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茶馆、茶房与茶客》

                
                
茶馆、茶房与茶客——近代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一个微观考察（2005年9月21日华东师大思与文演讲）
王笛（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城市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迁，但学者们对这个变迁怎样改变了人们的公共生活却知之甚少。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史的专家们，大多把注意力放在沿海地区，对中国内陆城市、特别是内陆城市日常生活的研究，至今仍十分薄弱。成都地处内陆，较之沿海城市保留了更多的传统，这对研究中国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对象。如果我们试图去观察中国城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理应是我们的注意力所在。这篇论文将考察茶馆这个20世纪初中国城市社会生活最基本经济文化单位，分析在这个空间活动的各色人等，把茶馆作为大千世界的缩影，探索这一转折时期城市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变迁。
中国饮茶的传统很早即为西方和日本的旅行者所注意。在他们的旅行记、调查以及回忆录中，经常描述他们关于茶馆的深刻印象。中国学者近年来出版了不少的关于茶文化的作品，但 多限于文化介绍而非历史分析3，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一本关于中国茶馆的学术专著，甚至论文也很少。不少美国的中国城市史学者指出了茶馆的社会功能，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还没有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5。其实，倒是日本学者较早注意到中国茶馆的问题，1974年，研究中国文学的竹内実出版了《茶馆》一书。不过，虽然本书冠名茶馆，但实际是中国的风土介绍，其中也只有一节是真正讲茶馆的。但他独具慧眼的是把“茶馆”作为书名，并作为本书开篇，列于其他关于地理、人口等等论述之前，十分清楚，在他的心目中，茶馆（至少从一个角度）的确代表了中国风土和大众文化。不过，关于中国茶馆的开拓性学术研究，应该是铃木智夫在1982年发表的关于清末江浙地区茶馆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第一次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考察它们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对茶馆、顾客、“吃讲茶”、赌博等现象都有论及。但是，正如他自己在论文中所提到的，由于受资料的限制，其“分析尚不充分”，他意识到许多问题诸如茶馆是按“何种形式来经营的”等都未能回答。他在次年又发表了一篇以清末上海茶馆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也是由于受资料的限制而未能把问题深入下去。但他的研究无疑使学者们注意到研究中国茶馆的重要性。在铃木智夫之后，西泽治彦发表了两篇关于茶馆的论文，1985年的一篇以全国的茶馆为对象，资料丰富，将此前的有关论述作了认真清理，对于全面认识中国茶馆及历史很有帮助。他在1988年发表的另一关于茶馆的研究是第一篇关于成都茶馆的研究论文。当人们还只是把观察茶馆的视野局限在沿海地区时，西泽治彦从而向人们打开了了解中国内陆城市茶馆的一扇窗口。这篇论文记述了从清代到现代成都茶馆的历史，但是在使用资料上也有局限。虽然前此的研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都为我们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根据档案、报刊以及各种游记资料，把对茶馆的研究从外部的观察，深入到茶馆的内部，即在其有限的空间之内，对茶馆进行具体地考察和分析。在这个研究中，我的视野焦距在内陆城市成都；但并非把整个城市作为研究目标，而是只集中在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并非研究这个城市的各种公共空间，而只把茶馆作为考察对象。因此我称这个课题称为“微观研究”。在这个研究中我将指出，在20世纪的成都，茶馆可以说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最为重要公共空间，茶馆的社会角色十分丰富复杂，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的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亦为各种人物――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民众、富人还是穷人、忙人还是闲人――提供了活动舞台，并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
本文是对茶馆、茶房（即堂倌）、茶客的综合研究。在四川，人们一般不称茶馆而叫“茶铺”、“茶园”、“茶厅”、“茶楼”、“茶亭”、以及“茶房”等等，而“茶铺”为最通常的叫法。成都是具有“茶国”之称的四川省的首府。在成都，沿街有许多两层木结构建筑，一般底层作店铺，二楼作居室，许多人便将二楼开作茶馆，因而称“茶楼”。如果说“茶铺”是顾客的习惯性称呼，那么“茶社”则是社会对这个行业的约定俗成叫法，所以在成都大多数茶馆――特别是那些档次一般的茶馆――都称“某某茶社”。虽然这些茶馆都是私人拥有的，但它们是为公众开放的公共空间，成为人们公共生活的舞台。在成都，茶馆的“灵魂”并不是茶馆的老板，而是那些能干又八面玲珑的茶房，他们又称为“堂倌”、“么师”、“提壶工人”，还有着“茶博士”的雅号。虽然“茶博士”这个称呼带有戏噱的味道，但也的确反映了这样一批人高超的服务技术、对茶的丰富知识以及深厚的社会处事经验。
