你报我的吧。”而我的硕士导师郑兴东比童老师资历还要深,理应继续读郑老师的博士,但我觉得如果继续读博,就不要再做新闻实务了,所以最后还是读了童老师的博士。我的博士论文是《战时新闻传播诸论》,写论文时把这个领域能看到的英文书尽可能都找来了,虽然学术性一般,但是开阔了眼界。
1996年,我提前一年博士毕业。那时我已经39岁了,原本可以留在人大执教,但学校提供的筒子楼里没有私人厨房和卫生间,我们一家三口要搬过来实在不方便。恰好当时听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要成立新闻系,需要专业老师,且至少提供三十平米的两间房。我记得3月8号那天,我从人大西门骑个破自行车到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人家一看来了个男的,经历也不错,马上就决定录用我。
· 南都:你写的第一本书是1991年出版的《新闻与战争》吧?
· 展江:对。这本书的作者是我和杨鲁江,他是我当兵时的战友、图书馆的同事。当时新闻研究者们都对海湾战争中美国CNN一枝独秀的表现目瞪口呆,而这本书的末章便讲了新闻媒体是如何作为一种特殊的战争手段被交战各方加以娴熟运用,从而显示出空前的威力的。虽然这不是一本专门的论著,但却是较早对战争与新闻结缘现象进行揭示和描述的一本书,也是在军事历史学和新闻学之间搭桥的一次尝试。
〖翻译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 南都:博士毕业后没想过继续研究新闻和战争吗?
· 展江:我写博士论文时,还不大有人关注这一领域,但等我博士毕业,特别是到了1998年之后,它突然就热起来了。大家一哄而上,我就没了兴趣。另外,在中国现实的环境里,不能光研究军事。20世纪90年代末我比较关注普利策新闻奖,做了一系列翻译也都与美国新闻界有关。
· 南都:你在学界和业界的声誉更多的是源自对西方新闻传播经典著作和教材的译介。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这项在学术上“性价比”最低、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 展江:我这个人不喜欢热闹,喜欢跟着自己的判断走,至于未来受不受学界和业界重视,这个我不介意,甚至我就愿意一直在边缘待着。我当时的判断是,在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归属尚存争议的情况下,国内学界能否拿出学界普遍认可的经典原著以及经典作品的译本显得尤为重要。但现实的尴尬在于,国内新闻学界80%以上的学人关注的是国内问题,看的是中文出版物,而该学科80%以上的资源都没有被译介到中国,这大大妨碍了我们这个本应得风气之先的专业的健康发展。
但是众所周知,翻译不算科研成果,占了时间,毁了身体,因此“名校”的学者没有精力做这件事。而我就职于一所“小学校”,科研压力比较小,既然翻译符合自己的心意,也有点价值,我就做。
· 南都:你主持翻译的第一部译著是《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吧?
· 展江:对。普利策获奖作品此前新华社的人也翻译过几本,但篇幅小、研究少。普利策奖从最初创立时的四五项到最后的十四项该如何分类?若根据历史沿革分类就太琐碎了。而我当时分得很清楚,按照新闻专业分为“报道”和“评论”,“报道”再分为“国际”和“国内”,“评论”分为“社论”和“专栏”。这也是中国新闻界亟需借鉴的,社论如何撰写,如何培养专栏作家。同时,受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报道和评论一定要分开。翻译的过程比较辛苦,但总体上来看这本书还是能经得住推敲的。
记得第一版面市后,我送了一本给人大新闻系的老院长何梓华老师,他劝我说:“这书是不错,可是翻译得再好也是人家的,你要自己去写。”我口头上应承,其实心里想,自己的研究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内在和外在的条件不具备,就算是写了也没意思。
· 南都:这套书在当时出版是否也应了时代之需?
