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er Apples《音乐时空》杂志经典人物栏目的Silver Apples
西蒙•考柯斯：滚动的银苹果
文/王戈
1967年，“大地舞台电子乐团”（The Overland Stage Electric Band，翻译得真像贾樟柯《站台》里的霹雳舞团）乐队在纽约东村组建。除了主唱西蒙•考柯斯（Simeon Coxe III）和鼓手丹尼•泰勒（Danny Taylor）之外，还有另外三名吉他手。乐队以演奏布鲁斯音乐为主，同时也兼顾一些经典摇滚乐。 “我们就是个暖场乐队，”后来考柯斯回忆道。“当时的观众对原创音乐没啥兴趣，到处都是翻唱，翻唱，和更多翻唱。只要能形成大合唱，或者能跟着跳舞，他们才不管台上的音乐是否有创造力。这么说吧，当时我跟上班族没什么差别，演奏对我来说只是工作而已。”
这一切的改变源于一架原产于四十年代的振荡器。有一天，考柯斯在演出时接通了这架用废弃电子原件组装的怪家伙（后来还给它起名为“the Simeon”），制造出了乐队从未尝试过的声响。最后他越玩越过瘾，导致除泰勒之外的所有其他成员都因为无法忍受而纷纷离去，于是一支默默无闻的五人摇滚乐团变成了即将创造历史的双人组合，音色也只剩下节奏怪异的打击乐，飘渺的人声和不断轰鸣在夜空中的振荡器声响。自此，乐队正式更名为“银苹果”（Silver Apples），取自爱尔兰当代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的作品《漫游者安格斯之歌》（The Song of the Wandering Aengus）：
“虽然我老了，漫游得老了，
游遍了峡谷和山岭，
无论她去了哪里，我都要把她找到，
握紧她的手，亲吻她的嘴唇；
漫步在长长的、光影斑驳的草地上，
摘着，摘着，直到时间逝去，
摘着月亮的一只只银苹果，
摘着太阳的一只只金苹果。”
银苹果的表演在当时绝对是觉有革命性的，试想下将这些声音放在一起是什么效果吧：十二部振荡器，八十六个旋钮，打击乐，声音放大器，电报按键，广播片段，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二手电子设备。毫无疑问，他们是世界上第一支将电子元素融入摇滚乐的乐队。考柯斯对振荡器最初的兴趣，来源于他一个做古典音乐的朋友。“当时他在听巴赫和贝多芬时，会边喝伏特加，边用振荡器制造出各种奇怪的共振。而当这些轰鸣与古典音乐一起播放时，就会出现很特别的效果，”他回忆道。“有一次他喝多了，躺在地上呼呼大睡，我就把他的古典唱片拿出来，放了一张“滚石”（The Rolling Stones）乐队的专辑。我无法准确当时的感觉，但真的是太棒了！我立刻被这两种声音的结合迷住了，然后就花了十美元从他那儿买下了那架振荡器。”
就这样，作为当时乐队中唯一理解考柯斯的人，泰勒跟着他“单飞”了。银苹果除了固定在格林威治村的Wha?咖啡馆（Café Wha?）表演之外，还在纽约公园里的音乐节上演出过。说来有趣，这些音乐节大部分由纽约市政府的文化委员会举办，其实是为了将年轻人的注意力从当时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和抗议示威上转移开（某个国家最近好像也喜欢这么做，是哪个国家来着？唉，一时想不起来了）。据考柯斯后来回忆，当时银苹果一到周末就去大大小小的公园演出，加起来总共为大约三万多名观众表演过。
在那个世界每天都在巨变的年代，纽约在为层出不穷的抗议民谣歌手和远在三藩市的“爱之夏”（Summer of Love）疯狂，伦敦在迷幻摇滚中迎接即将到来的朋克和电子风暴，法国因罢工而几乎进入无政府状态，还有国家被一片红色染成了人间地狱……当时的许多西方年轻人似乎除了白天骂政府下午弹吉他晚上猛嗑药半夜打野炮之外就没有其他出路了。而对考柯斯和泰勒来说，这些似乎更他们没什么关系（当然我们只知道和音乐有关的部分）。从表面上看，他们跟时代是脱离的，但造成这种疏离的原因也正是时代本身。随着时间的推进，同一种音乐风格会被赋予不同的使命，无论这种使命是来自艺术家本人的创作初衷，还是公众的一厢情愿。银苹果被很多人认为是合成器音乐的先驱者，这种音乐自身的多重角色也使乐队难以将自己归入某个阵营。和经典摇滚乐或爵士乐与社会结构变化息息相关的本性不同，电子乐从一开始就被与时空的概念绑在一起，被贯以“未来之声”（the sound of the future）的名号。而时至今日，曾经象征未来的合成器却更多在“复古”（retro）的背景中使用，如此大相径庭的角色变化对艺术家的创作思维是巨大的挑战。