不过，从城市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意义上，茶客对研究茶馆最为重要，本文也把他们作为重点进行考察。谁是茶馆最经常的茶客？据称有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有忙阶级则是那些在工余到茶馆消遣的人，如手工工人，店员、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也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江湖医生等，喝茶之际，生意业务也并不耽误。至于那些以茶馆为生的人，如民间艺人、理发匠、小贩等，其身份也是经常转换的。如在白天他们是以茶馆谋生者，晚上在工余去茶馆，他们则成为茶客。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是有不同的经济背景。不过，“有忙”和“有闲”这两个词的确囊括了在茶馆的各种人物。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
茶馆：数量、生态环境与生活方式
虽然没有关于中国城市茶馆数量的系统资料，但成都的茶馆居各城市之首，似乎是没有问题的。关于成都茶馆数量亦无系统统计，但根据我目前所收集的资料，包括档案、报刊和其他记录，我们还是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结果。1909年至1951年间成都茶馆数量基本处于500－800之间（1921年除外）。当然，这并不一定反映了一种需求关系，而是茶业公会和地方政府控制的结果。根据1932年的《成都市茶社之今昔》一文称，1921年是成都茶馆业的转折点，之后茶馆数量持续下降。据该文称，自辛亥革命后，成都茶馆便持续上升，在1921年达到一千多家。但我没有发现任何资料证明这个说法。从我掌握的各种资料（包括档案）看，成都茶馆的数量从未超过800家。值得注意的另一现象是，成都人口从1910年的34万发展到1949年的65万，但是茶馆数量变化不大。甚至在抗战时期，1947年成都人口达74万多，茶馆也不过614家。20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时，成都茶馆有659家，但以后便持续下降，1951年便已关闭100多家，仅541家幸存。
一些资料记录了茶馆的规模和容量，从而我们可以大概估计每天到茶馆喝茶的人数。1914年成都有681家茶馆，茶桌共9,958张，平均每家14.6张。由此可见，成都茶馆的平均规模不大。官方统计茶桌数是为了收税，各茶馆实际上经常少报桌数以偷税并随时添加桌椅，因此可以认为这9,958只是成都茶馆茶桌总数的最低数字，而实际数要大的多。如果我们按一万张茶桌算，每张桌四人，总数即达四万，这即是说当时成都超过十分之一的人都到茶馆喝茶。这恐怕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按照许多关于成都茶馆“拥挤不堪”的记录，以及所谓“一城市民半茶客”的顺口溜24，每张茶桌的利用每天应不止四人，茶客的数量可能还要大的多。据一份档案资料称，一个座位一天经常可以使用十次以上。实际上，在民国时期便有人试图估计成都每日茶馆的客流量。例如，1942年初有人按成都400家茶馆算，如果每个茶馆每小时服务20个顾客，总数可达8,000人。如果按茶馆每日开10小时算，便有8万人。作者因而感叹，每天“八万人的生活消磨在茶馆里，这是多么惊人的事情！”同年，另有人估计，如果按每个茶馆每天50个客人计，每天即有30,550人，这个数量“居中国都市的第一位，也许要居世界大都市的第一位”。当然，人们有不同的方法对茶客数量进行估算，彼此差异也颇大，我们也不可能得出十分准确的数字，不过这些估计数字至少使我们对茶客人数有一个大的概念，由此了解茶馆对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是如何的重要。
另外，到底有多少人靠茶馆为生也是研究茶馆的一个重要问题。据《四川官报》，1909年成都有茶馆518家，1,657户以此业为生，其中931户为装水烟，111户为艺人，589户为挑水夫。舒新城在1924－1925年间访问成都时估计：“这里的茶馆数我不敢一定说是占全商店的几分之几，……推论起来，十一之数总算不多”。因此，舒新城认为在成都的全部商户中，有十分之一是茶馆。1932年，成都茶业公会调查有600余茶馆，有6,000多户和数千工人以此业为生30。有人指出1941年茶馆从业人员人数在成都工商各业中居第五位。根据1951年的调查，以茶馆为生者（包括业主和雇工）3,885人，平均每个茶馆7人。如果把其他利用茶馆作为谋生地的人，像小贩、理发匠、修脚工、装水烟、民间艺人、挑水工人等计算在内，这个数字应该还大的多。
人们不可避免地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成都会有如此多茶馆？毫无疑问这是由多种复杂因素形成的，前此也有不少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概括来讲，有着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等诸方面因素，其中最重要者是与成都地区水质有关。成都井水因含碱高而味涩，人们饮水多从城外江中汲取，那些经济条件允许者则向挑水夫购买河水，但仍用井水作洗涤等用途。城内虽有河水，但由于水浅，加之人们在河里洗涤衣物，造成污染，因而不能饮用。各茶馆泡茶也只用河水，所以几乎每个茶馆都在外面挂有写着“河水香茶”的幌子，否则则无人问津。各茶馆都雇有专门挑水夫，据成都作家李劼人的描述，“每天有几百上千数的挑水夫，用一条扁担，两只木桶，从城门洞出来，下到河边，全凭肩头把河水运进城，运到各官署、各公馆、尤其是各家茶铺去供全城人的饮用。”因此成都有数百家人以挑水为生。因为取水不便，家中水质不好泡茶不佳，人们便到茶馆饮茶，茶馆附近人家一般也到茶馆买饮用水，这成为茶馆的一个固定收入。另一因素是成都平原缺乏燃料，成都人户以木材为主要燃料，但多从外地运来，因而价格不菲，一般人家都尽量节约。1935年薛绍铭游成都时便发现，“住在成都的人家，有很多是终日不举火，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另外，成都平原小路崎岖，牛马车行不便，人们搬运以肩挑背扛为主，交通工具以靠人力的鸡公车、轿子最普通，因此苦力们需喝水和歇息的地方。据40年代研究风土的王庆源考察，“因为交通工具多用人力，茶馆几乎到处都是，路旁的小茶馆，尤其明显的是在等待着满脸大汗的车夫挑夫，希望他们坐下，饮几杯清茶，因为茶素含有刺激作用，可以恢复他们疲劳了的精神。”
