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屠岸：朝内大街166号
朝内大街166号
□屠岸
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的大楼，位于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166号，建成于1956年。
我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上海华东文化部奉调到北京中央文化部艺术局，做戏剧工作。那时艺术局与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后改称中国戏剧家协会）合署办公，艺术局局长和剧协主席由田汉同志兼任。当年文化部本部和剧协的地址在北京东四头条胡同1号，同一个大院，但院内两家有一墙之隔。东院有六座楼，一、二、三座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四、五座是剧协。1953至1954年，我患肺结核病，饮食需与健康人隔离。经联系，可在西院文化部病号食堂进餐。共餐者中有一位劳季芳同志，她是人文社的编辑，也因有病而就餐于此。我与她每日见面，不断交谈，建立了友谊。从交谈中我了解到人文社的一些情况，了解到有关冯雪峰、王任叔等社领导的性格和作风。我素来认为自己对戏剧是外行，我喜爱的是文学，所以人文社是我所向往的工作单位。从劳季芳同志口中了解到人文社的方方面面，使我对人文社更加渴慕。但我知道，剧协是不会放人的。我只好暂时放弃非分之想。
1955年，我不再到文化部病号食堂进餐。1956年朝内166号大楼建成，人文社从东四头条搬出，搬进朝内166号，劳季芳也搬到新址办公。但我与她仍有一些往来。“文革”期间，音讯断绝。
1973年初，“文革”后期，我从文化部五七干校调回北京。1月13日，文化部分配组通知我：到人文社去报到。这对我而言，真像是天上掉下了馅饼！分配组对我说，人文社缺一个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你曾担任过剧协《戏剧报》编辑部主任，职位相当，所以调你去担任此职。
从1973年1月到1987年11月，我在朝内166号人文社工作了约十五年（此前，劳季芳同志已被调离了人文社，供职于郭沫若纪念馆）。我担任的职务有：现代文学编辑部（后改称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书记。其间，经历了“文革”、“四人帮”倒台，一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自古至今，文学被称作政治风云最敏感的反应物。我在人文社的十多年，也是在政治风云动荡的狂涛中逐浪踏波的十多年。
人文社是藏龙卧虎之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我在这里见到过冯雪峰，慰问过楼适夷、林辰，领教过聂绀弩，一起共事的还有严文井、韦君宜、绿原、牛汉、萧乾、文洁若、马爱农……多少友情、亲情、同志情、同事情、同道情、同好情，都是朝内166号大楼给我的恩赐！
“文革”期间，朝内166号大楼内大字报满天飞，派仗激烈，你死我活。我到社较晚，未能躬逢其盛，但也亲眼见到了一条尾巴。
赵光远原是我在剧协的同事。剧协的戏剧出版社合并到人文社，成立戏编室。赵也到了人文社。赵和他的妻子马正秀是我和我妻章妙英的好友。马供职于自然博物馆，任讲解员。“文革”中，她反对打倒党的元老们，把标语“打倒刘少奇”改为“刘少奇万岁！”她于1967年被捕，被造反派定为“现行反革命”，但她拒不认罪，昂首不屈，1970年1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马被捕后，她的丈夫赵光远受到极大的震撼，加上所谓“社会关系复杂”，受到造反派的无情冲击。1969年赵光远在心神迷乱中从人文社四层跳楼自杀身亡。朝内166号大楼是这一悲剧的历史见证。
“文革”期间，“上面”派一批穿军装的人到人文社，尊称“军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据了解，“上面”认为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土地容易“板结”，成为“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演变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因此要派军队和其他单位的可靠分子到“板结”地带“掺沙子”，把“板结”的土壤拆解、破坏，作为反修防修的重要手段。这样，军宣队和一些“可靠分子”进驻人文社，并派到每一个编辑部（室），进行思想监控和文稿审查。当年人文社实行书稿三审制度，即责任编辑初审，编辑室领导复审，社领导终审。经过终审人签字后，书稿即可发排付印出版。军宣队中一部分人大吵大闹，终于攫得了终审权。1976年，时任总编辑的韦君宜同志发现已经军宣队张某终审签字的书稿，其中有“批邓”内容，说要“一枪打死邓小平，给他来个透心凉！”韦君宜立即把书稿扣下，不让发排。张某为此大闹公堂，声称韦君宜剥夺了他的终审权。此人写了一张大字报的稿子，对韦君宜进行声讨，他请别人为他抄写大字报，但被所有的人拒绝。他只好自己抄写贴出来。人们一看，无不大笑，原来这张大字报语法不通，错别字连篇。这时候，此人的素养大白于天下。这也是朝内166号大楼能够见证的一桩往事。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出版局领导下令：军宣队及所有的“沙子”全部从出版社撤走。按规定，这些“沙子”还应回社补一课，叫做“说清楚”。但“沙子”们心怀恐惧，不敢回社。社长严文井说，他们回来也说不清楚，为免纠缠，算了，放他们一马吧。
