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编词典的怪人

你是一个网络语言的爱好者。从“我也是醉了”到“然并卵”，你尽量搜集每一个最新的语例（对你来说，看了春晚的相声小品才知道某个流行语，不啻于一场侮辱），不仅要追溯最原始的出处，还要给出最精确的释义。你每天都在微博上浏览好几个小时，生怕漏掉任何一条流行语，尽管如此，你仍然感到力不从心。因为互联网之大，众声喧哗，你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于是，你发了一条微博求助。不少私信随即向你涌来。大部分一塌糊涂，你匆匆扫上一眼便迅速删除，可是，有一条私信引起了你的注意：它对刚刚流行起来的“蓝瘦，香菇”做了详尽的释义和精细的考证，而且措辞彬彬有礼，斯文周到。你赶紧点进这位神奇的网友的页面，跟他互关。从此以后，最新的网络流行语就从这位网友那里源源不断地传了过来。如此这般持续了好几个月，你对这位见闻广博又和你趣味相投的网友大感好奇（虽然他在微博上只转发各类段子，绝口不提自己的生活），打算跟他线下约见一面。万万没想到，你竟然发现，这位网友是个重度网瘾患者，正在某个网戒中心接受电击治疗……
                
                以上内容，是《教授与疯子》这本书的大致内容，当然，是中国特色的版本。你，就是令人敬重的《牛津英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的第三任主编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教授与疯子”里的“教授”。而那位网友，就是大词典编纂史上贡献最大也最为传奇的志愿供稿人，迈纳（W. C. Minor），“教授与疯子”里的“疯子”（当代精神病学家认为，他在美国南北内战任北方联邦军随军医生时，可能因战争刺激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在被精神病院收容的二十多年间，迈纳给大词典贡献了一万多个质量上乘的词条，然而他却从未和默里见过面，只定期以书信交流，以至于默里兴致勃勃地去拜访他时，才震惊地得知，这位学问广博、彬彬有礼的供稿人竟然是个精神病患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疯子。
事实上，迈纳在精神病院里过得相当不错，可以读书、写信、散步、会客、画画（他是个不错的水彩画家）、吹笛子、收藏古书，享有充分的自由，并不至于像中国的网瘾患者那样，由于莫须有的原因而被囚禁在网戒中心，遭受电击之苦。优裕的生活环境，是他为大词典编纂源源不断地贡献词条的前提条件。只是，如此好景持续了二十多年（几乎让人以为就是永远），在精神病院院长换人之后，便再也无法继续下去，迈纳医生的处境不仅大不如前，而且日益糟糕了起来，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之中，最后他选择了自宫，试图以一种最为极端的方式来结束长期困扰自己的、无法遏制的欲望。——梅尔•吉布森与肖恩•潘联合主演的电影《教授与疯子》如何表现这一幕，无疑是个令人关心的问题。
                
                
而更令人关心的，则是电影如何表现大词典的编纂。好莱坞一直对偏执、疯狂的天才很感兴趣，前有纳什，后有图灵。1998年《教授与疯子》一书甫一出版，梅尔•吉布森就买下了电影改编的版权，诚可谓慧眼识珠，只是电影最终呈现的效果如何，实在很难说。因为就词典编纂这项工作而言，对天分的需求其实甚为有限，《英语词典》（在1928年大词典出版之前，这部词典始终是英语词典界的最高权威）的编者、人称“文章大汗”(the　Great　Cham　of　Literature)的塞缪尔•约翰生博士就曾讽刺说，词典编纂者（lexicographer）是“忙于追根穷源、考释词义的无害苦工”（a harmless drudge, that busies himself in tracing the original, and detailing the signification of words），而沉浸于大词典编纂的默里和迈纳虽都富于学识与才干，但似乎也不适于被称为天才，更适合他们的称呼是——怪人。
                
                
是的，虽然默里是个正常人，而迈纳是个精神病患者，但他俩某种程度上是同一类人，尤其从世俗的角度而言更是如此。他们拥有常人难以理解的癖好，对常人不感兴趣的事物保有持久的专注与好奇心，愿意为之倾注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金钱。那句拉丁谚语“人类的一切于我皆不陌生”(humani nil mealienum puto)，用来形容他俩是再恰当也不过了。不妨这样说，在对自身之外的世界没有太大兴趣的平民百姓眼里，不管是默里还是迈纳，都是让他们捉摸不透的怪人。如果他们愿意翻读《教授与疯子》，完全可以找到大量支持他们观点的内容：默里曾经在某一天半夜把几个弟弟叫醒，只为看天狼星是如何按照他所计算的运行轨从地平线升起的；他尝试着用拉丁语呼唤牛群，观察它们作何反应；他不会游泳，却想发明一种新的水上救生工具，具体的做法是把许多鸢尾花绑在手臂上，但因为计算浮力时出错，他在水里翻了个倒栽葱，多亏朋友抓住他的长领结才把他从水里拽出来。这些可能都还没什么，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默里竟能以一种客观超然的态度，观察他的爱妻病危时夜间说胡话的状况，继而发现“她说的不是当教师时的文雅话，而是幼时的苏格兰土话”。大词典的编纂既需要，同时也激发了这种古怪的气质。
                