除此之外，成都平原的自然和地理因素也促使了茶馆的兴旺。成都平原气候良好、土地肥沃、物产丰盛，周围山区盛产茶叶，但由于交通不便，川茶运出困难，因此本地茶相对便宜，即使普通人家，喝茶也非大的负担。 加之自古得益于都江堰的水利工程，水旱无虞，农民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小贸和休闲，在农闲时，他们便经常去乡场城镇的茶馆。这种衣食无忧的条件，逐渐养成了成都人节奏缓慢的悠闲生活方式。黄炎培先生民国时期访问成都时，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2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在茶馆里，“无论那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薛绍铭也发现，成都人“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美国地理学家G.哈巴德（G. Hubbard）更有同样感受，他发现成都人“无所事事，喜欢在街上闲聊”，人们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快速节奏。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印象并不足为奇，因为似乎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成都居民也自嘲这个城市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成都的茶馆及其文化在中外是声名远播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成都人也为自己的茶馆文化而自豪，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如果成都人写他们自己的城市，几乎都离不开茶馆41。
因此，生态、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成为成都茶馆生意兴隆的保证。从相当程度来说，茶馆行业成为成都经济和市场繁荣的基础之一。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茶馆，成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将完全是另外一番模样。当然，要真正了解成都茶馆，仅仅靠统计数字和对外部环境的研究是十分不够的，以下我们将深入到茶馆内部进行我们的考察。
茶房：技术、劳动环境及工资
茶房（堂倌）是成都茶馆的“灵魂”。他们招呼客人热情、掺水及时、清理桌子茶具干净快捷、找钱准确，还能眼观八方、即时回应顾客。当一个顾客进入茶馆，堂倌便向前招呼“某先生”、或“某兄弟”、或“某老爷”，引他入座，问要何茶。堂倌反应必须很快，其吆喝的声音别具特点。当最忙之时，他招呼、回应此起彼伏，更增添了茶馆的热闹气氛。顾客对这些嘈杂声并不在意，反增添了乐趣。一首民谣唱道：“日行千里未出门，虽然为官未管民，白天银钱包包满，晚来腰间无半文”，道出了他们辛苦劳作但贫穷的景况。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们的掺茶技术。堂倌一手提紫铜茶壶，另一手托一叠茶具，技术高超者可多达二十余套。未及靠近桌子，他便把茶船茶碗撒到桌面，茶碗不偏不倚飞进茶船，而且刚好一人面前一副。顾客要求的不同种类的茶也分毫不差。只见他距数尺之外一提茶壶，开水像银蛇飞入茶碗，无一滴水溅到桌面。然后他向前一步，用小指把茶盖一一勾入茶碗。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令外乡人瞠目结舌，如看一场魔术表演。
茶房必须对顾客有相当地了解，据称，“这里面的‘学问’集中体现在收茶钱上”。在成都，一个茶房经常遇到茶客争付茶钱的情况，沙汀在其1940年所写的《在其香居茶馆里》，便生动描写了在成都附近一个乡场茶馆中日常生活的一幕：
新老爷一露面，……茶堂里响起一片零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坐位上向堂倌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不准乱收钱啦！嗨！这个龟儿子听到没有？……”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倌手里。
这便是当地人所称的“喊茶钱”，这种争付茶钱是成都乃至中国许多地方都普遍存在的习惯，“喊茶钱”的人越多，那么那人就越风光。当面对许多伸出的拿着钱的手，有经验茶房知道该收谁的而不该收谁的，最主要的是收“真”不收“假”，堂倌知道有些人并不是真心想为他人付茶钱，而是碍于面子而不得不作出的姿态而已，但是要确定真与假，则需根据经验从人们的语言、姿势、表情等去判断。其二是收“生”不收“熟”，熟客是常来的，不可得罪，而生客却无所谓。其三是收“小”不收“老”，因为老者也多是常客。其四是收“富”不收“穷”。富者多给几碗茶钱无所谓，但穷者则可能难以负担。
茶馆的规模决定了雇工的多少。一个大型茶馆可雇工人达30-40之多，中型约10个，而小型者不过三五人。不过有些茶馆却纯粹是家庭小本生意，没有雇工，丈夫是老板兼茶房，妻子洗茶碗兼打扫清洁，儿子是灶夫兼挑水。1951年关于茶馆雇工有比较详细的资料，由于1951年新政府还没有对茶馆进行全面的改造，因此这个资料可视为反映了民国时期的状况。当时成都城划为五区，1951年付工资的雇工为1,404，其中1,368为男性，女性仅36个。在这个统计中有“其他”1,783人，这个数字大于雇工人数，我估计他们是家庭成员，不用付工资，没有劳力的支付。该表还显示，共有3,885人以茶馆为生，平均每个茶馆69人。根据同一资料来源，我们选出“东一区”进行具体分析。东一区有24个茶馆，150人以此为生，其中仅48人是雇工，其余都是家庭成员。在这24个茶馆中，一个茶馆没有雇工，8个茶馆只雇有一个工人，仅两个茶馆雇4个，无茶馆雇4个工人以上。在这48个工人中，仅有一个是女性。
堂倌的工资是按日计算，茶馆提供饭食。他们的工资低，计算方式也很特别：根据每天卖茶的数量来决定，一般是大约7－8碗茶的价格。其他雇工则按月付薪。据一份1942年11月的茶业公会会长王秀山茶铺的资料表明，该茶馆雇有10个工人，其全部人工支付是4,000元，平均400元。按每月30天算，每个人工每天的成本为13.3元。但是，该资料没有区别这13.3元中，多少是伙食，多少是工资。但是我发现了同时鹤鸣茶馆的有关资料，鹤鸣茶馆也雇有10个工人，其伙食月开支是1,800元，即每人每天6元。如果我们假设王秀山的茶馆伙食水平同样，那么每人每天的工资应是7.3元。我们知道，这正是战争时期，物价的波动十分剧烈，如果不把工资与物价结合起来分析，便很难说明问题。所幸的是，我发现了1942年11月份的米价记录，当时是444元一石，合2.78元一公斤。这即是说，一个工人的日工资大概可买2.5公斤米。茶房虽然工价极低，但卖白开水的“水钱”归其所有，常常多于其所挣工资。居民常到茶馆的灶上炖肉熬药，火夫收的“火钱”例归己有。其他勤杂工则按月付钱，饮食由茶馆提供。一般来讲，生意兴隆的茶馆，必多售茶水，并以延长营业时间、吸引老顾客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等手段来与同行竞争。
茶馆文化
