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回顾】田野调查的历史与历史中的田野调查

                
                
编者按 | 2017年12月31日，我们有幸邀请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黄剑波教授做客RAM讲座，他将人类学田野工作放在西方整个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中来考察，提出对人文世界的关注、强调文化差异性是田野工作的选择标准与取向，并阐述田野调查历史过程的回顾与我们当下处境的关联。
今天，当我们谈论“人类学（anthropology）”，通常是基于19世纪西方现代学科的体系来探讨作为一门学科的“人类学”，这门学科在19世纪中后期逐渐确立了它的地位。其标志是1896年时，牛津大学将欧洲第一个人类学教授职位授予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Sir Edward Burnett Tylor）。人类学的确立与发展，与18、19世纪西方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田野调查也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诞生的一项活动
                
                
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
或者方法论（methodology）?
当一位人类学研究的从业者去了解其他行内人士的时候，作为一种习惯，总是会很关心他们的田野经验，特别是去了“哪里”，去了“多久”这一类的问题。人类学发展到如今，基于田野工作或实地调查(field work)的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已经成了其标志性的研究方法之一。甚至一些教科书提出，区别一项研究是否是人类学的关键标准就是田野工作。古塔（Akhil Gupta）与弗格森（James Ferguson）在《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一书中提到，“‘田野’使得人类学研究有别于诸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科学、文学和文学批评、宗教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等与人类学相关的学科。人类学与上述学科的区别与其说是在于研究的主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还不如说是在于人类学家所使用的独特方法，即基于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方法”。事实上，田野工作之于作为一个学科的人类学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研究方法甚至方法论的意义，而成为其从业者构建学科认同的重要依归。
                
                
早期田野调查的起源
早在18世纪，博物学家（Naturalist）、植物学家（Botanist）、动物学家（Zoologist）、海洋学家（Oceangrapher）与人类学家（Anthropologist）已经将“野外作业(field work)”作为其开展学术研究的有效手段之一。田野调查作为一个学术词汇首先被博物学家所使用，后来，哈登(A. C. Haddon)将“田野概念”引入人类学领域。最初的人类学研究大概可以归属于一种研究早期人类的自然科学，而当时做田野调查就意味着从事自然历史的研究，其研究对象是聚居于某个具体区域的尚处于“自然原始状态的原始人类”。与哈登类似，博厄斯（Boas Franz）在1883年到巴芬岛进行首次田野调查时，所使用的方法也是此前所接受的地理学训练。
                
                
在19世纪早期，主要来自贵族阶层的知识精英是不屑于自己去进行田野工作的，他们认为这是一项不体面的活动，是地位低下的没有技能的人所从事的工作，而他们自己所从事的则是表述解释自然多样性的理论工作。加之19世纪自然标本的商品化以及摇椅上的学者与其资料的提供者之间单纯的商业关系使得绅士阶层更加轻视田野调查。
 
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大学体系的发展，这种情形完全被颠覆，追求实践目的的经验研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摇椅上的理论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批评。田野调查者指出，摇椅上的理论家对科学训练和他们推测的事物的个人经验方面一无所知，无论遇到什么经验材料他们都没有能力去辨识其意义。19世纪末开始，伴随着英国学界在维多利亚对外扩张时期的积极参与，越来越多的个人被鼓励前往海外为帝国寻找利益。人类学与殖民统治的密切关系便集中体现在这一阶段。但另一方面，实地调查也成为越来越被认可的研究材料来源。进入20世纪后，这种趋势进一步得到发展，在人类学领域中，泰勒、弗雷泽等早期学者被贴上“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的标签而受到广泛的批判。
                
                
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发展
如今的人类学在追述其田野调查方法的形成之“创世纪”时几乎都会将之归功于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在20世纪所推动的“田野调查革命”。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田野工作有三大基石，其一是“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二为“他应当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需白人介入”；三是“他得使用一些特殊方法来搜集、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此后，以参与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为核心的田野工作，包括长时段（完整的农业/仪式周期）的地方生活，学会当地语言等其他要求便成为人类学学科培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田野调查被喻为“人类学家的成人礼”。
                
                
在马林诺夫斯基式的田野工作规范逐渐得到确立后，人类学内部还发展出了其他一些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进路。例如由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得（E.E. Evans-Pritchard）所开创的现象学进路（PhenomenologicalApproach）为诠释原始部落的心灵世界打开了新局面；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采用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手法，事无巨细地描述与记录调查对象；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从语言学受到启发，创立了影响深远的结构分析（Structure Analysis）；莫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从认知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文化图式（Culture Schema）。这些理论都成为传统田野调查的重要补充。
                
                
今日的人类学田野工作
至此，我们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即曾经主要研究异邦、乡村、“原始”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能否以及如何展开对“我们”、都市、“现代”的考察？
 
长久以来，出于一种自然主义的理想，“田野”一词带有强烈的地域性(geographical)色彩，即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应当象其他田野科学一样，其研究对象是在“自然环境”中，而研究者则是在这个环境中进行直接观察。而这也就在客观上使得人类学的研究具有了某种离开自己所在的地方或“家乡”的内在必要性，似乎只有远赴异邦他乡才能算是进入“田野”，才能体验到文化的差异性，才能进行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与西方人类学一样，中国人类学的场景中也存在这种对田野点的隐晦的偏好，即少数民族比汉人社会似乎更有“人类学的”价值，乡村则优于城市。考察中国人类学者的研究，即会发现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存在这样的倾向，即处于东部的大学的学者很多是研究西部民族地区的，而城市学者则很多是研究乡村的。
                
                
对此，费孝通曾指出，“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今天在人类学的认知中，“田野”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或地理上的概念，不再是一个“地点”(site)而已，而是一种方位(location)，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和历史的维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不少人类学者已经尝试采用多地点式的田野工作，或对流动过程中的同一人群展开研究，或对发生于许多相互不连续的不同空间的事物进行调查，或将历史档案作为田野来研究。
 
有人说人类学所秉持的理念就是“文化相对论”，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的认识，人类学家真正倡导的是文化的多样性。在今天拥有众多学科的时代中，人类学家大胆贡献给社会的，是仍然坚持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强调。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文化只存在一种声音，也就意味着其活力的丧失。越是有多样的可能性，就有越多对我们既有知识体系的挑战。作为主要关注文化差异性的学科，人类学不仅可以在异邦和乡野展开研究，也可以家乡和都市进行田野工作；不仅在地理意义上的田野地点中调查，也可以在历史和社会场景意义上的事件、文本、机构中进行分析，从而为认识人类自身提出独特的洞见。
                
                
                           本回顾由实习生赵郁颖整理， 感谢黄剑波老师修正勘误。
                
                
                
                
                                   上海外滩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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