· 展江:回头来看,《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出版的1998年可视作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立足元年。在此之前,通讯、新闻比较多地跟文学搅在一起,形成了报告文学。所谓的报告文学是法国和苏联的“舶来品”,属于“意见新闻学”的一支,而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强调新闻和意见分开,两者一个是意见取向的,一个是信息取向的。王韬的《循环日报》以及十九世纪末的维新派报刊都是意见新闻,跟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是完全不同的。胡舒立为什么了不起?她在1998年创办了《财经》杂志,这是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生根的标志。《南方周末》虽然开拓了新的气象,但刚开始时它的文学性很强。《南方都市报》那时也还处在摸索阶段。所以从所谓的意见新闻视野逐渐转向信息取向的新闻事业,是胡舒立开的头。那一年我翻译的这套书也确实对一些新闻工作者产生过影响,配合了当时新闻专业主义的革新。
· 南都:再谈谈你翻译的《美国新闻史》吧。
· 展江:这本经典著作第一版的翻译是董乐山先生,我一直将董先生视为楷模。很多新闻领域和新闻记者的经典著作,比如《美国新闻史》《西行漫记》《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以及乔治·奥威尔的作品等,都是他老人家翻译的。但他七十多岁就过世了。
2000年前后,这部由美国当代新闻史学家埃德温·埃默里和迈克尔·埃默里父子以及南希·罗伯茨所著的《美国新闻史》在美国已出了第八版。新华社原先是让《参考消息》的十来名编辑集体翻译第八版,后来给我审稿时,我吓了一跳,越看问题越多,特别是新闻专业术语的错译,一百万字的稿子几乎需要从头到尾重新校译一遍。我从2001年一月份 “校对”到将近十月份。这次翻译把我搞伤了,我才44岁就得了肩周炎,直到现在还有后遗症。
· 南都:《新闻报道与写作》也是大部头,谈谈这次翻译吧。
· 展江:《新闻报道与写作》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材,这本书是华夏出版社找我翻译的,也是一百万字的大部头。翻译出版前后历时两年多,换了五位编辑,其间原著也从第八版更新到了第九版,我又不得不更改了二十多万字,增加了五百多个注释。最后他们编辑室主任说篇幅过长,要把注释删去,我坚决不同意。刚开始这本书定价85元,我认为这是“自绝于党和人民”。谁想一上市就卖疯了,再版许多次,好多报社人手一本。
〖今后会多写作少翻译〗
· 南都:2009年你辞去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一职,而你写的那篇《告老还师书》也在网上广泛流传。有人把你的辞职与陈丹青请辞清华归为一类。当时为何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 展江:从2001年到2009年,我担任系主任已满八年,在全校的系主任中年龄最大、任职时间最久,最多时一个星期要上19节课。我虽是残疾军人,但仍坚持站着给本科生上课,并且有不少夜晚是在办公室度过的,可以说早已身心疲惫。但归根结底,我觉得是因为工作环境和原来大不相同。
· 南都:你觉得新闻教学的特质和现行高校体制之间有冲突吗?
· 展江:新闻教学在中国是可为的,我曾经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做过课程改革,基本是成功的。我把英语、法学、经济学、西方政治学、社会学都作为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大学四年,学生还是很受益的。现在新闻教育有两个基础学科必须引入,一个是经济学,一个是法学。现在我要求并建议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司法考试,因为此前有过成功的先例,有的学生毕业后做了法治报道,有的做了检察官、律师。
· 南都:你目前在学术上有何计划?
· 展江:现在主要是要调养身体,并思考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毕竟已经过了50岁。总的来说,多写作少翻译。我手上还有几本重要的书要写。一本是《外国新闻通史简编》,五年前就已写了三十万字。一般外国新闻史是六国或者十国,基本上是俄苏英美德法,再放大一点就是意大利、埃及。我觉得新闻史上有些重要的事件不一定发生在所谓的大国里,而且历史上国家的界限是很模糊的。所以在架构上,我打破了大国中心论和国别的限制,该哪个国家出场就是哪个国家出场。比如缅甸在1868年就有当时亚洲最先进的新闻法,国王鼓励报纸批评政府,比英国在印度实行的新闻法还要先进得多。
此外,我刚刚写完了《媒体伦理:案例教学》这本教材。媒体伦理学的框架极其难做,不光是媒体伦理,整个伦理学研究的框架都非常难掌握,特别是教材。在这方面我摸索出了一条路,我的研究框架把伦理和道德分开了,媒体伦理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是理论框架篇,中篇是媒体道德篇,下篇是媒体伦理篇。道德问题集社会普遍存有共识的对和错问题,伦理问题集社会不大有共识、众说纷纭的争议性问题。比如红包是典型的道德问题,偷拍是典型的伦理问题。这本书绝大部分篇幅都是案例,这也是国际潮流,这些案例同时关注中国本土的问题和国际问题。之后还有一本关于媒体法的教材要写,因为法律的框架是很清楚的,不需要我去构思,所以相对会轻松很多。
〖只关注现实问题,容易浮躁〗
· 南都: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几本?