成都茶馆之特点来自于其特殊的社会和生态环境，当然也与活动其中的茶馆老板、茶房、小贩、艺人以及顾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茶馆中的各色人等以及茶馆的名称、茶具以及都反映出丰富的茶馆文化。开茶馆当然是一种商业活动，同其他商业一样是为追求利润，在成都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开办茶馆方式。开茶馆一般不需很多资本，只要有桌椅、茶具、灶和一间陋室条件便基本具备。在开张之前，茶馆老板已把厕所的“掏粪权”租给了挑粪夫，把一个屋角租给了理发匠，如果有人想在此茶馆提供水烟和热帕服务，也必须先交压金。这样，这些预付定金以足够开办之资。所以有人说，只要计划得当，开办茶馆可以白手起家。另外，像肉店、饮食摊也常靠茶馆拉生意，亦愿意参加投资53。开办茶馆的这种集资方式，反映了一个社区中人们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茶馆较之其他生意要稳定得多，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也较少受到波及，而且茶馆投资少、回笼快而且利润不菲54。但茶馆老板总是忌讳谈论其雇员工资和配茶方法，对其利润更是秘而不宣。
茶馆取名非常讲究，都力图高雅而自然，诸如“访春”、“悠闲”、“芙蓉”等。茶馆竭力择址在有商业、自然或文化氛围之地，街边路旁引人注目是理想口岸，河岸桥头风景悦目亦是绝妙选择，商业娱乐中心颇受青睐，至于庙会、市场更是茶馆最佳地点。街边茶馆多利用公共空间，临街一面无门、无窗亦无墙，早上茶馆开门，卸下一块块铺板，其桌椅便被移到街沿上。茶客们便可毫无遮拦地观看街景、行人往来，街头发生的任何小事都可以给他们增添乐趣和讨论话题。绿树成荫的公园是茶馆的集中之地，但城外的茶馆则以其幽雅的环境招徕顾客55。劝业场是成都第一个商业中心，著名的悦来茶馆便坐落在此。花会是每年成都最热闹的公共聚会，位于二仙庙和青羊宫之间的空地成为巨大的市场和展览地。据称有上百家茶馆和酒店在此搭棚营业。四川茶馆的茶具和家具也别具一格。茶具一般由茶碗、茶盖和茶船(即茶托或茶盘)三件组成，这也是为何川人称其为“盖碗茶”的原因。桌椅也具地方色彩，一般是小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
茶馆是市民的“自由世界”，在20世纪初西方人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酒吧相比，并称其为“茶吧”(tea-drinking saloon)，对人们在那里的“社会闲聊”很感兴趣，并观察到它们在社区的重要作用。一个外籍教师对他所住小巷的“舒适茶铺”印象甚深，他认为那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在美国城市，酒吧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公共空间，成都茶馆也具同样功能。人们去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与西方工业国家八小时工作制不同的是，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待在茶馆。茶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如果他感觉燥热，他可以剥掉衣服赤裸上身；如果他需理发，理发匠可就在他座位上服务；脱下鞋让修脚匠修趾甲在茶馆也无伤大雅；如果感到寂寞，他或听别人闲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相识；他在茶馆里从不受时间限制，如果有急事去办，只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并告诉堂倌“留着”，数小时后，他可以回来继续品那杯茶。
对茶客来说，闲聊--成都人称“摆龙门阵”--恐怕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 人们在那里可谈论一切事情。人们在茶馆里交谈的具体内容留下的记载不多，但《国民公报》有个专栏记载记者所见所闻，其中颇有些是从茶馆得来的，我们因而得知人们在茶馆里抱怨世风日下、议论新公布的规章、交流各种社会新闻，人们经常还可以从一些茶馆里的小插曲中得到乐趣。据1943年出版的《新成都》，人们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谈闺阁”。这种闲聊经常被当局视为闲言碎语和“散布谣言”，并被视为茶馆中的“不健康”的现象。然而一些社会学家指出，饶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正如A.阿布拉哈姆（A. Abrahams）指出的，蜚短流长“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表现之一”。人类学家J.斯格特（J. Scott）更将其定义为大众“日常反抗的一种形式”。的确，下层民众经常以此手段来发泄他们对不公平社会的不满。说东道西，无论是善意的交流还是恶意的流言，都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早期近代美国城市，各种娱乐形式丰富，市民的闲暇活动可以有多种选择。但在20世纪初的成都，特别是当夜幕降临、街头变得冷清之时，茶馆几乎是那些不赖寂寞的人们的唯一去处。茶馆也是一种“社会俱乐部”，如操练箭术的“射德会”把少城公园的茶馆作为会址；中山街的茶馆靠近鸽市，因而成为养鸽人的聚会处；百老汇茶馆地处鸟市，便当然被爱鸟人选为大本营。每日清晨，那些养鸟人来到茶馆，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一边品茶，一边聆听鸟鸣。当然，养鸟和驯鸟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谈论主题。业余川剧爱好者是茶馆中的另一类活跃分子，他们定期到茶馆聚会唱戏，称“打围鼓”，亦称“板凳戏”(以参加者围坐打鼓唱戏得名)。参加者不用化妆，也不需行头，自由随便，他们自己既满足了戏瘾，也给茶客们增添了乐趣。
茶馆也是一个娱乐中心，许多艺人在那里卖艺为生，茶馆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顾客。实际上成都早期的剧场即产生于茶馆63。每当夜晚，当穷街陋巷一片漆黑，而下层人民则聚集在明亮拥挤的茶馆听评书。评书先生的精湛技艺吸引听众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到同一地方听书。说书先生不仅提供了娱乐，而且普及中国历史知识。他们不自觉地散布着正统的价值观，把诸如忠、孝、理、智、信等灌输到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因此，他们也可被视为大众的教育者。各种民间艺人使茶馆文化更为丰富，他们大多是当地人，但也有的来自外省，如唱大鼓书的多来自华北。这些艺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观众明了去何处欣赏他们喜欢的剧目或演员。其他像相声、金钱板等更散布于各茶馆。跳“柳连柳”被精英视为茶馆中的下流娱乐，演者手持一竹竿，两头系有数枚铜钱，边唱边跳用其有节奏地拍打身体，据称是其语言“不堪入耳”，其最流行的曲目是“小寡妇上坟”。
