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不是荒唐不入史
唐山 | 文
1453年初，澳大利亚以东1930公里处，一座名叫库威岛的火山岛发生大爆炸，其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200万倍。
这一年，从中国到挪威，传统农业遭遇巨大打击，温暖湿润的江南连下了40天雪。
但更惨烈、更意外的后果是，在火山灰遮蔽下，5月24日后连续4天，预期中的圆月没有出现，即使出现了，也只露出一个小月牙，而火山灰引发的大气放电现象，恰好降临在入夜时君士坦丁堡的地标圣索菲亚大教堂上，在无数信众眼中，俨然一道巨大的火焰。
人人都知道，月亮代表君士坦丁堡，如今，它暗淡了。同样，人人都知道，这个城市得到圣母眷顾，在过去一千年中，从没落入异教徒之手，如今却烈焰当头。
这是奥斯曼帝国大兵围城的第48天，5天后，这个光辉的城市陷落，东罗马帝国从此灭亡。
画家Fausto Zonaro的画作《征服君士坦丁堡》
在西方历史上，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200年，在灭亡的压力下，欧洲人创造出了无数新发明，其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不断调整，欧洲人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历史，在多元竞争格局下，他们率先迈过了现代性的门槛。
至于胜利者奥斯曼帝国，也没停下脚步，他们不断攻击着北非和西班牙，像一把钳子那样，挤压着基督徒的生存空间。然而，初期惊人的组织优势、后勤优势、管理优势最终让帝国患上了专制依赖症，在文明竞争面前，无可奈何地日渐衰落下去。
这是一个充满误会的分水岭，奥斯曼帝国远比当时的基督教社会宽容，统治者不强制别人改变信仰，税收低的多，即使是屠戮的手段，也是受欧洲人启发，在战争期间，帝国军人保持着俭朴作风，每天只吃一顿饭。
如今的索菲亚清真寺（当年的索菲亚大教堂）是一座博物馆
相比之下，基督教社会则沉浸在一片争吵之中，罗马教廷虚情假意，威尼斯王国唯利是图，热那亚王国以邻为壑，一边和奥斯曼帝国做生意，一边想维持现状，他们白天帮助入侵者，晚上又站在守城的队伍中。
奥斯曼帝国最终胜出，离不开匈牙利技师铸造的超级大炮，它击垮了坚固的城墙，而君士坦丁堡的守军做的也不错，他们用泥土堵住缺口，花岗岩炮弹打在上面，犹如打在海绵上，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靠寥寥几千人，顶住数万人轮番猛攻，这一切在历史上都获得了重新的解释。在基督徒看来，如果没有奸细，奥斯曼帝国根本无法成功，这进一步加深了后者是野蛮人的印象，而在奥斯曼帝国看来，君士坦丁堡无穷无尽的奸诈，已让他们彻底丧失了耐心。
是文明压倒野蛮，还是野蛮压倒文明。这似乎已成为我们解释历史的根本尺度，但事实上，文明是一种建构，它会悄悄地把解释权交给一方，使其站在讲坛上肆意控诉、喋喋不休，一旦历史被假设了这样的二元对立，和解就会成为奢侈品，彼此冲突的历史逻辑最终支配着人类走上战场，成为一个个牺牲品。
历史永远无法忘却1453年，然而，又从未真正反思1453年。
事实是，这不是两种信仰的战斗，也不是两个民族的战斗，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只有很少罗马人的血统，而奥斯曼帝国皇帝穆哈穆德二世的血统更复杂，在他身边，有一大堆西方人在帮忙，而在君士坦丁堡，生活着许多穆斯林，还有一座清真寺。
没有多少人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死亡，他们被告知，人类命运将由此决定，可事实上，攻城者最大的梦想是能肆意劫掠三天，而守城者最大的梦想是保护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可即使是兵荒马乱，富人们依然有办法逃走，权贵们依然有办法贪污，从本质上看，什么也没改变，社会依然不公正。或者，人们只是因为太厌烦了平庸，太厌烦了生活的无意义重复，才要拼命砍下对方的头颅。
出版于1493年的Nuremberg Chronicle，描绘的是君士坦丁堡被穆斯林攻占40年之后的情形
《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这本巨著的价值，在于作者不断提醒读者：事实与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战争并不浪漫，其中的误会与荒唐，远比所谓的英雄主义更扎眼，当我们抒情时，别忘了赤裸的真理已经被冻得浑身发抖。
对中国读者而言，本书尤其有价值。
