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感兴趣吗？”——《巴西：未来之国》编辑手记（by 何家炜）

                
                
    我的译者朋友袁筱一老师在上期“梁宗岱译坛”谈她的翻译时，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大意是说：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妻子或丈夫，最多再有一个情人，但译者可以跟很多人谈恋爱，可以有很多个不一样的情人。
　　当然这说的是译者与书的关系；如果这句话用在编辑与书的关系上，我觉得也部分适用——虽然对于编辑这个职业，最通常的比喻是：为他人做嫁衣。但在做嫁衣之前，编辑都要面对一个选择的问题：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
　　这个问题比起“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可能会更复杂一些：谈恋爱只需全情投入，可以不计后果，喜欢就行；而出版一本书，不单要投入感情，还要投入金钱，既然牵涉到金钱，自然会计算投入之后的回报。
　　这样的计算，相信每天都在各家出版社的选题会上发生。可以说，当你走进书店，那里的每一本书，都是这么计算出来的。当然，有些书算得准，很多书则是失算。
　　那么作为一个热爱书并以书为职业的编辑，却又无法全情投入地谈恋爱，还有什么乐趣呢？
　　
　　当我们的葡语译者闵雪飞老师将《巴西：未来之国》的译稿推荐给我时，她只说译者樊星是她的学生，翻译得非常好，让我看看是否有兴趣出版。在此之前，我出版过一本法国作家写的传记小说《茨威格在巴西》，知道茨威格流亡巴西时写过一本与他的《昨日的世界》迥然相异的书，但不知具体内容讲什么；而且茨威格的书几乎都翻译成中文了，惟有这本书没有中文译本，显得有点不合情理甚至神秘。我当然有兴趣一读，至于是否可以出版，我完全不知道，因为：这得计算。
　　做编辑和做译者还有一点很不一样。编辑一般手上同时有几本甚至十几本书稿，每年出版那么多书，很容易喜新厌旧，而且往往会不大记得当初的热爱；而译者一般手上只有一本书在译，一年也就这一本书，等翻译完了，开始新的恋情，即便多年之后，还会怀念当初的那个恋人，可谓喜新而不厌旧。
　　初读《巴西：未来之国》译稿，译笔之好是很强烈的感受，属于那类根本不需要修改就可以直接排版的稿子，稍许几处文字的调整可以等排版后在纸样上改——我后来正是这么做的。而为什么这本书引起了我的兴趣，时隔两年（如果每天忙于追逐新恋情的唐璜能够回忆起来旧时恋人的魅力所在），我想首先肯定不是开篇的《引子》，而是第一章《历史》。
　　巴西对很多人都显得遥远而陌生，除了知道巴西足球和桑巴舞，知道是拉美唯一讲葡萄牙语而非西班牙语的国家，也就是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此外，我们对巴西的文化和历史几乎空白。茨威格讲述的巴西历史让人心潮澎湃，从大航海时代怎么发现巴西（而发现巴西本身一开始就是一个秘而不宣的谜），到殖民者如何糟践这块广袤肥沃的土地，尤其是，他讲到了六个耶稣会士来到巴西之后，创造了巴西的历史：
　　
　　“在他们之前，所有来到巴西的人，或是为了完成使命，或是为了躲避灾祸；每一个登陆巴西海岸的人，无论他们的目标是木材干果还是飞禽走兽，又或是人类矿石，都对这里有所图谋。从没有人想过要回馈这片土地。只有耶稣会士无欲无求、全心全意地为新世界服务。他们带来了作物牲畜，用以耕作土壤；带来了常用药品，用以治疗病痛；带来了书籍工具，用以教化他人；带来了信仰戒律，用以传播教义、移风易俗。总之，他们带来了新的思想，这是殖民地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
　　
　　没错，耶稣会在巴西的传教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只要想到利玛窦、徐光启以及《几何原本》的翻译，想到《利玛窦中国札记》及其他耶稣会士的书简向西方首次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影响了包括伏尔泰等哲人的思想，想到“文化适应政策”以及后来的“礼仪之争”，怎么会不对同一时期耶稣会在巴西的传教感兴趣？这个由依纳爵•罗耀拉为首的七名巴黎大学学生创建的天主教修会，一开始为了应对新教的冲击而主张维新改革，而后几乎同时向东方（印度、日本、中国）和西方（巴西、巴拉圭）传教，而创建者罗耀拉的好友沙勿略在试图偷渡进入中国时得病去世，葬于广东海面的上川岛，就在他去世的1552年，利玛窦在意大利出生，三十年后进入中国。现在的徐家汇天主教堂，正式名称为圣依纳爵主教座堂，而董家渡天主教堂，正式名称为圣方济各•沙勿略堂。