在茶馆里有着明显的社会歧视，其中一些源于习俗，一些来自当局规则。在晚清、甚至在民初，川剧演员不准进入茶馆喝茶或看表演。因为演员进入茶馆总是引人注目，有时还会引起骚动，警察遂以治安为名对他们加以限制。不过，演员们有他们自己的茶馆，他们一般在聚集在小花园茶社。直到晚清，妇女(年老者除外)亦不能进茶馆。即使在严格的限制下，一些敢向世俗挑战的妇女力图侵入这个男人的领域。1906年，可园是第一个接纳女客的茶馆，但不久即被警察禁止。尔后，悦来茶馆也开始设女座，但女客需由不同的门进出。但由于考虑到“虽有楼座地座之别，而面面相顾，毫无障碍，殊失雅观，”警察令在楼座“添置薄幔，以重瞻观”。随着社会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茶馆，但身着华服的上层妇女仍不愿屈身俯就，即使她们愿放下身价，也必须有相当的勇气，因为她们一进入茶馆，众人的眼光便集中她们身上并将承受无休止的流言蜚语。实际上，各茶馆也竭力争取女客。民国初年，一些茶馆允许女客，但将她们与男客分开。据地方报纸的批评，在一些男女混杂的茶馆，当台上的演出进入高潮时，男人趁机站起来看女客，而一些女客也肆意大笑以引起他人注目。诸如此类的茶馆“混乱”常常引起地方精英对妇女在公共场所的抛头露面的批评。在20年代，随着妇女参加更多的公共活动，一些开明的地方精英开始把妇女的抛头露面与男女平等联系起来，人们也把茶馆作为男女平等的指标，正如一首竹枝词所概括的：“公园啜茗任勾留，男女双方讲自由”。在30年代，妇女进茶馆已不足为奇。
茶客：一个小世界
茶馆可以说是一个纷繁世界的缩影，那里聚集了三教九流和各行各业。例如，茶馆可以是一个“自由市场”，手工匠以及其他雇工在茶馆出卖他们的技术或劳力，小贩则流动于桌椅之间吆喝其所售物品。在西方人的旅行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人急于去茶馆见他们的生意伙伴，小贩用哨、小锣、响板等招徕买主”。一些小贩利用其“绝技”来取悦顾客，如他们可以一把抓出顾客要求的瓜子数量。以此我们可见小贩不仅出售他们的商品，也给茶客们带来了娱乐。茶馆里的水烟贩(成都称“水烟袋”)用其数尺长的“烟枪”提供他们的服务，如果那烟枪还不够长，他们还有备用烟管连接。这样，在一个拥挤嘈杂的茶馆，他们不用移动便可把烟送到顾客面前。
茶馆给许多人提供了生计，手工匠在那里修理扇子、鞋子等各种物品，算命先生在那里预测凶吉，修脚师和剃头匠在那里提供服务。一些乞丐甚至在那里卖“凉风”—给顾客打扇挣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乞讨。当一个乞丐不请自来给一个茶客打扇，如果他觉得舒服而心情不错，便赏那乞丐几个小钱，否则则不耐烦地将其赶走。茶馆中最有趣的职业是挖耳师傅，他用十余种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无所不用其极来使顾客进入一种那以言喻的舒服境界。许多人在茶馆等候雇用，其中许多是来自农村的季节性自由劳动力。一般来讲，同类雇工总是聚集在同一茶馆，如扛夫(当地称“背子”)一般聚在罗锅巷和磨子桥的茶馆，这样雇主很容易找到他们所需的帮手。据一个外国教师的回忆录，当他夫人准备雇一个保姆时，她的中国朋友提议她去“南门外的茶铺，每天早晨许多女人都在那里待雇”。由此可见，甚至许多妇女也使用茶馆作为她们的劳力市场。此外黄包车夫、收荒匠以及厕所清洁工都有自己的“专业”茶馆。
成都人习惯于把茶馆当着他们的“会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为不便，人们便相约在茶馆见。即使无客可会，一有空闲，他们便径直去他们常去的茶馆，不用相约便可见到朋友。据何满子回忆，在30～40年代成都文人有其特定相聚的茶馆，当时他是一杂志的编辑，约稿和取稿都在茶馆里，既省时间又省邮资。居民也在那里商量事宜，外籍教师徐维理(W. Sewell) 写道，当他一个朋友遇到麻烦，他们在茶馆里商量对策。一些组织和学生也 爱在茶馆开会，枕流茶社便是学生的聚会处，文化茶社是文人据点，而教师则在鹤鸣茶社碰头，每到节日和周末，这些茶馆总是拥挤不堪。商人们有其固定的茶馆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馆做成”。粮油会馆以安乐寺茶社为交易处，布帮在闲居茶社，南门边的一个茶馆因靠近米市，便当然成为米店老板和卖米农民的生意场。那些走私鸦片、武器的黑社会则在品香茶社活动。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馆做成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数量非常可观。韩素音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来碗茶’是茶馆中最常听到的的吆喝……，这也是洽谈生意的开端……，地产和商品的买卖都在茶馆或餐馆进行”。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一般只有工人阶级才会在公共场所痛饮，中产或上层阶级都在其住宅、私人俱乐部或上流宾馆品酒。在中国沿海地区，茶馆多为中下层人的去处。但是成都茶馆看起来却具融各阶级一体的特点，因此有人指出，成都茶馆的“优点”是人们间的“相对平等”。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成都茶馆并不像我们从表面看到的那么平等，其实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划分。民国时期关于成都的导游手册也承认茶馆据其顾客的身份分为若干等级，虽然我们不清楚究竟怎样分等，但是根据一些回忆录、旅行记和报刊资料，一般来讲，茶社为街头茶馆，十分简陋，其顾客多为下层人；茶楼、茶园、茶厅条件较优，价钱较贵，因而为中上阶级服务。例如正娱茶园“往来的人也比较上流”，二泉茶馆顾客都衣着体面。舒新城也注意到，在一些茶馆“除了少数时髦女子外，几全为长衫队里的分子，而且以壮年居多数。他们大概在生活上是不生什么问题的。既非求学之年，又无一定之业，于是乃以茶馆为其消磨岁月之地”。 舒新城对这样一批人更有详细绝妙的描述：即使茶馆中的“体面人”也是分档次的：
上焉饮于斯食于斯，且寝于斯；下焉只饮不食，寝而不处。上焉者于饮食之余，或购阅报纸，讨论天下大事；或吟咏风月，诵述人间韵事；或注目异性，研究偷香方法。及至既绝既疲之后，乃颓然卧倒竹椅之上，使一切希望都在南柯中一一实现。等到一梦醒来，不是月已东上，便是日已西沉，于是此日之日课已毕，乃转回家中，吃过夜饭，再进戏院去上夜课。下焉者受经济之限制，不能效上焉者之寝处于斯，但一坐亦可数小时而至假寐。其忍耐力已超过南京人，不过与上焉者相较，未免小巫见大巫之憾耳。