多年后的今天，考柯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依然很冷静：“无论是抗议民谣运动，还是波希米亚们的反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恐怖主义袭击和对生态环境现状的反思，在根本上都大同小异。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只要他/她有敏感的神经和洞察力，即使不参与到什么运动中，也照样可以在创作中体现时代精神。”
有关时空定位的思考和银苹果是否受到了六十年代时代精神的影响也许还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银苹果的极简音乐风格和充满变奏的编曲方式，直接引领了七十年代的实验电子乐和前卫摇滚（Krautrock）的诞生。无论是Kraftwerk冷峻的诗意，“人类联盟”（The Human League）轻佻的嬉笑，还是约翰•福克斯（John Foxx）华丽的炫耀——甚至连阿菲克斯•顿恩（Aphex Twin）忘我的狂欢，都无不来源于银苹果的光芒。与此同时，你还可以在很多无法预想的地方发现考柯斯和泰勒播下的种子（别想歪了）：七十年代被低估威尔士后朋克天才“年轻的大理石巨人”（Young Marble Giants）是为数不多将银苹果的振荡器精髓继承下来的摇滚乐队，虽然更多人喜欢把他们与地下丝绒（The Velvet Underground），Kraftwerk，或布莱恩•伊诺（Brian Eno）联系在一起。
除此之外，在六十年代晚期，当银苹果刚刚进入人们视线时，约翰•列侬（John Lennon）和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都对这支乐队赞赏有嘉，亨德里克斯还与他们有过不定期的合作，其中人们所熟知的电吉他版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The Star Spangled Banner）中就有银苹果用振荡器营造出的贝司效果。但直到后来，银苹果的成就才通过杰夫•贝克（Jeff Beck），野兽男孩（The Beastie Boys），立体声实验室（Stereolab）等不同时期音乐家们的推荐重新回到评论界的视野。“对于一名艺术家来说，我的所作所为被其他同行肯定是一种莫大的荣誉，”考柯斯这样评论道。“说实话，我真没意识到银苹果会在业内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虽然得到了行家肯定，但也有人不买账。好多人觉得银苹果的音乐是跑调的，根本不算音乐。当时纽约著名的爵士摇滚乐队“血、汗和泪”（Blood, Sweat & Tears）就是其中之一，但批评的内容怎么听怎么像人身攻击：“我们在更衣室呆得好好的，然后来了一个叫银苹果的乐队，主办方就让我们腾地方，这叫什么事儿？！”仔细想想，当传统三大件遭遇机械元素时，这种担忧也不无道理。很多人觉得银苹果代表着合成器，或者说得更大点，机器对摇滚乐和布鲁斯的入侵——虽然振荡器严格意义上来讲不算合成器。这种貌似老古董的担忧依然有其独立性所在——至少这些担忧是在好莱坞大片探讨“机器代替人脑”之前发生的。
银苹果1968年在卡普唱片公司（Kapp Records）发行了第一张录音室专辑《银苹果》（Silver Apples）。冷酷，催眠，极简却旋律性强——这些都是这张专辑给听者的最直接印象，完全捕捉了乐队的现场精髓。 “银苹果只是我人生旅程中有趣的一站而已，最初我和泰勒只想做一些原创的，有意义的音乐。”考柯斯解释道。但一个好的开始却没有让乐队一帆风顺——1967年，卡普的厂牌创始人大卫.卡普（David Kapp）将公司卖给了美国音乐社团唱片公司（Music Corporation of America，简称MCA）。被兼并后的卡普唱片日渐衰落，最终在1972年发行了最后一张唱片后寿终正寝。对于考柯斯和泰勒来说，这种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因为在此之前，两人从未想过任何音乐以外的事情。没有了唱片公司的支持，演出机会也慢慢变少，最终乐队不得不解散了。“我们俩从来没跟酒吧或演出场所打过交道，因为之前都是公司在处理这些事情，”考柯斯回忆道。“我们压根就没有这方面的技能。”
