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岁月 |《五个人的战争：好莱坞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什么触动了福特，让他在完成《青山翠谷》（How Green Was My Valley）的拍摄仅3个星期后——这部电影让他赢得了7年内第3个最佳导演奖——就离开他如日中天的事业，要求从海军后备役调到现役？是由于1/4个世纪以前，作为高中生参加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入学考试名落孙山带来的挥之不去的耻辱感吗？是由于当时为了闯入好莱坞而忙于担当替身、演员和初出茅庐的导演，以至于错过1917年美国加入一战因而生出的尴尬吗？福特的动机即使对于其至亲来说都是个谜，包括他的妻子，共同制作电影的同事，以及在他最爱的地方——好莱坞运动员俱乐部喝酒的伙伴。“莫非这位顶尖导演……厌倦了好莱坞的华而不实？”其中一篇报道提出这样的疑问。福特似乎乐于完全不给予解释，他答应接受采访谈论他的决定，最后却只肯给出一个答复：“我认为这是这个时间该做的事。”福特亦因而在公众面前树立起了沉默寡言、扑朔迷离的形象。
                
                
约翰·福特
也许一切就是这么简单——一种责任感，还有一种对于逃避后自己可能会有的感受的恐惧感。那个9月，福特登上了一列开往华盛顿的火车。对于好莱坞那些四肢健全却只懂质疑战争将带来什么、只希望征兵的官员碰也别碰他们的人来说，这一切预示了他们的可悲和懊悔。“不用把他们算上，”他写道，“明年他们将会受到重重的打击。”他在卡尔顿酒店办理好入住手续，把制服挂在衣橱内，把一堆书连同烟斗和雪茄摞在书桌上，把所有必需品安放在柜子中，之后便在这只有一扇陈旧窗户的简朴房间里安顿下来。他让房间通风，然后便开始给一位拜访他的记者写信并称自己为“一位在接到通知后只需要一个小时便可立即扬帆出海的男人”。事实上，这正是他的所想所盼；他等待着他的顾问——首席情报官“野蛮的比尔”多诺万的命令，一心只在思考即将到来的一切。“这里的一切都行动飞快”，他写给玛丽，轻责她不必要的开支，例如当她感到孤独、难过或者愤怒时打来的深夜长途电话，还告诉她这个城市有一种“正在筹备中的嘈杂声和兴奋感”。“要用很多很多卷书，才写得尽我有多欣赏你于眼前这紧急状况之下表现出来的无私和勇敢，”他一边在首都等待她，一边写道，“言语无法表达我想说的话。我以你为荣。”12月7日，在黄昏来临之时，福特和他的队伍尽兴畅饮，用鸡尾酒庆祝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好莱坞的其他同事并未感觉到那令福特为之彻底改变生活的危机感，直到12月的那个星期日。珍珠港受袭的早上，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正在贝尔艾尔的家中和好友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打网球。惠勒刚开始拍摄《忠勇之家》（Mrs. Miniver）没多久。这部电影歌颂了在面对当时仍被美国人称为“那场欧洲的战争”时一户中产阶级家庭的英勇顽强以及大后方战场的团结抗战。休斯顿作为惠勒的晚辈和门徒，其处女导演作《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在全国上映，他自己亦因此名声大噪。二人在比赛时谈道，等惠勒完成《忠勇之家》的拍摄，要在接下来的冬天组织一次只限男士的旅程。那天下午，他们计划叫上另一位朋友安纳托尔·李维克（Anatole Litvak）一起去会见一名旅游经纪人，商量到远东去旅行。
当惠勒的妻子——怀着第二个孩子的塔利接到来电被告知夏威夷受到袭击，她迅速跑到屋外的网球场，叫丈夫和休斯顿停下手中的球拍。通往外面世界的门即将开启。当天稍晚些，两个男人开车到李维克于马利布（Malibu）海滩的住处，把预期的海外旅游抛诸脑后，开始制订新的计划：他们要多久才可以完成目前手中的工作？多迅速才能离开现在看来是愚蠢儿戏的好莱坞的工作？
                
                
威廉·惠勒和约翰·休斯顿
39岁的惠勒按照法律可以免服兵役。但35岁的休斯顿则比要求的年龄上限小1岁，根据1940年的义务兵役法案，他是符合入伍条件的。但由于童年时被诊断为体弱多病，他其实可以轻易得到一个4-F豁免权。然而，两个男人都毫不犹豫地做了决定。惠勒是一名犹太裔移民，他第一次看到美国人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解放他的家乡阿尔萨斯时。他还有亲戚被困在欧洲。珍珠港受袭的第11天，惠勒开始等候通讯部派来第一个任务。休斯顿的态度则更多是漫不经心，他一直在补偿童年时长期卧病在床失去的时光。休斯顿曾经跟随墨西哥骑兵充当骑手，而他很肯定这场战争会给予他更多机会去将自己重塑为一个有行动力的男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休斯顿紧随惠勒接受了通讯部派给他的任务。他在墨西哥一边给马备鞍一边说道：“我只是一个孩子……我对骑马的兴趣要大于学习打架。但这次不一样。”