那些穷街陋巷的茶馆总是挤满了衣衫褴褛的的穷人。根据统计，在1931年茶馆大约有500家服务于下层的三、四流茶馆，这些茶馆“多临街觅一铺户营业，排列矮椅矮桌，专供一般推车抬轿，劳动阶级者”。这些茶馆和顾客颇受批评，《新成都》则表达了对他们的同情，指出他们“终日忙碌，到不工作时，唯一消遣场合，调节身心，休养体力，对此劳动者，倒也未可菲薄耶”。虽然一碗茶很便宜，但许多穷人仍难以支付。不过，成都茶馆形成了一个“美俗”--准许穷人喝他人留下的剩茶，称“喝加班茶”，甚至为此还形成了一套规矩。
茶馆政治
任何社会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在茶馆得以体现，茶馆也可称地方的政治舞台。例如1911年保路运动爆发，“成都是一片燥动不安，公园和街上的茶馆里的人们忧心忡忡”。茶馆不再是平静闲聊的地方，而充满着政治气氛，人们在那里讨论时事、宣传演讲、发动民众。由于茶馆是人们公开言论之地，清政府便派出密探收集情报，对此韩素音在她的家史兼自传中便有描述。民国时期，军阀和地方政府也以同样办法对付所谓“破坏分子”。由于政府经常用在茶馆里收集所谓“情报”来惩办它的批评者，为避免招惹麻烦，每一茶馆都有一张“休谈国事”的告白。同时，民国政府竭力把自己的政治输入茶馆，要求茶馆悬挂孙中山和蒋介石头像，张贴国民党的“党员守则”和“国民公约”。这一时期，茶馆的自由闲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受到干扰79。
随着社会和地方政治的变化，茶馆中的娱乐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趋于政治化。过去地方戏剧主要表现情爱、鬼神、忠孝、贞节等传统主题，从晚清以降，此种“永恒”主题开始转变。“政治戏剧”开始进入茶馆。1912年，悦来茶馆上演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川剧《黑奴义侠光复记》，该茶馆在当地报上的广告称：
本堂于戏曲改良，力求进步。现值种族竞争、优胜劣败，是以特排演《黑奴义侠光复记》一部。此剧从《黑奴吁天录》脱化而出，乃泰西名家手编，其中历叙黑奴亡国止惨状，恢复故国之光荣，尤令人可歌可泣，可欣可羡，能激发人种族思想，爱国热忱。
显然，人们对这部美国名著的理解基于中国自己的处境。在辛亥革命之前，此书便已被翻译为中文，革命者曾用其进行反满宣传。这出剧的公演反映了在推翻满清统治之后人们的情感和思想状况。
各社会团体也以茶馆为开会场所，许多重要决定都在那里产生。当保路运动爆发，川督赵而丰实行戒严，不准任何公共集聚，甚至茶馆看戏也被禁止。四川军政府成立之后，此项戒严令并未废除，这直接危及许多人的生计，于是各演出团体在茶馆集会讨论对策。在重开剧院的要求被拒之后，他们便到警察局请愿。茶馆也有自己的行会以组织同行和保护切身利益。20年代初，四川省长杨森主持一项改进成都街道的庞大计划，许多茶馆面临被拆除的危险。店主们吁请行会提供援助，并以罢市作抗议。1928年，因警察强迫征收茶税并殴打、稽捕店主和茶房工人，行会发动罢市要求减税，并派出代表与警察谈判，此举得到广泛的支持。茶馆日益成为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场所。
如果说茶馆内的集体行为是一种“公开的政治”，那么哥老会的茶馆活动便可视为一种“秘密的政治”。哥老会在四川称“袍哥”，在清代其活动便被禁止，严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其产生出一套独特的规则和行为方式。民国时期其势力达到登峰造极。袍哥的公口大多设在茶馆，一些茶馆实际上即为袍哥所开。人们经常可见茶馆外挂有牌子或灯笼上书“某某社”或“某某公口”，这必是一个袍哥会址无疑，其收入也多用于公口经费。袍哥利用茶馆开展各种活动，在中元节、团圆会、关帝会都有庆祝活动。此外，有的公口每三五天召集成员开会议事，由于提供免费茶水，所以参加者踊跃，此活动称为“茶哨”83。即使有些茶馆不是公口，但店主也多加入袍哥以求保护。一些地方强人和地痞经常勒索茶馆，若有不从则有可能遭致骚扰甚至更大的灾祸，而与袍哥、军阀或其他地方强人有关系的茶馆却无此虞。
茶馆是袍哥最便于联络的地点。在茶馆里在人们经常可见一些客人举止神秘，他们多半与袍哥有关。如果一个袍哥犯事在逃，到省城后即先到他要联络的茶馆，找一空桌坐下并要一碗茶，从其举止“茶馆老板便知道其中文章，立刻遣人请公口管事。管事则向来人提问，回答必须准确恰当”。他们联络最常用的方法是摆“茶碗阵”，这实际是一种密语，外人不知其意。例如，管事把自己的茶碗正对来客的茶碗，这称为“仁义阵”或“双龙阵”，一首诗云：“双龙戏水喜洋洋，好比韩信访张良，今日兄弟来相会，先饮此茶作商量”。如果来客请求帮助，他将摆一个“单鞭阵”，即一个茶碗对一个茶壶的嘴。如果主人同意相助，便饮下那碗茶；若拒绝，则将茶泼在地上。
茶馆中的公共生活既反映社会和谐亦表现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既可因阶级利益、意识形态，亦可为鸡毛蒜皮，而且更多地起缘于后者。茶馆里由于过于拥挤引起纠纷，冲突不时发生在顾客之间。例如一个顾客离座一会儿，回来时其位已被他人所占，一场争执便可由此而生。因此警察作出规定，即便客人已离位，若茶碗仍在桌上，其座应予保留。冲突也可因赌博或言语不周而起。茶馆本身也常与戏班、顾客、房主发生纠纷。普通人也经常为生计而钩心斗角85。茶馆可以是阶级斗争的舞台，也成为是同一阶级内部争斗的场所。茶馆总是面临小偷的问题。上挡次的茶馆都用景德镇所产茶碗，一个便价值不菲，可换若干天饭食，因而偷茶碗之事屡见不鲜。但偷者一旦被抓则被严厉惩罚，此类事件给茶客们看热闹的机会86。有一次，200多士兵因一纠纷在悦来茶馆肆意乱砸，茶馆可以严惩无权势的穷人，面对这些肆无忌惮的士兵却无能为力。在民初，由于社会动乱和政府控制不力，茶馆中的冲突和暴力明显增加，虽然人们挡不住茶馆的诱惑仍每天去茶馆喝茶，但他们已很难找到一个平静的世界。地痞流氓在茶馆胡作非为，年青妇女受到骚扰，杀人和集体暴力也时有发生87。茶馆亦成为那些横行霸道的豪强展示其权力的地方。
自从晚清以来，茶馆便一直被地方政府批评为“秩序不良”之地，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名对其进行控制。正如西方城市中“娱乐的商业化被批评为浪费时间”，成都的茶客们亦被指责为反映了中国人的“惰性”。当局认为茶馆是一个谣言肆虐、百弊丛生的地方，也有人指责茶馆是使学生荒废学业的罪魁祸首，茶馆中的传统表演更被批得一无是处。在民初，“中国警察介入市民社会代表着国家企图建立一种新文化的努力”，各种限制规则层出不穷，茶馆总是首当其冲。1903年，刚建立的成都警察便公布了茶馆规则。1916年警察制定新的控制条文，申明任何表演都不得有“淫荡”的语言和动作，否则将被禁止；同时还规定茶馆演戏夏秋两季必须在十点以前结束，春冬两季在九点以前停止。1921年当局以相声使用过多“下流”和“肮脏”的言辞禁止其在茶馆演出。1926和1932年又两次公布卫生规章，不许任何肺痨、性病以及其它传染病患者在茶馆打工；要求茶馆桌椅、茶具保持清洁；茶馆必须配备痰盂，人们不得随地吐痰，厕所不得有臭气。