　　巴西完全不同于具有悠久文明和深厚传统文化的古老中国，耶稣会在那里大有作为。对于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殖民者是武力的血腥与残暴，他们只知掠夺；而耶稣会士带去的是教育和思想，是团结和友爱，留下的是种族的平等和融合（作为一个逃难的犹太人，这是茨威格最在意的）。茨威格说六个耶稣会士创造了巴西历史，可以说毫不夸张。
　　
　　译者樊星最近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茨威格是我最喜爱的作家，巴西是我最喜爱的国家。”非常理解并且羡慕这样的译者，同时为她高兴，就像谈恋爱就要找一个百分百喜爱的人，大概也是因为做编辑的缘故，我从来没有最喜爱过哪位作家，编辑面对的永远是具体的文本，避免对哪一位作家产生太多的偏爱，以免对其他作家的文本产生误判。至于国家，我很少会产生个人感情，就像总是在面对很多不同的好书一样，对文化多样性的拥戴，消解了对某一种文化的偏爱。倒是对很多不大为人所知的“小文化”，会立即产生知识性好奇以及情感和道义上的支持，就像我在第一次读陶立夏的《夜航西飞》译稿时，东非肯尼亚的土著文化以及作者马卡姆的描述，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么说，可能也是这种知识性好奇和对巴西的陌生感，让我产生了对《巴西：未来之国》的强烈兴趣。
　　然而巴西作为一个国家，确实与许多国家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巴西人的平和。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发生战争的国家，“它厌恶战争，甚至不清楚战争是怎么回事”，“所有边境争端几乎都能通过协商或仲裁解决”，茨威格说，“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巴西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最值得我们效仿的国家。”我不知道别的读者怎么看待这种和平主义，就我个人的感觉，这差不多就是《诗经》里唱吟的“乐土”，或者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想想我们这块土地，谁能说得清发生过里里外外、大大小小到底多少场战争，多少人殴于兵戈，多少人避难离乡……
　　巴西人的平和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当巴西帝国（1822-1889）被共和制取代之时，没有发生暴力革命？巴西人如此渴望和解，这种“与生俱来的宽容”究竟来自何处？这些我们所没有的、甚至与我们迥异的民族性格，也深深吸引着我去了解巴西的历史。所以，刚读完《历史》这一章（这一章非常长，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我就决定了要出版这本书。
　　
　　一定还有其他让我感兴趣的地方，比如茨威格写到里约热内卢，“从山上看来是一个城市，从海上看来却是另一个”，“里约是化为城市的自然，也是宛如自然的城市。她以宽广的胸怀迎接客人，也知道如何将客人留下。”当我读完全文，势必要回到讨厌的计算的时候，我却无心去考虑所谓的回报：只要将它出版面世，让喜欢它的人读到，已经心满意足。这种心情有点像恋爱中的人如同灯蛾扑火一般，它不同于译者的恋爱，因为它承担着风险。而如果颗粒无收，一败涂地，它又会显得可笑。从这个层面来说，编辑的恋爱，又像是堂吉诃德骑士。
　　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工作中的译者就像是恋爱中的女人，换一本书，就像换一个新的恋人，而编辑，永远是唐璜和堂吉诃德的混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