· 展江:一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这部书让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被称为极权主义政权的兴起和衰亡;二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如何认识战争永远是值得讨论的话题;三是《美国新闻史》,这本书让中国人了解到一个年轻的大国一路是怎么走来的,以及媒体和新闻在其中的作用。
· 南都:你认为做好学问最重要的是什么?
· 展江:关注现实问题容易受到批评,也容易浮躁,如果没有经过积淀,往往不能很好地把握研究对象,所以研究这类问题是非常难的。现在全世界都在研究中国,而我们自身应该如何把握当下复杂的中国呢?说实话,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目前学界的共同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就研究现实而言,我还是比较赞成秦晖老师所说的“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中国现在能不能产生一些好的理论?我觉得存在这样的条件,但需要经历一个阶段。
· 南都:目前为止你个人最满意的著作是哪一本?
· 展江:没有什么特别满意的著作。我的博士论文《战时新闻传播诸论》相对来说好一点,虽然现在看起来还是很简单的,但毕竟是一段时间积累的成果,其他的书都是在比较劳累中写出来的,基本还没有达到满意的要求。我希望写作中的《外国新闻通史简编》能够达到这个预期。
· 南都:你的工作习惯是什么样的?
· 展江:过去我通常在办公室工作,在家工作很不习惯,而现在我习惯在家里工作。作息则偏晚,会因为太忙而熬到深夜,我知道这样不好,也想慢慢地改一改。
· 南都:除了做学问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
· 展江:我不喜欢大场面的热闹,还是喜欢小范围地和朋友个别交流。另外就是喜欢看欧洲足球,特别是英超。
(本文原载《南方都市报》“大家访谈”,记者邵聪,2013年8月)
——摘自《守望公共领域》
本书是著名新闻传播学者展江教授的第一部学术自选集,也是一部解读大变革时代的媒体备忘录。作者以深厚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媒体经验对传媒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以严谨的学术方法和跨学科的视角进行媒介理论研究,以客观的态度解读国内外媒体事件。有理论探索,有实践总结;有现实追踪,有历史溯源;有国内媒体评析,有域外传播观察。从探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到钩沉美国新闻史和当代新闻事业,特别是对欧美新闻事业的历史、现状和理论的研究,均有独到见解。作者对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中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第三流派——当代德国大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挖掘,为国内学界第一人,本书书名即由此而得。
作为国内知名的新闻学者,展江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从钳工学徒到海军士兵,从图书馆管理员到报社副刊记者,直到34岁,他才迈入大学校门,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新闻学硕士。“读硕士是误入歧途,读博士是无可救药。”展江在报社的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但展江却一门心思往“歧途”里钻,先是硕士,再是博士,最小的同学比他小13岁。
在被人讥笑为“怯懦保守、浅薄无知、自鸣得意”的新闻学术圈里,展江更多时候是以启蒙者以及各种与“公共领域”“舆论监督”相关的活动“组织者”的身份发挥他的光与热。学者徐友渔曾评价展江:“他使新闻成为名副其实的专业,为打造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做出了贡献。”身为一名新闻学者,展江的知名度来自于由他主持翻译的一批西方新闻经典著作和作品,如《美国新闻史》《新闻与正义》《新闻与揭丑》等。在学界,翻译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翻译不算科研成果,稿费所得也有限。对于为什么选择将主要精力投入译介,展江回答说:“我这个人不喜欢热闹,喜欢跟着自己的判断走,至于未来受不受学界和业界重视,这个我不介意,甚至我愿意一直在边缘待着。”
〖九年军旅生涯〗
· 南都:能否先谈谈你早年的求学经历?
