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对学术工作的热情——著名学者赵园访谈

保持对学术工作的热情——著名学者赵园访谈
来源：《文艺报》 2013年11月15日 文：陈定家
陈定家：听说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把您作为优秀研究生的标杆，见到出类拔萃的女生，就夸她或将成为“另一个赵园”！我本人也多次见证过以您为标杆的情景。十几年前，我向所里一位先生请教问题，那位先生总是有意无意地以“赵园说”做评判标准。此后，我在好几位同事那里遇到过类似的情形。您看，这些令人敬佩的求学者和治学者，都以您为标杆，这算得上一种学者的成功吧？可是有人说您走上学术之路纯属偶然，治学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您能否先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赵 园：“标杆”不敢当。我也听到过您提到的那种说法，对那一种比方不可当真。我并不希望别人像我。事实上，我欣赏的年轻学人，包括女性，比如张丽华、袁一丹，各擅胜场，并不像我，倒是让我觉得后生可畏。
我的“走上学术之路”，无非利用了1978年研究生招考提供的机遇。当时我在郑州的一所中学教书，报考的动机，只是为了逃离那个单位。我研究生的同班同学，大多是中学教师，我猜想情况和我类似，未见得当时就有怎样的志向。偶然性还在于，北大中文系在统计各考场分数时，我所在的考场漏计了一项分数。倘若这点疏失未被发现，我应当早已作为中学教师退休，在“颐养天年”。我不能因此说自己有怎样的幸运。其实事后看来，得失很难计量。
走上“治学之路”后，应当说是比较顺畅的。压力不大，没有深厚的已有积累的压力，也没有来自国外汉学的压力。有些条件现在仍然有，即如没有来自国外汉学的压力。压力不大，“余地”却比较大。我是“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学术荒废已久，大家都刚刚起步或恢复研究工作，而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十七年间屡遭重创，发展不充分，因此无论新手还是老将，都像是在拓荒。而这批“新人”即使基础薄弱，却各自在“文革”中积累了社会生活经验；学识匮乏，却不缺少对人事的理解力与识别力。这后一方面是我所属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点“本钱”，尽管有限，却很重要。我最近还在一个场合，谈到毛泽东所说文科应当以社会为工厂，作为教育理念是有合理性的，虽然具体的路径未见得适当。
此外我们还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良好的学科环境。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后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崛起，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为重要资源，与那个解放运动密切呼应。对于我所属的这一代专业工作者，确实是难得的机遇。无论基于个人经历还是遭逢的时世，都使我们有足够的动力去“拼”。
近些年来学术生态已经大变。便捷的网络下载，不但改变着学术工作的方式，而且重新塑造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以至我读到某些炫耀博学的宏文，会条件反射地想，那些材料是怎么来的？网络时代的“博学”或正成为“虚胖”，那种文字少的是生命感，一个生动个人的生气的灌注。这种无生命的学术作品正到处泛滥，如古人说的那样，祸枣灾梨，令人慨叹。
陈定家：《艰难的选择》是您的第一本学术论著，您在这本书中试图通过分析现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描绘出现代知识者的心理图景。有人将这本书说成是您治学生涯的里程碑，但您本人对这本书所应用的叙述方式好像并不满意，它是否有点受制于线性叙述逻辑的束缚，以致论述过程中的“丰富性”未能得到充分呈现？这本书对您此后的研究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
赵 园：“知识分子考察”是读研中就已经选择的研究方向，与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有关——那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近的方向，以便经由学术，思考“20世纪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命运”。我曾引用过鲁迅“连自己也烧在里面”的话，很能描述我们当时的状态。这种学术工作，也是在探寻自己的精神血缘。知识分子与革命，或革命中的知识分子，是20世纪的一大主题，对我的吸引力至今仍在。学术文体不能容纳的更个人化的内容，我写在散文随笔中，即如那一组《乡土》(收入《独语》一集)。