                
也不知道好莱坞编剧看过《编舟记》没有，这部在中国爆红（虽然局限于文艺小圈子）的电影，对编纂词典的怪人有生动的呈现。它的故事非常简单：一家出版社的词典编辑部人手不足，快要退休的老编辑荒木公平四处物色接班的年轻人却频频碰壁，因为没有哪个年轻人觉得编词典是什么有前途的工作，最后终于找到了合适人选：外号“认真君”的宅男马缔光也。光也是个再标准也没有的怪人，他的怪直接写在脸上——永远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写在身上——虽然长手长脚，肢体动作却别扭得很，每天都穿着同一套衣服；也反映在他所生活的环境当中——光也那个租来的房间里书籍堆积如山，他对日本文学很感兴趣，搜罗了大量相关文献，整日埋首其中，无法与人正常交流，只能每天读书给自己的爱猫小虎听，唯一的社交活动是和房东竹婆婆偶尔吃顿饭，而竹婆婆对他那些书全然不感兴趣。而怪人还不止光也一个。比如，行事一丝不苟、古板正经的总编松本朋佑，为了搜集年轻人使用的流行语，不惜和光也跑到快餐店，偷偷摸摸地记录一群少女关于少女漫画和 BL的讨论。
                
                
觉得电影过于夸张了？实际上，倒不如说是尚有不足。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词典编纂者当中，为人古怪、行事偏执的比比皆是。比如，十六世纪之际，英国学者库珀（Thomas Cooper，1517-1594）为了编写《拉丁语英语词库》（Thesaurus Linguae Romanae et Britannicae），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甚至都不愿意与妻子同床共寝。他的妻子因而怨愤至极，在词典快要完稿时潜入书房，抱出书稿投入炉中，多年辛劳成果，毁于一夕之间。库珀经受了如此打击，竟然还能从头再来，重又编了一次词典。
                
                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曾经和哥哥弗朗西斯•福勒（Francis George Fowler，1871-1918）一起编了《牛津当代英语简明词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即COD）的亨利•福勒（Henry Watson Fowler，1858-1933），决定在哥哥撒手人寰之后，以一己之力完成只编了一部分的《牛津当代英语袖珍辞典》（The Pocket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即POD）和《现代英语惯用法词典》（A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Usage）。从1903年起，差不多三十年时间，他全都花在了编词典上面，五十岁方才成家。他的生活极其简朴，日常家务都亲自动手。他六十八岁那年，牛津出版社主动提出替他雇一个佣人，他却回信谢绝，认为有了佣人只会让自己终日伏案笔耕，再也无法动手做家务来调剂身心。
而最著名的怪人，则是《英语词典》编纂者约翰生博士。他身材高大结实，活像一头狗熊，因为童年时患过淋巴结核，他的脸上留下了明显的疤痕。他一眼失明，一耳失聪，头是歪的，身体常常前后晃动，时不时做出怪异的手势，喉咙里还会发出仿佛吹口哨一样的声音，或者如同母鸡一般咯咯作声。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是丧偶再嫁，比他大二十一岁。编词典期间，因为没钱买书，他找学生借来珍贵的《莎士比亚全集》四开本摘抄莎翁名句，物归原主时全拆成了散纸片，又在借来的书上随意写画，还腆着脸说这些记号用面包碎屑揉搓就可消去。为了词典编纂事业，他曾向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当时著名的文艺赞助人——patron）登门求助，结果遭到拒绝，等词典编成，他不仅发表经典名篇《奉答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书》（A Letter to Lord Chesterfield）将想要摘桃子的爵爷糗了一顿，连词典中对patron的释义都恶意满满：“怀着傲慢资助他人的恶棍，而他人则报之以逢迎。”（Commonly a wretch who supports with insolence, and is paid with flattery.）当然，这样的例证还不止一处，最出名的就是对燕麦（oats）的释义：“一种谷物。在英格兰通常用来喂马，但在苏格兰供人食用。”（A grain, which in England is generally given to horses, but in Scotland supports the people.）不仅拿到现在是天大的政治不正确，即便在当时也引来了诸多争议。他还对“国税”（excise）如此释义：“一种令人憎恶的货物税，抽税者是一群受雇于税收酬养者的恶棍，比例随他们的兴致任意调整。”（A hateful tax levied upon commodities, and adjudged not by the common judges of property, but wretches hired by those to whom excise is paid.）这个词条大大地触怒了课税官员，他们不仅将之视作诽谤，甚至想要控告词典编者，以便“合法地获得补偿”。
                