受传统历史教育影响，我们对西方史的关注往往止于希腊、罗马和近现代，因此习惯性地将中世纪加上“黑暗的”大帽子。但事实上，这是文艺复兴史家泼污的说法。中世纪有相当多的重要发明，在教育普及、社会稳定、文化提升、生产力发展等方面，较以往有显著提升。宗教裁判所的残酷，并不能掩盖其社会整体发展的事实。
忽视中世纪欧洲的进步，我们就会产生出一个伪问题：为什么看上去更进步的中国没率先跨入现代化，反而是穷途末路的欧洲走在前面？
在此基础上，我们虚拟出文化约束、传统约束等等可笑的解释方案，这让我们忽略了，在前现代社会，各文明之间即使有优劣之分，也非常细微，而现代性的诞生未必是一个必然事件，它很可能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基于不同社会结构特殊机遇的催化下，才得以降生。即使在欧洲，它也是萌芽于偏远的英国，如果没有易开采而廉价的煤炭资源，蒸汽机必然胎死腹中。
事实上，东西方文明长期沿着不同的线索前进，理解不同线索的本然逻辑，才有可能成功嫁接，这比简单地拿来、移栽要容易的多，可现实是，我们采取了更激进的将过去连根拔起，可地方腾出来了，现代性真的落地生根了吗？
历史如长江大河，源头的水滴，也在推动着入海口处的波澜，我们永远只是历史的中间者，我们不知道这条大河将向何处去，它本然的逻辑是什么，在后人眼中，我们永远是盲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历史应保持最起码的审慎，因为今天肯定的，明天就可能被否定，今天无比自豪的，明天可能就成为天大的笑话。
不同文明有自身的脉络，而了解这些，是正确认识自己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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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年初，澳大利亚以东1930公里处，一座名叫库威岛的火山岛发生大爆炸，其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200万倍。
这一年，从中国到挪威，传统农业遭遇巨大打击，温暖湿润的江南连下了40天雪。
但更惨烈、更意外的后果是，在火山灰遮蔽下，5月24日后连续4天，预期中的圆月没有出现，即使出现了，也只露出一个小月牙，而火山灰引发的大气放电现象，恰好降临在入夜时君士坦丁堡的地标圣索菲亚大教堂上，在无数信众眼中，俨然一道巨大的火焰。
人人都知道，月亮代表君士坦丁堡，如今，它暗淡了。同样，人人都知道，这个城市得到圣母眷顾，在过去一千年中，从没落入异教徒之手，如今却烈焰当头。
这是奥斯曼帝国大兵围城的第48天，5天后，这个光辉的城市陷落，东罗马帝国从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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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Fausto Zonaro的画作《征服君士坦丁堡》
在西方历史上，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200年，在灭亡的压力下，欧洲人创造出了无数新发明，其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不断调整，欧洲人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历史，在多元竞争格局下，他们率先迈过了现代性的门槛。
至于胜利者奥斯曼帝国，也没停下脚步，他们不断攻击着北非和西班牙，像一把钳子那样，挤压着基督徒的生存空间。然而，初期惊人的组织优势、后勤优势、管理优势最终让帝国患上了专制依赖症，在文明竞争面前，无可奈何地日渐衰落下去。
这是一个充满误会的分水岭，奥斯曼帝国远比当时的基督教社会宽容，统治者不强制别人改变信仰，税收低的多，即使是屠戮的手段，也是受欧洲人启发，在战争期间，帝国军人保持着俭朴作风，每天只吃一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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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索菲亚清真寺（当年的索菲亚大教堂）是一座博物馆
相比之下，基督教社会则沉浸在一片争吵之中，罗马教廷虚情假意，威尼斯王国唯利是图，热那亚王国以邻为壑，一边和奥斯曼帝国做生意，一边想维持现状，他们白天帮助入侵者，晚上又站在守城的队伍中。