卡普唱片的衰落不仅由于被兼并，还源于银苹果和泛航空公司（Pan-Am Airlines）之间的一场纠纷。银苹果在1969年在卡普旗下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联系人》（Contact），在风格上延续了第一张的整体风格，在旋律上则运用了更多即兴元素。然而，评论界的声音并未使其得到应有的赞誉，反倒是一场官司让这张专辑名声在外。一切源于专辑里的照片：考柯斯和泰勒坐在一架泛美航空的飞机驾驶舱里，这还没什么，但封底的照片则足以让泛美高层抓狂——两人呆滞地坐在一架坠毁的飞机残劾上，其中考柯斯手里拿着一把班卓琴。泛美因此将乐队和唱片发行商卡普唱片公司（Kapp Records）一起告上法庭，最终导致所有专辑被迫下架。不仅如此，乐队还被禁止乘坐泛美的航班，并威胁说银苹果“将为任何宣传这张专辑的行为付出代价”。而卡普唱片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也非常不地道，最终把乐队晾在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我们觉得自己被耍了，那种被背叛的感觉真的非常不好受，”在谈到这件事时，考柯斯依然很愤怒。“专辑发行前，卡普的高层跟我们说这张封面不会有任何法律问题，我们才放心得拍了那些照片。可等出事之后，他们却在那边装正人君子！”在卡普倒闭近二十年后，泛美航空也在1991年破产。
这场纠纷不仅使银苹果元气大伤，还让乐队已录制好的第三张专辑《花园》（The Garden）未能发行。1970年，乐队正式解散。在这之后，考柯斯远离音乐，卖过冰淇淋（据他自己说其实薪水还可以），当过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做过视频编辑，后来成了一名职业帆板运动员，同时潜心钻研绘画和策展，还自己开了家广告公司；而泰勒先是在一家通讯公司就职，后来更是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连考柯斯也找不到他。1971年，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旷世之作《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面世，由电子音乐工程师文迪•卡洛斯（Wendy Carlos）创作的原声带第一次将合成器音乐带到了主流大众的面前。此后就是我们熟悉的Kraftwerk和The Human League，以及整个七十年代的合成器流行乐风潮。
1994年，在银苹果离开公众视线二十多年后，德国一家名为TRC的唱片公司将《银苹果》和《联系人》打包成双CD重新发行，获得了强烈反响，要求银苹果复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96年，考柯斯决定重新启动银苹果，由于此时泰勒依然没有音讯，他只得与其他鼓手合作。比起当年的简约和空间感，新银苹果的音色更加丰富，并减少了人声比重。1998年，一家广播电台在募捐节目中播放《联系人》中的歌曲。节目过半时接到了一个捐款电话，经另一电台的DJ确认是泰勒打来的，他立刻与考柯斯取得联系。就这样，银苹果的原版人马重聚在了一起。“太神奇了，”考柯斯说。“当时丹尼还在通讯公司工作，他在午休吃饭时听到广播上在放我们的歌。”同一年，另一件更神奇的事发生了：泰勒在自己家阁楼里的纸箱子里发现了当年未发行的《花园》母带，这次两人自己做主，在自家厂牌“直升飞机”（Whirlybird）旗下重新发行了这张专辑。
正当人们认为银苹果终于逃脱噩运时，乐队巡演的大巴出了一次严重的交通事故——考柯斯的脖子受了重伤，并殃及脊椎骨，直到2004年才重新复出。2005年，丹尼•泰勒去世，享年五十六岁。至此，一支最初的五人乐队在时间的洗礼下成了考柯斯的独角戏。他把泰勒的鼓声做成电子音效，参加了两届“所有明日聚会”（All Tomorrow’s Parties）音乐节，并继续在世界各地巡演。
2011年5月，考柯斯将和他的银苹果振荡器们一起，第一次来中国巡演，将分别在北京（14日），上海（20日）和广州（21日）。“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考柯斯说。“我也不知道该期待什么，只是想好好演出。年轻时玩乐队，我会很想在台上有意表演点什么，或者做些什么以引起观众注意，总之就是所有跟‘娱乐圈’有关的东西。但自从银苹果开始后，我从未想过这些，只想做有意思的音乐。”