这些男人在寻求冒险，但更多的，他们是在试图踏足另一个已变得异常艰苦可怕的世界，一个电影公司不可能容许他们在电影中展现的世界。好莱坞最出色的导演们越来越意识到，欧洲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他们却在虚度光阴，把才华挥霍在诱惑美国人民沉溺于消遣之中，逃离头条新闻带来的心烦意乱和惊慌恐惧，而不是致力于让世界的注意力聚焦到真正重要的事上。虽然好莱坞从未有兴趣参与世界大事或者领导公众意见，但近期它对境况改变的适应力变得惹人恼怒地缓慢。惠勒之前曾试图借助《忠勇之家》——一曲对英国民族精神的赞歌——来激励美国人民支持他们最亲密的盟友；但现在，当美国自己也已身陷战争之中时，这个曾一度被他认为是大胆宣言的举措看来迟钝得令他尴尬。而休斯顿则把那个秋天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和朋友霍华德·科赫(Howard Koch)为百老汇戏剧《及时赶到》（In Time to Come）撰写剧本上，这是一部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关于国际联盟愿景的戏剧。这幕剧在珍珠港受袭的3个星期后上演，虽然备受好评，但1个月之后便被叫停了。休斯顿并不觉得意外。它“貌似过时了”，他写道。
突然之间，好莱坞最有能力的导演拍摄的电影，很可能还不及在电影前播放的新闻吸引观众。米高梅电影公司（MGM）的乔治·史蒂文斯（George Stevens）正忙于拍摄《小姑居处》（Woman of the Year），这部电影成就了好莱坞最受喜爱的银幕情侣之一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和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在过去的几年间，史蒂文斯展现了他在创作以寻常生活为主题、以轻快氛围为基调的作品方面过人的技能：他知道如何利用经济萧条带来的磨难和现代都市的嗡嗡声作为浪漫爱情片的背景，从而创造出令观影人赏心悦目的电影。他的新片也不例外——女主人公苔丝·哈丁（Tess Harding）是一名记者，一位坚定的反希特勒干涉主义者。她最能表达自己立场的报道包括《民主政体：不团结，则垮台》，另外还在一个专栏广告上高呼《苔丝·哈丁预言，希特勒必输》。《小姑居处》这部电影的基调，非常适合一个热心参与国际大事但尚未深陷进去的国家。正如剧本所写，苔丝的职业热情不过是她走向既定命运路上一个分散注意力的点，不满足于只饰演妻子和母亲角色的她，从事着包括和丘吉尔、罗斯福等人见面的繁忙工作。
                
                
乔治·史蒂文斯
但结果并未如愿。珍珠港受袭的那个周末，史蒂文斯收到了令人失望的试映回馈。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制片人约瑟夫·L.曼凯维奇（Joseph L. Mankiewicz）告诉他，对于电影最后一幕讲述赫本和屈塞在颁奖礼之后和好如初的情节，观众们并不买账。他们希望看到赫本被贬抑，希望她因自己的野心而被侮辱。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他开始拍摄一个新结局，在里面苔丝因为无法在厨房熟练地煮好一顿简单的早餐而感到羞耻。史蒂文斯在20世纪20年代崭露头角时便已执导过《老瑞和哈迪》（Laurel and Hardy）等搞笑短剧，他知道怎样表现出电影需要的丑态，却不知道怎样反驳赫本率直的表态，后者称新的结局“是我读过最糟糕的东西”。他和赫本最后都完成了结局的补拍，而2个月后《小姑居处》正式在电影院上映时，史蒂文斯已经在考虑把镜头对准战争。那个冬天，他独自坐在洛杉矶的放映室里，带着惊恐和沉迷，观看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向雅利安人不败致敬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从那一刻开始，他意识到他不可以再拍摄任何一部会把公众注意力从战争移开的电影了。史蒂文斯常说，是那天晚上让他决定加入军队的，但他所看到的东西撩起的不仅仅是他要打败德国的爱国主义热情。多年以后他透露，“所有的电影”，包括他自己的，“都是宣传”。
宣传不再是一个肮脏的词。那年秋天，一群信奉孤立主义的议员开始对逐渐升温的反战热情、反好莱坞言辞和为数不少的反犹太主义做出反应。他们把电影业的巨头传唤到华盛顿进行听证，讨论他们每年制作出来的成百上千部电影中是否有一小撮正在各种遮掩之下进行宣传鼓动、加剧猜疑、激起群众的军国主义欲望。宣传——通过纪录片、戏剧、喜剧、故事片、短片、拍给观众看的电影以及只拍给军人看的电影——作为策略需要而在好莱坞和华盛顿内被讨论研究。有时候这些项目会被标上最隐晦的标签——“士气电影”，但大家对这些项目的目的都心领神会。