对我的第一部学术作品的不满，不止在叙述方式，还在框架、具体论述以至表述。那些缺陷，多少也由于资源的匮乏。我着手写作那本书的时候，还没有大量的理论输入；我所凭借的，是原有的一点积累。但那种“连自己也烧在里面”的激情，是那一时期特有的。那种写作状态与研究态度，是只能一次的经历，不可重复，值得怀念。
最初的选择贯穿了我的学术工作的始终，由中国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到其前身(以古代中国的“士”为近代知识分子的“前身”，要作种种限定，这里姑妄言之)。我常常对年轻学人说，最初的选择有可能持久地影响你学术研究的取向与格局，这可以我和我的朋友们为例。最初的选择确实有某种决定性。而我的学术工作始终在最初选择的方向上，无论“20世纪”还是“明清之际”。
陈定家：您的《北京：城与人》与《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是继《艰难的选择》之后完成的两部重要著作。学界对这两本书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依我个人的浅见，后者似乎比前者更为厚重、更为深刻。但从媒介反应和读者接受的情况看，前者受欢迎的程度似乎远在后者之上。您能说说出现这种反差的原因何在吗？
赵 园：两本书的写作，投入大有不同。写《北京：城与人》，缘起只是几篇1980年代初的“京味小说”。在我的学术作品中，那本书写得最轻松，甚至没有做必要的文献准备。但对于学术价值，不适用“投入/产出”的计量方式。这本书的“受欢迎”，多少由于机缘——出版时恰逢“北京文化热”。后来“北京”、“城市”热度不减，那本书就有了“常销”的可能。而对于农村的关注度却在下降。这种情况仅从新闻报道就可以感到。农时、农事、灾情等等，曾经是我所属的一代人日常关心的方面。我至今还保有对气候影响于农事的敏感，与“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世代不同。
写《城与人》有偶然性，写《地之子》，则像是还愿。我尽管不是农家子弟，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历，对乡村似乎有“天然的”亲近感。20世纪7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曾在河南农村插队两年，那段经历也令我难忘。回头读两本书，长处都在作家作品的分析，而“大判断”往往经不起推敲，也证明了我的强项在此而不在彼。
《城与人》之后，我至今仍然有对“城市”的兴趣，旅行中往往持“考察”态度，对近几十年的“城市改造”随时怀了忧虑。而乡村则是另一个关注的方面，尤其对于“空心化”带来的乡村文化生态的不可逆的变化，对于农村老人的养老困局。
陈定家：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您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堪执牛耳的实力派学者。《艰难的选择》等著作为您开辟了坚实宽广的学术道路，按常理说，接下来应该是您推出相关研究成果的高峰期，风头正健，人生也步入了黄金岁月，但这个时候，您却出人意外地放弃了现代文学研究这块优势阵地，移师当时“没有本钱”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这无疑是一次学术冒险。这么多年过去了，可否说说，您对这次学术转型的心态与看法是否有所变化？
赵 园：我在转向明清之际，转向史学与文学之间，是在提倡“跨学科”、“越界”之前，完全是一种个人选择，既不像有些人猜测的那样，因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国内形势，也与学术界的“潮流”无关——当时的我，由于缺乏外语能力，很封闭，对国外学术潮流几乎一无所知，也缺乏了解的渠道。至于被认为“暗合”了某种取向甚至理论，则更像是巧合。我的动机，无非是在已有的研究陷入停滞后，寻求挑战，试探自己的可能性，希望再次激发学术热情。那确如你所说，是一次“学术冒险”。我是像沟口雄三所说的那样，“空着双手”进入明清之际的那段历史的。这么说也不十分准确，因为我的手中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积累。这对我很重要。这一点，将在以后的学术工作中，被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