在30年代，当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大众娱乐日益被国民党政府所控制，成都茶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地方政府认为一些地区茶馆过剩，制定新规章，只准每个公园保持一个茶馆，勒令关闭一批，并缩短营业时间为每天六个小时。40年代，一个包括茶馆数量、营业时间和顾客容量等更为激进的控制计划被提出。然而，此计划遭到包括改良人士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反对，因为这极大地扰乱了民众传统的公共生活。如果说晚清各种改良基本都得到了城市精英的热忱支持，但民国政府这时得到的多是消极反应。茶馆控制中地方改良人士的不合作态度明显地反映了地方社会与政府之间的鸿沟正在逐渐扩大。
虽然政府不断对茶馆施加压力，茶馆则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从晚清以降，即使“封建”和“淫荡”的戏被禁止，但事实上此类演出从未真正消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晚清的改良茶馆“可园”，在民初则被指责为上演“淫戏”。在1932年，全成都只有一个茶馆按规定将上演的剧目送政府审查，其它则甘冒惩罚之危险隐而不报。为何这些茶馆愿挺而走险？道理很简单，它们是由利益所驱使，因为所谓“淫戏”吸引更多的观众，特别是当经济不景气时，这些剧目经常是它们生存的法宝。整个民国时期，政府控制和大众需求之间总是充满着矛盾。茶馆不仅藐视规章，而且扩展它们的范围进入街道、公共场地和公园。特别是在夏季，街头和公园的树荫是摆茶桌的最佳地点。1929年，政府不再允许这种行为，这导致了少城公园、中城公园以及支矶石公园的茶馆联合上书，要求维持这种由来已久的习惯，并称这项限制将使茶馆生意陷入困境。茶馆禁赌也行之有年，但民国以后逐渐形同具文，茶馆赌博开展得如火如荼。妓女被禁止进入茶馆，但她们甘冒被当众出丑甚至被捕的危险而经常出现在这些地方。
不过应当看到，随着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社会过渡，茶馆也不可避免的发生着变化。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茶馆更多地卷入公共事务，参加地方和全国的慈善活动，并借此提高其社会声誉。辛亥革命前后，可园、悦来等茶馆便多次组织慈善演出以支持甘肃、河南等省的赈灾以及地方的公益事业。茶馆也力图改变其面貌以迎合时尚，如一些茶馆引进新的娱乐方式。1912年陶然亭茶馆开张，特设有一球房，据称是要提倡西方“文明”、“健康”的娱乐，还提供电话、报纸和食品等服务。悦来茶馆是成都新式娱乐的先驱，当然也不甘人后，它首次把话剧引入成都的舞台。这些成都茶馆的新变化，虽然追求经济利益是直接动因，但亦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
茶馆同时在发展人们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茶馆就是一个“民事法庭”。在成都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市民间的冲突一般不到法庭解决，而先依靠社会调解，而这个社会调解便是在茶馆进行的，称为“茶馆讲理”或“吃讲茶”。茶馆讲理一般是双方邀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在地方有影响的人物作裁判，这也就是过去成都为何“实在的斗殴少有发生”的主要原因。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描写了这样一个调解人：“新老爷是前清科举时代最末一科的秀才，当过十年哥老会的头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他已经很少过问镇上的事情了。但是他的意见还同团总时代一样”。
据传教士的观察，“一旦纠纷发生，人们即往茶铺讲理，众人边喝茶边聆听陈诉，许多愤恨也随之消弥。最后，由错方付茶钱”。结果，一些人成为“专职”的茶馆调解人。李劼人在《暴风雨前》以其讥讽的语调描述了成都茶馆讲理的情景：“假使你与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个曲直，争个面子，而又不喜欢打官司，或是作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尽可邀约些人，自然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你的对方自然也一样的，----相约到茶铺来。如其有一方势力大点，一方势力弱点，这理很好评，也很好解决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势弱的一方说一阵，就算他们理输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几十桌的茶钱一并开销了事。
吃讲茶有时也可能酿成斗殴及伤亡，茶馆也因此遭殃。当此不幸发生，街察和保正将出面处理，参与打斗者将赔偿茶馆损失。晚清成都警察建立以后，茶馆讲理被禁止。按照李劼人的讥评，这恐怕是巡警道周善培最早带给人民的不便，因此他颇遭成都人的愤恨。很难说此论是否中肯，至少从其他一些资料证明茶馆对此颇为担忧，他们曾联名吁请警局分清“吃讲茶”和茶馆闲聊之区别，以免影响生意。
人们把判决的权力交给那些仲裁人，表明了他们对政府和官员的不信任，在成都这可能便是非官方力量的增长。一些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如冉枚烁（Mary Rankin）和罗威廉（William Rowe）强调了太平天国后精英活动的剧烈发展，包括赈济、社仓、慈善、地方设施的建设等，他们在19世纪下半叶对地方事务的积极参与，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他们的分析却没有把精英主持茶馆讲理包括在内。冉枚烁、罗威廉和史大卫（David Strand）运用“公共领域”的概念分析社会的转化，但黄宗智（Philip Huang）建议使用“第三领域”的概念去讨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黄宗智通过对清代民事诉讼的研究，发现许多诉讼在由知县正式审判前都由地方官、社区以及宗族等各方面参与的调解而解决了。他指出清代民事诉讼在知县正式审理前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这种形式实际上在清代便已“半制度化”(semi-institutionalized),成为“司法体系中第三领域的重要部分”。但是黄宗智没有提到，实际在知县调处阶段、即在一个民事诉讼形成之前，还有一个更为基础的阶段—社会调解，更多的纠纷在形成诉讼以前，便由“吃讲茶”在茶馆里由民间形成的“民事法庭”而解决了。