对于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来说，珍珠港事件导致的公众情绪的转变印证了他数月来计划实施的一个举措的正确性。卡普拉作为三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的得主，是好莱坞最成功也最富有的导演。他通过一系列喜剧片攀上事业高峰——《迪兹先生进城》（Mr. Deeds Goes to Town），《浮生若梦》（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这些影片擅长唤醒观众一种普遍的高涨情绪，却不需要具体触及他们的政治立场，这一点一如卡普拉本人一样难以解释。1941年夏天，专栏作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Stewart Alsop）为《大西洋月刊》撰写的标题为《通缉：为之战斗的信念》的文章，引起了乔治·马歇尔将军（George Marshall）的注意。在文章里，艾尔索普警告道：“为这场我们迟早要面对的战争而战，我们需要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那种在1917年激励过士兵们的信念，那种让他们启程去为世界的安全和民主而战的信念。我们此刻还不具备这种信念；那些需要去抗争的人们还不具备这种信念。”
                
                
弗兰克·卡普拉
马歇尔相信电影有助于向群众和新兵灌输那种坚定的信念。考虑到卡普拉的履历中包含了诸如成立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及美国导演工会（Screen Directors Guild）等事迹，他很可能是好莱坞最有资格为接下来这场战争整合电影业内各种资源的导演。和福特一样，卡普拉也错过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卡普拉的父亲死于1917年的一场农场事故，自此之后他意识到家里再没有能力负担他的大学学费，于是开始参加预备役军官训练，打算加入军队。但他在入伍后不久就得了流感；待到康复时，停战协议已经签订了。卡普拉和福特的不同之处在于，福特是已经定居缅因州的第一代爱尔兰移民的儿子，而卡普拉自己就是移民，他是西西里岛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最小的孩子，5岁起便跟随家人搬到加利福尼亚州。直到军队尝试对他进行审核，他才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入籍，甚至在20多年后，他依然没有完全甩掉作为一个移民者希望被新国家谨慎对待的欲望。
因此当战争逐步逼近，卡普拉开始计划离开好莱坞。他和华纳兄弟公司签订了一份回报丰厚的交易协议，答应在一部改编自百老汇热门剧《毒药与老妇》（Arsenic and Old Lace）的电影中为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执导。“我当时想，‘嗯，如果我参军了，我需要有些什么用来支持我家人的生活’，”他后来写道，“也许我可以拍摄一部能够很快完成又能得到部分利润的电影。那就足够他们生活一段时间了。”战争爆发时他离电影完成还有一个星期。5天后，他同意作为少校加入美军通讯部。
几十年过去了，当卡普拉回忆当初加入军队的决定时，他写道：“爱国主义？也许吧。但真正的原因是，在电影这个游戏中，我已经攀到了顶峰，插下我的旗帜，听到了世界的掌声。我觉得无聊了。”即使他这个自我神化的解释可能不完全正确，但他所描述的壮阔景象——被掩盖于表面之下的激烈竞争——是十分真实的。几个月之内，战争就会将好莱坞从头到脚彻底改变，正如它改变美国其他地方一样：电影公司里1/3的男性员工——超过7000人——都会通过自己应征或被招募而入伍。但没有人会像这些导演一样，在渐入中年的时候，发现一个新的世界在等候他们去征服，一项新的任务等待他们去完成，这将测试他们赢取美国人民的理智和情感的能力，他们将在可以想象的最艰难的境况下，掷下可能是最大的赌注。
                
                