文/王戈
1967年，“大地舞台电子乐团”（The Overland Stage Electric Band，翻译得真像贾樟柯《站台》里的霹雳舞团）乐队在纽约东村组建。除了主唱西蒙•考柯斯（Simeon Coxe III）和鼓手丹尼•泰勒（Danny Taylor）之外，还有另外三名吉他手。乐队以演奏布鲁斯音乐为主，同时也兼顾一些经典摇滚乐。 “我们就是个暖场乐队，”后来考柯斯回忆道。“当时的观众对原创音乐没啥兴趣，到处都是翻唱，翻唱，和更多翻唱。只要能形成大合唱，或者能跟着跳舞，他们才不管台上的音乐是否有创造力。这么说吧，当时我跟上班族没什么差别，演奏对我来说只是工作而已。”
这一切的改变源于一架原产于四十年代的振荡器。有一天，考柯斯在演出时接通了这架用废弃电子原件组装的怪家伙（后来还给它起名为“the Simeon”），制造出了乐队从未尝试过的声响。最后他越玩越过瘾，导致除泰勒之外的所有其他成员都因为无法忍受而纷纷离去，于是一支默默无闻的五人摇滚乐团变成了即将创造历史的双人组合，音色也只剩下节奏怪异的打击乐，飘渺的人声和不断轰鸣在夜空中的振荡器声响。自此，乐队正式更名为“银苹果”（Silver Apples），取自爱尔兰当代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的作品《漫游者安格斯之歌》（The Song of the Wandering Aengus）：
“虽然我老了，漫游得老了，
游遍了峡谷和山岭，
无论她去了哪里，我都要把她找到，
握紧她的手，亲吻她的嘴唇；
漫步在长长的、光影斑驳的草地上，
摘着，摘着，直到时间逝去，
摘着月亮的一只只银苹果，
摘着太阳的一只只金苹果。”
银苹果的表演在当时绝对是觉有革命性的，试想下将这些声音放在一起是什么效果吧：十二部振荡器，八十六个旋钮，打击乐，声音放大器，电报按键，广播片段，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二手电子设备。毫无疑问，他们是世界上第一支将电子元素融入摇滚乐的乐队。考柯斯对振荡器最初的兴趣，来源于他一个做古典音乐的朋友。“当时他在听巴赫和贝多芬时，会边喝伏特加，边用振荡器制造出各种奇怪的共振。而当这些轰鸣与古典音乐一起播放时，就会出现很特别的效果，”他回忆道。“有一次他喝多了，躺在地上呼呼大睡，我就把他的古典唱片拿出来，放了一张“滚石”（The Rolling Stones）乐队的专辑。我无法准确当时的感觉，但真的是太棒了！我立刻被这两种声音的结合迷住了，然后就花了十美元从他那儿买下了那架振荡器。”
就这样，作为当时乐队中唯一理解考柯斯的人，泰勒跟着他“单飞”了。银苹果除了固定在格林威治村的Wha?咖啡馆（Café Wha?）表演之外，还在纽约公园里的音乐节上演出过。说来有趣，这些音乐节大部分由纽约市政府的文化委员会举办，其实是为了将年轻人的注意力从当时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和抗议示威上转移开（某个国家最近好像也喜欢这么做，是哪个国家来着？唉，一时想不起来了）。据考柯斯后来回忆，当时银苹果一到周末就去大大小小的公园演出，加起来总共为大约三万多名观众表演过。
在那个世界每天都在巨变的年代，纽约在为层出不穷的抗议民谣歌手和远在三藩市的“爱之夏”（Summer of Love）疯狂，伦敦在迷幻摇滚中迎接即将到来的朋克和电子风暴，法国因罢工而几乎进入无政府状态，还有国家被一片红色染成了人间地狱……当时的许多西方年轻人似乎除了白天骂政府下午弹吉他晚上猛嗑药半夜打野炮之外就没有其他出路了。而对考柯斯和泰勒来说，这些似乎更他们没什么关系（当然我们只知道和音乐有关的部分）。从表面上看，他们跟时代是脱离的，但造成这种疏离的原因也正是时代本身。随着时间的推进，同一种音乐风格会被赋予不同的使命，无论这种使命是来自艺术家本人的创作初衷，还是公众的一厢情愿。银苹果被很多人认为是合成器音乐的先驱者，这种音乐自身的多重角色也使乐队难以将自己归入某个阵营。和经典摇滚乐或爵士乐与社会结构变化息息相关的本性不同，电子乐从一开始就被与时空的概念绑在一起，被贯以“未来之声”（the sound of the future）的名号。而时至今日，曾经象征未来的合成器却更多在“复古”（retro）的背景中使用，如此大相径庭的角色变化对艺术家的创作思维是巨大的挑战。