奥斯曼帝国最终胜出，离不开匈牙利技师铸造的超级大炮，它击垮了坚固的城墙，而君士坦丁堡的守军做的也不错，他们用泥土堵住缺口，花岗岩炮弹打在上面，犹如打在海绵上，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靠寥寥几千人，顶住数万人轮番猛攻，这一切在历史上都获得了重新的解释。在基督徒看来，如果没有奸细，奥斯曼帝国根本无法成功，这进一步加深了后者是野蛮人的印象，而在奥斯曼帝国看来，君士坦丁堡无穷无尽的奸诈，已让他们彻底丧失了耐心。
是文明压倒野蛮，还是野蛮压倒文明。这似乎已成为我们解释历史的根本尺度，但事实上，文明是一种建构，它会悄悄地把解释权交给一方，使其站在讲坛上肆意控诉、喋喋不休，一旦历史被假设了这样的二元对立，和解就会成为奢侈品，彼此冲突的历史逻辑最终支配着人类走上战场，成为一个个牺牲品。
历史永远无法忘却1453年，然而，又从未真正反思1453年。
事实是，这不是两种信仰的战斗，也不是两个民族的战斗，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只有很少罗马人的血统，而奥斯曼帝国皇帝穆哈穆德二世的血统更复杂，在他身边，有一大堆西方人在帮忙，而在君士坦丁堡，生活着许多穆斯林，还有一座清真寺。
没有多少人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死亡，他们被告知，人类命运将由此决定，可事实上，攻城者最大的梦想是能肆意劫掠三天，而守城者最大的梦想是保护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可即使是兵荒马乱，富人们依然有办法逃走，权贵们依然有办法贪污，从本质上看，什么也没改变，社会依然不公正。或者，人们只是因为太厌烦了平庸，太厌烦了生活的无意义重复，才要拼命砍下对方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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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于1493年的Nuremberg Chronicle，描绘的是君士坦丁堡被穆斯林攻占40年之后的情形
《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这本巨著的价值，在于作者不断提醒读者：事实与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战争并不浪漫，其中的误会与荒唐，远比所谓的英雄主义更扎眼，当我们抒情时，别忘了赤裸的真理已经被冻得浑身发抖。
对中国读者而言，本书尤其有价值。
受传统历史教育影响，我们对西方史的关注往往止于希腊、罗马和近现代，因此习惯性地将中世纪加上“黑暗的”大帽子。但事实上，这是文艺复兴史家泼污的说法。中世纪有相当多的重要发明，在教育普及、社会稳定、文化提升、生产力发展等方面，较以往有显著提升。宗教裁判所的残酷，并不能掩盖其社会整体发展的事实。
忽视中世纪欧洲的进步，我们就会产生出一个伪问题：为什么看上去更进步的中国没率先跨入现代化，反而是穷途末路的欧洲走在前面？
在此基础上，我们虚拟出文化约束、传统约束等等可笑的解释方案，这让我们忽略了，在前现代社会，各文明之间即使有优劣之分，也非常细微，而现代性的诞生未必是一个必然事件，它很可能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基于不同社会结构特殊机遇的催化下，才得以降生。即使在欧洲，它也是萌芽于偏远的英国，如果没有易开采而廉价的煤炭资源，蒸汽机必然胎死腹中。
事实上，东西方文明长期沿着不同的线索前进，理解不同线索的本然逻辑，才有可能成功嫁接，这比简单地拿来、移栽要容易的多，可现实是，我们采取了更激进的将过去连根拔起，可地方腾出来了，现代性真的落地生根了吗？
历史如长江大河，源头的水滴，也在推动着入海口处的波澜，我们永远只是历史的中间者，我们不知道这条大河将向何处去，它本然的逻辑是什么，在后人眼中，我们永远是盲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历史应保持最起码的审慎，因为今天肯定的，明天就可能被否定，今天无比自豪的，明天可能就成为天大的笑话。
不同文明有自身的脉络，而了解这些，是正确认识自己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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