这次转折对于我至关重要。我至今仍然认为自己当年的选择很明智——这不止是由“成就”的角度，更是由自我丰富、提升的方面衡量。进入新领域后，我有了机会接触学术经典，接触学术大师的作品，经历了重新学习做学术的过程；也有了机会在更大的范围内作学术交流。尤为难忘的，是与台湾同行的交流。这种机会，是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不能得到的。
陈定家：有人说您是历史学家中的文学叙事派，是文学研究队伍里的历史学家。您能否结合自己的研究，谈谈您理解的史学与文学的关系？
赵 园：学科壁垒是人为设置的，一个大活人何苦要画地为牢？记得一些年前，在一个场合回答提问，我说非驴非马，是个骡子有什么不好？这句话似乎也是别人说过的，我不过拿来自我辩解或解嘲罢了。时下鼓励“越界”，我的选择的正当性已无需解释，却仍然有必要鼓励年轻学人作这类尝试。
古代中国的学术，文史本不太分。亦文亦史，前辈学者就承接了这种传统。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是文学还是史学？倘若用了现在通行的尺度，能不能通过学术刊物的审稿程序？可不可以用来评职称？
我自己不大考虑专业归属，想的是如何调动自己全部储备(包括能力)，力求使“题无剩义”，而非符合某个学科既已形成的评价尺度。“历史学家中的文学叙事派”或“文学研究队伍里历史学家”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与专业背景有关。事实上在做“明清之际”的20多年间，我主要是在向优秀的史学著作学习，获益极多。但文学研究的专业背景对我的意义绝不是负面的。对这一点，越到后来体会越深，也越有自信。
陈定家：我注意到，您写过一些学术自述，也接受过各种访谈，您曾经谈到了自己从事学术工作的甘苦。但我仍然希望知道，您如何看自己的学术工作的得失，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与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
赵 园：回头看，我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考察中，较为经得住时间检验的，是作家作品研究。这一点，刚才已经提到了。即如论萧红的，论骆宾基的，论凌叔华的几篇。所以经得住时间检验，是因为写作家论必须面对作品，而有可能不过分依赖流行的理论框架。那一时期也确实有活跃的审美感受力——我发现这是最容易失去的一种能力，与年龄与经历都相关。一旦失去，就难以再次获得。读自己的旧作，我常常会暗自惊讶，同时庆幸：幸而写在了当时；过了那个时候，就难以写出，硬写，也决不会精彩。
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几部著作中，第一部少一点遗憾。《艰难的选择》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分别是两段学术经历中的初作。那当然是很不同的两本书，但在“投入”、“切身”、“痛痒相关”上相近。写《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较之写《艰难的选择》，更有初次踏入陌生领域、与对象不期而遇的兴奋，偶尔会“文思泉涌”，因知之不多，反而较少顾忌，有可能写得酣畅淋漓，使内心深处的激情得以释放。那种状态是不大可能长久维持的。尽管《续编》诸篇更规范，论述更周延，却少了那一种元气，虽则“气盛”难免泥沙俱下。这既与状态又与年龄有关——状态往往也系于年龄。
但我以为《续编》另有价值。以“戾气”为题的确赖有直觉，写《君主》《井田、封建》更出于设计，基于已经形成的对这类题目的重要性的认知。至于最终结果如何，与是“直觉”还是“设计”无关。“正编”或许更可读，但我对《续编》不无自信，相信其中的论题对相关研究有贡献。学术作品不妨力求可读，但可读性毕竟不是评价学术的标准。有人以表述“西化”、不“深入浅出”贬抑一个年轻学人的作品，我觉得很奇怪。我们使用的概念系统本来就赖有输入，不过“西化”的程度不同、来源不同罢了。而缺乏难度，缺乏深度，缺乏重量感的东西已经够多，何不挑战一下自己的理解力，试着读一点确有分量的论著？
我的文字好读难读，与论题更与写作状态有关。写《易堂寻踪》也像写《北京：城与人》，有偶然性，属于计划外项目，也因此写得轻松。用散文的方式组织学术，也让我更有可能体验写作中的快感。那本小书所写的一组人物，在他们的时代并非都声名显赫，却多少令人想到了鲁迅的论刘半农，清浅得可喜。这本小书的写作中时有感动，有沉醉。那在我，是一段美好的写作经历。尝试着变换写作方式，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同的材料，即使在同一部书中也力求如此。在我看来，这也是自我训练的一部分。