· 展江: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的,跟我一批的同学1981年就念研究生了,我直到1991年才读研,晚了整整十年。回想起来,好多事情都是阴差阳错。
作为上山下乡的那代人,我们当年可供选择的职业很有限。高中毕业后,我在扬州当地一家工厂做钳工学徒,而在当时参军是最好的选择,所以1976年我参军到东海舰队舟山基地。第二年开始恢复高考,军队起初允许参加高考,胡舒立就是穿着四个口袋的军装(干部)上的人大。但部队当时有个规定,必须服役满两年以上才能报考,因此那两年我一直在为考大学做准备。谁想1979年部队命令我去海军后勤学校学习,这就意味着我要在部队里当个小干部,而在军队当干部至少要干十五年到二十年。最初我抵触过,但军队不允许抗拒。1980年,我做了一名排职干部。也就在这一年,部队取消了军队人员报考地方高校的资格,军人只能报考军队院校,但我并没有报考,因为我不想在军队长呆。
· 南都:英语是你在从军期间自学的?
· 展江:是的。高中毕业以后,我在一个中学的图书馆中借到一本薄冰著的《英语语法手册》,花了两三个月手抄了一本。抄的过程很痛苦:为什么一个句子里有两个动词?什么叫从句?我都看不懂。花很大功夫收效却很小,实在不是值得提倡的事情。虽然自学英语在周围人看来多少有点不合群,但很快我的英语水平在所在部队就属于不错的了。
· 南都:为什么会干上新闻?
· 展江:在部队时我们高炮团的政委跟我是邻居,他儿子念高中,英语有点困难,就让我辅导。不知道是不是我辅导的原因,这个孩子后来考上了浙江师范大学。当时我就跟政委提出来:“听说政治处有个俱乐部需要一名管理者,能不能把我调过去?”过了几天我就接到一个命令,从一名后勤处的会计成了政治处的新闻干事,升成了副连,这是1982年的事情。
· 南都:在政治处应该干得不错吧?
· 展江:到政治处第二年,我订阅了新华社的外军资料,将其中一些外国军队的最新发展动态整理编译,在《解放军报》“外军瞭望”栏目发表了一篇《海因里齐的防御战术》,这是我第一次在《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按照当时基层部队的规定,在军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就能立一次三等功,而我一年就在军报上发表了超过十篇稿件,相当于海军一个军级单位在军报上发表文章的总和。在编译外稿的过程中,我越发意识到新闻媒介在战争中的作用,这也为我后来研究“新闻与战争”这一课题埋下了伏笔。
到了1984年,我被查出腰部有旧伤,被定为当时的三等乙级伤残。当时医生建议我开刀,但我不同意。后来大夫说:“你这个状况可能到40岁就站不起来了。”尽管现在我还能行走,但情况不是太好。然而,我却因病得以转业,如果我没受伤的话是不会被批准的。
〖“误入歧途”的大龄硕士生〗
· 南都:转业后你去了哪里工作?
· 展江:我离开部队那年已经28岁了,只有中专学历。因为我父亲是当地的一个机关老干部,人事局长就跟我说:“你年轻有文化、政治条件好,工作你自己挑。”最开始他给我提供了去市政府办公室负责外事的工作,但我婉拒了这个岗位,而是选择到扬州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做一名管理员。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在图书馆搬书、接送孩子外,我继续自学英语,通过了英语专业自学考试,拿到了大专文凭。
有了大专文凭,我才有了进报社的“门票”,于是进了《扬州日报》副刊组,负责科普、体育报道。后来副刊组升格为文艺副刊部,我当上了部门副主任。主任是个作家,不大过问具体的事,每周除了八个版的审稿、编版外,我还经常要采写星期日版的新闻头条,劳累程度可想而知。我的新闻业务基础就是在那段时间打下的。
· 南都:你都在新闻一线了,还想着继续圆大学梦吗?