人文社是出版文学著作的机构，编辑们总要与社外的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翻译家们打交道。社内一度辟有住房，招待作家们来此，可以长期居住，避免干扰，安心写作。天津作家冯骥才就曾在人文社居住过多时，写作长篇小说。他又是画家，在他居室的墙上贴满了他的绘画作品。一进门，便觉得是到了他的个人画展展室。有一次，我突发腹痛，绞肠痧，冯骥才知道了，一个箭步冲到我的办公室，把我驮在背上，从四楼直下底层，把我抱上急救车，送往医院。
孙绳武同志，人文社副总编辑、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他生于1917年，比我年长六岁。一次，在跨过朝内大街走向人文社时，他竟扶着我过马路！不是年轻人扶着老人，倒像是父辈搀着孩子！这“瞬间”的一幕，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下午办公中间休息时，登上朝内166号楼顶平台，作十分钟的绕平台跑步，以舒展身体，活动筋骨。凭栏俯瞰北京市区，但见朝内大街上车水马龙，行人如蚁。朝阳门外，朝外大街向东直通东岳庙、神路街、芳草地；朝内大街向西直通东四、东单、东长安街、天安门……人文社的对面，朝内大街路北，是九爷府，清初多尔衮摄政王遗留的府邸旧址，早已人去楼空，物是人非。
我在1987年办理了离休，此后不再上班，但每年总有几次到社里。我始终把人文社当作我的家，朝内166号永远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最近，人文社的上级领导部门决定要拆除旧楼，改建新楼。朝内166号面临拆建的命运。有人问我：这对你是不是一种冲击，一件憾事？我说：不！这是好消息啊！推陈出新，推倒（这里姑且把推字作“推倒”解）旧的，才能建起新的。除旧布新，同一道理。新陈代谢，是宇宙万物的发展规律，任何事物都无法回避。一百零八岁的周有光大哥告诉我：外国有一位哲人说：人的死亡是为后来者腾出了生存空间，使人类可以永远繁衍下去。人如此，物也如此。
2013年7月16日
于北京和平里寓所萱荫阁
□屠岸
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的大楼，位于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166号，建成于1956年。
我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上海华东文化部奉调到北京中央文化部艺术局，做戏剧工作。那时艺术局与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后改称中国戏剧家协会）合署办公，艺术局局长和剧协主席由田汉同志兼任。当年文化部本部和剧协的地址在北京东四头条胡同1号，同一个大院，但院内两家有一墙之隔。东院有六座楼，一、二、三座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四、五座是剧协。1953至1954年，我患肺结核病，饮食需与健康人隔离。经联系，可在西院文化部病号食堂进餐。共餐者中有一位劳季芳同志，她是人文社的编辑，也因有病而就餐于此。我与她每日见面，不断交谈，建立了友谊。从交谈中我了解到人文社的一些情况，了解到有关冯雪峰、王任叔等社领导的性格和作风。我素来认为自己对戏剧是外行，我喜爱的是文学，所以人文社是我所向往的工作单位。从劳季芳同志口中了解到人文社的方方面面，使我对人文社更加渴慕。但我知道，剧协是不会放人的。我只好暂时放弃非分之想。
1955年，我不再到文化部病号食堂进餐。1956年朝内166号大楼建成，人文社从东四头条搬出，搬进朝内166号，劳季芳也搬到新址办公。但我与她仍有一些往来。“文革”期间，音讯断绝。
1973年初，“文革”后期，我从文化部五七干校调回北京。1月13日，文化部分配组通知我：到人文社去报到。这对我而言，真像是天上掉下了馅饼！分配组对我说，人文社缺一个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你曾担任过剧协《戏剧报》编辑部主任，职位相当，所以调你去担任此职。
从1973年1月到1987年11月，我在朝内166号人文社工作了约十五年（此前，劳季芳同志已被调离了人文社，供职于郭沫若纪念馆）。我担任的职务有：现代文学编辑部（后改称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书记。其间，经历了“文革”、“四人帮”倒台，一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自古至今，文学被称作政治风云最敏感的反应物。我在人文社的十多年，也是在政治风云动荡的狂涛中逐浪踏波的十多年。