材料运用中的“精审”，是一种难于抵达的境界，但写到《想象与叙述》，取材已能节制，剪裁也较为工致，文字则少了那种格格不吐的艰涩，以至有评论者认为这一本的文字在其他几种之上。但由学术作为一种经历来看，得失仍然难言。写到这时候，已趋于冷静，甚至波澜不兴，没有了最初进入“明清之际”时的兴奋。仅仅由此我也意识到，是与这一种研究告别的时候了。
在高校演讲的时候，曾有研究生问我，为什么没有做人物研究，那个时期本不缺少值得写的人物。我说，对于那个时期，即使我征引较多的人物，我的学识也不足以应对。此外，花几年时间写一个人物，需要那人物对我有强大的吸引力。我还没有感受到这种吸引力。进入“明清之际”，只写过两篇人物论，关于唐顺之、傅山。写《我读傅山》也如当年写萧红，首先由于对象的文字的吸引。这无关于文字的好坏，甚至自己喜欢不喜欢，而是对那一种文字“有感觉”。至于何以“有感觉”，也说不清楚，或许属于所谓的“默会知识”的范围？这真的是一种不容易描述的经验。这种经验在我，并不常有，只能说是际遇，你与对象间的遇合，有某种神秘性。更多的时候，自己写得艰苦也让人读得辛苦。写作中的快感在我是奢侈品，只能偶尔获得。借用了郭沫若的说法，大部分文章是“做出来”而非“写出来”的。说这些，只是由个人的写作状态着眼，至于学术价值，适用别的衡量尺度。
我曾写过题为“学术——人生”的随笔，题目太大，只触及了点皮毛。其实上面提到的每一本都有故事，甚至联系于“个人事件”，是自己“人生”的一部分。但我并没有写较为完整的自传的计划，也不会写学术自传，怕被现成的叙述方式诱导，将自己的学术经历简化、故事化。曾有台湾学者问我何以想到写“戾气”，对这种问题，我至今也仍不能有把握地回答。当时的那种直觉的背后，应当有长久以来经验的积累吧，那些经验确实一言难尽。您看，对学术作为过程的“还原”、“重现”，谈何容易！
陈定家：对您的学术研究，已经有了不少的评论文字。我想知道您对于那些评论作何评论？
赵 园：我曾经说过，无人喝彩，从不影响我的兴致。事实上，我还是听到了对我的学术工作的反响，不止喝彩声，也包括切中肯綮的批评，我对此心存感激。我感激关于我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批评，即如王晓明、王培元、孙郁的评论文字；感激关于我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批评，黄子平的，止庵的，刘铮的，江弱水的，等等。尤其触动了我的，是其中的几位对我学术作品中的“硬伤”的发现，止庵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刘铮关于《想象与叙述》的。止庵曾私下里指出我书中的硬伤，令我汗颜，尽管他说得很客气，小心翼翼，惟恐伤害了我的自尊。我至今与刘铮不曾谋面，但他指出的我使用材料的讹误，实在让我惭愧。那种错本不该发生的。我当时想，这位批评者为了这篇评论文字，做了多少功课，包括版本方面的！竟然有人如此仔细地读我的书，愧汗之余，我仍然觉得快慰。
责任编辑是学术作品的第一位读者。《易堂寻踪》的责编张国功，《阅读人世》的责编王欲祥，都在编辑过程中发现过硬伤，使那些错在出书前得到了校正。由于知识准备的严重不足，出错几乎无可避免，尽管我已经如临如履。这些较我年轻的学人——学术作品的编辑也是学人——施教于我，不能不令我感激。
我去年病逝的表兄，是我的亲属中最认真的读者，曾为《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列出“勘误表”(他用的说法是“修订表”)，工工整整的两页。其中所勘之误，就有止庵指出过的。而我的表兄并非所谓的“学者”，不过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岂是谁都能当的！
陈定家：您刚才谈到自己“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良好的学科环境”，能否就这个话题再谈一谈？
赵 园：我得之于工作单位的，不如得之于“专业界”的多。这些年来人们将1980年代过分地诗意化了。这种诗意化有其现实的指向，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但也应当说，即使1980年代没有那样美好，那一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回望中也仍然有美好之处。王瑶，樊骏，严家炎等前辈学者的风范，他们扶植、奖掖后进的胸怀与气度，他们所创造的和谐的内部环境，不同世代学人间的互动互补，同代学人间的合作与此呼彼应——尤其京沪之间——实在令人怀念。那真的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学术时代。