多年后的今天，考柯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依然很冷静：“无论是抗议民谣运动，还是波希米亚们的反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恐怖主义袭击和对生态环境现状的反思，在根本上都大同小异。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只要他/她有敏感的神经和洞察力，即使不参与到什么运动中，也照样可以在创作中体现时代精神。”
有关时空定位的思考和银苹果是否受到了六十年代时代精神的影响也许还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银苹果的极简音乐风格和充满变奏的编曲方式，直接引领了七十年代的实验电子乐和前卫摇滚（Krautrock）的诞生。无论是Kraftwerk冷峻的诗意，“人类联盟”（The Human League）轻佻的嬉笑，还是约翰•福克斯（John Foxx）华丽的炫耀——甚至连阿菲克斯•顿恩（Aphex Twin）忘我的狂欢，都无不来源于银苹果的光芒。与此同时，你还可以在很多无法预想的地方发现考柯斯和泰勒播下的种子（别想歪了）：七十年代被低估威尔士后朋克天才“年轻的大理石巨人”（Young Marble Giants）是为数不多将银苹果的振荡器精髓继承下来的摇滚乐队，虽然更多人喜欢把他们与地下丝绒（The Velvet Underground），Kraftwerk，或布莱恩•伊诺（Brian Eno）联系在一起。
除此之外，在六十年代晚期，当银苹果刚刚进入人们视线时，约翰•列侬（John Lennon）和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都对这支乐队赞赏有嘉，亨德里克斯还与他们有过不定期的合作，其中人们所熟知的电吉他版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The Star Spangled Banner）中就有银苹果用振荡器营造出的贝司效果。但直到后来，银苹果的成就才通过杰夫•贝克（Jeff Beck），野兽男孩（The Beastie Boys），立体声实验室（Stereolab）等不同时期音乐家们的推荐重新回到评论界的视野。“对于一名艺术家来说，我的所作所为被其他同行肯定是一种莫大的荣誉，”考柯斯这样评论道。“说实话，我真没意识到银苹果会在业内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虽然得到了行家肯定，但也有人不买账。好多人觉得银苹果的音乐是跑调的，根本不算音乐。当时纽约著名的爵士摇滚乐队“血、汗和泪”（Blood, Sweat & Tears）就是其中之一，但批评的内容怎么听怎么像人身攻击：“我们在更衣室呆得好好的，然后来了一个叫银苹果的乐队，主办方就让我们腾地方，这叫什么事儿？！”仔细想想，当传统三大件遭遇机械元素时，这种担忧也不无道理。很多人觉得银苹果代表着合成器，或者说得更大点，机器对摇滚乐和布鲁斯的入侵——虽然振荡器严格意义上来讲不算合成器。这种貌似老古董的担忧依然有其独立性所在——至少这些担忧是在好莱坞大片探讨“机器代替人脑”之前发生的。
银苹果1968年在卡普唱片公司（Kapp Records）发行了第一张录音室专辑《银苹果》（Silver Apples）。冷酷，催眠，极简却旋律性强——这些都是这张专辑给听者的最直接印象，完全捕捉了乐队的现场精髓。 “银苹果只是我人生旅程中有趣的一站而已，最初我和泰勒只想做一些原创的，有意义的音乐。”考柯斯解释道。但一个好的开始却没有让乐队一帆风顺——1967年，卡普的厂牌创始人大卫.卡普（David Kapp）将公司卖给了美国音乐社团唱片公司（Music Corporation of America，简称MCA）。被兼并后的卡普唱片日渐衰落，最终在1972年发行了最后一张唱片后寿终正寝。对于考柯斯和泰勒来说，这种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因为在此之前，两人从未想过任何音乐以外的事情。没有了唱片公司的支持，演出机会也慢慢变少，最终乐队不得不解散了。“我们俩从来没跟酒吧或演出场所打过交道，因为之前都是公司在处理这些事情，”考柯斯回忆道。“我们压根就没有这方面的技能。”