                
而在大词典的编纂史上，也有一个古怪程度和重要程度几乎不相上下的人物：第二任主编弗尼瓦尔（默里是第三任）。他是公认的“古怪的另类学者”，“爱好广泛，精力充沛却不谙世故，缺乏条理”。他一反此前的词典编纂者常有的无视当代出版物、只重古典作家的偏见，将报刊也列为语料来源，身体力行地从报纸上摘录了三十万张引文卡片，这是默里接手大词典编纂工作之后最宝贵的财富。因此，虽然弗尼瓦尔的兴趣多变、缺乏计划性和组织性导致大词典的编纂长期搁浅，但他却是“大词典最重要的义务资料员之一”——这种历史定评多少显得有些讽刺，颇有领导抢了秘书的活的味道。
不过，公允地说，尽管并没有从事任何具体的词条编纂工作，弗尼瓦尔仍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上任后扩大了编辑队伍，吸纳了更多的义务资料员，还设立了新的编辑职位——他称之为“义务分编”(sub-editor)，“负责整理引文卡片,补遗拾漏,提供初步的释义和词源等基础性工作,在义务供稿人和主编之间架起桥梁”。他于1864年创建了早期英语文稿学会(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汇辑刊行了许多早期和中古英语的珍贵作品，内容所及多为早期文献研究的薄弱之处或盲区”，默里之所以在学界脱颖而出，就是因为参与了该学会的古代文献辑考工作。此后，弗尼瓦尔又创建了一系列民间组织，如民谣学会(Ballad Soeiety，1868)、乔叟学会(Chaucer Society，1868)、新莎士比亚学会(New Shakespeare Society，1873)、威克利夫学会(Wyclif Society，1886)等。这些学会成员的不懈努力确保了语料来源的精准，为大词典的编纂做了充分的准备。
而类似默里与迈纳这样的关系，在大词典随后的编纂工作之中也延续了下来。大词典四卷本补编的主编罗伯特•W•伯奇菲尔德（Robert W. Burchfield）就是一个像默里那样既学识渊博又性格古怪的人。他坚持要求在补编本中收录大量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用过的词。比如，奥登曾在诗中用过一个表示冰川运动的地质学词，实际上这个词在地质学中已经不常用了。伯奇菲尔德和一位科学家为这个词曾激烈争论。科学家说：“你不能收入这个词，因为现代地质学理论里没有它的地位。”而他则回应道：“奥登诗里用过的词我就打算把它收入，我才不管你们地质学里的鸡毛蒜皮呢。”这个词最后还是收入了补编本。
                