当然，这种茶馆讲理的活动也出现在中国其它地方，并且已经成为社会自我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另一研究已经指出，在传统和早期近代中国城市中，国家对社区生活的影响甚微，从而为地方精英参与地方事务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他们的社会活动成为地方社区社会生活稳定的基础。茶馆讲理之所以广泛流行，正是人们认为在这样一个公共场所，在众人眼光下的仲裁要比国家权力机构要公平得多。因此，“吃讲茶”便成为“调解”的同义词。另外，在公众眼睛下的调解，也不易发生暴力事件。另外，当调停不是成功的时暴力是更不可能的发生在那里。因此，这种活动自清末以来便被地方当局禁止，但仍经久不衰。
结论
西方历史学家对早期近代欧美的公共场所像咖啡馆、酒吧等进行过相当深入地的研究，他们特别注意人们的“公共生活”--即人们在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动，认为这些地方给朋友和不相识的人提供了社交场合。这种消闲商业以服务顾客为宗旨，并不一定只为上层服务，工人阶级也是他们争取的目标。这些公共场所实际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而且经常卷入政治和阶级斗争。因此，它们也往往成为社会改良和社会控制的对象102。在中国，城市精英和政府总是寻找一切机会去影响下层民众的价值观念和公共行为。由于他们不满像茶馆这样的公共空间的传统利用，因而企图通过改良茶馆和茶馆文化来加强控制，并重新建构公共空间和“教化”下层民众。
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长期以来，茶馆被不仅被当时精英而且尔后的学者误解为鼓励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其受指责最多的便是致使人们浪费时光，但人们忽视了其多层次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功能。社会的演进总是伴随着时间概念变化，但这种时间的新概念也仅限于受西方影响的新式精英。大多数一般市民仍保持着传统的时间观念，怎样利用他们的时间取决于他们的个人习惯、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等等因素。在茶馆里，一个学者可得到写作的灵感，一个商人可做成一笔生意，一个学生可学到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一个秘密社会成员可建立与其同党的联系，一个苦力可找到他的雇主，更不用说小贩、艺人、手工匠依靠茶馆维持生计。因此，“有闲”和“有忙”在不同的时间可以是交替的角色，茶馆为两者都提供了可使用的空间。即使是在许多“现代”娱乐场所出现以后，茶馆仍然是大多数市民最能承受的公共生活空间。
怎样评价和处理茶馆这个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场所总是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但是，从晚清到民国政权，都未找到一个成功的办法。它们把控制和改造茶馆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环，但是其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城市改良精英对大众文化的认识较政府更全面和深刻，因此他们在对待茶馆问题上与政府持不同的态度。如果说政府以控制和打击为主要手段，那么精英虽然也批评茶馆的弊病但亦深知其社会功能，所以他们不赞成政府的激进改革，这可能也是为何政府的行动总难以奏效的原因之一。从表面上看，茶馆以及茶馆文化是很脆弱的，总是被限制和被打击，然而，茶馆最终得以幸存并仍然是城市日常生活中最活跃的部分，充分显示了其极为茂盛的生命力。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观察近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演变固然十分重要，但如此的角度往往会使研究者忽视演变的具体条件、过程以及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的特点。对于成都茶馆的微观研究，使我们能把视线集中在一个特定城市的特定领域，犹如在显微镜下把观察的对象放大，集中精力剖析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某一方面，从而得到宏观史学所难以企及的对社会的细微理解和精确把握。这种成都茶馆所看到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与地方社会和政治的密切关系，无疑也同样出现在其他中国城市之中，尽管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可以说晚清民国成都茶馆所呈现的社会场景和活动着的各种人物，即便不能完全反映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丰富多彩，也的确体现了社会、政治和文化一般演变趋势，因而不失为一个分析的典型。对其研究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社会、大众文化、公共生活以及与地方政治复杂关系的深刻理解。
作者说明：本文的部分内容曾发表《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和日本《中国社會と文化》第19号上（2004年）。但本文与以上两文在内容上都有较大不同。本文也是我“20世纪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两卷本著作第一卷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1900-1950的一个部分，这个研究得到了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ACLS)、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NEH）和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资助。