还记得王瑶担任学会会长期间组织的两次创新座谈会。尽管第二次就有点气象衰飒，但仍然贯彻了鼓励年轻学人的宗旨。他们将作为学科研究对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种精神带进了学科，使学科充溢着青春气息和进取精神。这个学科在“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一度处于前沿，在后来的市场化过程中边缘化了。这固然由于时势的变化，也与学术界、专业界的生态有关。那一种境界已经不可追寻，成为了一段遥远的记忆。我们跟年轻的学人谈那段学科史，像是在“说古”，像白头宫女说天宝遗事，这是不是有点可悲？
我的学术活动在那个生气勃勃的时期起步，得到了开放的学术环境的鼓励。一再听人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学人“越界”的努力与取得的成绩，这应当是这个学科的活力的一种证明。即使在走进“明清之际”后，我也仍然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保持着联系，不但有与年轻学人的交流，而且我的选题，关注点，至少有一些是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形成的。
陈定家：您曾经以《任道与任事》为题对“明清之际士人的参政意识”进行过独到的分析与阐发，您认为积极的政治参与，是有明一代士风的重要“面向”。请问，这种热衷于“任道与任事”的风气成因何在？影响如何？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有什么借鉴意义？
赵 园：明代的士大夫不像明亡之际的反省中所说的，“风痹不关痛痒”，只能“袖手谈心性”，他们中的杰出者绝不缺乏行动能力。梁启超说过，“他们里头很有些人，用极勇锐的努力，想做大规模的创造”(《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种风气应当与学派比如王学的兴起、与明中叶以降的士风有关，也依赖于王朝政治所留出的空隙，提供的空间。明代士大夫活跃的民间政治(王汎森的说法是“下层经世”)，就赖有上述条件。我感动于这种虎虎生气、昂扬意气与积极践履的精神，虽则我自己仍然更是“书斋动物”。
我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考察，政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与一个时期里“去政治”的取向相左。我的确关注那一时期的士大夫与政治，与王朝政治，与民间政治，关注他们在有关的实践中的担当，这种担当的极端的严肃性，考察中时有感动。我从来没有那种以政治为“污”的洁癖，即使在刚刚经历了“文革”的那时候。我关心的是政治中的人性，当然也包括人性的扭曲、变形，却不赞同由此而引出的极端的结论。
我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谈到社会组织即NGO，认为社会组织、民间机构的兴起，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无论较为高端的书院、读书会，还是从事社区服务的志愿者组织。我不以为知识人都应当“任事”，对能“任”善“任”者却一向怀有敬意。人文知识分子仅仅有“人间情怀”是不够的。既能“坐而言”，又能“起而行”，或许更近于完整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陈定家：您曾说学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应注意这样一些问题：一是是否能够激发研究者热情；二是是否具有挑战性；三是对研究者知识积累是否有所助益。您能否结合自己的相关研究更具体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赵 园：“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不幸我常常不能克制说教的冲动，倚老卖老，对身边的年轻学人耳提面命。您总结的那些意思，的确是我常常说到的。我对他们说，希望他们的选题能够激发自己的研究热情。有热情，就有可能使学术工作不只是个“技术活儿”，所做的活儿也少一点“匠气”。
我也对他们说，希望他们的选题具有挑战性，有一定的难度，迫使自己克服尽可能强大的阻力。我以为学术工作者有必要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限度，同时挑战极限。这并不矛盾。发现自己的可能性，释放潜能，或者最终不过证实了自己的有限——那又有什么不好？这正应当是以学术为“志业”者的常态。要避免轻车熟路。作学术也如搞创作，忌“熟”忌“滑”。无论变换领域，还是改变具体的研究方向、方式，都有助于避免“熟”、“滑”，打破已经形成的研究格局与路径依赖，使自己的研究不断开新生面。