人文社是藏龙卧虎之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我在这里见到过冯雪峰，慰问过楼适夷、林辰，领教过聂绀弩，一起共事的还有严文井、韦君宜、绿原、牛汉、萧乾、文洁若、马爱农……多少友情、亲情、同志情、同事情、同道情、同好情，都是朝内166号大楼给我的恩赐！
“文革”期间，朝内166号大楼内大字报满天飞，派仗激烈，你死我活。我到社较晚，未能躬逢其盛，但也亲眼见到了一条尾巴。
赵光远原是我在剧协的同事。剧协的戏剧出版社合并到人文社，成立戏编室。赵也到了人文社。赵和他的妻子马正秀是我和我妻章妙英的好友。马供职于自然博物馆，任讲解员。“文革”中，她反对打倒党的元老们，把标语“打倒刘少奇”改为“刘少奇万岁！”她于1967年被捕，被造反派定为“现行反革命”，但她拒不认罪，昂首不屈，1970年1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马被捕后，她的丈夫赵光远受到极大的震撼，加上所谓“社会关系复杂”，受到造反派的无情冲击。1969年赵光远在心神迷乱中从人文社四层跳楼自杀身亡。朝内166号大楼是这一悲剧的历史见证。
“文革”期间，“上面”派一批穿军装的人到人文社，尊称“军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据了解，“上面”认为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土地容易“板结”，成为“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演变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因此要派军队和其他单位的可靠分子到“板结”地带“掺沙子”，把“板结”的土壤拆解、破坏，作为反修防修的重要手段。这样，军宣队和一些“可靠分子”进驻人文社，并派到每一个编辑部（室），进行思想监控和文稿审查。当年人文社实行书稿三审制度，即责任编辑初审，编辑室领导复审，社领导终审。经过终审人签字后，书稿即可发排付印出版。军宣队中一部分人大吵大闹，终于攫得了终审权。1976年，时任总编辑的韦君宜同志发现已经军宣队张某终审签字的书稿，其中有“批邓”内容，说要“一枪打死邓小平，给他来个透心凉！”韦君宜立即把书稿扣下，不让发排。张某为此大闹公堂，声称韦君宜剥夺了他的终审权。此人写了一张大字报的稿子，对韦君宜进行声讨，他请别人为他抄写大字报，但被所有的人拒绝。他只好自己抄写贴出来。人们一看，无不大笑，原来这张大字报语法不通，错别字连篇。这时候，此人的素养大白于天下。这也是朝内166号大楼能够见证的一桩往事。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出版局领导下令：军宣队及所有的“沙子”全部从出版社撤走。按规定，这些“沙子”还应回社补一课，叫做“说清楚”。但“沙子”们心怀恐惧，不敢回社。社长严文井说，他们回来也说不清楚，为免纠缠，算了，放他们一马吧。
人文社是出版文学著作的机构，编辑们总要与社外的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翻译家们打交道。社内一度辟有住房，招待作家们来此，可以长期居住，避免干扰，安心写作。天津作家冯骥才就曾在人文社居住过多时，写作长篇小说。他又是画家，在他居室的墙上贴满了他的绘画作品。一进门，便觉得是到了他的个人画展展室。有一次，我突发腹痛，绞肠痧，冯骥才知道了，一个箭步冲到我的办公室，把我驮在背上，从四楼直下底层，把我抱上急救车，送往医院。
孙绳武同志，人文社副总编辑、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他生于1917年，比我年长六岁。一次，在跨过朝内大街走向人文社时，他竟扶着我过马路！不是年轻人扶着老人，倒像是父辈搀着孩子！这“瞬间”的一幕，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下午办公中间休息时，登上朝内166号楼顶平台，作十分钟的绕平台跑步，以舒展身体，活动筋骨。凭栏俯瞰北京市区，但见朝内大街上车水马龙，行人如蚁。朝阳门外，朝外大街向东直通东岳庙、神路街、芳草地；朝内大街向西直通东四、东单、东长安街、天安门……人文社的对面，朝内大街路北，是九爷府，清初多尔衮摄政王遗留的府邸旧址，早已人去楼空，物是人非。
我在1987年办理了离休，此后不再上班，但每年总有几次到社里。我始终把人文社当作我的家，朝内166号永远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最近，人文社的上级领导部门决定要拆除旧楼，改建新楼。朝内166号面临拆建的命运。有人问我：这对你是不是一种冲击，一件憾事？我说：不！这是好消息啊！推陈出新，推倒（这里姑且把推字作“推倒”解）旧的，才能建起新的。除旧布新，同一道理。新陈代谢，是宇宙万物的发展规律，任何事物都无法回避。一百零八岁的周有光大哥告诉我：外国有一位哲人说：人的死亡是为后来者腾出了生存空间，使人类可以永远繁衍下去。人如此，物也如此。
2013年7月16日
于北京和平里寓所萱荫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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