卡普唱片的衰落不仅由于被兼并，还源于银苹果和泛航空公司（Pan-Am Airlines）之间的一场纠纷。银苹果在1969年在卡普旗下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联系人》（Contact），在风格上延续了第一张的整体风格，在旋律上则运用了更多即兴元素。然而，评论界的声音并未使其得到应有的赞誉，反倒是一场官司让这张专辑名声在外。一切源于专辑里的照片：考柯斯和泰勒坐在一架泛美航空的飞机驾驶舱里，这还没什么，但封底的照片则足以让泛美高层抓狂——两人呆滞地坐在一架坠毁的飞机残劾上，其中考柯斯手里拿着一把班卓琴。泛美因此将乐队和唱片发行商卡普唱片公司（Kapp Records）一起告上法庭，最终导致所有专辑被迫下架。不仅如此，乐队还被禁止乘坐泛美的航班，并威胁说银苹果“将为任何宣传这张专辑的行为付出代价”。而卡普唱片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也非常不地道，最终把乐队晾在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我们觉得自己被耍了，那种被背叛的感觉真的非常不好受，”在谈到这件事时，考柯斯依然很愤怒。“专辑发行前，卡普的高层跟我们说这张封面不会有任何法律问题，我们才放心得拍了那些照片。可等出事之后，他们却在那边装正人君子！”在卡普倒闭近二十年后，泛美航空也在1991年破产。
这场纠纷不仅使银苹果元气大伤，还让乐队已录制好的第三张专辑《花园》（The Garden）未能发行。1970年，乐队正式解散。在这之后，考柯斯远离音乐，卖过冰淇淋（据他自己说其实薪水还可以），当过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做过视频编辑，后来成了一名职业帆板运动员，同时潜心钻研绘画和策展，还自己开了家广告公司；而泰勒先是在一家通讯公司就职，后来更是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连考柯斯也找不到他。1971年，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旷世之作《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面世，由电子音乐工程师文迪•卡洛斯（Wendy Carlos）创作的原声带第一次将合成器音乐带到了主流大众的面前。此后就是我们熟悉的Kraftwerk和The Human League，以及整个七十年代的合成器流行乐风潮。
1994年，在银苹果离开公众视线二十多年后，德国一家名为TRC的唱片公司将《银苹果》和《联系人》打包成双CD重新发行，获得了强烈反响，要求银苹果复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96年，考柯斯决定重新启动银苹果，由于此时泰勒依然没有音讯，他只得与其他鼓手合作。比起当年的简约和空间感，新银苹果的音色更加丰富，并减少了人声比重。1998年，一家广播电台在募捐节目中播放《联系人》中的歌曲。节目过半时接到了一个捐款电话，经另一电台的DJ确认是泰勒打来的，他立刻与考柯斯取得联系。就这样，银苹果的原版人马重聚在了一起。“太神奇了，”考柯斯说。“当时丹尼还在通讯公司工作，他在午休吃饭时听到广播上在放我们的歌。”同一年，另一件更神奇的事发生了：泰勒在自己家阁楼里的纸箱子里发现了当年未发行的《花园》母带，这次两人自己做主，在自家厂牌“直升飞机”（Whirlybird）旗下重新发行了这张专辑。
正当人们认为银苹果终于逃脱噩运时，乐队巡演的大巴出了一次严重的交通事故——考柯斯的脖子受了重伤，并殃及脊椎骨，直到2004年才重新复出。2005年，丹尼•泰勒去世，享年五十六岁。至此，一支最初的五人乐队在时间的洗礼下成了考柯斯的独角戏。他把泰勒的鼓声做成电子音效，参加了两届“所有明日聚会”（All Tomorrow’s Parties）音乐节，并继续在世界各地巡演。
2011年5月，考柯斯将和他的银苹果振荡器们一起，第一次来中国巡演，将分别在北京（14日），上海（20日）和广州（21日）。“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考柯斯说。“我也不知道该期待什么，只是想好好演出。年轻时玩乐队，我会很想在台上有意表演点什么，或者做些什么以引起观众注意，总之就是所有跟‘娱乐圈’有关的东西。但自从银苹果开始后，我从未想过这些，只想做有意思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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