· 展江:在副刊做了两年多,觉得太辛苦,没时间复习考研,就调去了广告部负责安排版面、协调部门。我决定考研时已过了30岁,家里除了我父亲支持外,其他人不阻拦、也不支持,有些朋友则明确反对。当时有个体育报的记者朋友对我说:“读硕士是误入歧途,读博士是不可救药。”
我是1991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报纸编辑。那时人大这个专业一年只招十个人,却有三百多人报名,竞争也挺激烈的。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们班最小的本科应届生比我小13岁,而我已经工作了16年,儿子都念小学了。
· 南都:时隔多年后进入校园适应吗?
· 展江:跟同班同学相比,我的学历起点虽然不高,但丰富的阅历和长期自学锻炼出的独立思考能力反倒成了优势。三年硕士,我在业务各方面学得都比较快,老师在课上讲怎么安排版面,怎么拟标题、写导语,对我来说自然轻车熟路。当然,我跟老师的关系也比较好。
· 南都:人大的老师对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 展江:人大新闻系的老师都比较正派,教学态度极其认真,没有人糊弄。当时人大新闻系的老师也不会让学生给教授打工。人大的老师在新闻实务的训练上是非常专业的,课上要求五分钟写出三个导语,所以人大新闻系的学生在全国都比较经久耐用,也比较低调。
· 南都:为什么选择“不可救药”地接着读博呢?
· 展江:当时有位比我小一轮的北京同学拉我去陪考。1994年,童兵教授招第一届博士生,他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博士。他跟我讲:“你报我的吧。”而我的硕士导师郑兴东比童老师资历还要深,理应继续读郑老师的博士,但我觉得如果继续读博,就不要再做新闻实务了,所以最后还是读了童老师的博士。我的博士论文是《战时新闻传播诸论》,写论文时把这个领域能看到的英文书尽可能都找来了,虽然学术性一般,但是开阔了眼界。
1996年,我提前一年博士毕业。那时我已经39岁了,原本可以留在人大执教,但学校提供的筒子楼里没有私人厨房和卫生间,我们一家三口要搬过来实在不方便。恰好当时听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要成立新闻系,需要专业老师,且至少提供三十平米的两间房。我记得3月8号那天,我从人大西门骑个破自行车到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人家一看来了个男的,经历也不错,马上就决定录用我。
· 南都:你写的第一本书是1991年出版的《新闻与战争》吧?
· 展江:对。这本书的作者是我和杨鲁江,他是我当兵时的战友、图书馆的同事。当时新闻研究者们都对海湾战争中美国CNN一枝独秀的表现目瞪口呆,而这本书的末章便讲了新闻媒体是如何作为一种特殊的战争手段被交战各方加以娴熟运用,从而显示出空前的威力的。虽然这不是一本专门的论著,但却是较早对战争与新闻结缘现象进行揭示和描述的一本书,也是在军事历史学和新闻学之间搭桥的一次尝试。
〖翻译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 南都:博士毕业后没想过继续研究新闻和战争吗?
· 展江:我写博士论文时,还不大有人关注这一领域,但等我博士毕业,特别是到了1998年之后,它突然就热起来了。大家一哄而上,我就没了兴趣。另外,在中国现实的环境里,不能光研究军事。20世纪90年代末我比较关注普利策新闻奖,做了一系列翻译也都与美国新闻界有关。
· 南都:你在学界和业界的声誉更多的是源自对西方新闻传播经典著作和教材的译介。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这项在学术上“性价比”最低、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 展江:我这个人不喜欢热闹,喜欢跟着自己的判断走,至于未来受不受学界和业界重视,这个我不介意,甚至我就愿意一直在边缘待着。我当时的判断是,在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归属尚存争议的情况下,国内学界能否拿出学界普遍认可的经典原著以及经典作品的译本显得尤为重要。但现实的尴尬在于,国内新闻学界80%以上的学人关注的是国内问题,看的是中文出版物,而该学科80%以上的资源都没有被译介到中国,这大大妨碍了我们这个本应得风气之先的专业的健康发展。
但是众所周知,翻译不算科研成果,占了时间,毁了身体,因此“名校”的学者没有精力做这件事。而我就职于一所“小学校”,科研压力比较小,既然翻译符合自己的心意,也有点价值,我就做。
· 南都:你主持翻译的第一部译著是《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吧?