                
伯奇菲尔德自承“不是一个作风民主的词典编纂家”，喜欢搞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一言堂，不仅旗帜鲜明地跟艺术家站在一边，“当他们和科学家争执的时候，我每次都赞同艺术家”，而且力挺二十世纪的作家，如斯彭德、奥登、艾略特、格雷厄姆•格林、爱丽丝•莫多克等，“雄心勃勃地打算收入所有他们用过的词汇”。他认为，“既然像乔叟这类伟大的古典作家用过的每个词和词义都已载入《牛津英语词典》，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能把一批地位相当的二十世纪作家……所用的词藻排除在我们的补编本之外”，“只要天才们还活着，人们似乎永远也看不出他们是自己时代的天才”。英国人一般不太喜欢美国作家，他却对福克纳、品钦、奥尼尔等人青眼相加，尽量收录他们用过的词汇。他说自己的目标是努力找出到了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世纪还会有读者的作家，“或许我会搞错，但是总比怯懦地认为没有一个作家够得上资格要好得多”。
伯奇菲尔德的迈纳跟原版相比要温和许多，而且不止一位。有一位弗吉尼亚大学的教授读了三十年的《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卡城《每日新闻》，“在他的教授的生涯里记下了每一件要闻”，这位教授把“他的笔记遗赠给了我们，这样一来，这两张报纸的引用率便远远超过它们应得的待遇”。还有一位以大篷车为家的女士，“她从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动身，游历了新墨西哥、科罗拉多、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等州”，“大篷车碰巧停在哪里，她就读当地鲜为外人所知的小报”。美国西部各州的语言风貌就是通过这位女士收集的资料“很好地体现在了这部词典里”。靠了这些怪人的帮助，大词典补编本才得以顺利完成。
事实上，即便是默里，他拥有的也不仅仅是迈纳。《教授与疯子》一书记载了另一个怪人：菲茨爱德华•霍尔（Fitzedward Hall）。他和迈纳“都是美国人，都是军人，都在印度生活过，精神都不正常”，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周年（1897年10月12日）的宴会上，刚刚完成的大词典第三册被当作对女王的献礼，牛津大学为默里举办了盛大的庆祝宴会，学界名流纷至沓来，若干志愿者也受邀出席，这两位对大词典编纂贡献最大的志愿者却都没有现身。霍尔的经历颇为传奇，他在印度学习了梵文，做了印度一个大学的梵文教授，离开印度返回英国后，又去了伦敦国王学院做梵文教授，最后因为和另外一位梵文教授闹翻而离开。大家对他的评价是：醉鬼、外国间谍、学术造假者，以及道德堕落的家伙。然而，这个风评极差、怪里怪气的家伙，却每天给默里写信，为大词典的编纂献计献策，无怨无悔地义务提供引语，整整持续了二十年，在此期间，他从未与默里见过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活脱脱就是另一个迈纳，默里对他的工作的评价是“无法估量的巨大协助”，“词典的每一页都有他的贡献”。然而，残酷的是，他几乎被人遗忘了。最显著的例子便是，《教授与疯子》用了整整一本书来写迈纳，留给霍尔的不过一页而已。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对这些编纂词典的怪人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宁、满足一己之趣味，个人的名利得失，早已不在计较的范畴之内。这类人并非西方所独有，也存在于中国，《英汉四用词典》、《新英汉词典》以及《英语惯用法词典》的编者葛传槼便是。他从未上过大学，也从未出过国，英文全靠在家自学，听力练习是跑到街上听外国传教士布道。葛是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的舅舅，据钱其琛儿子钱宁回忆说，钱其琛小时候在学校学英文，回到家里讲，葛“一听就说：不对，不对。然后，马上找出一份香皂的英文说明书，当作教材”。英文是他生活中的全部乐趣，每日的工作就是在阁楼上阅读英文报刊，不管内容，只看句型和用法，每当发现文章中有出现两次以上的新的短语和用法，他“就会像发现新的行星一样兴奋，认真记录下来”。他这种形式主义倾向，在其学生陆谷孙笔下也有生动体现：“他向我班讲完著名的汉姆雷特独白‘To be, or not to be’之后紧接着自问自答如下：‘be还是不be，想到头还是be，你们看有多大意思，我看没啥意思。’”葛还爱给人起各种各种的绰号，拿人的姓名开玩笑。你要是新理了发，特别是刮了脸，他就拿来复旦外文系某个教师的名字，叫你“容再光”。著名的语言学家杰弗里•利奇（Geoffrey Leech）被他私下叫做“蚂蝗”，另一位同样著名的语言学家兰道夫•夸克（Randolph Quirk）则得名“怪癖”。大卫•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虽与利奇、夸克相比是小字辈，也逃不脱被葛叫做“水晶”的命运——都是姓氏的直接意译。而更加奇特的，则是“广益先生”。最开始是“Mr. This”，用来形容某个说话时经常插入“这个”、“这个”的人，this就是“这个”，更进一步， this读音近似“集思”，因为“集思广益”，所以就有了“广益先生”。思路之曲折诡异，只能用脑洞大开来形容。
美国著名记者约书亚•肯德尔（Joshua Kendall）写过一个《罗热类语词典》的幕后故事。该词典的编者彼得•罗热有家族精神病史：外祖母、母亲终身患有精神疾病，妹妹和女儿精神也都不正常，叔叔是割喉自杀的，死去的时候就躺在罗热的怀里。罗热本人偏执、忧郁、害羞，害怕不洁和混乱，之所以迷恋编写词典，是为了寻找心灵上的慰藉。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发现，编写词语清单能够给自己带来安慰，沉浸于语言的细微差别能够让自己免于焦虑。说起来，这何尝不是又一位迈纳呢？只不过他同时也是默里罢了。温切斯特在《教授与疯子》的第十一章写道，“编词典是孤独而单调乏味的苦工”，“只有默里和迈纳这样的人，才有能力与巨大的词语洪流搏斗，站稳脚跟”。
参考文献：
金常政：《西方词典史话》
秦晓惠：《〈牛津英语词典〉的“阅读计划”：前默里时代》
王嘉理：《伯奇菲尔德谈〈牛津英语词典补编〉》
郭启新：《约翰逊及其〈英语词典〉研究》
李荫华：《英国修辞学家和词典编纂家亨利•福勒》
朱绩崧：《文人词典第一流——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和他的〈英语词典〉》
陆谷孙：《秋风行戒悲落叶——忆师长》
钱宁：《舅公葛传槼》
文章作者：徐书白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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