电影在影响公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陆军部对于利用好莱坞的想法和计划令人震惊地少。它以自发性的组织形式开始，是少数几个高级官员讨论的成果——当中以马歇尔将军为主——他们相信这个国家，以及武装力量，可以有效利用那些懂得运用镜头讲故事的人，从而获得好处。利用福特和卡普拉等人的想法也出现在讨论中，因为他们不只乐意服务，而且热衷于开展此前没有的项目；在军官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掌握的领域，他们可以带来专业经验和主动精神。被这次偷袭突然惊醒的军队不可能还有时间坐下来冷静地想出一个结构严谨的计划来拍摄这场战争，或者让半打来自不同政府机构、共同负责信息宣传的负责人和军官整理出互相之间的权力界限。
此外，人们也没有机会去探讨当中复杂的道德伦理问题。1941年12月6日，没有一个人预料需要做这样的准备；一天之后，机会已经溜走。记录者的责任是精确地报道战争，宣传者的任务是无论如何都要向美国人推销这场战争，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怎么解决？好莱坞的导演又是否真的适合扮演这当中的某一种角色？对这些问题进行严肃、详尽的讨论，势必会引起分歧。而这些讨论也从没有开展过。那些最近还在指导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和金格尔·罗杰斯（Ginger Rogers）如何在舞池翩翩起舞，或者教约翰·韦恩（John Wayne）怎样在骑马时看起来气宇轩昂的导演，如今竟然开始被委以重任，去教育军人、激励群众，甚至扛着枪和摄像机，和真正的士兵在战场上并肩作战。军队里的一些人对此大为震惊，甚至觉得受到冒犯。无论如何，好莱坞导演确实可以在好莱坞大有所为；事实也证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将很快被部署在自己的地盘、电影制片厂、外景场地等。1943年年末，他们已经在超过300部电影中灌输了有利于精神建设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大多是他们从政府给出的建议中亲手选出并且与剧本衔接的。
这些男人在接到任务时的单纯和兴奋，就如同一位电影新人将要担当主角一样。他们向家人道别，离开自己的事业，开始了为军队服务的生活，虽然不一定能发号施令。他们最初的问题如孩子般天真：我什么时候换军装？我应该在哪里工作？敬礼怎么敬？我怎样拿到我的物资？你想要我先做什么？战争的炮火已经打响，但福特描述10月时的状况的词——“眼前这紧急情况”——似乎更适合用来形容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盟军进行反击、军队乘船出击之前的境况。一切显得临时、毫无计划、依赖于经验。
导演们都已准备好做出贡献，但在他们兴奋地接受任务的那天，没有一个人预料到，他们需要离开原来的生活，不是数星期或者数月，而是数年。他们是才华横溢的男人，而且也有与能力相匹配的自负——他们就像是拥有二等兵的经验和将军般自信的军官。而除了那坦率的想做出贡献的欲望外，这些人都有自己的私人原因：他们把在军队的时间看作翻开事业成功新篇章的机会——一个测试的机会，一个证明的机会。休斯顿想象这场战争最终能够满足他对于风险和危机的渴望。对于福特来说，在海军部队服务是他过上梦寐以求的航海生活的最后机会，也是一次发掘和衡量他那搁置已久的勇气的机会。卡普拉，作为一个依然觉得自己是局外人的移民，将这项职责看成一次机会，让他可以把自己定义为最美式的美国人，让他可以赢得一直以来抓不住的尊敬。惠勒——这些人当中唯一的犹太人，也是唯一依然有家人在欧洲12备受威胁的人——希望获得一次年少时未曾得到过的对抗德军的机会。史蒂文斯，善于制作娱乐大众的电影的导演，希望把幻想变成真实，希望第一次用他的镜头还原这个世界真实的模样。
在接下来的4年，这场战争会给予这些男人他们想要的一切，但梦想实现的代价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他们会到伦敦和法国，到太平洋剧院和北非前线，去摧毁意大利城市和德军死亡集中营；他们会从陆地、海洋、天空各方面拍摄这场战争，他们的工作将塑造出那一代，以及之后每一代美国人关于为自由世界而战的声音和影像的印象。他们会以国家为荣，冒着生命危险，创造出新的虚构电影和真实战争电影的视觉语言；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更会模糊二者之间的界限，做出妥协，而且因而花上余生去试图理解、判断或忘记。等到回家之时，他们将会发现曾经一度以为会是一场冒险的战争，结果却成为萦绕在心头的遥远回忆，记载着他们局部的诚实。待到他们回到好莱坞，这五个人都已被永远改变，无论是作为一个男人还是作为一名导演。
几十年之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五个人会因为他们对于艺术和娱乐做出的不朽贡献被戴上荣誉的花冠，并被授予终身成就奖。但私底下，他们依然会把那些仰慕者们可能已遗忘或根本没有看过的作品视作他们最有意义的成就之一。只要他们活着，战争就在他们身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