· 展江:对。普利策获奖作品此前新华社的人也翻译过几本,但篇幅小、研究少。普利策奖从最初创立时的四五项到最后的十四项该如何分类?若根据历史沿革分类就太琐碎了。而我当时分得很清楚,按照新闻专业分为“报道”和“评论”,“报道”再分为“国际”和“国内”,“评论”分为“社论”和“专栏”。这也是中国新闻界亟需借鉴的,社论如何撰写,如何培养专栏作家。同时,受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报道和评论一定要分开。翻译的过程比较辛苦,但总体上来看这本书还是能经得住推敲的。
记得第一版面市后,我送了一本给人大新闻系的老院长何梓华老师,他劝我说:“这书是不错,可是翻译得再好也是人家的,你要自己去写。”我口头上应承,其实心里想,自己的研究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内在和外在的条件不具备,就算是写了也没意思。
· 南都:这套书在当时出版是否也应了时代之需?
· 展江:回头来看,《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出版的1998年可视作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立足元年。在此之前,通讯、新闻比较多地跟文学搅在一起,形成了报告文学。所谓的报告文学是法国和苏联的“舶来品”,属于“意见新闻学”的一支,而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强调新闻和意见分开,两者一个是意见取向的,一个是信息取向的。王韬的《循环日报》以及十九世纪末的维新派报刊都是意见新闻,跟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是完全不同的。胡舒立为什么了不起?她在1998年创办了《财经》杂志,这是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生根的标志。《南方周末》虽然开拓了新的气象,但刚开始时它的文学性很强。《南方都市报》那时也还处在摸索阶段。所以从所谓的意见新闻视野逐渐转向信息取向的新闻事业,是胡舒立开的头。那一年我翻译的这套书也确实对一些新闻工作者产生过影响,配合了当时新闻专业主义的革新。
· 南都:再谈谈你翻译的《美国新闻史》吧。
· 展江:这本经典著作第一版的翻译是董乐山先生,我一直将董先生视为楷模。很多新闻领域和新闻记者的经典著作,比如《美国新闻史》《西行漫记》《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以及乔治·奥威尔的作品等,都是他老人家翻译的。但他七十多岁就过世了。
2000年前后,这部由美国当代新闻史学家埃德温·埃默里和迈克尔·埃默里父子以及南希·罗伯茨所著的《美国新闻史》在美国已出了第八版。新华社原先是让《参考消息》的十来名编辑集体翻译第八版,后来给我审稿时,我吓了一跳,越看问题越多,特别是新闻专业术语的错译,一百万字的稿子几乎需要从头到尾重新校译一遍。我从2001年一月份 “校对”到将近十月份。这次翻译把我搞伤了,我才44岁就得了肩周炎,直到现在还有后遗症。
· 南都:《新闻报道与写作》也是大部头,谈谈这次翻译吧。
· 展江:《新闻报道与写作》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材,这本书是华夏出版社找我翻译的,也是一百万字的大部头。翻译出版前后历时两年多,换了五位编辑,其间原著也从第八版更新到了第九版,我又不得不更改了二十多万字,增加了五百多个注释。最后他们编辑室主任说篇幅过长,要把注释删去,我坚决不同意。刚开始这本书定价85元,我认为这是“自绝于党和人民”。谁想一上市就卖疯了,再版许多次,好多报社人手一本。
〖今后会多写作少翻译〗
· 南都:2009年你辞去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一职,而你写的那篇《告老还师书》也在网上广泛流传。有人把你的辞职与陈丹青请辞清华归为一类。当时为何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 展江:从2001年到2009年,我担任系主任已满八年,在全校的系主任中年龄最大、任职时间最久,最多时一个星期要上19节课。我虽是残疾军人,但仍坚持站着给本科生上课,并且有不少夜晚是在办公室度过的,可以说早已身心疲惫。但归根结底,我觉得是因为工作环境和原来大不相同。
· 南都:你觉得新闻教学的特质和现行高校体制之间有冲突吗?
· 展江:新闻教学在中国是可为的,我曾经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做过课程改革,基本是成功的。我把英语、法学、经济学、西方政治学、社会学都作为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大学四年,学生还是很受益的。现在新闻教育有两个基础学科必须引入,一个是经济学,一个是法学。现在我要求并建议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司法考试,因为此前有过成功的先例,有的学生毕业后做了法治报道,有的做了检察官、律师。
· 南都:你目前在学术上有何计划?