我喜欢引用的还有孔子所说的“为人”、“为己”，“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孔子所谓的“为己”、“为人”，语义、旨趣与我们通常的理解不同。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肯定“为人”而否定“为己”的，孔子却提倡“为己之学”。我将“为己”理解为完善、提升自己。事实上，这种“为己”，也有利于持续保持对学术工作的热情，使你更有动力寻求挑战。
我们的学术工作已经越来越功利化了，方式也越来越像流水线上的作业。这很可怕。这种功利化正在戕贼学术的生机。我还看不出这种情况有改变的希望。
陈定家：您的著作能把理性思辨、逻辑演绎和散文笔法较好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表达方式赋予思想史以诗哲交融的艺术魅力。您的这种叙述方式的形成，是源于自身的学术素养？还是得益于研究对象的激发？或者还另有其他原因？
赵 园：我在拙著《想象与叙述》附录的《论学杂谈》中，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我关于“词章”以至学术文体的想法，大致意思是，对于学术作品，问题绝非最重要的，却又非无关紧要。学术作品不讲究文体，已是常态。令人不能卒读或不知所云的文章随处可见，真的是一个问题。在文学专业的从业者，这种情况与审美能力的普遍下降“正相关”。年轻学人关注的是“观念”、“问题意识”，文本成了可有可无的。我对此不能不忧虑。
我自己的文字敏感，得益于早年的阅读，与我经受的语文教育也不无关系。我的阅读起始较早，早在小学高年级，就开始阅读苏俄文学，包括契诃夫、果戈理。那种阅读对于我的影响是终身的。我感激我的父亲对我的阅读不加限制。他似乎很信任我当时的理解能力。也是在那一时期，一半由于兴趣，一半因了虚荣，我很看重语文课的“作文”，在意老师对我的“作文”的评价，较早地养成了推敲文字的习惯。
从事学术工作之后，继续阅读与写作，写作中受到了研究对象的影响。在专业写作中，我会不自主地向对象靠近。也因此，《北京：城与人》或多或少沾染了“京味”，在我的学术作品中比较特别。我以为文学研究者既然以文学作品为对象，即使文字训练不足，也有机会在文学阅读中弥补，只要你真的有这种意愿。
陈定家：有人说，就像钻石和黄金多出产于地质断层一样，伟大的诗人哲士也多出生在“历史断层”。明清之际，多灾多难，大开大合，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断层，“国家不幸诗人幸”，苦难使思想生辉。这个时期的文学与文化，原创或许不如先秦，气象也略逊于汉唐，但就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言，明清之际自有其独特魅力。您是这个领域的学术行家、大家，数十年沉醉其间，倾力经营，早已硕果累累，但仍被期待推出更多新的成果，因此，我很想听您说说，您的研究现状如何？下一步有何打算？
赵 园：我正在做的题目，以明清之际士大夫为中心，讨论古代中国的宗族、家庭、人伦关系，尤其是父子、夫妇关系。对于伦常，我在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时候就感兴趣。《艰难的选择》那本书中，就有《五四时期小说中的婚姻爱情问题》《现代小说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与知识分子的几个精神侧面》《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高觉新型”》这样的题目。进入“明清之际”，已经写到的，有君臣、兄弟、朋友、师弟子。近些年，还一直关注着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伦理层面的变化，尤其是乡村。这也是我的学术工作贯穿性的线索之一。
与此同时，我已逐步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完全不同的另一方向，今后会写一些更与当代史相关的题目。我最近还在一篇关于“老年”的随笔中，提到了“衰年变法”。衰年而能变法，更难能也更值得追求。我还想试试自己的力量，看还能做点什么不同的东西。
任何人都有限度，学术工作者尤其如此：思想能力会衰退，感觉(包括文字感觉)会钝化，写作冲动会减弱等等。因此我事实上是在抵抗，抵抗这一“自然进程”。这或许是无望的挣扎，但挣扎、抵抗一下，总比听任自己衰退要好吧。其实不止到了垂暮之年，学术工作者在其“学术生涯”中始终需要抵抗，抵抗怠惰，抵抗浅尝辄止，抵抗学术疲劳，抵抗世俗所以为的“成功”的诱惑。学术工作的艰苦与寂寞，使你不能不抵抗。而你的力量不也正在这抵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