· 展江:现在主要是要调养身体,并思考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毕竟已经过了50岁。总的来说,多写作少翻译。我手上还有几本重要的书要写。一本是《外国新闻通史简编》,五年前就已写了三十万字。一般外国新闻史是六国或者十国,基本上是俄苏英美德法,再放大一点就是意大利、埃及。我觉得新闻史上有些重要的事件不一定发生在所谓的大国里,而且历史上国家的界限是很模糊的。所以在架构上,我打破了大国中心论和国别的限制,该哪个国家出场就是哪个国家出场。比如缅甸在1868年就有当时亚洲最先进的新闻法,国王鼓励报纸批评政府,比英国在印度实行的新闻法还要先进得多。
此外,我刚刚写完了《媒体伦理:案例教学》这本教材。媒体伦理学的框架极其难做,不光是媒体伦理,整个伦理学研究的框架都非常难掌握,特别是教材。在这方面我摸索出了一条路,我的研究框架把伦理和道德分开了,媒体伦理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是理论框架篇,中篇是媒体道德篇,下篇是媒体伦理篇。道德问题集社会普遍存有共识的对和错问题,伦理问题集社会不大有共识、众说纷纭的争议性问题。比如红包是典型的道德问题,偷拍是典型的伦理问题。这本书绝大部分篇幅都是案例,这也是国际潮流,这些案例同时关注中国本土的问题和国际问题。之后还有一本关于媒体法的教材要写,因为法律的框架是很清楚的,不需要我去构思,所以相对会轻松很多。
〖只关注现实问题,容易浮躁〗
· 南都: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几本?
· 展江:一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这部书让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被称为极权主义政权的兴起和衰亡;二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如何认识战争永远是值得讨论的话题;三是《美国新闻史》,这本书让中国人了解到一个年轻的大国一路是怎么走来的,以及媒体和新闻在其中的作用。
· 南都:你认为做好学问最重要的是什么?
· 展江:关注现实问题容易受到批评,也容易浮躁,如果没有经过积淀,往往不能很好地把握研究对象,所以研究这类问题是非常难的。现在全世界都在研究中国,而我们自身应该如何把握当下复杂的中国呢?说实话,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目前学界的共同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就研究现实而言,我还是比较赞成秦晖老师所说的“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中国现在能不能产生一些好的理论?我觉得存在这样的条件,但需要经历一个阶段。
· 南都:目前为止你个人最满意的著作是哪一本?
· 展江:没有什么特别满意的著作。我的博士论文《战时新闻传播诸论》相对来说好一点,虽然现在看起来还是很简单的,但毕竟是一段时间积累的成果,其他的书都是在比较劳累中写出来的,基本还没有达到满意的要求。我希望写作中的《外国新闻通史简编》能够达到这个预期。
· 南都:你的工作习惯是什么样的?
· 展江:过去我通常在办公室工作,在家工作很不习惯,而现在我习惯在家里工作。作息则偏晚,会因为太忙而熬到深夜,我知道这样不好,也想慢慢地改一改。
· 南都:除了做学问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
· 展江:我不喜欢大场面的热闹,还是喜欢小范围地和朋友个别交流。另外就是喜欢看欧洲足球,特别是英超。
(本文原载《南方都市报》“大家访谈”,记者邵聪,2013年8月)
——摘自《守望公共领域》
本书是著名新闻传播学者展江教授的第一部学术自选集,也是一部解读大变革时代的媒体备忘录。作者以深厚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媒体经验对传媒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以严谨的学术方法和跨学科的视角进行媒介理论研究,以客观的态度解读国内外媒体事件。有理论探索,有实践总结;有现实追踪,有历史溯源;有国内媒体评析,有域外传播观察。从探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到钩沉美国新闻史和当代新闻事业,特别是对欧美新闻事业的历史、现状和理论的研究,均有独到见解。作者对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中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第三流派——当代德国大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挖掘,为国内学界第一人,本书书名即由此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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